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初三大儒之一的黄宗羲,关注教育,尤其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在其代表作《明夷待访录》中,就专列“学校”一节深加讨论。他对以科举为轴心的学校教育非常不满,痛斥之为名利争夺场。黄宗羲所理想的学校,是超越功名利禄的文化传承与光大之地,是养士之所,又是涵育和推动思想解放与创新的精神家园。
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体现思想解放的创新家园。他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这里黄宗羲断然否认皇权与真理的等价性,强调是非不是任何专断的意志所能独裁,必经理性辨析而后定。其间隐含了黄宗羲对学校的不迷信、不盲从,而唯在求真求是的创新寄意。黄宗羲曾痛斥科举祸国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取士而锢士”,扼杀教育的启蒙与创新追求,使“经、训”俨然雷池,士人不敢越之半步,“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黄宗羲痛斥科举强化了这种盲从迷信的学术风气,使“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抄袭之中”,士林失去了思想的活力和探索的勇气,从而形成严重的“封己守残”。有鉴于此,黄宗羲大声疾呼要冲破迷信,要学贵独创,学贵自得:“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黄宗羲反对“以水济水”,正是期待学校教育彻底摈弃科举的“锢士”之弊和“空华臭腐”的精神沉淪,而涵育独抒己见的勇气与冲破成见的创新活力。
黄宗羲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学校,所以养士也。”不过,这里的“养士”,绝非仅仅是培养、造就一般的人才,或者是科场得意,进而能博取功名利禄的人,其寄意所在是为国家培养和准备安邦与治天下的精英与栋梁。具体说来是像东汉太学生那样,“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是如宋代的太学生那样,“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国的意义上,黄宗羲又强调学校有着使天下达于大治的重要功能,用他的话说,即学校为“治天下之具”:“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黄宗羲认为,学校固有“养士”之功能和职责,但“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在黄宗羲的教育设想中,学校还有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文明进程的义务。黄宗羲认为,如果没有学校,人民将有陷于野蛮之虞:“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黄宗羲认为改变风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厉禁,一为教育。就效果和功效来看,前者为末,后者为本。黄宗羲说:“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在黄宗羲看来,光有禁是难以变民风、改民俗的,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即“学校之教明而后可”。黄宗羲主张,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对一地的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提出学校教育不仅有“革习俗”的文明进步的意义,也是富民的关键措施之一,“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华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这里黄宗羲实际上已触及启民智与富民的关系,其本质是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摘编自2018年8月4日《光明日报》,作者胡发贵)
在黄宗羲看来,学校不仅是传播知识的场所,更是体现思想解放的创新家园。他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这里黄宗羲断然否认皇权与真理的等价性,强调是非不是任何专断的意志所能独裁,必经理性辨析而后定。其间隐含了黄宗羲对学校的不迷信、不盲从,而唯在求真求是的创新寄意。黄宗羲曾痛斥科举祸国殃民,而其最大的危害则是“取士而锢士”,扼杀教育的启蒙与创新追求,使“经、训”俨然雷池,士人不敢越之半步,“世之庸妄者,遂执其成说,以裁量古今之学术,有一语不与之相合者,愕眙而视曰:此离经也,此背训也”。黄宗羲痛斥科举强化了这种盲从迷信的学术风气,使“数百年亿万人之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抄袭之中”,士林失去了思想的活力和探索的勇气,从而形成严重的“封己守残”。有鉴于此,黄宗羲大声疾呼要冲破迷信,要学贵独创,学贵自得:“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为真……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黄宗羲反对“以水济水”,正是期待学校教育彻底摈弃科举的“锢士”之弊和“空华臭腐”的精神沉淪,而涵育独抒己见的勇气与冲破成见的创新活力。
黄宗羲曾开宗明义地说过:“学校,所以养士也。”不过,这里的“养士”,绝非仅仅是培养、造就一般的人才,或者是科场得意,进而能博取功名利禄的人,其寄意所在是为国家培养和准备安邦与治天下的精英与栋梁。具体说来是像东汉太学生那样,“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是如宋代的太学生那样,“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可能正是在此安君保国的意义上,黄宗羲又强调学校有着使天下达于大治的重要功能,用他的话说,即学校为“治天下之具”:“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黄宗羲认为,学校固有“养士”之功能和职责,但“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在黄宗羲的教育设想中,学校还有改善社会风气和推进文明进程的义务。黄宗羲认为,如果没有学校,人民将有陷于野蛮之虞:“学校之法废,民蚩蚩而失教。”黄宗羲认为改变风俗主要有两种途径:一为厉禁,一为教育。就效果和功效来看,前者为末,后者为本。黄宗羲说:“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在黄宗羲看来,光有禁是难以变民风、改民俗的,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从根本上移风易俗,即“学校之教明而后可”。黄宗羲主张,一地教育的主管者,对一地的风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提出学校教育不仅有“革习俗”的文明进步的意义,也是富民的关键措施之一,“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华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这里黄宗羲实际上已触及启民智与富民的关系,其本质是肯定了文化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意义。
(摘编自2018年8月4日《光明日报》,作者胡发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