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界国际关系民主化研究:现状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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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世纪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及国际政治、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建设成为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尚未形成关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完整理论体系,现有研究成果存在明显不足,学术界需要以多元化视角和方法拓展、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
其他文献
沃罗比约夫2012年12月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对中国的中亚政策以及对上海合作组织的看法。他认为中亚对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正在深化,“中国模式”对中亚国家有一定吸引力;上合组织的成立为中国进一步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提供了制度保障;俄罗斯和中国在中亚有共同利益,可以和谐共处。
当前,中国外交正经历着从应对型外交向主动型外交的转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正在为各方所讨论、接受。在此大背景下,2013年7月6日,主题为“中国外交新动向”的年度“中国国际问题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论坛由国内17家国际问题教研单位联合发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协办。
2013年4月8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在北京举办了“当前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新变局”专题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及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3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国家社科规划办的负责同志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近年来,随着空间和网络空间科技的飞速发展,一些国家出现了推动新一轮空间与网络空间军事化的冲动,非国家组织、私营部门和黑客个体也日趋活跃于网络空间,空间与网络空间安全问题以及跨领域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当下的世界,正在经历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究竟如何看待和定义这种“大变局”,它是否意味着新的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秩序已经形成,国际社会还莫衷一是。笔者认为,判断国际战略格局变迁主要有两个指标,那就是国际主要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维系国际秩序运转的规制是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这两个层面考察,我们可以看到,
随着金融经济危机后众多国家步人调整与发展竞争新阶段,国际战略格局与国际秩序也难免经历某种深刻重塑与转型。随着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内涵与条件的变化,中国处理对外关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放眼长远,特别是要充分估计到中美关系将在10年后迎来高风险期的可能性。
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到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30多年来,中美两国关系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变化。今天,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阶段,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是中国领导人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新表述和新要求。中美双方的表述方式不同,但打破大国争霸的历史宿命,建设稳定、平衡和共赢的新型关系,是两国共同目标。
当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中国和平发展所面临的国际经济体系约束也越来越明显。在周边层面,以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为导向,“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正在改变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在全球层面,以美欧“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协定”(TTIP)为导向,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大调整。国际经济体系的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崛起的应对措施。其结果必然会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
当前国际格局正处在一个复杂的过渡时期,这是国际国内理论界、战略界的基本共识。然而,当前国际格局究竟朝什么方向过渡?为什么会过渡?如何过渡?对于这些复杂问题,国际国内理论界、战略界不但没有明确共识,甚至也没有明确的“识”!
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MDGs)即将于2015年到期,国际社会有关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讨论日趋热烈。目前,围绕2015年后议程的讨论呈现出三个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很不利的趋势,即相关讨论集中于应对当下的政策危机,MDGs及吸取经验教训面临被淡化的危险;相关讨论过于关注宏大的国际规范设置以期主导全球长远发展方向,可能导致发展目标与价值规范的相互脱节;相关讨论过于关注发展的手段或条件,试图通过隐性手段将政治和社会条件植入国际发展议程,存在偏离发展主题的危险。中国对2015年后议程设定的重视度不够,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