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 年的父亲节是6月17日，正好是父亲的 忌日，是父亲离开我们的第12个年头。在父亲的忌日里，我常常会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房间里，打开相册，默默地回味着父亲平凡的一生。
　　父亲的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15岁在家乡读了8年私塾以后，就到太仓县沙溪镇的一个钱庄去当学徒。旧社会的徒工非常辛苦，从小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父亲，早晨要帮助烧早饭、打扫卫生，晚上要复习功课、学习业务知识，这是他一生中最为艰苦的岁月，也是他成长的重要时期。由于父亲学习认真，表现优秀，两年以后，就在那里当上了会计。1948年，根据祖母的要求，父亲回家耕种自家的九亩地。我的祖母19岁守寡，再未嫁人。她与曾祖母一道，顽强地支撑着这个家。由于祖母勤俭持家，精打细算，我们家始终保持着殷实人家的生活，父亲回来以后，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家乡。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爱与母亲不同，母亲从吃到穿，问寒问暖，细致入微。我们做的事情，母亲会一件件地指出哪里对、哪里不对；我们说的话，凡是不对的，母亲总要指出来。父亲则不然，他从不在自己的嘴里说出任何一句对子女爱恨有关的话语。我有时候觉得父亲有点吝啬，但细细回味，父亲是在用他独特的行为，展现一个伟大父亲的育人方法。
　　父亲对我们子女没有过多的要求，只是希望我们长大以后，能成为对家庭、对社会有用之人。他的许多好习惯，影响了我的一生。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一年四季，总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一遇刮风下雨，或者白天收工较早，父亲还会练一段健身气功，像八段锦之类的，以强身健体。我踏上社会以后，坚持锻炼的习惯，就是受父亲的影响养成的。
　　父亲对我们子女的教育，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方法：平时，他常常会在农闲时，用讲故事给母亲听的方法教育我们。我家里的房子是1920年建的老式四合院，内墙用的是木头隔板，东边房里的讲话，西边房间是听得很清楚的。父亲讲的故事都是历史上的一些知名的人物和历史事件，特别是《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里的故事。父亲的记忆力好得惊人，有时候竟能大段背诵《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里的片段。记得在父亲84岁高龄的时候，我去看望高中教我们语文的马学忠老师，马老师在闲谈中告诉我，他常与父亲在一起交谈，父亲有一次竟能把《阿房宫赋》一字不差地背给马老师听。父亲虽然是在与母亲交谈故事里的情节，实际上父亲是讲给我听的。因为有时我已经听到母亲打呼噜的声音，但父亲还在津津有味地讲，父亲知道我喜欢听故事，而那时候农村書籍少得可怜，父亲知道我虽然睡觉了，但肯定还是在听他讲故事的。我至今没有系统地看过《三国演义》，但一百二十回《三国演义》里的故事，大部分我都能粗略地讲出来，《三国演义》里的“桃园结义”“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单刀赴会”“空城计”“舌战群儒”等我是耳熟能详。父亲反复向我们讲述的是孔明的智慧、刘备的机智、关羽的忠孝、司马懿的才能。他对曹操颇有微词，特别对他的奸佞、狠毒，父亲总要批上几句。这些故事，对我们一生的做人做事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即使我已高中毕业回家劳动了，父亲还讲春秋战国时的励志故事给我们听。父亲每讲完一个故事，都会像金圣叹评《三国》一样加以评说，而往往他的评述，就是教育我们的金子般的语言。我从他讲述的故事中，逐渐懂得了什么叫诚信、什么叫感恩、什么叫慎独、什么叫鞠躬尽瘁……我们从父亲的故事中，慢慢地懂得了世事的艰难，知道成功的来之不易。
　　父亲是个文化人，非常好学。他熟读诗书，精通古文，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房间里现在挂着的条幅“华茂春松 翩若惊鸿”，就是他亲笔所书，那是在他去世后，我在他的遗物里翻到的墨宝。他一生嗜书如命，在农村劳动，每逢刮风下雨，他总要在房间里看他喜欢的《古文观止》《东周列国志》《岳飞传》等古书以及生产队订阅的《新华日报》中的相关文章。1966年文革破四旧时，他把家里的古书藏在大床板下面的柜子里。一天，造反派来我家查找，责令他交出，他拒不承认，最后还是我主动告知藏书的地点，当造反派将书搬走时，父亲的眼神里充满了失望。当时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那时，我的心里就觉得做了一件坏事。可能是天可怜见，1973年时，竟然又是我，帮父亲找回了这些古书。那一年高中毕业后我参加了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一次，由于劳动口渴，在村里的一个小店里找水喝，无意中发现营业员在看《三国演义》，我一看像我父亲的书，因为上面有父亲亲笔用小楷写的姓名。营业员毫不忌讳地告诉我，1966年他收了许多古书，当时的书籍6分钱一斤就可以卖出，在整理时他发现父亲的这套书最完整，就将它收藏起来。好在他也是一个读书爱好者，我取回了这套书，父亲看到后，欢喜自不必说，竟把这套书在枕头下放了好几个月。父亲去世后，为了纪念父亲，我请人对这套书进行了保护性装订。每到思念父亲时，我也会翻开这部线装《三国演义》，慢慢默读，既是看书，也是在怀念亲爱的父亲。
　　父亲的一生坎坷不断。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父亲被诬为国民党员，遭到莫名其妙的批斗，造反派把他押到三里地外的大队副业队劳动。父亲陷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姐姐在外工作，哥哥在外当兵，家里就我一个男性，每日中午我总要来回跑六里路去送饭。在烈日当空的七八月，气温近四十度，父亲与所谓的地富反坏分子还要在烈日下除大椒、茄子、西瓜田里的杂草，中午竟然穿着破棉袄在劳动。这件破棉袄一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处理掉。父亲被揪斗，使全家陷入逆境之中。姐姐在国防科工委工作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师范学校毕业的哥哥在部队当兵提干被终止，我的工农兵学员招考被拒之门外。1973年征兵体检合格后，因为父亲的问题我被取消录取资格。1978年我在丹徒县委宣传部工作时，民政局的同志告诉我，父亲国民党员的事情弄错了，父亲的政治历史是清白的。当时没有电话，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激动不已。虽然粉碎“四人帮”后，历史问题对子女已经没有影响，但我还是非常高兴地赶回老家告诉父亲。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听后淡然一笑，眼睛望着屋顶，眨巴了几下，一句话也没有说。回想父亲当时的反应，可见他历经人生沧桑而从容淡定的心境。
　　父亲对工作负责的精神是令我们肃然起敬的，他能够两手打算盘。由于他熟悉会计业务，文革前，大队让他兼任两个生产队的会计，平时还经常被公社抽到相关队里去会审账目。记得小学五年级时，在一个严寒的冬夜，我一觉醒来，发现父亲还在油灯下噼里啪啦打算盘，我问父亲怎么不睡觉，他说账上有一毛六分钱轧不平。为了一毛六分钱，他忙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休息，为的是第二天赶去大队参加会审。平时父亲无论做什么事，总要做到他满意为止，他对工作认真的态度，影响了我们一生。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但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们脑海中浮现。父亲的一生在平凡中走过，他经历过许多苦痛，却从没有抱怨苦痛，对生活总是充满希望。父亲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永远是我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