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理性主义在近代得以张扬以来，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直接后果就是一方面破除了文化的神圣性和神秘性，把文化还原为人的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力图清除文化中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认为理性能够澄清文化并能够预言文化的发展变化，从而把变化万千的文化现象化约为观念自身的逻辑运动，抽象为结构、规律和因果关系，以此来“合理”地解释并预言文化的发展。在这种合理的解释中，我们不仅有能力发现文化的全部，用规律、必然性和因果关系来说明过去、现在的人类文明和人类存在，而且可以预言人类文化的未来走向。
　　这种倾向导致人们对文化的解读等同于规律、必然性和因果关系构成的客观的、实用的知识。当现代的人们将这种知识等同于文化，尤其是把人类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具有客观性、工具性和逻辑性的经验知识系统当做人类文化的全部的时候，那种认为只要掌握一定的有用的知识就等同于拥有文化的观念，那种认为拥有了知识就意味着人整体素养提高的看法，在现实社会和生活中被人们广而告之，被人们广泛地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文化意蕴从来都是社会成员从社会实践中学得的所有认识、感受与体悟的综合整体，它应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以及其他能力与习惯，而不仅仅是实用的知识，它包含着更为广泛的意义和价值。
　　但当人们把文化等同于客观性、工具性和逻辑性的实用知识的时候，尤其是在当前具有这种客观性、工具性和逻辑性特点的科学知识以及这种知识物化的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和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候，这时文化在人们的眼中就容易被狭隘地理解和化约为科学和工艺，科学知识和技术成为文化的唯一呈现和表达的方式而在文化中独领风骚，居于统领的地位，施展着自己的拳脚而无它者存在的空间。因此在这样的文化诉求下，科学的知识成为最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对社会最有用的知识，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促使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判断事物是否合理性的准则和科学技术在运作过程中所遵循的消耗最小的能量而获得最大的输出的效率原则，成为了人们追求知识和接受教育的行为指南。当这种知识诉求与市场经济的取向有着某种共同性的时候，教育在某些人的眼中成为了能够直接生产金钱和社会地位的“知识工具”。因此教育应向学生灌输更多实用的知识，把学生培养成为一个对社会生活直接有用以适应现实社会选择的人。教育进入市场，就必须以高价的商品实现成为其倾力追求的主要目标，从而导致教育呈现出功利化的取向。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学生在知识的获取过程中自然追求知识的实用性，在学习的过程中关心的问题不再是“这是真理吗?”而是“这是否有什么用?”这句话意味着：“这种知识有没有销售市场?”“我接受这样的教育是否能够在市场的竞争中居于一个优势地位?能够卖一个好的价钱?”由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人已不把自己作为活生生的人看待，而把自己作为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交换的需要成为了人们身上的内驱力。“他的目标是在市场上成功地出卖自己。”他的身体、头脑和灵魂就是自身的资本；他在生活中的学习和工作，接受的教育就是人们进行的更有效投资，以便使这种投资能够增值、生利；人的情感、品质、人格、技术、知识都融化在商品之中，转化为就业市场上的高价格劳动力商品，以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在这里，人的自我价值的高低取决于在市场上交换的价值，如果在市场上不能够进行顺利的交换，把自己顺利的卖掉，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人只是一味地适应外界的需要，满足外在的要求，人体验不到自我的存在，人的自我在这种成功的交换过程中消失殆尽，蜕变为“忘我”的物品。
　　这种对文化的解读隐没了文化和知识，尤其是文化与实用知识之间的界限，从而导致了教育在内容的取舍上的功利倾向，导致现实中的教育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用知识的传授代替受教育者个体内在世界的发展，以公共的外在意识代替个体的自我意识，只注重外在社会需要的满足。这种偏颇的教育以不断的舍弃受教育者个人具体而丰富、有局限但又真切的直接经验，代之以对社会发展极为有用的通用符号概念；只注重对实用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真正领先一步的应是特定个体的价值关照；把受教育者个体不可重复的动态、感性的认识凝固为可以重复的、静态的、知性符号的认识，窒息了生动活泼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从而迫使情感作为包袱被精简掉，把不可重复的个性的培养淹没在满足外在需求的社会职能之中。这种教育使受教育者过度迷津于外在知识和抽象符号中无从自我把握，把外在、异己的知识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使受教育者个体在片面强化的“符号功能”面前凸现出内在体验的贫乏；使受教育者成为实用知识的负载体，而难以培养作为人的完整人格，难以使求真、求善、求美在教育中实现浑然一体，使受教育者个体在真、善、美三个维度上得到充分的发展。
　　合理、正当的教育本来是扩大人们的思想和提高人的内在品质的催化剂，是作为促进个体的自主性得以张扬的育人活动，但在当今教育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操纵机构，削弱了人们的想象力、独立判断力。本应旨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非人化的过程，这种过程表现为教育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在这种教育的“关照”下，人的异化现象在教育生活中频频地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教育本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在这成为了最终的目的，作为人与人之间联结纽带情感和友好的朋友关系渐渐蜕变为一种赤裸裸的相互利用的物与物的关系。人们受经济利益的动力驱使，都力图通过“有效”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人们遵循的原则是“人人为自己、上帝才为大家”的利己主义原则，在这样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人们遵循的游戏规则是“人人挤我，我挤人人”的为人处世原则。
　　当前在教育的考试中出现的种种考风考纪问题，无不与这种对文化的误读导致教育的迷茫，从而进一步导致人的异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把推动社会发展的文化仅仅解读为对社会发展有用的实用知识，因此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社会对人才素质的规范化，各行各业对人才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之一的考试，在现实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为了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各种不同需求，考试的类型出现了多样化，有学历考试、非学历证书考试、职业技能考试、合作考试、委托考试等，而且考试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便是这种文化意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制度化的体现。
　　人们为了在社会的发展中居于一个优势地位，关键的法宝就是在这种考试之中取得一个好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受利益的驱动，违纪舞弊事件也就在所难免。而且人们违纪舞弊的手段也会随着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大呈现出新的特征，以前违纪舞弊形式主要是夹带、抄袭等，现在则普遍利用现代信息化手段：以前违纪舞弊以个人居多，现在更多的是集体违纪舞弊：以前违纪舞弊的目的主要是当事人自用，现在则发展到为个人赢利上网贩卖试题等。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在河南濮阳县三中考点发生了7名教师恶性集体高考舞弊案件；为什么濮阳市反贪局某处的副处长，在考试前从外省市请来高手做高考的“标准答案”，可以在考试中给考生的手机上传，传一门“标准答案”要收1万元，所有考题都传的话要收4万元的行为。
　　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加强制度建设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解决一个诚信的问题，而是要对文化进行重新解读，还文化的本来面目，使文化不再被误读，教育不再产生误区，人不再被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