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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癸丑牛年，香港开埠第133年。这一年在香港的历史上很特殊。3月9日，恒生指数飙升至历史新高点1774.96点，然而，4月底，却迅速滑落到816.39的水平。1973年年底，恒指再跌至433.7点。这就是著名的“1973年香港股灾”，这是香港股票普及化后的第一次股灾，也是香港股市史上最大规模的股灾，恒生指数于一年内大跌超过九成，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因此而破产，甚至自杀。
虽然股灾横行，但香港人依旧不忘娱乐。6月，著名的无线电视（TVB）举办了第一届香港小姐选举。作为过渡期，1973年诞生了两位香港小姐，即分别是“香港东方选美会”选出的狄波拉和无线电视选出的孙泳恩。而狄波拉正是现在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谢霆锋的母亲。也是在1973年，著名武打明星李小龙暴毙，享年32岁。
总之，1973年对香港来讲很特殊，而对于当时已逐渐露出“拍卖业巨头”之雏形的苏富比来讲也同样很特殊。
业务扩展
1958年，苏富比推出了歌尔史密特拍卖会。因为正值印象派与现代绘画热潮急速蹿升，该场拍卖短短21分钟就卖出了7幅画作，成交总额高达7.81万英镑，这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这场拍卖也成为有史以来成交额最高的艺术品拍卖会。
当时的苏富比总裁彼得·威尔森 （Peter Wilson）敏锐地察觉到艺术市场并非小众，而是会逐渐渗透至国际市场的每一个角落。于是，苏富比于1955年设立了纽约办事处。1964年，苏富比大手笔买下美国最大的艺术拍卖商帕克·博涅特（Parket-Bernet）公司。
帕克·博涅特公司在印象派与现代画作蓬勃发展的北美市场中，扮演着极为关键性的角色，从此，毕加索、雷诺阿、塞尚、梵高、鲁本斯等绘画大师遗世的“灵魂”之作，得以绽放在国际拍坛。而这也使得苏富比在上世纪60年代奠定了市场领导的地位。
此时，虽然苏富比的核心业务仍集中于始创自1917年的伦敦总部，以及急速发展的纽约市场，但是，身为美国最大的拍卖商，同时也是苏富比的一份子，帕克·博涅特开始向外寻求更多的机会，海外办事处便如雨后春笋般地接连开张—1967年，巴黎、洛杉矶、休斯敦分公司成立；1968年，墨尔本、佛罗伦萨、多伦多分公司成立；1969年，苏黎世、慕尼黑、爱丁堡也成为苏富比拓展业务的目标??
到上世纪70年代，苏富比陆续将拍卖业务推广到香港、蒙特卡罗、日内瓦等国际都市，并在世界主要城市设立办事处，广为搜罗各国艺术品，逐步形成了国际艺术品拍卖的格局和规范。上世纪50年代末，苏富比公司的年营业额不过600多万英镑，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营业额已达上亿英镑。
首次亮相
1967年是朱汤生加入苏富比的第四个年头，此时的朱汤生已升任为苏富比中国艺术部主管，此后，他担任这个职务达15年之久。
1969年，一直觊觎亚洲市场的苏富比，试探性地在东京举办了一次拍卖活动。之所以选择东京，是鉴于当时日本的收藏家在国际拍卖市场上表现十分活跃。
受惠于经济的增长，日本收藏家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出现在拍卖市场上，主要购买对象就是中国瓷器和东方艺术。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直到1974年之前，由于日本藏家的介入，拍卖市场上瓷器的价格攀升至银器的水平，当时一件青花盘可以卖到16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75万美元）。然而，这场在东京举办的拍卖却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苏富比深切感受到“日本拍卖市场是个排外性甚重的市场”。于是，朱汤生将目光转向了香港，并竭力说服伦敦总部同意在香港成立拍卖公司，他判断，“香港有可能成为继伦敦、纽约之后的另一个艺术品世界交易中心。”
朱汤生的判断显然精准。
首先在地理上，香港位于珠江口东侧，背靠中国大陆，面朝南海，为珠江内河与南海交通的咽喉，南中国的门户；又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南海与台湾海峡之交，是亚洲及世界的航道要冲。
其次，在经济上，香港第一次经济转型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宣布向中国大陆实施禁运，大批的内地资本家带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使得香港顺利从细小的转口港转化为劳工密集的制造业中心。
在文化方面，由于殖民统治与西方文化的侵袭，上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本土文化落后，对中国文物研究及发扬中国文化的活动甚为贫弱，被一些人讥讽为“文化沙漠”。但是，这一状况在上世纪50年代后发生了改变。大批从内地来的文化人和文物收藏家移居香港，他们的到来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得到了壮大，尤其是江浙文物收藏家的到来大幅提高了香港的文物鉴赏水平，如王己千、黄宝熙、王南屏、庄贵仑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收藏风尚主要集中于香港的一些专业人士身上，包括医生、律师、建筑师、会计师等，他们继承了旧上海的文物收藏传统，糅合英美鉴赏经验，造就了新一代的香港文物收藏家。苏富比前主席及行政总裁William.F.Ruprecht曾这样评价香港藏家：“香港的收藏家们长久以来由一群文人学者组成，他们多年来对中国艺术品的鉴赏及爱好，已孕育出一股强大的文化及经济根基，至今已形成中国艺术作品的重要支柱。”
此外，香港拥有健全的法制，而且没有艺术品及资金进出限制，也没有艺术关税，这一切都使得香港成为举办国际艺术品拍卖的理想地点。
1973年，苏富比伦敦总部终于同意了朱汤生的建议，香港苏富比成立，开始近距离接近亚洲尤其是中国本土。香港苏富比第一场拍卖会设在了刚开办不久的香港文华酒店，出乎意料的是，香港藏家们对苏富比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首拍一炮打响，这使得朱汤生信心大增。
然而，苏富比在香港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就在首场拍卖会的翌年，全球性的石油危机爆发。1973年底，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各国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至1974底，伦敦股指跌幅达70%，全球经济一片萧条。同时，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开始离开艺术市场，这也使得中国瓷器的平均价格跌到了石油危机前的三分之一。1974年11月，香港苏富比举办了第二场拍卖会，虽然当时朱汤生搜罗到不少珍贵的拍品，但由于经济形势不景气，外加拍卖会举办的前几天，台风嘉曼袭港，带来连场暴雨，导致不少外埠藏家无法抵港，使得那场拍卖会的拍品大量流拍。 不过，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同时香港苏富比得到了一批来自广东的珍藏，于1975年11月17日推出了一场拍卖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于是，从1976年开始，香港苏富比每年定期举办春秋两季拍卖会，大量珍贵的拍品屡屡创造佳绩。应该说，虽然华人收藏古代艺术品的历史十分悠久，但真正在华人收藏圈中起到市场影响作用的，应当是从苏富比在香港成立公司的1973年算起。
市场特点
香港苏富比最初举办的拍卖项目仅集中于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从当时的拍卖成交情况可以看出上世纪70年代市场的一些特点。
查阅香港苏富比1973年首次拍卖的图录，篇幅主要集中在早期的古玉、铜器及陶器。此类古董文物，由于受到欧美买家追捧，早已转售于纽约及伦敦市场，多年来不复再现。在瓷器方面，上世纪70年代，藏家们更为欣赏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瓷器。
在香港苏富比上世纪70年代的拍卖中，宋代及明代早期瓷器是拍卖行和买家关注的焦点。如1975年香港苏富比推出了一件宋钧窑天蓝釉花盆，成交价达3.96万英镑；1978年推出的一件高15.4厘米的明永乐祭红釉高足杯拍得15.4万港元；1977年5月16日，一件明宣德青花缠枝花卉纹高足杯拍得126.5万港元的高价。
而当前受到热捧的清三代官窑于上世纪70年代却并不起眼。据资深市场人士统计，在1978年香港苏富比11月份的拍卖中，一对清乾隆墨地绿彩水仙花石纹盘仅以19．8万港元成交。在1979年11月的拍卖中，一件清乾隆粉彩花蝶纹如意双耳葫芦瓶成交价仅55万港元；21年后，此件拍品于2000年4月30日再次上拍，最终以3304.5万港元被著名古董商埃斯肯纳兹买走。而在2007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出现的清雍正斗彩水波团花纹天球瓶，以3081万港元成交，创下了当时斗彩瓷器的拍卖记录。然而，就是这件拍品在1978年香港苏富比举办的春拍中，成交价仅为13.2万港元。对比前后成交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清瓷的市场地位。
不过，清瓷凭着其卓越的技艺、美轮美奂的外形，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瞩目，而当时明瓷价格被推至顶峰，也令清瓷变得物有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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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汤生笔下的创业史
30年前，中国艺术品早已活跃于欧美市场，并分别在伦敦及纽约成立拍卖中心，另一边厢，日本的中国艺术收藏家及行家也异常活跃，在世界拍卖会占着重要席位。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的四年前，苏富比曾于东京试办过一次拍卖活动，可惜作为外国的拍卖商，要进入日本市场殊不容易。与此同时，香港收藏家在国际市场初露头角，适逢连卡佛的何邓菊如提出双方在香港的合作建议，我立即认为提议很值得研究。当时可以肯定在香港找买家并不困难，但如何觅得拍卖品则要仔细研究，试想一个在亚洲举办的中国艺术拍卖会需要由欧美提供货源的话，不但令事情失去意义，并会与伦敦和纽约构成不必要的竞争。
为了解情况，我当时特别走访香港一趟，并约见了本地收藏家赵从衍及利荣森等人，以及Art of Asia杂志编辑Tuyet Nguyet，他们均认为在香港搜罗珍品不成问题，并予以相当的鼓励与支持。香港位处东京及新加坡之间，因利乘便成为东亚地区的中心点，尽占地理优势。加上，香港没有艺术品及资金进出限制，也没有艺术关税或纷繁的法制，有利的营商环境，促使我能成功说服伦敦总部同意这个当时被认为相当冒险的建议。
筹备首个拍卖会期间，除了本地行家外，还有不少收藏家乐意向我们提供拍卖品的。在收集藏品方面，我们连获两大喜讯：企业家林秀峰愿意出售数件罕见的珍贵瓷器；其次，有人将一件明成化的青花碟用报纸包裹着，送到我们的办公室要求委托拍卖。即使以现时的标准衡量，当年的拍卖品质素仍很优越。但当时更令我们高兴的则属下列两项事件：其一，香港的中国艺术鉴赏家对我们的莅临表示欢迎；其二，我们在文华酒店举办的首个拍卖会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
所谓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首个拍卖会之后，我们对外来的发展方向已勾画出大概的轮廓。由于明清瓷器远较青铜器及早期陶器更受本地买家追捧，苏富比于是将中国艺术品划分为两个市场，早期的文物由伦敦及纽约负责推广，香港则主力搜罗及拍卖宋代以后的瓷器及工艺品。
初尝成功滋味，我们在翌年，即1974年的秋季再接再厉，搜罗大量上乘珍品，可惜当时爆发的石油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拍卖前的一场飓风更令外地藏家无法抵港，导致是次拍卖成绩大受影响。但一年后命运再次逆转，凭着一批来自广东的珍贵收藏，令1975年的拍卖会再次报捷。从1976年开始，香港便每年定期举办春秋两季拍卖会，迅速成为第三个中国艺术拍卖市场，与伦敦及纽约相互配合及补足。早年拍卖会的成功亦为艺术收藏界造就一大贡献：由于经拍卖行出手的收藏品都经过专家鉴定，令更多新晋买家愿意加入市场，亦意味着香港和东南亚的艺术市场可获更蓬勃的发展。
节选自朱汤生为《香港苏富比三十年》撰写的前言
虽然股灾横行，但香港人依旧不忘娱乐。6月，著名的无线电视（TVB）举办了第一届香港小姐选举。作为过渡期，1973年诞生了两位香港小姐，即分别是“香港东方选美会”选出的狄波拉和无线电视选出的孙泳恩。而狄波拉正是现在家喻户晓的大明星谢霆锋的母亲。也是在1973年，著名武打明星李小龙暴毙，享年32岁。
总之，1973年对香港来讲很特殊，而对于当时已逐渐露出“拍卖业巨头”之雏形的苏富比来讲也同样很特殊。
业务扩展
1958年，苏富比推出了歌尔史密特拍卖会。因为正值印象派与现代绘画热潮急速蹿升，该场拍卖短短21分钟就卖出了7幅画作，成交总额高达7.81万英镑，这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这场拍卖也成为有史以来成交额最高的艺术品拍卖会。
当时的苏富比总裁彼得·威尔森 （Peter Wilson）敏锐地察觉到艺术市场并非小众，而是会逐渐渗透至国际市场的每一个角落。于是，苏富比于1955年设立了纽约办事处。1964年，苏富比大手笔买下美国最大的艺术拍卖商帕克·博涅特（Parket-Bernet）公司。
帕克·博涅特公司在印象派与现代画作蓬勃发展的北美市场中，扮演着极为关键性的角色，从此，毕加索、雷诺阿、塞尚、梵高、鲁本斯等绘画大师遗世的“灵魂”之作，得以绽放在国际拍坛。而这也使得苏富比在上世纪60年代奠定了市场领导的地位。
此时，虽然苏富比的核心业务仍集中于始创自1917年的伦敦总部，以及急速发展的纽约市场，但是，身为美国最大的拍卖商，同时也是苏富比的一份子，帕克·博涅特开始向外寻求更多的机会，海外办事处便如雨后春笋般地接连开张—1967年，巴黎、洛杉矶、休斯敦分公司成立；1968年，墨尔本、佛罗伦萨、多伦多分公司成立；1969年，苏黎世、慕尼黑、爱丁堡也成为苏富比拓展业务的目标??
到上世纪70年代，苏富比陆续将拍卖业务推广到香港、蒙特卡罗、日内瓦等国际都市，并在世界主要城市设立办事处，广为搜罗各国艺术品，逐步形成了国际艺术品拍卖的格局和规范。上世纪50年代末，苏富比公司的年营业额不过600多万英镑，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年营业额已达上亿英镑。
首次亮相
1967年是朱汤生加入苏富比的第四个年头，此时的朱汤生已升任为苏富比中国艺术部主管，此后，他担任这个职务达15年之久。
1969年，一直觊觎亚洲市场的苏富比，试探性地在东京举办了一次拍卖活动。之所以选择东京，是鉴于当时日本的收藏家在国际拍卖市场上表现十分活跃。
受惠于经济的增长，日本收藏家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出现在拍卖市场上，主要购买对象就是中国瓷器和东方艺术。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直到1974年之前，由于日本藏家的介入，拍卖市场上瓷器的价格攀升至银器的水平，当时一件青花盘可以卖到16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75万美元）。然而，这场在东京举办的拍卖却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苏富比深切感受到“日本拍卖市场是个排外性甚重的市场”。于是，朱汤生将目光转向了香港，并竭力说服伦敦总部同意在香港成立拍卖公司，他判断，“香港有可能成为继伦敦、纽约之后的另一个艺术品世界交易中心。”
朱汤生的判断显然精准。
首先在地理上，香港位于珠江口东侧，背靠中国大陆，面朝南海，为珠江内河与南海交通的咽喉，南中国的门户；又地处欧亚大陆东南部、南海与台湾海峡之交，是亚洲及世界的航道要冲。
其次，在经济上，香港第一次经济转型发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宣布向中国大陆实施禁运，大批的内地资本家带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使得香港顺利从细小的转口港转化为劳工密集的制造业中心。
在文化方面，由于殖民统治与西方文化的侵袭，上世纪50年代之前，香港本土文化落后，对中国文物研究及发扬中国文化的活动甚为贫弱，被一些人讥讽为“文化沙漠”。但是，这一状况在上世纪50年代后发生了改变。大批从内地来的文化人和文物收藏家移居香港，他们的到来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得到了壮大，尤其是江浙文物收藏家的到来大幅提高了香港的文物鉴赏水平，如王己千、黄宝熙、王南屏、庄贵仑等。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收藏风尚主要集中于香港的一些专业人士身上，包括医生、律师、建筑师、会计师等，他们继承了旧上海的文物收藏传统，糅合英美鉴赏经验，造就了新一代的香港文物收藏家。苏富比前主席及行政总裁William.F.Ruprecht曾这样评价香港藏家：“香港的收藏家们长久以来由一群文人学者组成，他们多年来对中国艺术品的鉴赏及爱好，已孕育出一股强大的文化及经济根基，至今已形成中国艺术作品的重要支柱。”
此外，香港拥有健全的法制，而且没有艺术品及资金进出限制，也没有艺术关税，这一切都使得香港成为举办国际艺术品拍卖的理想地点。
1973年，苏富比伦敦总部终于同意了朱汤生的建议，香港苏富比成立，开始近距离接近亚洲尤其是中国本土。香港苏富比第一场拍卖会设在了刚开办不久的香港文华酒店，出乎意料的是，香港藏家们对苏富比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首拍一炮打响，这使得朱汤生信心大增。
然而，苏富比在香港的发展却并非一帆风顺。就在首场拍卖会的翌年，全球性的石油危机爆发。1973年底，受石油危机的影响，西方各国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至1974底，伦敦股指跌幅达70%，全球经济一片萧条。同时，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开始离开艺术市场，这也使得中国瓷器的平均价格跌到了石油危机前的三分之一。1974年11月，香港苏富比举办了第二场拍卖会，虽然当时朱汤生搜罗到不少珍贵的拍品，但由于经济形势不景气，外加拍卖会举办的前几天，台风嘉曼袭港，带来连场暴雨，导致不少外埠藏家无法抵港，使得那场拍卖会的拍品大量流拍。 不过，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同时香港苏富比得到了一批来自广东的珍藏，于1975年11月17日推出了一场拍卖会，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于是，从1976年开始，香港苏富比每年定期举办春秋两季拍卖会，大量珍贵的拍品屡屡创造佳绩。应该说，虽然华人收藏古代艺术品的历史十分悠久，但真正在华人收藏圈中起到市场影响作用的，应当是从苏富比在香港成立公司的1973年算起。
市场特点
香港苏富比最初举办的拍卖项目仅集中于中国瓷器及工艺品，从当时的拍卖成交情况可以看出上世纪70年代市场的一些特点。
查阅香港苏富比1973年首次拍卖的图录，篇幅主要集中在早期的古玉、铜器及陶器。此类古董文物，由于受到欧美买家追捧，早已转售于纽约及伦敦市场，多年来不复再现。在瓷器方面，上世纪70年代，藏家们更为欣赏宋代五大名窑以及明代瓷器。
在香港苏富比上世纪70年代的拍卖中，宋代及明代早期瓷器是拍卖行和买家关注的焦点。如1975年香港苏富比推出了一件宋钧窑天蓝釉花盆，成交价达3.96万英镑；1978年推出的一件高15.4厘米的明永乐祭红釉高足杯拍得15.4万港元；1977年5月16日，一件明宣德青花缠枝花卉纹高足杯拍得126.5万港元的高价。
而当前受到热捧的清三代官窑于上世纪70年代却并不起眼。据资深市场人士统计，在1978年香港苏富比11月份的拍卖中，一对清乾隆墨地绿彩水仙花石纹盘仅以19．8万港元成交。在1979年11月的拍卖中，一件清乾隆粉彩花蝶纹如意双耳葫芦瓶成交价仅55万港元；21年后，此件拍品于2000年4月30日再次上拍，最终以3304.5万港元被著名古董商埃斯肯纳兹买走。而在2007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出现的清雍正斗彩水波团花纹天球瓶，以3081万港元成交，创下了当时斗彩瓷器的拍卖记录。然而，就是这件拍品在1978年香港苏富比举办的春拍中，成交价仅为13.2万港元。对比前后成交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清瓷的市场地位。
不过，清瓷凭着其卓越的技艺、美轮美奂的外形，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瞩目，而当时明瓷价格被推至顶峰，也令清瓷变得物有所值。
·链接·
朱汤生笔下的创业史
30年前，中国艺术品早已活跃于欧美市场，并分别在伦敦及纽约成立拍卖中心，另一边厢，日本的中国艺术收藏家及行家也异常活跃，在世界拍卖会占着重要席位。在香港设立办事处的四年前，苏富比曾于东京试办过一次拍卖活动，可惜作为外国的拍卖商，要进入日本市场殊不容易。与此同时，香港收藏家在国际市场初露头角，适逢连卡佛的何邓菊如提出双方在香港的合作建议，我立即认为提议很值得研究。当时可以肯定在香港找买家并不困难，但如何觅得拍卖品则要仔细研究，试想一个在亚洲举办的中国艺术拍卖会需要由欧美提供货源的话，不但令事情失去意义，并会与伦敦和纽约构成不必要的竞争。
为了解情况，我当时特别走访香港一趟，并约见了本地收藏家赵从衍及利荣森等人，以及Art of Asia杂志编辑Tuyet Nguyet，他们均认为在香港搜罗珍品不成问题，并予以相当的鼓励与支持。香港位处东京及新加坡之间，因利乘便成为东亚地区的中心点，尽占地理优势。加上，香港没有艺术品及资金进出限制，也没有艺术关税或纷繁的法制，有利的营商环境，促使我能成功说服伦敦总部同意这个当时被认为相当冒险的建议。
筹备首个拍卖会期间，除了本地行家外，还有不少收藏家乐意向我们提供拍卖品的。在收集藏品方面，我们连获两大喜讯：企业家林秀峰愿意出售数件罕见的珍贵瓷器；其次，有人将一件明成化的青花碟用报纸包裹着，送到我们的办公室要求委托拍卖。即使以现时的标准衡量，当年的拍卖品质素仍很优越。但当时更令我们高兴的则属下列两项事件：其一，香港的中国艺术鉴赏家对我们的莅临表示欢迎；其二，我们在文华酒店举办的首个拍卖会获得出乎意料的成功。
所谓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首个拍卖会之后，我们对外来的发展方向已勾画出大概的轮廓。由于明清瓷器远较青铜器及早期陶器更受本地买家追捧，苏富比于是将中国艺术品划分为两个市场，早期的文物由伦敦及纽约负责推广，香港则主力搜罗及拍卖宋代以后的瓷器及工艺品。
初尝成功滋味，我们在翌年，即1974年的秋季再接再厉，搜罗大量上乘珍品，可惜当时爆发的石油危机影响全球经济，拍卖前的一场飓风更令外地藏家无法抵港，导致是次拍卖成绩大受影响。但一年后命运再次逆转，凭着一批来自广东的珍贵收藏，令1975年的拍卖会再次报捷。从1976年开始，香港便每年定期举办春秋两季拍卖会，迅速成为第三个中国艺术拍卖市场，与伦敦及纽约相互配合及补足。早年拍卖会的成功亦为艺术收藏界造就一大贡献：由于经拍卖行出手的收藏品都经过专家鉴定，令更多新晋买家愿意加入市场，亦意味着香港和东南亚的艺术市场可获更蓬勃的发展。
节选自朱汤生为《香港苏富比三十年》撰写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