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复出之初，即1980年春天，主持《人民画报》的穆欣同志，通过我的同事，约我为他们撰写宣传丁玲的文字，说《人民画报》有十多种外文版本，文章要写得简明，较为生动地描述丁玲的一生。我如约写了《记老作家丁玲》，一开头便说：“丁玲，是举世瞩目的中国革命文坛上的一颗巨星。这颗巨星时闪时隐，隐而复闪，始终为人民所系念。1979年，当她以75岁高龄，捧着新作《杜晚香》等重现于文坛的时候，人们又惊又喜，感慨良多，由衷地赞叹着：丁玲，实在是一个经得起苦难，更经得起委屈的坚强的人！”巨星当然就是明星。但是，我没有在尔后的研究中，对丁玲作为作家的意识世界作过明确的表述。
　　丁玲成为作家以前，似乎没有出人头地的思想。例如，她在桃源师范学校预科班读书的时候，画画的能力略高于班里的同学，别人请她代画以交差，她不厌其烦，把每一张同一静物写生都画得有些许差异，免得老师和同学们发现“原来都是蒋冰之画的”。这也就是说，她在少女时代是不想出风头的。再如，成为作家之前，丈夫胡也频和他们的好朋友沈从文拉她编刊物，动员她写文章，她都予以拒绝，申言只愿当他俩作品的第一读者，帮他们看看刊物的清样；尽管沈从文和胡也频都发现了她的文学鉴赏能力很强，是超过了他们这两个作家的，她仍然不想写作，不想当作家，也就是不愿意出人头地。当她急需要自己谋生而不愿长期依赖寡母的微薄薪水过活之际，她给鲁迅先生写信求助，也只是要求先生帮她找一份校对之类的工作而已。
　　1927年冬天，丁玲成了作家。她写小说的目的，只是想发牢骚，宣泄自己对黑暗社会的不满，没想到要去出风头。成了作家之后，她有了“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也正如王蒙所言：“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她有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王蒙认为这是不好的，他为丁玲的这些“意识”而“思量和唏嘘”，甚至还要“为丁玲长歌当哭！”王蒙这些论说，发表在几年前的《读书》杂志上。现在他一字未动地收进了他的《不成样子的怀念》一书中。可见，他至今仍持这种观点。
　　这就有必要说说丁玲的“强烈的创作意识”等 “意识”，也就是丁玲作为作家的意识世界，到底要得要不得？是好还是坏？
　　首先应当承认，丁玲的“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和“明星意识”，是社会环境和文坛实际造就的，而不是她自己无端狂妄自大的结果。她的头四篇小说，都由叶圣陶先生主持编改的《小说月报》放在头条位置发表，接着便以《在黑暗中》为书名，很快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说集。人们据此便说她运气好，一登文坛便成了“打头牌”的作家。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绑架，下落不明，茅盾同志在《女作家丁玲》一文中明确指出：“1927年，丁玲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那时她始用‘丁玲’这笔名。这个名字，在文坛上是生疏的，可是这位作者的才能立刻被人认识了。接着她的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人们于是更深切地认识到一位新起的女作家在谢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所显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如果谢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对于母爱和自然的赞颂；那么，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和这‘幽雅’的情绪没有关涉，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莎菲是一位个人主义，旧礼教的叛逆者；她要求一些热烈的痛快的生活；她热爱着而又蔑视她的怯弱的矛盾的灰色的求爱者，然而在游戏式的恋爱过程中，她终于从腼腆拘束的心理摆脱，从被动的地位到主动的，在一度吻了那青年学生的富于诱惑性的红唇以后，她就一脚踢开了她的不值得恋爱的卑琐的青年。这是大胆的描写，至少在中国那时的女性作家中是大胆的。莎菲女士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茅盾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那时中国文坛上要求着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深刻更有社会意义的创作。中国的普罗革命文学运动正在勃发。丁玲女士自然不能站在这空气之外”，于是，她跟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前进，迅速地使自己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一心想着描写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苦民众的疾苦和觉醒，迅速地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成了作家的丁玲，其意识世界，不但是社会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本来不想当作家的丁玲，一旦成了作家便有着“强烈的创作意识”，好得很！这同那些把创作当成“敲门砖”的人根本不同，他们一旦有了作品便不再思创作，而只想靠作品去谋取一官半职，或混个教授当当；更坏的情况是，既要当官，又利用名作家的条件，胡写一气，制造文学垃圾。如此这般，的确是需要思量的。自己不思量，别人为之唏嘘，则是白费心思，白费力气。丁玲绝不走“创作优则官”的路子。她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幽禁在南京期间，沈从文先生去看她，见她在一场伤寒病之后身体非常虚弱，劝她找个差事，如果愿意，他可以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那里去说说，丁玲婉谢了，丁玲决不“靠着大树好乘凉”，更不制造文学垃圾。最突出的例子是：毛泽东赠她《临江仙》词，赞她为“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她没有以此去张扬，提高自己，扩张自己。而是把毛泽东这首词的手迹，寄往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请胡风同志妥为保存。四十多年之后，胡风冤案开始平反，有关方面退还了他的一部分被查抄物品，胡风发现“毛笔”仍在，便“完璧归赵”，还给丁玲。到这时，丁玲的老伴陈明，才一睹这幅“毛笔”的风采。综观丁玲的全部作品，尽管参差不齐，但都是为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前进而写的，没有任何“玩文学”之类的劳什子。
　　名作家不等于大作家。成了名作家之后产生了“大作家意识”。好不好？好得很！比“明星意识”更好。文学事业需要大作家，人民大众和子孙后代，希望有大作家出现，给他们留下传世之作。有着当大作家的资质，又有当“大作家”的“意识”，如果客观条件允许，成全其成为大作家，那就太好了。有着当大作家的资质，却缺乏“大作家意识”，是一种没出息的表现。想当大作家而嘴上不说，如果是在写大作家的作品，当然是好事。怕就怕梦寐以求地追逐诺贝尔文学奖，却又偏偏斥责别人的“大作家意识”，这是什么样的“意识”，又是什么样的行为呢？人们不赞成名作家在创作中每碰到尖锐而严峻的社会矛盾便油腔滑调，插科打诨；也不赞成这样的名作家一面高喊着“作家学者化”的口号，而他自己则在言谈中，在白纸黑字里，一再无根无据地斥责别人一篇批评文章便消灭了一个作家。这样的名作家，尽管名气很大，但却实在是“不成样子”的。
　　各行各业都需要有其本事的明星，需要状元，而根本不需要那种人们凭一时兴起而瞎轰起来的这种星那种星。这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要求，须臾不可或缺。丁玲登上文坛以后，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若干转折关头，她都是领军的人物之一。她所引领的道路，既是革命的，也是文学的。她在领军的全过程中，从来不靠危言耸听，发出诸如“躲避崇高”、“远离政治”、“消解主流意识”之类的叫嚷，以期招来轰动效应，扩大和加强自己作为明星的亮度，她所靠的，是扎扎实实的创作实绩，是自己从生活和创作中领悟到的真理。尤其值得珍视的是，丁玲每写完一篇作品，当时比较满意，一段时日过去，她便觉得不如人意，必须在写下一篇的时候更加用功，更加细心，以求臻于完美。人们也许不知道：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原是用第三人称描写主人公贞贞，写完一看，自己很不满意，把稿子撕得粉碎，重写成后来人们读到的作品——丁玲的“我”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直接同贞贞交流心曲。小说发表后，时任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周扬同志给丁玲写信，说他读了以后流下了热泪。后来，他在编辑解放区短篇小说选的时候，把《我在霞村的时候》置于首位。到了1950年代后期，他把这篇小说打成毒草，还说有人称之为“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学”，这是革命征途上的曲折的表现，这里就不说它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国内多次印行，国外十多种文字翻译出版。1953年春天，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她请他们为她寻找《桑》作中的病句和错别字，以求作品更臻完美。
　　在漫长的创作和领军过程中，丁玲承受了恶风险浪的打击，付出了相当沉重甚至是惨重的代价。然而，她无怨无悔，矢志不渝。正如她在自己的冤案彻底平反之日于自己身着戎装的照片上题写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而死。”为丁玲“思量和唏嘘”，简直是杞人忧天；为丁玲“长歌当哭”，只能说明哭者不能正确理解丁玲。
　　说到丁玲的竞争意识，王蒙在《不成样子的怀念》一书中还说：“丁玲恰恰表现出她是普通一兵，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遛遛。咱们比的不是年龄，不是资历，不是级别而是实打实的写作。她喜欢的位置在赛场上，而不是主席台上。她争的是金牌而不是满足于给金牌的主发奖或进行勉励做总结发言。见到年轻人火的不行而并无真正的得以压得住她的货色，她就是不服，就是要评头品足，指手画脚乃至于居高临下，杀杀你的威风。”王蒙承认：丁玲的“可爱其实也在这里”。读到这里，我原以为他和我有共同的语言，可以畅所欲言地讨论丁玲的这种表现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意义。然而，不知道 为什么，王蒙立即自相矛盾起来，他否定了丁玲的这种“竞争意识”，而且联系自己，说什么像丁玲“这样的伟大作家前辈并不止她一个，而且说老实话，如果不及时反省和调整，王某人也会变成或已开始变成这样的角色。”真是莫名其妙！请问王蒙：既然你认为丁玲的这种意识不对，不好，那么，文学创作和作家之间是不是不要开展竞争，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就可以甚至一定会繁荣起来，提高起来！？就丁玲这样耄耋高龄的老作家而言，是不是只有倚老卖老，坐吃老本，甚至坐着等死，才是最好的“意识”和行为呢？
　　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从来就是宇宙间的铁则，而且是永恒的。人，作为万物之灵者，如果根本没有竞争意识，浑浑噩噩混日子，岂不就是行尸走肉。何谈什么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连大自然也会失去其本有的生命活力，逐渐陷入灭绝的境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丁玲的“竞争意识”，对竞争对手而言，不但是平等的，友好的，而且她把自己在生活和创作中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供竞争对手参考，并在思想上激励他们。这同那些把一己的创作经验当作绝密，生怕别人学去的作家相比，能不能同日而语呢？
　　整整八十年之前，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就曾大声疾呼过：“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勇猛的闯将！”否则，“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今天，早就是二十一世纪了。需要反省和调整的，不是王蒙所指的丁玲的种种“意识”，而是所有的作家（甚至包括作家以外的人们）都应当反省和调整：自己能不能像鲁迅先生所殷切期盼的闯将。不然的话，无论调整到哪里去，都难免“不成样子”。
　　人生有限，真理永存。丁玲逝世二十周年了。她的“意识世界”，仅就王蒙所列举和贬斥的，都是人类先进的精神遗产，是极可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