走进非洲人的生活

　　20年前，我已经走过非洲大陆的30多个国家，其中一些去过十几次，因此非洲让我或多或少有一种“家”的感觉。
　　第一次到非洲，我去了布隆迪和卢旺达。晚上寄宿在荆棘丛林中的人家，就睡在地上。凌晨一两点时，我们受到了殷勤的款待——当地人为我们摆好餐具，然后开始宰杀、烹饪母鸡，大约4点的时候，将鸡肉端到了我们手里。我由此开始了解非洲人的时间观念，也开始学习两件事：耐心和闲谈。
　　接下来的3个星期，我都在刚果的布拉柴维尔度过，与《非洲青年报》的刚果同事J.-B.Thiam结伴旅行。我每天在Thiam的母亲家里用餐，也结识了他的不少朋友。我聆听他们的述说，耐心学习如何融入他们。Thiam是非洲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Seigneur Rochereau的好朋友，也是刚果歌手M’Billia Bel的朋友，我们每天晚上在音乐厅后台或酒吧畅谈，我因此对非洲音乐界有了一定了解。
　　去非洲的次数越多，我的感觉越良好。我甚至觉得，非洲乡村的生活与我在法国乡村Berry的童年生活十分相似。我的外公是个农民，他的餐桌上总是留有一盘加盖的食物，以防有朋友在饭点时分来访却还没有用餐，这与非洲人的待客之道有点相像。在我记忆中，Berry的村民对于土地和牲畜的忧虑，并不亚于西非布基纳法索的农民。
　　穿越宽果河（Cuango）时，我不禁想起童年时参与捕猎的那几个夜晚，如何在父亲的指导下把捕鱼篓从水中捞起。晚上偷偷越过阿尔及利亚边境打算去加入尼日尔图阿雷格族的反抗组织时，也让我想起夜间散步去收集捕鸟笼的日子。
　　我就是在类似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這一点帮助我更直观地了解非洲和非洲人。

不可毁灭的力量

　　我在非洲参加了许多神奇而特别的宗教仪式。在布基纳法索的时候，Boni村的村长Panga邀请我出席Masque部族首领的葬礼，接连几天，我都用相机客观地记录着那些严肃、隆重、神圣的仪式的全过程，希望借此让当地人接受我的摄影作品。最重要的日子来临了，盛大的面具游行正式开始。Panga说，游行队伍最前面那个小小的面具拥有巨大力量，我不能正眼看它。我遵守了这个规定，从它后面通过。但我打断了面具队伍，游行突然停止，一个“审判员”来到我面前。Panga说他不能再偏袒我了，我必须为违反禁令支付一笔罚金，用于资助祭祀活动；如果我不接受惩罚，他本人就必须为今后所有影响村庄的灾祸负责，包括干旱、疾病、歉收等等，因为他让一个外国人触犯了能主宰集体生活的法律。 　　其实，非洲并不是一个容易接近的地方，虽然它神奇而迷人，但我也难以忘记那些花费在政府部门办理各种手续（有一些是为了解决根本不存在的问题）的时间，以及因为拍照（哪怕只是一张简单的风景照）而遭到的无数次质询。有时我还不得不安抚发怒的当地军人，他们会瞪大眼睛用武器威胁我。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的只有保持耐心与和气，还得用点小幽默，以缓和眼看就要失控的局面。
　　在某些情形下，我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想起Bati营地里那些逃避干旱的埃塞俄比亚农民，每个夜晚，他们之中都会有60多人耗尽生命的最后一点气息；清晨，母亲们拽着我的裤脚朝我哭喊她们的绝望，请求我拍摄他们刚刚去世的孩子。
　　然而，非洲大地充满了勇气和坚毅，总有一种不可毁灭的力量让人重新振作起来，它让我想起脚步踉跄却坚持战斗的拳击手。
　　对我而言，印象最深的一堂有关生命力量的“课程”，发生在1990年内战时期的莫桑比克。当时我正在维兰古洛斯村（Vilancoulos）一所医院的病房里，一个男人坐在病床上。前一天晚上，他和同伴走入战场，被敌方抓住，同伴被杀害，他自己则被残忍地割去了生殖器官，敌人借此来警告村里其他男人不合作的下场。面对这个男人，我感到震惊和不知所措，他却微笑着说：“我所遭受的让你觉得很残酷，但如果真的发生在你自己身上，你又能怎么办呢？”从他的笑容里，我看到了生存的意志，并被这种力量所折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