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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的自我毁灭
2013年3月31日中午，林决定下毒。目标是他的室友、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
此时，复旦大学医学院西苑20号楼421室里没有其他人。寝室靠近潮湿的洗衣房，当天多云，阳光被遮挡；常住的两个人——林和黄洋——都长年在医院实习，少有同学来这里串门。
林取出试剂瓶，里边是从实验室偷带回来的N-二甲基亚硝胺溶液。这是一种浅黄色油状液体，高毒、无味，易溶于水。这瓶致命的毒药，林储藏已久。
他熟悉这种试剂，过去3年里，林先后将这种试剂注入数百只大鼠体内，制造肝脏纤维化的样本，然后处死它们，以采集数据。
毒药被注入寝室门边饮水机的水槽，致死的将不再是大鼠。
直至今日，在与林有过长期接触的人中间，也少有人能够相信林会毒杀室友。黄洋病发入院后，作为实习医师，林还给黄洋做了B超；黄洋的父亲赶到上海后，在寝室留宿，与林共处一晚，他回忆，林神色自若。
在同学与朋友的回忆中，林曾是本科学生会学术部部长，科研能力惊人，论文发表数远超一般学生，热心同乡会的活动，爱打篮球，玩三国杀，甚至擅长讲冷笑话。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积极规划人生、在公开场合略带羞怯，但在自己的圈子里擅长沟通合作的瘦高个男生。
但即便身处林的圈子，绝大部分人也从未留意林的另外一些特质。很少有人知道林一直在用独特的方式处理与异性沟通上长期积累的挫败感；也少有人留意林在网络上习惯使用的极具攻击性的侮辱性语句——无论是对自己的同学，还是公共人物；至于林的家庭——其实相当普通的平民家庭——以及故乡，则被林更加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与人交流的话题之外。
更少有人体会过，迥然相异的两面，在林的内心长期煎熬、发酵——尽管林始终在述说和排遣，以难为人察知的方式。
这些不为人知的特质共同构成了一个隐匿于视线之外的林，杀死室友的，是否正是这个看不见的人？
林获取毒药的过程，犹如侦探小说的情节。他的目标是早先用剩下的试剂，储藏在一间实验室里。钥匙不在林手里，他甚至不确定剩余试剂是否还在原位，所以他选择先“踩点”。
动手那天，林恰在大楼里有课。他借口要去存放剩余试剂的房间拿手套之类的杂物，在导师的陪同下进入实验室，确认了目标所在，也确定了储物柜钥匙的位置。
回到课堂后，林又找了个借口，暂时离开。随后潜入实验室，打开储物柜取得试剂，并长时间保存，直到3月31日，浅黄色的液体被注入纯净水中。
4月1日上午，黄洋喝了口水，感觉味道不对，据说还特意清洗了饮水机和水桶。他很快开始呕吐、发烧，第二天去了林所在的中山医院挂急诊。
同学高科（化名）记得，医院初步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化验结果还显示肝损伤，导师带了1万多元现金赶来，安排他住院。4月3日，黄洋依旧呕吐不止，脸也好像又肿了些，验血结果直接把他送进了外科重症监护室（ICU）——血小板只有40×109/升。
全面检查后，黄洋的状况令人惊讶，谷丙转氨酶指数高于1000，而正常指标应小于75；肝功能指标全线异常。医院认定他的肝出了毛病，诊断为急性重症肝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4月11日，林被警方带走，并很快承认了投毒的事实。次日中午，有同学在医学院看到被警方带回的林，他是来指认现场的。
同日，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4月16日15时23分，医院宣布，黄洋死亡。
林的母亲是潮汕一个小村收废品的贫穷妇女，记者采访时，沮丧的村民和整座村一样沉默。长久以来，“林仔”都是村里的骄傲。他1986年出生于此，排行老二。家境并不优越——父亲早年在一家服装厂打工，母亲则常年拉着一辆木板车，在镇上的工厂里收购废品——10年前，一家人才从狭窄的土屋，搬进了如今的小楼，出售纸巾、饮料等为生。
林曾多次劝说母亲不要再收废品，识字不多的母亲却让其安心读书，“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两个儿子身上”。
潮汕地区本有重商之风，村里的男孩大多初中没读完就跑去做生意，林家的孩子却是异类：两个女儿都在当地做老师，两个儿子也先后考上大学，林是其中佼佼者。
和平初级中学的蔡老师记得，中学时代的林沉默、害羞，却一直是全校“最优秀的那几个孩子”。在教育并不发达的和平镇，林复旦大学研究生的身份，是这位老师从教二十年最闪亮的荣耀，她每逢过节也总能收到这位得意门生的祝福短信。
林拥有同龄人中少见的自律。其高中同学对记者回忆，林每天6点半准时起床，“老师基本上不用管”；对成绩有些过分执著，常常考试一结束，就在宿舍自责，抱怨状态不佳。
“基本属于那种书呆子级别人物！”一位男同学这样定义昔日的同窗，“话特别少，只有当谈起篮球和乒乓球时，话才多一些。”
后来显现出的自卑、羞涩、渴望却又不善于与女性交往的一面，在此时也初露端倪。同学们认为，封闭的成长环境和程式化的生活多少影响了他，塑造了一种异常敏感而害羞的性格。
大多数人接触的都是其光明的一面：孝顺、和善、恋家。初中好友杨学勇回忆，几年前，林终于说服母亲不再卖废品，自己则从不向家里拿一分钱，而是靠奖学金和家教养活自己。
2010年，林被免试送入复旦大学，在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攻读硕士。林无疑是带着期待来到上海的。春天过去，当林在实验室里逐渐习惯了处理大鼠，实验室外，生活也发生了一点变化。研二那年，他搬入了20号楼，成为黄洋、葛林的室友，
2009年夏天，在一次医院实习中，林与本科室友起了口角。一年后，已经毕业的林申请了一个新的QQ号，并冒用另一同学的名字，在网上大骂这位同学——“尽是些难以启齿的脏话”。
同学总结说，“他记仇，但绝不轻易外露。”
大约正是在这段网络上的冲动期之后，2012年末，林与黄洋如前文所述，互删了QQ好友。
2013年3月31日中午，林决定下毒。目标是他的室友、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
此时，复旦大学医学院西苑20号楼421室里没有其他人。寝室靠近潮湿的洗衣房，当天多云，阳光被遮挡；常住的两个人——林和黄洋——都长年在医院实习，少有同学来这里串门。
林取出试剂瓶，里边是从实验室偷带回来的N-二甲基亚硝胺溶液。这是一种浅黄色油状液体，高毒、无味，易溶于水。这瓶致命的毒药，林储藏已久。
他熟悉这种试剂，过去3年里，林先后将这种试剂注入数百只大鼠体内，制造肝脏纤维化的样本，然后处死它们，以采集数据。
毒药被注入寝室门边饮水机的水槽，致死的将不再是大鼠。
直至今日，在与林有过长期接触的人中间，也少有人能够相信林会毒杀室友。黄洋病发入院后，作为实习医师，林还给黄洋做了B超；黄洋的父亲赶到上海后，在寝室留宿，与林共处一晚，他回忆，林神色自若。
在同学与朋友的回忆中，林曾是本科学生会学术部部长，科研能力惊人，论文发表数远超一般学生，热心同乡会的活动，爱打篮球，玩三国杀，甚至擅长讲冷笑话。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积极规划人生、在公开场合略带羞怯，但在自己的圈子里擅长沟通合作的瘦高个男生。
但即便身处林的圈子，绝大部分人也从未留意林的另外一些特质。很少有人知道林一直在用独特的方式处理与异性沟通上长期积累的挫败感；也少有人留意林在网络上习惯使用的极具攻击性的侮辱性语句——无论是对自己的同学，还是公共人物；至于林的家庭——其实相当普通的平民家庭——以及故乡，则被林更加小心翼翼地隐藏在与人交流的话题之外。
更少有人体会过，迥然相异的两面，在林的内心长期煎熬、发酵——尽管林始终在述说和排遣，以难为人察知的方式。
这些不为人知的特质共同构成了一个隐匿于视线之外的林，杀死室友的，是否正是这个看不见的人？
林获取毒药的过程，犹如侦探小说的情节。他的目标是早先用剩下的试剂，储藏在一间实验室里。钥匙不在林手里，他甚至不确定剩余试剂是否还在原位，所以他选择先“踩点”。
动手那天，林恰在大楼里有课。他借口要去存放剩余试剂的房间拿手套之类的杂物，在导师的陪同下进入实验室，确认了目标所在，也确定了储物柜钥匙的位置。
回到课堂后，林又找了个借口，暂时离开。随后潜入实验室，打开储物柜取得试剂，并长时间保存，直到3月31日，浅黄色的液体被注入纯净水中。
4月1日上午，黄洋喝了口水，感觉味道不对，据说还特意清洗了饮水机和水桶。他很快开始呕吐、发烧，第二天去了林所在的中山医院挂急诊。
同学高科（化名）记得，医院初步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化验结果还显示肝损伤，导师带了1万多元现金赶来，安排他住院。4月3日，黄洋依旧呕吐不止，脸也好像又肿了些，验血结果直接把他送进了外科重症监护室（ICU）——血小板只有40×109/升。
全面检查后，黄洋的状况令人惊讶，谷丙转氨酶指数高于1000，而正常指标应小于75；肝功能指标全线异常。医院认定他的肝出了毛病，诊断为急性重症肝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4月11日，林被警方带走，并很快承认了投毒的事实。次日中午，有同学在医学院看到被警方带回的林，他是来指认现场的。
同日，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4月16日15时23分，医院宣布，黄洋死亡。
林的母亲是潮汕一个小村收废品的贫穷妇女，记者采访时，沮丧的村民和整座村一样沉默。长久以来，“林仔”都是村里的骄傲。他1986年出生于此，排行老二。家境并不优越——父亲早年在一家服装厂打工，母亲则常年拉着一辆木板车，在镇上的工厂里收购废品——10年前，一家人才从狭窄的土屋，搬进了如今的小楼，出售纸巾、饮料等为生。
林曾多次劝说母亲不要再收废品，识字不多的母亲却让其安心读书，“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两个儿子身上”。
潮汕地区本有重商之风，村里的男孩大多初中没读完就跑去做生意，林家的孩子却是异类：两个女儿都在当地做老师，两个儿子也先后考上大学，林是其中佼佼者。
和平初级中学的蔡老师记得，中学时代的林沉默、害羞，却一直是全校“最优秀的那几个孩子”。在教育并不发达的和平镇，林复旦大学研究生的身份，是这位老师从教二十年最闪亮的荣耀，她每逢过节也总能收到这位得意门生的祝福短信。
林拥有同龄人中少见的自律。其高中同学对记者回忆，林每天6点半准时起床，“老师基本上不用管”；对成绩有些过分执著，常常考试一结束，就在宿舍自责，抱怨状态不佳。
“基本属于那种书呆子级别人物！”一位男同学这样定义昔日的同窗，“话特别少，只有当谈起篮球和乒乓球时，话才多一些。”
后来显现出的自卑、羞涩、渴望却又不善于与女性交往的一面，在此时也初露端倪。同学们认为，封闭的成长环境和程式化的生活多少影响了他，塑造了一种异常敏感而害羞的性格。
大多数人接触的都是其光明的一面：孝顺、和善、恋家。初中好友杨学勇回忆，几年前，林终于说服母亲不再卖废品，自己则从不向家里拿一分钱，而是靠奖学金和家教养活自己。
2010年，林被免试送入复旦大学，在影像医学与核医学专业攻读硕士。林无疑是带着期待来到上海的。春天过去，当林在实验室里逐渐习惯了处理大鼠，实验室外，生活也发生了一点变化。研二那年，他搬入了20号楼，成为黄洋、葛林的室友，
2009年夏天，在一次医院实习中，林与本科室友起了口角。一年后，已经毕业的林申请了一个新的QQ号，并冒用另一同学的名字，在网上大骂这位同学——“尽是些难以启齿的脏话”。
同学总结说，“他记仇，但绝不轻易外露。”
大约正是在这段网络上的冲动期之后，2012年末，林与黄洋如前文所述，互删了QQ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