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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晚清，你会痛吗？
相信每个受过中学历史教育的国人，在提到晚清的时候，必定会把它和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封闭落后、媚外欺内、丧权辱国……那是一个令所有国人备感沉重的年代。直至今世，晚清所背负的东西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意义的历史范畴，它是中华民族耻辱的近代史的开始，它是东西方文明的悲剧性撞击，它开启了国人面对西方文明的复杂认知之门。李鸿章直言，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然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那些直接面对所谓“列强”的人们，他们是否真的甘愿背负后世骂名，不敢反抗，还是用传统文化所剩的最后一点尊严，将自己武装起来，以深沉的方式为中华民族谋划出路？如果我们不能还原历史的原貌，是否可以从这些人的身上去探寻一点历史的真相？
《走出晚清（第二版）》正是这样一本书。它将我们的视线拉回到100多年前那个风波诡谲的年代，将焦点对准那些身处中国与西方碰撞漩涡中心的人———林则徐、魏源、徐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他们或参与过轰轰烈烈的对外战争，或致力于知识启蒙“睁眼看世界”，或作为使臣出使西方列国，或为维护领土完整而与外国人周旋，或力排众议力倡改革，维持大清岌岌可危的统治。这些人既是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代表，又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文明。尽管后世对其褒贬不一，但事实是，他们无一例外都用自己的方式做了奋力的一搏。正如书中所说，“‘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理学修养，塑造了他们的理想人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危机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唤醒了他们的自律自强精神；‘经世致用’的学风促使他们赶快行动”。从某种层面上说，历史即使不是由某些人所塑造的，但也带上了那些人的色彩。因而，在作者笔下，晚清从人们的感性认知中跳了出来，转而关注那些更加有血有肉的私人历史。
书中用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描绘了这些人物，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叙述方式，让我们在审视晚清历史时，能够多一些人文视角，跳出“忠奸”的思维定势，将人物放入历史大背景中去，以人叙史，以史说人。他们从枯燥的历史课本中跳了出来，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们有无奈，有叹息，但他们也有信仰，有行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到对传统文明的悲观，反而显现出了一种古老文明应对大变局时的适应能力。这是一种全新的认知，它改变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力量中心论”以及“弱国无外交”的简单论断。
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曾写过一本著名的《停滞的帝国》，写的是乾隆时期大英帝国派马戛尔尼出访中国时的事，那次出访围绕着“马戛尔尼到底跪没跪”变得极具象征意义而名留史册。“停滞的帝国”这个词语生动而准确地描绘了西方人眼中的大清帝国。中国何以停滞？那是因为在西方世界还是一片浑沌和混战的年代，中国文明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足以自负地向世界证明它的成功和完美。然后19世纪打破了这一切，当西方经历了思想启蒙、文艺复兴、科技发展之后，那个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思想大爆炸的中国却仿佛停滞了。中国被动地进入了近代化的进程，晚清则是这一系列过程加速反应的年代，过晚而又过快地卷入了“全球化”。当力量的、文化的、思想的冲击裹挟而至时，什么样的文明和社会能足以应对这一切？梁漱溟曾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这大概也是文化早熟所要付出代价。
代价之一就是激发了我们本不存在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承认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自此神权让位，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西方各国成功地解决了“认同”问题。而中国，向来是“大一统”的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人在“认同”问题上一直是模糊的。即使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对自己国家的称呼也是混乱的，有“大清”、“华”和“中国”三个称呼。晚清时的中国并没有一个将全民族的作为整体的爱国意识的背景，因而在应对外来冲击时，本能地产生了“被激发的民族主义”，这也注定了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屈辱感和被害者意识。这种意识弥漫在晚清的朝廷之上，也遍布于乡间的民众之中。既然是“被激发的”，它并没有经过理性的沉淀和真正的成长，循着“冲击—反应”的模式而行，所以走到最后，往往连诉求的目标都变得模糊。而这本书里所提到的人物并不是这样，在作者看来，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经历应该成为我们当代人的财富而不是包袱，因为在面对所谓“全球化”冲击的时候，他们的选择都是主动、积极、理性地应对，尽管结果失败了，但那并不意味着是传统文化的失败。“他们的言行反而成为一种新的历史积淀，也是我们现在反观自身和迎接全球化冲击的新的起点。”
走出晚清的伤与悲，并不是要我们忘记历史，而是抛弃晚清情结，从古人身上重新找回传统文明的信心，以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姿态应对全球化的世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袁剑）
相信每个受过中学历史教育的国人，在提到晚清的时候，必定会把它和这些词语联系在一起———封闭落后、媚外欺内、丧权辱国……那是一个令所有国人备感沉重的年代。直至今世，晚清所背负的东西已经超过了一个正常意义的历史范畴，它是中华民族耻辱的近代史的开始，它是东西方文明的悲剧性撞击，它开启了国人面对西方文明的复杂认知之门。李鸿章直言，那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然而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那些直接面对所谓“列强”的人们，他们是否真的甘愿背负后世骂名，不敢反抗，还是用传统文化所剩的最后一点尊严，将自己武装起来，以深沉的方式为中华民族谋划出路？如果我们不能还原历史的原貌，是否可以从这些人的身上去探寻一点历史的真相？
《走出晚清（第二版）》正是这样一本书。它将我们的视线拉回到100多年前那个风波诡谲的年代，将焦点对准那些身处中国与西方碰撞漩涡中心的人———林则徐、魏源、徐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他们或参与过轰轰烈烈的对外战争，或致力于知识启蒙“睁眼看世界”，或作为使臣出使西方列国，或为维护领土完整而与外国人周旋，或力排众议力倡改革，维持大清岌岌可危的统治。这些人既是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代表，又比其他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西方文明。尽管后世对其褒贬不一，但事实是，他们无一例外都用自己的方式做了奋力的一搏。正如书中所说，“‘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理学修养，塑造了他们的理想人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危机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唤醒了他们的自律自强精神；‘经世致用’的学风促使他们赶快行动”。从某种层面上说，历史即使不是由某些人所塑造的，但也带上了那些人的色彩。因而，在作者笔下，晚清从人们的感性认知中跳了出来，转而关注那些更加有血有肉的私人历史。
书中用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描绘了这些人物，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叙述方式，让我们在审视晚清历史时，能够多一些人文视角，跳出“忠奸”的思维定势，将人物放入历史大背景中去，以人叙史，以史说人。他们从枯燥的历史课本中跳了出来，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们有无奈，有叹息，但他们也有信仰，有行动。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并没有从他们身上看到对传统文明的悲观，反而显现出了一种古老文明应对大变局时的适应能力。这是一种全新的认知，它改变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力量中心论”以及“弱国无外交”的简单论断。
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曾写过一本著名的《停滞的帝国》，写的是乾隆时期大英帝国派马戛尔尼出访中国时的事，那次出访围绕着“马戛尔尼到底跪没跪”变得极具象征意义而名留史册。“停滞的帝国”这个词语生动而准确地描绘了西方人眼中的大清帝国。中国何以停滞？那是因为在西方世界还是一片浑沌和混战的年代，中国文明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足以自负地向世界证明它的成功和完美。然后19世纪打破了这一切，当西方经历了思想启蒙、文艺复兴、科技发展之后，那个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思想大爆炸的中国却仿佛停滞了。中国被动地进入了近代化的进程，晚清则是这一系列过程加速反应的年代，过晚而又过快地卷入了“全球化”。当力量的、文化的、思想的冲击裹挟而至时，什么样的文明和社会能足以应对这一切？梁漱溟曾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这大概也是文化早熟所要付出代价。
代价之一就是激发了我们本不存在的现代民族国家意识。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承认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自此神权让位，民族国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西方各国成功地解决了“认同”问题。而中国，向来是“大一统”的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人在“认同”问题上一直是模糊的。即使在1842年的《南京条约》中，对自己国家的称呼也是混乱的，有“大清”、“华”和“中国”三个称呼。晚清时的中国并没有一个将全民族的作为整体的爱国意识的背景，因而在应对外来冲击时，本能地产生了“被激发的民族主义”，这也注定了自它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屈辱感和被害者意识。这种意识弥漫在晚清的朝廷之上，也遍布于乡间的民众之中。既然是“被激发的”，它并没有经过理性的沉淀和真正的成长，循着“冲击—反应”的模式而行，所以走到最后，往往连诉求的目标都变得模糊。而这本书里所提到的人物并不是这样，在作者看来，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经历应该成为我们当代人的财富而不是包袱，因为在面对所谓“全球化”冲击的时候，他们的选择都是主动、积极、理性地应对，尽管结果失败了，但那并不意味着是传统文化的失败。“他们的言行反而成为一种新的历史积淀，也是我们现在反观自身和迎接全球化冲击的新的起点。”
走出晚清的伤与悲，并不是要我们忘记历史，而是抛弃晚清情结，从古人身上重新找回传统文明的信心，以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姿态应对全球化的世界。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