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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有幸参加了河北省档案学会赴台进行的档案考察征集活动。期间拜访了位于台北市国民党党史馆，查阅了有关河北省相关档案资料的文件级目录及调阅了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人的部分亲笔手书，双方互赠交换了礼品并且拍照留影。此次拜会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很开眼界很长见识，收集到了大量的有关河北省旧政权时期的相关档案信息，为今后进一步开展海峡两岸档案工作的交流交往乃至共同开发利用奠定了良好基础。下面我只将我对国民党党史馆的初步印象和幸运征集到的李大钊信函档案一件做一简要介绍。
一、关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前身是成立于1930年的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48年迁往台湾，定居南投草屯。1979年4月迁至台北市郊阳明山阳明书屋。2000年中国国民党下台后，该机构也由国民党中央的一级部门降格为二级部门，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人员由鼎盛时期的40多名降至目前的4名专职人员。2006年3月，台湾长荣集团以张荣发文教基金会名义花费23亿元购得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所有权，将其中两层免费供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使用10年。
据了解，台北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在200万件以上。主要是国民党成立以来中央各组织机构的文件、文献、实物及照片等。就具体内容而言，可分为国民党党史沿革、党务会议记录、组织专档、特种档案、重要人物档案和图书资料等几个大方面。比较全面地记录和保存了中国国民党创建、发展和执政等各个时期的档案资料。经查：其中涉及到河北省的相关档案资料是913件。其中还有秦皇岛市卢龙县、临渝县相关档案资料若干件。这些档案资料是以一般档案、政治档案、特殊档案和会议记录等几种分类实现了文件级的计算机检索。其中一部分档案实现了全文数字化扫描。
台北国民党党史馆馆藏史料数量之多，涉及的内容之广泛和深刻，价值之珍贵让人看了不禁咂舌，连连称好，真是爱不释手。这些档案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历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研究河北省乃至秦皇岛市旧政权建设时期的相关问题，形成河北省乃至秦皇岛市旧政权时期大事记等都具有非常珍贵的利用价值。我们有幸查阅并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各一件手记及河北省档案资料目录140余条的影像资料。
二、关于李大钊信函档案
1.信函档案内容：
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我所看到的李大钊（1889-1927）信函是李大钊《致张溥泉、汪精卫并附剑云函》。信函全文是：“溥泉、精卫先生：京、津代表已经选出。京为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津为韩麟符、于方舟，余一人不记其名。拟于四日离京，五日由津启程赴沪。特闻。弟，李大钊。二日。”在这封信的左下角又补充写到：“山西未将全体校友加入共同选举。此事尚有问题。俟弟到沪，当将详情报告。外附王君报告一份。特先寄呈，备参考。”另有一封信是李大钊附剑云函。内容是“剑云先生（笔者注：剑云即张溥泉夫人，亦崔震华），今有致溥兄函，乞为转交是幸。李大钊敬白，二日”。
这两封信函是李大钊先生于北京石驸马后闸三十五号以李寿昌名义寄往上海法界望志路永吉里八号崔震华先生的。信封左上角的邮戳显示是北京邮局‘2.1.24’，即1924年1月2日。由此可见写信和发信时间为同一天即1924年1月2日无疑。信封上另外还有三枚邮戳，分析为收件日戳但是模糊不清，辨认不出具体时间。应该是在上述时间之后。
这封信的受信者是张溥泉和汪精卫。信中还涉及到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韩麟符、于方舟等几位人物。具史料记载，这几位都是当时北京、天津两地选出的国民党“一大”代表或是代表候选人。他们其中有的是追随李大钊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理论准备并积极组织参与工人革命运动的先进分子；有的是与周恩来共同创建《觉悟社》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受到进步青年拥戴的学生领袖；有的是北大教授；国民党政界要员。正是由于他们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才使他们具有代表性，被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李大钊先生为什么把信写给张溥泉和汪精卫呢？除了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外，其中关于张溥泉其人及他与李大钊的关系，笔者做了些许研究，心得一二。
张溥泉（即张继），（1882-1947），河北省沧县人，1899年留学日本，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一度担任执行部的庶务，主持同盟会总部工作。1911年回国，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长，国民党参议员，国会第一届参议院长。1916年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1920年任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1921年任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干事长，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长，北京支部部长。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张溥泉起初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有力支持者之一。营救过当时被北洋军阀逮捕的陈独秀，后亲自介绍著名的中共领袖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监察委员。
李大钊与张溥泉在日本留学期间相知。1916年李大钊与张傅泉双双回国后交往甚密，一起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等。李大钊的诗、文中多次提到张溥泉。不仅因为张和李大钊同是河北人，还因为他们一同回国从事反袁斗争的共同志向。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写于1917年5月9日-11日的《旅行日记》一文中，特别提出：“尝闻张溥泉先生言，彼往欧美，最喜看者是其社会。所谓社会者，非指素相认识之朋友，素相亲爱之家族而言，乃谓素不认识之人，于萍水相逢之际，各有一定之情谊，相当之礼让，真正之社会关系，恒于此处见之，吾国则无有是。今观乎此，益觉其言之可思也！”（《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144页）。还有李大钊和张溥泉同样提倡勤工俭学和道德建设。在主张开阔视野、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文化交流方面，二人有着相同的思想认识等等。目前已发现的李大钊致张溥泉信函多封。存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内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原环龙路档案共存有李大钊信函3封，其中两封的受信者是张溥泉。其中包括这封《致张溥泉、汪精卫并附剑云函》。
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对这封信函在整理归档时拟写的标题是“李大钊致张溥泉先生函”。标出的内容提要是“京方代表已选出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津方代表为韩麟符、于方舟。并于四日离京，五日启程赴沪。”责任人是李大钊。档号是直党2.1.6.。归档时间为32.4.8.。按民国纪年方法推算应为1943年4月8日归档。（注：民国纪年方式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元年，与公元纪年相差1911年。即民国纪年 1911年=公元纪年。32.4.8 1911即为1943.4.8）。标注件数为2件。即李大钊致张溥泉、汪精卫和李大钊附剑云函各1件。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这封信函的内容，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此信函已被收入2006年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5卷第316页。
2.这封信函档案的发现对于了解李大钊与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以及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据中国共产党党史记载，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着中国大地，史称为“大革命”时期。此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了关于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主要是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成分复杂，组织松散，实力不足，但是具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民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立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真诚的欢迎能与共产党共同合作且欢迎苏联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余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大会正确的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明确要求，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四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了实行阶段。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从1922年8月到1924年初，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共商国共合作大事，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召开。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人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委或候补委员，约占四分之一。大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新的三民主义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李大钊直接担任起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这封李大钊《致张溥泉和汪精卫并附剑云函》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了当时李大钊为推荐选举国民党“一大”代表，进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多方协调，运筹帷幄，呕心沥血地做了大量工作。
一、关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
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的前身是成立于1930年的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48年迁往台湾，定居南投草屯。1979年4月迁至台北市郊阳明山阳明书屋。2000年中国国民党下台后，该机构也由国民党中央的一级部门降格为二级部门，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人员由鼎盛时期的40多名降至目前的4名专职人员。2006年3月，台湾长荣集团以张荣发文教基金会名义花费23亿元购得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所有权，将其中两层免费供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使用10年。
据了解，台北国民党党史馆馆藏档案在200万件以上。主要是国民党成立以来中央各组织机构的文件、文献、实物及照片等。就具体内容而言，可分为国民党党史沿革、党务会议记录、组织专档、特种档案、重要人物档案和图书资料等几个大方面。比较全面地记录和保存了中国国民党创建、发展和执政等各个时期的档案资料。经查：其中涉及到河北省的相关档案资料是913件。其中还有秦皇岛市卢龙县、临渝县相关档案资料若干件。这些档案资料是以一般档案、政治档案、特殊档案和会议记录等几种分类实现了文件级的计算机检索。其中一部分档案实现了全文数字化扫描。
台北国民党党史馆馆藏史料数量之多，涉及的内容之广泛和深刻，价值之珍贵让人看了不禁咂舌，连连称好，真是爱不释手。这些档案资料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历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研究河北省乃至秦皇岛市旧政权建设时期的相关问题，形成河北省乃至秦皇岛市旧政权时期大事记等都具有非常珍贵的利用价值。我们有幸查阅并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各一件手记及河北省档案资料目录140余条的影像资料。
二、关于李大钊信函档案
1.信函档案内容：
在台北国民党党史馆我所看到的李大钊（1889-1927）信函是李大钊《致张溥泉、汪精卫并附剑云函》。信函全文是：“溥泉、精卫先生：京、津代表已经选出。京为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津为韩麟符、于方舟，余一人不记其名。拟于四日离京，五日由津启程赴沪。特闻。弟，李大钊。二日。”在这封信的左下角又补充写到：“山西未将全体校友加入共同选举。此事尚有问题。俟弟到沪，当将详情报告。外附王君报告一份。特先寄呈，备参考。”另有一封信是李大钊附剑云函。内容是“剑云先生（笔者注：剑云即张溥泉夫人，亦崔震华），今有致溥兄函，乞为转交是幸。李大钊敬白，二日”。
这两封信函是李大钊先生于北京石驸马后闸三十五号以李寿昌名义寄往上海法界望志路永吉里八号崔震华先生的。信封左上角的邮戳显示是北京邮局‘2.1.24’，即1924年1月2日。由此可见写信和发信时间为同一天即1924年1月2日无疑。信封上另外还有三枚邮戳，分析为收件日戳但是模糊不清，辨认不出具体时间。应该是在上述时间之后。
这封信的受信者是张溥泉和汪精卫。信中还涉及到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韩麟符、于方舟等几位人物。具史料记载，这几位都是当时北京、天津两地选出的国民党“一大”代表或是代表候选人。他们其中有的是追随李大钊创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做理论准备并积极组织参与工人革命运动的先进分子；有的是与周恩来共同创建《觉悟社》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受到进步青年拥戴的学生领袖；有的是北大教授；国民党政界要员。正是由于他们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才使他们具有代表性，被选举出席国民党“一大”。李大钊先生为什么把信写给张溥泉和汪精卫呢？除了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外，其中关于张溥泉其人及他与李大钊的关系，笔者做了些许研究，心得一二。
张溥泉（即张继），（1882-1947），河北省沧县人，1899年留学日本，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一度担任执行部的庶务，主持同盟会总部工作。1911年回国，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长，国民党参议员，国会第一届参议院长。1916年任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1920年任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1921年任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干事长，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长，北京支部部长。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张溥泉起初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有力支持者之一。营救过当时被北洋军阀逮捕的陈独秀，后亲自介绍著名的中共领袖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中央监察委员。
李大钊与张溥泉在日本留学期间相知。1916年李大钊与张傅泉双双回国后交往甚密，一起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等。李大钊的诗、文中多次提到张溥泉。不仅因为张和李大钊同是河北人，还因为他们一同回国从事反袁斗争的共同志向。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写于1917年5月9日-11日的《旅行日记》一文中，特别提出：“尝闻张溥泉先生言，彼往欧美，最喜看者是其社会。所谓社会者，非指素相认识之朋友，素相亲爱之家族而言，乃谓素不认识之人，于萍水相逢之际，各有一定之情谊，相当之礼让，真正之社会关系，恒于此处见之，吾国则无有是。今观乎此，益觉其言之可思也！”（《李大钊全集》第二卷第144页）。还有李大钊和张溥泉同样提倡勤工俭学和道德建设。在主张开阔视野、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文化交流方面，二人有着相同的思想认识等等。目前已发现的李大钊致张溥泉信函多封。存于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内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原环龙路档案共存有李大钊信函3封，其中两封的受信者是张溥泉。其中包括这封《致张溥泉、汪精卫并附剑云函》。
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对这封信函在整理归档时拟写的标题是“李大钊致张溥泉先生函”。标出的内容提要是“京方代表已选出张国焘、谭克敏、许宝驹。津方代表为韩麟符、于方舟。并于四日离京，五日启程赴沪。”责任人是李大钊。档号是直党2.1.6.。归档时间为32.4.8.。按民国纪年方法推算应为1943年4月8日归档。（注：民国纪年方式以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为元年，与公元纪年相差1911年。即民国纪年 1911年=公元纪年。32.4.8 1911即为1943.4.8）。标注件数为2件。即李大钊致张溥泉、汪精卫和李大钊附剑云函各1件。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这封信函的内容，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发现此信函已被收入2006年版的《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5卷第316页。
2.这封信函档案的发现对于了解李大钊与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以及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据中国共产党党史记载，1924年至1927年，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似滚滚洪流席卷着中国大地，史称为“大革命”时期。此时的各种革命力量，远不如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结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1月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了关于促进国共合作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准备建立统一战线时，首先同国民党合作是经过慎重选择的，主要是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大体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虽然成分复杂，组织松散，实力不足，但是具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势：一是它的领袖孙中山在人民心目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是有威信的。二是在中国南方建立起了一块能够容纳各种革命力量进行活动的根据地，拥有一支数万人的军队；三是孙中山在经历了多次挫折后，真诚的欢迎能与共产党共同合作且欢迎苏联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余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大会正确的估计了孙中山和国民党的革命立场，决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同时明确要求，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三大”以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四月初，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不久被聘为政治顾问，国民党的改组很快进入了实行阶段。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从1922年8月到1924年初，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共商国共合作大事，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召开。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中，有共产党人20多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委或候补委员，约占四分之一。大会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了新的解释。新的三民主义纲领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虽然国民党内部情况相当复杂，但它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国民党“一大”的成功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李大钊直接担任起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这封李大钊《致张溥泉和汪精卫并附剑云函》从一个侧面充分证明了当时李大钊为推荐选举国民党“一大”代表，进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多方协调，运筹帷幄，呕心沥血地做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