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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征是我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它途径江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多个省份，总历程25000多里，以三大主力分别在陕北和甘肃会宁会师而胜利告终，本文将按行军地域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部分分别加以浅述，而饮食供应作为后勤保障工作中的重要一环，通过对当时的饮食供应状况的探究，可以对整个长征时期的后勤保障工作有着更清晰的认识。
一.湖南篇
1934年11月5日至8日，红军突破了国民党部队在广东仁化至湖南汝城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境内，在这期间发生了著名的“湘江战役”，这场战役后，红军虽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惨重，中央红军数量从八万人锐减至三万人。
红军在湖南地区的饮食保障方面，大多数情况下是短缺与贫乏的，曾经担任过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的李一氓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的队伍管理比较严格，每一个伙食单位必须在一个名为‘供给部’的领导下活动，我记得当时途径湖南的时候，在一个小村子里，我们第一次分得了很多塘鱼，那个味道真是鲜美极了”[1]。此外，王东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红六军团进入湘中盆地后，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除去大量的银元、金子和军被服等，还缴获了大量的备粮和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办盐仓，在部队得到补充之后，红六军团将没收来的盐庄廉价出售给群众，这样不但解决了红军的供给问题，而且还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使得红军长征的继续得到了有力的保证”[2]，这说明，红军在湖南境内行军时，不但缺乏必要的营养来源，而且在国民党对于苏区的封锁之下，盐—这一身体必需品也严重缺乏。
二.云贵篇
在通道会议后，红军于1934年12月13日占领了贵州黎平，次年1月7日武装占领遵义县城，并于接下来的15至17日召开遵义会议，大会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四渡赤水”之后，红军于4月8日继续南进，并于4月23日越过平彝黄泥河，分两路进入云南，在云南地区行进时，发生了著名的“金沙江战斗”，在渡过金沙江后，红军顺利进入四川境内。
在云贵地区的饮食保障方面，大多数时期供应还是相对较充足的，肖锋将军在他的《长征日记》中提到，“1934年12月30日，我们占领了遵义余庆县，我团和师部进驻城内，由师部和民运科统一打土豪，该县城有商户四十五家，其中地主经营的有二十五家，另有官僚地主八户，打土豪共分得二十五头猪、三百多只鸡、鸭，准备好好吃一顿”[3]。此外，郭淼在《长征中红军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一文中也提到，“4月，当中央红军行至昆明马龙县时，截获了大批龙云送给薛岳的物资，除满载的地图外，还有云南白药、宣威火腿和普洱名茶等地方特产，除此之外，还缴获了一大批军粮，在部队经过云南省宾川地区时，经过牛井街时，街上的小贩都会卖食品给红军，红军购买的物资中除了甘蔗、黄果，还有糖水、腌菜等”[4]，说明当时宾川地区物资供应相对充足，并且种类多样，而红军也有足够的资金购买食品，但是，红军部队在贵州行军时，仍然遭遇了饮食补给方面的困难，赵镕在他的《长征日记》中写道，“1935年1月初，部队进入遵义湄潭县境内，虽然这里的物价比较便宜，部队补充了大量的白米和猪肉，但是蔬菜短缺，部队不得不自己组织生豆芽、磨豆腐、找野菜，才解决了蔬菜不足的问题”[5]。
三.四川篇
1935年5月，在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召开会理会议，5月29日，红军占领泸定桥，这就是著名的“飞夺泸定桥”，攻占泸定县城后，陈云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接下来的6月，红军分别翻越了夹金山和梦笔山两座大雪山，进入松潘草地，在经历艰苦卓绝的行军之后，红军终于于8月底走出了松潘地区，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对于在四川地区的饮食保障方面，肖锋将军《长征日记》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当红军进入草地后，“中午到达前湖时遇到大雨，把干粮打湿了，抓来就吃，8月24号早晨起来时，肚子很饿，原本青稞炒粉被雨淋成了疙瘩，只能用水泡开，加上几片肉干充饥，随着行程的深入，粮食吃完了，野菜甚至也啃光了，大家只能把皮带和旧牛皮鞋用水泡后煮了吃，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有的战士喝了几口便立即肚子发胀，甚至死去”[3]，同时，王东也提到，“当干粮吃完后，战士们不得不寻找野菜来充饥，像水芹菜、马齿菜、茴菜、树叶和树皮等，很多战士因误食毒草而死去”[2]。另外，在中央档案馆编著的《红军长征档案史料汇编》中，也提到了朱德总司令对筹粮问题的指示，这份电报对一、三、五、九军团及四方面军的筹粮地区分别进行了安排，并交代“各部队应尽一切可能，派遣部队在规定地区征收麦子、包谷、杂粮、油、盐、牛羊等食物”，并且对每位战士的食量进行了分配，“每日改成两餐，一稀一干，严禁浪费粮食，违者重罚”[6]，说明这一阶段的饮食后勤供应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短缺和严峻的程度。
四.甘肃篇
在红军打开进军甘南的门户之后，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来到了陕北吴起县，这期间，红军途径哈达铺镇，而对于在甘肃境内的饮食保障方面，杨成武在他的笔下提到“我们这些战士很久没见到大米白面了，一闻到饭香，顿时胃口大开”[7]，同时，全军上下每人还发了一块大洋用于改善伙食[8]，此外，岳仲连还回忆道“当地群众对我们很友好，还给我们送来了豆面还有其他杂粮盐巴等，这是断粮很多天后第一次吃到五谷”，肖锋将军在《长征日记》中也提到，“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信心骤增，晚上我们吃了一顿红烧肉，次日打土豪，获得四头猪，七千多斤麦子，还分给农民两千斤，另一同志打了两家土豪，得来的五只鸡、四只猪，全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邓小平部长的公务员是四川人，还专门为我们做了辣子鸡”[3]。由此可见，哈达铺作为行军过程中为数不多较为繁荣的市镇，给红军的饮食后勤供应提供了难得的补充。
五.結语
本篇通过对长征途中四个不同的地域分别加以叙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虽然在大多数行军时间段，例如在一些地理环境较恶劣的地区，如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四川境内的雪山和草地之时，红军的饮食后勤保障较为紧缺，有时甚至需要强行征粮和自发蔬菜来满足部队的供给需要，但是在红军所行之处，仍然经过了一些较为富裕的城镇，例如在贵州的遵义和甘肃的哈达铺，在这些地区物资供应比较充足，并且种类多样、营养丰富，红军们都可以充分的补充体力。因此，通过对这一时期红军饮食后勤供应状况的窥探，我们可以得知，这一时期整个的后勤保障工作呈现出整体贫乏，且时间、空间上严重分配不均的特点。
参考文献
[1]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M].人民出版社，2001年.
[2]王东.红军长征中物资供给保障工作探析[J].历史教学，2006（10）.
[3]肖锋.长征日记[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郭淼.长征中红军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J].党史论坛，1996（05）.
[5]赵镕.长征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6]中央档案馆.红军长征档案史料汇编[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
[7]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铁流汇陇原[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
[8]李荣珍宛志亮.论哈达铺在红军长征中的重要历史地位[J].档案，2021（04）.
作者简介
赵力潇（1995-），男，汉族，陕西省汉中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研究方向：世界地区与国别史
一.湖南篇
1934年11月5日至8日，红军突破了国民党部队在广东仁化至湖南汝城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境内，在这期间发生了著名的“湘江战役”，这场战役后，红军虽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惨重，中央红军数量从八万人锐减至三万人。
红军在湖南地区的饮食保障方面，大多数情况下是短缺与贫乏的，曾经担任过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的李一氓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当时的队伍管理比较严格，每一个伙食单位必须在一个名为‘供给部’的领导下活动，我记得当时途径湖南的时候，在一个小村子里，我们第一次分得了很多塘鱼，那个味道真是鲜美极了”[1]。此外，王东在他的文章中提到，“红六军团进入湘中盆地后，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地主豪绅，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除去大量的银元、金子和军被服等，还缴获了大量的备粮和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办盐仓，在部队得到补充之后，红六军团将没收来的盐庄廉价出售给群众，这样不但解决了红军的供给问题，而且还赢得了群众的支持，使得红军长征的继续得到了有力的保证”[2]，这说明，红军在湖南境内行军时，不但缺乏必要的营养来源，而且在国民党对于苏区的封锁之下，盐—这一身体必需品也严重缺乏。
二.云贵篇
在通道会议后，红军于1934年12月13日占领了贵州黎平，次年1月7日武装占领遵义县城，并于接下来的15至17日召开遵义会议，大会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对于红军的领导地位，在“四渡赤水”之后，红军于4月8日继续南进，并于4月23日越过平彝黄泥河，分两路进入云南，在云南地区行进时，发生了著名的“金沙江战斗”，在渡过金沙江后，红军顺利进入四川境内。
在云贵地区的饮食保障方面，大多数时期供应还是相对较充足的，肖锋将军在他的《长征日记》中提到，“1934年12月30日，我们占领了遵义余庆县，我团和师部进驻城内，由师部和民运科统一打土豪，该县城有商户四十五家，其中地主经营的有二十五家，另有官僚地主八户，打土豪共分得二十五头猪、三百多只鸡、鸭，准备好好吃一顿”[3]。此外，郭淼在《长征中红军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一文中也提到，“4月，当中央红军行至昆明马龙县时，截获了大批龙云送给薛岳的物资，除满载的地图外，还有云南白药、宣威火腿和普洱名茶等地方特产，除此之外，还缴获了一大批军粮，在部队经过云南省宾川地区时，经过牛井街时，街上的小贩都会卖食品给红军，红军购买的物资中除了甘蔗、黄果，还有糖水、腌菜等”[4]，说明当时宾川地区物资供应相对充足，并且种类多样，而红军也有足够的资金购买食品，但是，红军部队在贵州行军时，仍然遭遇了饮食补给方面的困难，赵镕在他的《长征日记》中写道，“1935年1月初，部队进入遵义湄潭县境内，虽然这里的物价比较便宜，部队补充了大量的白米和猪肉，但是蔬菜短缺，部队不得不自己组织生豆芽、磨豆腐、找野菜，才解决了蔬菜不足的问题”[5]。
三.四川篇
1935年5月，在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召开会理会议，5月29日，红军占领泸定桥，这就是著名的“飞夺泸定桥”，攻占泸定县城后，陈云被派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接下来的6月，红军分别翻越了夹金山和梦笔山两座大雪山，进入松潘草地，在经历艰苦卓绝的行军之后，红军终于于8月底走出了松潘地区，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
对于在四川地区的饮食保障方面，肖锋将军《长征日记》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当红军进入草地后，“中午到达前湖时遇到大雨，把干粮打湿了，抓来就吃，8月24号早晨起来时，肚子很饿，原本青稞炒粉被雨淋成了疙瘩，只能用水泡开，加上几片肉干充饥，随着行程的深入，粮食吃完了，野菜甚至也啃光了，大家只能把皮带和旧牛皮鞋用水泡后煮了吃，草地上的水大多有毒，有的战士喝了几口便立即肚子发胀，甚至死去”[3]，同时，王东也提到，“当干粮吃完后，战士们不得不寻找野菜来充饥，像水芹菜、马齿菜、茴菜、树叶和树皮等，很多战士因误食毒草而死去”[2]。另外，在中央档案馆编著的《红军长征档案史料汇编》中，也提到了朱德总司令对筹粮问题的指示，这份电报对一、三、五、九军团及四方面军的筹粮地区分别进行了安排，并交代“各部队应尽一切可能，派遣部队在规定地区征收麦子、包谷、杂粮、油、盐、牛羊等食物”，并且对每位战士的食量进行了分配，“每日改成两餐，一稀一干，严禁浪费粮食，违者重罚”[6]，说明这一阶段的饮食后勤供应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短缺和严峻的程度。
四.甘肃篇
在红军打开进军甘南的门户之后，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来到了陕北吴起县，这期间，红军途径哈达铺镇，而对于在甘肃境内的饮食保障方面，杨成武在他的笔下提到“我们这些战士很久没见到大米白面了，一闻到饭香，顿时胃口大开”[7]，同时，全军上下每人还发了一块大洋用于改善伙食[8]，此外，岳仲连还回忆道“当地群众对我们很友好，还给我们送来了豆面还有其他杂粮盐巴等，这是断粮很多天后第一次吃到五谷”，肖锋将军在《长征日记》中也提到，“毛主席的指示，使我们信心骤增，晚上我们吃了一顿红烧肉，次日打土豪，获得四头猪，七千多斤麦子，还分给农民两千斤，另一同志打了两家土豪，得来的五只鸡、四只猪，全用来改善我们的生活，邓小平部长的公务员是四川人，还专门为我们做了辣子鸡”[3]。由此可见，哈达铺作为行军过程中为数不多较为繁荣的市镇，给红军的饮食后勤供应提供了难得的补充。
五.結语
本篇通过对长征途中四个不同的地域分别加以叙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虽然在大多数行军时间段，例如在一些地理环境较恶劣的地区，如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四川境内的雪山和草地之时，红军的饮食后勤保障较为紧缺，有时甚至需要强行征粮和自发蔬菜来满足部队的供给需要，但是在红军所行之处，仍然经过了一些较为富裕的城镇，例如在贵州的遵义和甘肃的哈达铺，在这些地区物资供应比较充足，并且种类多样、营养丰富，红军们都可以充分的补充体力。因此，通过对这一时期红军饮食后勤供应状况的窥探，我们可以得知，这一时期整个的后勤保障工作呈现出整体贫乏，且时间、空间上严重分配不均的特点。
参考文献
[1]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M].人民出版社，2001年.
[2]王东.红军长征中物资供给保障工作探析[J].历史教学，2006（10）.
[3]肖锋.长征日记[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郭淼.长征中红军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J].党史论坛，1996（05）.
[5]赵镕.长征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6]中央档案馆.红军长征档案史料汇编[M].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年.
[7]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铁流汇陇原[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
[8]李荣珍宛志亮.论哈达铺在红军长征中的重要历史地位[J].档案，2021（04）.
作者简介
赵力潇（1995-），男，汉族，陕西省汉中市人，在读硕士研究生，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研究方向：世界地区与国别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