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很多大学食堂里，都有类似的场景，一个刚入学的上海学生指着一筐包子说：“师傅，给我来五个馒头”“五个？同学你吃得了吗？”等师傅从另一筐里夹起5个拳头大的馒头时，这孩子傻眼了：“我要的是那个有馅的肉馒头，不是白馒头。 ”“你直说你要包子不就是了！”
　　口味的差异，最后变成了说法的差异，这样的笑话在中国并不少见。同一个词儿，从黄河走到长江，经常基因突变，成了一个无法交流解释的难题。尽管上海人把“是馒头还是包子”搞成了一个世纪猜想，但至少赋予了其新的生命，让一粒实心的发面团，变成了一支集肉馒头、菜馒头、小笼馒头、豆沙馒头、生煎馒头于一体的多兵种集团军，这其中，生煎馒头，便是它们的带头司令兼政委，领衔上海小吃界。
　　何以这么说？君不见走遍全国各地乃至港台海外，凡看到“生煎”的招牌，大抵都打着“上海”的名号，个别胆大的还敢再加“正宗”二字。生煎馒头之于上海的地位，一如言烤鸭必称北京一般，成为一个城市的名片。
　　生煎馒头，本是江浙一带的市井小吃，发明于何时并不可考，但最迟在20世纪20年代便在上海声名鹊起。当时，创办大世界游乐场、中华电影公司的上海巨商黄楚九，首次将生煎馒头引入其开办的萝春阁茶社，这是木材行老板们聚会的场所。十里洋场的冒险家们，在此听评书、谈生意，一壶清茶、一碟生煎，何等的惬意。早先茶楼并不经营茶点，茶客饿着肚子喝茶谈事，急着谈完走人，另寻饭馆。黄楚九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黄梨州）的后代，是当时上海实业界的名流，他为了留住茶客，将街头的生煎师傅请到自己的茶楼就职，不仅生意大涨，也使这道源自民间的小吃，自此登上了大上海的舞台。
　　近百年时光荏苒，萝春阁的茶座虽早已成为历史，然生煎馒头已成为“世纪名点”，不但后继者遍地开花，还发扬光大，分出了各路流派：开口朝下的扬帮，开口朝上的本帮，汤汁偏少的“肉心帮”，肉嫩多汁的“汤心帮”，甚至全发面、半发面、不发面都可以成为不同派别。无论是传统老店，还是新锐势力，各家派别在新上海滩明争暗斗，各划地盘。不同门派的信众，还时常在网上交锋，谁家的口味最好，谁是生煎馒头界的正统，竟能引来数千帖子讨论。生煎馒头的群众基础可见一斑，它早已是沪上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不管派系、口味如何不同，一只合格的生煎馒头，总要具备四个要素：汤鲜、底脆、面松、肉紧。其制作工艺倒也不复杂，以切肉作馅（绞肉影响口感），加适量清水或猪皮冻，调味后搅拌，发面皮包裹，即可下平底油锅煎制。一身白色工服的老师傅，往往是一边转动硕大的平底锅，一边不时往锅内淋水。档口外面，是成群等待的食客……随着大木锅盖掀起，一股白气腾空，老师傅如写书法一般撒一把芝麻葱花，一大锅生煎即大功告成。
　　四只一份的生煎，装在时代感极强的搪瓷小盘子里，上海人习惯称之为“一客”。这是此地独有的称谓，本是个西洋舶来品，英文作“a Portion”，指一位客人食用的套餐。上海人将其用在此处，尽显华洋交融的特色。而饱蘸肉汁的脆底，紧实微甜的肉馅，以及松软适口的外皮，外加一碗同样是中西合璧的咖喱牛肉汤，更是一种有层次的感官盛宴。小小的一顿生煎馒头，蕴藏的却是浓浓的海派文化，上海开埠百年多来的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竟也在这小小的吃食上有了映射。
　　这样的文明体验，真是既美味，又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