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是去年初，我在网上书店找一本急需的书，浏览中无意看到了《甘肃夯歌及其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当我第一眼看到卜锡文老师的这本新著时，便毫不犹豫地订购了一本，一周后书到，立刻拜读。卜锡文，1938年生于陕西安康，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著名音乐学家，旅美学者。1958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音乐科。长期收集整理和研究西北汉族及裕固族、回族、保安族、东乡族、藏族等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尤以“花儿”研究建树甚丰。主要著作有《甘肃夯歌及其研究》、《乐学·乐论——卜锡文音乐文选》、《传统、现代、创意、自由——卜锡文乐与非乐文选》、《圣诗精粹——合唱新编》等。创办甘肃进华音乐专科学校（1982年），推动甘肃室内乐及古琴演奏活动，力倡民族音乐进校园。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曾任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理事，中国音乐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与阅读其他一些书籍文章所不同的是，阅读《甘肃夯歌及其研究》时心里有特殊的亲切感和迫切感。因为早在二十年前（上世纪80年代），笔者就读本科时，卜锡文先生便是我们的《民族音乐概论》、《作曲》等理论科目的老师。在读时，先生严谨的治学、广博的学识和远见的教诲给学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实际也一直影响和激励着我的音乐人生。
　　书中李槐子先生作为卜先生的老友，所作之序言简意赅，高度概括，这里不妨摘录其中一段，读者便见本书之背景了：“卜锡文教授的《甘肃夯歌及其研究》，是他在甘肃师范大学音乐系（现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任教民族民间音乐课时，下乡采风所得，课余时间进行了整理与研究，脱稿于1978年。虽有出版价值，却难以获得经费支持。等到他自己有力自费出版的时候，稿子已经躺了32年，先生由当年的‘四十而不惑’成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并由中国居民变作旅美华侨。”看到这些后，在一份悲壮感中，更加体验到书中内容之珍贵了。
　　近年来，民族音乐学方面的专著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令人目不暇接。而疲于奔命地忙碌着的我们，认认真真地一本本全都研读、学习和评断，那是不可能做到的。而在知道了书名、作者、研究内容，进行了泛读，甚至有幸精读的著述中，如果了解了研究方法和内容、掌握了相关知识、获得了一些启发，或者感觉很美、很享受、很值得，这就算是很有价值和很幸福的事情了。在读了卜锡文老师的《甘肃夯歌及其研究》后，我确实是有上述的一些感受，值得赘述如下：
　　一、文本内容和方法
　　《甘肃夯歌及其研究》主要由甘肃打夯号子研究和谱例两大部分组成，由于李槐子先生的序概括了成书的背景和意义，作者本人的自序中鲜活地反映出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生存情景以及作者不懈地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追求精神，所以我觉得，认为本书由四个部分组成，也不是不恰当。在两万字的“甘肃打夯号子研究”（后文简称“研究”）中，内容包括夯歌概况、夯歌历史、劳动特点、唱词内容、唱词特色、衬词、曲调类别、节拍节奏、调式调性、旋律音调、曲式结构、演唱形式、发展衍变、与其他民歌的关系、消溶与永生等十五个单元。通观全书，作者在深厚的田野考察基础上，运用了描述与解释、比较研究、音乐分析、历史文献等研究方法。
　　“研究”之“概况”中说：“打夯、扇硪、提杵是三种以砸实地基为目的的劳动方式。人们习惯将劳动歌曲称作‘号子’，配合上述三种劳动的歌曲，便分别叫作‘打夯号子’‘扇硪号子’‘提杵号子’，或者也可叫作‘夯歌’‘硪歌’‘杵歌’。”接着对“夯”、“硪”、“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说明，可列表如下进行比较：
　　这里以表格形式重复书中内容，原因之一是获取这些知识的层面；而更重要的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书籍作者深厚的田野工作基础，仅四段文字的背后，浮现着作者上山下乡的采风身影和爬山涉水的田野足迹。
　　“研究”中第二单元的“历史”深深地吸引了我，正因为作者严谨的历史文献考查，使得“研究”有了浓浓的历史文化感和厚重感。读之，在学术氛围中又有了些许耐人寻味的成分。从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对夯筑艺术的原始形式记录说起，表明打夯在中国历史工程中的重要地位。指出：“今天，我们若要追根寻源找出最早的打夯号子，并想确切说明其产生年代，自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有关古代打夯劳动情形的文字记载，却是可以找到一些的。”接下来，我们便看到了公元前14世纪末周部落建造宫室的精彩劳动场景“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诗经》（《大雅·绵》）“今之城者，或操大筑乎城上，或负畚赴乎城下。”（《吕氏春秋·不屈》）以及唐代诗人张籍的《筑城曲》：“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把杵，重重土坚试行锥，军吏执鞭摧作迟。来时一年深碛里，著尽短衣渴无水。力尽不得休杵声，杵声未尽人先死。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这些古代文学作品所记载和反映的，正是打夯这种早已司空见惯的劳动方式。
　　关于古时打杵是否一定歌唱的问题，作者从“古人劳役必讴歌。”（郑玄《礼记》）、“邹穆公死……傲童不讴歌，舂筑者不相杵。”（贾谊《新书·春秋》）、“筑城相杵者，出自汉梁孝王，孝王筑睢阳城，方十二里，造唱声，以小鼓为节，筑者下杵以和之，后也谓此声为‘睢阳曲’。”（《古今乐录》）、“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謣，后亦应之。”（《吕氏春秋·淫词》）以及“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刘安《淮南子》）等大量文献中得到了肯定和证实。我国民族民间音乐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诗经》、《楚辞》和《汉乐府》直到《唐诗》、《宋词》和《元曲》，古人留下的音乐文化文本文献浩如烟海。可我们在自豪和陶醉的同时，不禁发出了如“研究”中一样的感叹：“遗憾的是，古代打夯号子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曲调，现已无法从乐谱中去寻觅了。”
　　《甘肃夯歌及其研究》的谱例部分辑录了164首打夯号子、7首扇硪号子和23首提杵号子，共计194首之多。笔者也专门查阅《中国民歌集成·甘肃卷》中收录的闪硪号子2首，打夯号子27首，共计29首进行参数对照：
　　从上表的比较中可见《甘肃夯歌及其研究》曲目资料的系统性和地区覆盖的广泛性。 　　为说明一些问题，笔者亦对甘肃临近省区的《中国民歌集成》各省区分卷中关于夯歌曲目的收集情况进行了如下统计，显现了《甘肃夯歌及其研究》曲目资料的丰富性：
　　青海：汉族打夯号子4首，汉族打墙号子1首；藏族打夯歌3首，藏族打墙号子（列依）6首；回族打墙号子2首，回族打夯号子2首；土族打墙号子5首，土族打夯号子1首；撒拉族打墙号子2首，撒拉族打夯号子2首。共计28首。
　　陕西：陕北打夯号子17首，陕北打硪号子22首；关中打夯号子29首；陕南打夯号子11首，陕南打硪号子3首。共计82首。
　　宁夏：回族夯歌22首；汉族夯歌18首。共计40首。
　　山西：打基歌1首；唱硪歌1首；劳动号子2首；打硪歌10首；打硪号子1首；紧硪歌1首；慢硪歌1首；铁路硪调1首；哭涕涕硪调1首；打夯号子4首；打夯歌16首。共计39首。
　　距离甘肃远一些的省区，河南44首；河北97首；山东153首。这也说明诸如打夯筑城之类的劳动，在我国越往东部，就越是普遍。
　　二、时代烙印和精神
　　正如序言中所讲，此书脱稿于1978年。那个时代的中国刚刚摆脱10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文化意识形态中具有着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这种时代的烙印亦可见诸《甘肃夯歌及其研究》的章节笔端：“打夯号子是真正的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的艺术。它浸透着劳动人民的血汗，饱含着祖国泥土的芳香。生产力的发展在数千年前促成了打夯号子的产生，在人力打夯这一较为笨重的劳动中，打夯号子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今天，我国人民已迈开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雄壮步伐，这一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对于打夯和打夯号子来说，也正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
　　当然我更关注和被触动的是作者在当时那种艰难景况下不懈的学术探索和追求精神。书中序言和自序中的时代写照和真情流露便是感动之处：“音乐工作者下乡采风本平常事，但是，在‘文革’那个冤狱遍地的年代，采风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因为江青说过民歌‘下流’、‘最不喜欢民歌’。此人当时‘一言九鼎’，采风这件事若是被‘上纲上线’，那就在劫难逃。”“沉毅的夯声，雄健的号子，划破阴沉的天空，拨动着我们的心弦。我仿佛走进那历史的画廊，一股力量在激励着我，催促着我，‘把打夯号子全面、系统地收集起来吧！’然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江青之流对人民喜爱的歌百般摧残，恶毒咒骂，不仅不许唱‘民歌’，唱秧歌，就是打夯喊号子也往往被禁止，法西斯文化专制简直疯狂到了何等地步！”
　　但是，作者顶着风险，愤然认为“民歌是否定不了的！”并于文化专制最猖獗的1973至1976年，连续进行了“花儿”和夯歌的采访。走遍甘肃，兼及青海、宁夏。以一腔热血和行动记录了宝贵的财富“劳动人民自己的歌。”1976年7月底，作者“终于开始了系统收集打夯号子的工作。先到敦煌，再到酒泉，经张掖，过武威，由西向东，节节采访。”当作者在从礼县到达天水的途中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时欣喜若狂，激动不已：“次晨，我又搭上了去两当的班车。一路上，空气清润，山色俊美，流水格外地欢畅，柿子树也格外地嫣红。眼望那东山上空斑斓的朝霞，我止不住泪水盈眶：啊，人民的时代又回来了！”之后，作者以喜悦的心情走了天水走武都，访了庆阳访平凉。“1977年元月底，当我踏着大雪返回兰州时，满怀着丰收的喜悦。”
　　这种政治时代的无畏精神，这份对自己民族音乐文化的挚爱之情，留给我们的思考是什么呢？在经济信息时代，我们将如何做出抉择？既然理想和目标已定，我们又将如何去更好地实践和实现呢？这是我们广大音乐工作者，尤其是民族音乐工作者应该深思的。
　　三、现实意义和启发
　　众所周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中国民族音乐学也惨遭浩劫，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者（包括他们的搜集、整理以至著述）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批判，各地经过十多年来所积累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料，几乎损失殆尽。民族民间音乐被斥为封、资、修毒草。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不复存在，处于十年停顿的状态。”而《甘肃夯歌及其研究》却正是这个非常时期的产物，其意义和价值的珍贵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习俗爱好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种打石夯筑土墙的建筑形式和劳动现象已在大部分地区很难遇到。现今以砖瓦水泥为材料的混凝土结构建筑形式和劳动工地中，亦听不到类似打夯号子的民间劳动歌曲了。那么《甘肃夯歌及其研究》中194首夯歌曲谱无疑起到了抢救存档的作用，如果有当时的录音资料一并附CD出版留存，将使本书锦上添花，更加丰富直观地向读者展示上世纪甘肃地区夯歌演唱、流传情况的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当今社会，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和探索已经与西方音乐人类学的研究信息互通，甚至资源共享。更欣喜的是，在多元文化思想主导下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也方兴未艾，蒸蒸日上。作为音乐人类学者，在重视世界文化观念和理论方法的同时，更应重视这个领域的现场作业。这一点上，《甘肃夯歌及其研究》的成就就是鲜活的范例，没有太多的理论，也没讲让人听不懂的大道理，就是实实在在的田野调查和一个民族音乐工作者的真情表白。
　　“研究”一开始就讲道：“打夯号子是劳动人民在打夯劳动中创造的艺术。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包括打夯号子在内的各类民歌，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音乐艺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责任是不可缺少的，但热爱才是真正的动力源泉。就让我引用作者自序中的这段话作为结语吧，留给我们的就是无尽的思考和永远的探索：“让我们放开手脚，满怀豪情，在夯歌和其他民族民间音乐所筑成的坚实细密的地基上，建造起社会主义的音乐大厦吧！那一章章宏伟壮丽的乐曲，是新时代的劳动之歌，是音乐与科学交融的新篇章，就在那歌乐和鸣中，打夯号子的音调，将永远在天地间回荡，回荡……”
　　参考文献：
　　[1]卜锡文.甘肃夯歌及其研究[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
　　[2]《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全国编委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Z].中国ISBN中心.
　　[3]《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青海、陕西、宁夏、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各卷.
　　[4]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J].音乐研究.1980，4.
　　（作者简介：李国顺（1964－）男，藏族，青海大通人，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高校教师在职硕士，青海师范大学音乐系副教授，理论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传统音乐研究，理论作曲及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