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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世界五大军港之一”、“东方第一大坞”等美誉的旅顺口军港，始建于1880年，经过多番坎坷、周折，1890年竣工完成。其船坞和岸、陆炮台的建成，使之成为了我国近代历史上最大、最完善的海军基地和战略要塞，为北洋水师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在其建港修坞期间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一直为专家、学者们所关注，同时也为平民百姓们所津津乐道。
集思广益，敲定旅顺口
自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我国封闭的国门以后，清廷屡战屡败，每每都是以割地、赔款而收场。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残酷的现实使得朝野上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严峻的海防问题摆在了清朝统治者的面前。为此，清廷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着手建立新型海军，从国外购买先进的铁甲舰。
由李鸿章负责筹办的北洋水师很快就发展成为包括铁甲舰、快船、运输船、鱼雷艇等共25艘舰船组成的舰队。特别是其单舰吨位逐渐增大，如从德国订购的“镇远”、“定远”等巡洋舰，长95.5米、宽20.4米、吃水6.3米，排水量均在7300吨以上。这些战舰无论是停泊和检修等，都需要有一个能够接纳它们的船坞。而当时我国拥有的福州、上海、广州、大沽等4处港口的船坞检修能力都在5000吨以下，根本无法接纳它们。因此，它们只能去香港和日本长崎的船坞完成检修项目。为此，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上海制造局道员郑藻如以及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黎兆棠和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等军政要员进行了长达3年的函商探讨。当时，关于北洋水师基地选址问题，清朝廷内部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有不少人主张将其设在南方，但李鸿章始终坚持认为将其设在北洋地域内比较妥当。他先后派遣手下人员对于可供选址的烟台、蓬莱、威海、大沽、大连港、旅顺口等地进行了数次实地勘查。初时根据汇报，他有意于四通八达的大连港。但在光绪六年（1880年）经过实地勘测、论证后，感到其港口太宽，必须要有大量的陆军协防，建设费用太大，而放弃了自己的想法，转向了旅顺口。
1880年10月，旅顺口军港建设的蓝图虽然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展开。
所谓“旅顺口”，又称“狮子口”，是一个宽近300米，由两山对峙、天然形成的出海口，其间仅有一条每次只能通过一艘大型军舰、宽不过90多米的航道。该航道的两侧，东为雄伟的黄金山，西南为巍峨的老铁山。整个港近似一个封闭海湾，港口口门开向东南，东西长4公里，南北宽2公里。其西侧为一座弯曲的干滩，由于形状很像老虎的尾巴，因此得名“老虎尾半岛”。以该半岛为界，整个海湾被划分为东西两港。东港港口宽75米，水深5.6-8.8米，码头四周是石砌岸壁；西港港口宽220米，港内水域广阔，不冻不淤，且隐蔽性和防风性良好，再加上这半岛的存在，又形成一堵天然防波堤，使西港好似一个内湖。
李鸿章在1881年10月初，乘验收“超勇”、“扬威”二艘快舰之便，偕同众官员和行家，亲临旅顺口察看地势水域。他与众官员和行家们商议后，甚为满意。他在随后呈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该口形势实居北洋险要，距登州各岛一百八十里，距烟台二百五十里，皆在对面，洋面至此一束，为奉直两省海防之关键。”“目前之快船、炮船及他日购到之铁甲舰皆可驻泊，为北洋第一重捍卫。”（《李文忠公奏稿》卷12，第7—8页）。考虑到旅顺口西港的面积虽然比东港约宽3倍，但是水位较浅，无法容纳大型军舰。因此，此次主要营建东、南、北三面共长1368米的东港。在东港内的东北处建一大型船坞，即旅顺口大坞。经过李鸿章的努力，旅顺口港的建设报告，很快获得了批准。
用人不当，李鸿章被迫换将
为了保证军港的修建和防御，首先在其周围的山上，修筑了黄金山炮台等一些防御的炮台，在其西海岸修建了威远炮台等保护船坞的岸炮群，之后还修筑了椅子山、案子山、松树山、二龙山等12座陆路炮台，共配备大炮100门。原在北洋办理洋务，时为县令的陆尔发奉命前往旅顺口协助洋雇员、德国人汉纳根开展此项工作。
1881年，李鸿章作出了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按年将工程加以扩大的决定。同时，下令将工程的门外汉陆尔发调回，改让他的老乡、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前往旅顺口，设立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主持炮台及拦水坝的修建工程。
1882年2月，朝鲜内乱。鉴于日本对朝鲜的野心，以及法国侵略越南日急，李鸿章虽然辞职回籍，但对旅顺口军港工程仍然十分牵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黄瑞兰走马上任以后，根本不给他作脸，贪得无厌，随意挥霍不说，还在工程上不懂装懂、胡乱插手、任用私人，与那些聘用来的外国技术人员和当地的军政官员都合不来，把整个工程搞得一塌糊涂。其中耗银3万多两，用了近1年时间才完工的拦海大坝，由于偷工减料多处渗水，经常塌陷，贻患无穷，为名副其实的“豆腐渣”工程。尽管如此，黄瑞兰还想凭借与李鸿章的交情，保住目前这个大有“油水”的肥缺。这时，他不失时机地派人从旅顺口工地，千里迢迢赶到了李鸿章的安徽老家，献上了丰厚的慰问礼金。
古语道：“礼多人不怪。”虽说李鸿章“笑纳”了这一大笔礼金后，火气消减了不少，但他心中清楚，如果让黄瑞兰继续干下去的话，肯定有一天就是想袒护他也袒护不了了，到时他自己也肯定要跟着背黑锅的。事不容迟，李鸿章磨墨提笔给时任直隶总督的张树声写信，提出立即将黄瑞兰自旅顺口工地撤回，同时关照对其妥善安置。
鞠躬尽瘁，袁保龄不辱使命
撤回了黄瑞兰，委派谁来接任呢？李鸿章向张树声提出的人选是袁保龄。这一次，他没有看走眼。袁保龄自赴任至1887年11月旅顺口船坞交由法国公司包办，在他的主持下，筑炮台、固大坝、建工厂、造码头、办医院、开电报局、挖掘坞基、开渠引水、拓宽海口、疏通航道等进行得有条不紊，按时完成了旅顺口港的第一期工程。
袁保龄（1841—1889）字子久，又名陆龛，河南项城人。系咸丰、同治年间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的次子。他20岁中举人，22岁随父到皖北围剿太平军，25岁任清朝廷内阁中书侍读，36岁因编纂《穆宗毅皇帝实录》有功，赏戴花翎，官衔升为四品，37岁因赈灾有功，升为道员，加三品衔。1879年《穆宗毅皇帝实录》全书告成，被赏二品顶戴。1881年被李鸿章以“北洋佐理需才”为由，奏请朝廷将其调到天津，委办北洋海防营务。他到旅顺口任上不久，请求李鸿章调来了通晓法文、曾在淮军前敌营任事的刘含芳做他的助手。他秉公办事，首先理顺了内部上下的关系，大刀阔斧地选用真才实学、踏实肯干的人，尽斥庸禄之辈，一下子裁减淘汰近400人，每月节省币金1000多两。同时，他尽其所能，以诚相待，与地方政府和驻军建立了理解和信任，工程上得到驻军的大力相助。他主持正义，公平合理地处理了前任与当地土地业主在用地方面的争议，如数退还前任拖欠老百姓的款项。此外，他还倡导当地百姓广种桑树，教民养蚕和纺织，兴办学堂，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众开化，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 袁保龄在经费使用中，精打细算，力求节约。他在对前任建造的港口拦海大坝进行修整时，亲临现场，监督民工、洋匠们日夜施工。某日，海上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该大坝中段陡然下陷，整个大坝随时有崩塌的危险。他见状扔了帽子，掖起官袍，顶风冒雨，指挥民工用土堆，用秫秸挡，堆起一道1米多的长墙，挽救了大坝。
1884年，李鸿章在巡阅旅顺口时，看到海防营务建设成果，对袁保龄赞赏道：“旅顺炮台营垒坚固可守，全赖保龄督饬之力。”
1886年4月，溥仪的祖父、醇亲王奕譞亲阅旅顺口，认为“海防布置合宜，保龄尤为得力，奏闻下部优叙”。
袁保龄在主持工程局工作期间，除了参酌中国传统河工经验外，还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进口了一些机械，如抽水机、起重机、挖泥船等，并聘用一批外国的专门技术人员、顾问等。他的控制管理方法为：力持宽大容忍，于大处坚持原则，小事则力求将就。他与洋员均签订合同，标明年月期限，规定彼等必须随时留工，听候差遣，使得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在施工原则和质量标准方面，袁保龄是毫不退让的。当受聘设计大坞的德籍工程师善威主张用砖建坞时，他认为砖不耐久，必须用石料。双方为此争执4个多月，通过试验，最后善威“认错”，用石料修坞，保证了船坞历百年而坚固如初。由于善威的过错，使得工程延误数月，经济上造成不小的损失。1886年7月，袁保龄在上呈李鸿章的报告中写到：“善威之为人，才具太短，极琐碎细事亦复不了，更无论大者远者。即如船坞全工之图，估时近一年，严催婉促终未交呈……其才止可参加酌谋议，万不能独立任此巨工。”（《阁学公集书札录遗》第16—17页）。从实践看，袁保龄对于善威的评价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不仅是袁保龄，其他中国官员对于善威的所作所为也是大为不满。同年九月，他们联合说服李鸿章，将旅顺口港第二期工程，即船坞工程及部分附属工程从德国人手中收回，向外承包。结果，德、法、英3国展开激烈的竞争，法国人最终以最低的价格、最短的工期而中标。
袁保龄因操劳过度而患病，身体每况愈下，多次禀辞退养治病，都被急需海防人才的李鸿章所慰留。由于没能及时治疗，加之他又带病坚持工作，终于1889年7月20日病卒于任上。光绪皇帝谕赐祭文，清朝廷从优抚恤，赐赠“内阁学士”衔，并将他的生平事绩宣付史馆，附刊其父亲传后。
对于袁保龄这样一个干活明白，还不贪污、腐败的贤良去世，李鸿章很是伤心，觉得对不起他。因此，事后对其家人格外照顾。当他发现袁保龄的一个侄子表现不错时，便悉心加以培养提携，使之后来成为了自己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为修“三海”，“老佛爷”挪用军费
1890年11月，李鸿章得到旅顺口港第二期工程完工的消息后，立即派遣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直隶按察使周馥、津海关道刘汝翼等人会同前往验收。
丁汝昌等一行于11月5日抵达旅顺后，由监工洋员吉礼丰开具法文工程清单，经刘含芳译成华文后，逐项进行查验。其中世人瞩目的船坞，长137.5米，宽41米尺，深12.6米，坞口以铁船横拦为门，整个船坞均用山东大块方石，用水泥砌成。
当月9日验收完毕。至此，我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件巨大工程告成。北洋水师因为舰艇有所归宿、可以停泊修理而大为欢欣鼓舞。李鸿章也以10年苦心经营、从此可免“有鸟无笼”之讥而深感快慰。他告诉人们道：“……嗣后北洋水师战舰遇有损坏，均可就近入坞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间为缓急可待，并无须糜费巨资……从此量力筹划，逐渐扩充，将见北洋水师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其裨益海防大局诚非浅鲜。”
进入旅顺口大坞修理的第一艘舰，是福州船政局马尾船厂制造的我国第一艘铁壳军舰“平远”号。随后，北洋水师的7300多吨级的“定远”、“镇远”及大小船舰都入该大坞进行舰体的刮锈、油漆、修理更换各种机器部件等养护工作。
当年，李鸿章在接到关于旅顺口军港工程完工验收的报告后，立即向慈禧太后上奏折，并附一幅“旅顺口澳港”的刺绣全图。但是，如此振奋人心的“大喜事”，慈禧却仅用朱笔批示“知道了”3个字。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有人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慈禧曾经挪用大笔旅顺口军港建设经费来修缮自己的小花园而心虚的表现。话说当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慈禧发布懿旨勘修“三海”（即她颐养之地的南海、中海、北海）。工程于1886年正月初八正式开工，至1888年主要工程相继基本告竣。为了讨慈禧高兴，奕譞和李鸿章挪用旅顺口军港建设经费30万两，补充了“三海”工程。除此之外，奕譞和李鸿章还从1889年起，每年从海军经费中挪用30万两白银，“支援”老佛爷的修缮颐和园工程。据有关人士统计，奕譞和李鸿章为慈禧的“三海”和颐和园工程而挪用的资金，加起来达上百万两，几乎接近旅顺口军港工程费用的一半。
那么旅顺口军港工程的全部费用是多少呢？依据有关资料计算，陆尔发任内用银2.5万两；黄瑞兰任内用银大约7.5万两；袁保龄任内用银65万两；法国人包办期间用银139万两。共计214万两。另据《清史稿》记载，旅顺口军港工程共用银200多万两。这与有关资料基本相一致。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北洋水师在旅顺口设防中使用的大炮和机械等物所用银约100万两。还有一个已考证清楚的史实是：当年原计划是要建两个坞的，即除了旅顺口大坞之外，还打算在黄金山下开挖进去建第二坞，因慈禧的工程挪用了“经费”，使得第二坞的资金没有了着落，故世上流传有“昆明湖换船坞”和“昆明湖换军港”之说。文
集思广益，敲定旅顺口
自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我国封闭的国门以后，清廷屡战屡败，每每都是以割地、赔款而收场。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残酷的现实使得朝野上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严峻的海防问题摆在了清朝统治者的面前。为此，清廷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着手建立新型海军，从国外购买先进的铁甲舰。
由李鸿章负责筹办的北洋水师很快就发展成为包括铁甲舰、快船、运输船、鱼雷艇等共25艘舰船组成的舰队。特别是其单舰吨位逐渐增大，如从德国订购的“镇远”、“定远”等巡洋舰，长95.5米、宽20.4米、吃水6.3米，排水量均在7300吨以上。这些战舰无论是停泊和检修等，都需要有一个能够接纳它们的船坞。而当时我国拥有的福州、上海、广州、大沽等4处港口的船坞检修能力都在5000吨以下，根本无法接纳它们。因此，它们只能去香港和日本长崎的船坞完成检修项目。为此，李鸿章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桢、上海制造局道员郑藻如以及福建船政大臣吴赞诚、黎兆棠和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等军政要员进行了长达3年的函商探讨。当时，关于北洋水师基地选址问题，清朝廷内部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有不少人主张将其设在南方，但李鸿章始终坚持认为将其设在北洋地域内比较妥当。他先后派遣手下人员对于可供选址的烟台、蓬莱、威海、大沽、大连港、旅顺口等地进行了数次实地勘查。初时根据汇报，他有意于四通八达的大连港。但在光绪六年（1880年）经过实地勘测、论证后，感到其港口太宽，必须要有大量的陆军协防，建设费用太大，而放弃了自己的想法，转向了旅顺口。
1880年10月，旅顺口军港建设的蓝图虽然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前期筹备工作已经展开。
所谓“旅顺口”，又称“狮子口”，是一个宽近300米，由两山对峙、天然形成的出海口，其间仅有一条每次只能通过一艘大型军舰、宽不过90多米的航道。该航道的两侧，东为雄伟的黄金山，西南为巍峨的老铁山。整个港近似一个封闭海湾，港口口门开向东南，东西长4公里，南北宽2公里。其西侧为一座弯曲的干滩，由于形状很像老虎的尾巴，因此得名“老虎尾半岛”。以该半岛为界，整个海湾被划分为东西两港。东港港口宽75米，水深5.6-8.8米，码头四周是石砌岸壁；西港港口宽220米，港内水域广阔，不冻不淤，且隐蔽性和防风性良好，再加上这半岛的存在，又形成一堵天然防波堤，使西港好似一个内湖。
李鸿章在1881年10月初，乘验收“超勇”、“扬威”二艘快舰之便，偕同众官员和行家，亲临旅顺口察看地势水域。他与众官员和行家们商议后，甚为满意。他在随后呈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该口形势实居北洋险要，距登州各岛一百八十里，距烟台二百五十里，皆在对面，洋面至此一束，为奉直两省海防之关键。”“目前之快船、炮船及他日购到之铁甲舰皆可驻泊，为北洋第一重捍卫。”（《李文忠公奏稿》卷12，第7—8页）。考虑到旅顺口西港的面积虽然比东港约宽3倍，但是水位较浅，无法容纳大型军舰。因此，此次主要营建东、南、北三面共长1368米的东港。在东港内的东北处建一大型船坞，即旅顺口大坞。经过李鸿章的努力，旅顺口港的建设报告，很快获得了批准。
用人不当，李鸿章被迫换将
为了保证军港的修建和防御，首先在其周围的山上，修筑了黄金山炮台等一些防御的炮台，在其西海岸修建了威远炮台等保护船坞的岸炮群，之后还修筑了椅子山、案子山、松树山、二龙山等12座陆路炮台，共配备大炮100门。原在北洋办理洋务，时为县令的陆尔发奉命前往旅顺口协助洋雇员、德国人汉纳根开展此项工作。
1881年，李鸿章作出了在经费许可的范围内，按年将工程加以扩大的决定。同时，下令将工程的门外汉陆尔发调回，改让他的老乡、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前往旅顺口，设立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主持炮台及拦水坝的修建工程。
1882年2月，朝鲜内乱。鉴于日本对朝鲜的野心，以及法国侵略越南日急，李鸿章虽然辞职回籍，但对旅顺口军港工程仍然十分牵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黄瑞兰走马上任以后，根本不给他作脸，贪得无厌，随意挥霍不说，还在工程上不懂装懂、胡乱插手、任用私人，与那些聘用来的外国技术人员和当地的军政官员都合不来，把整个工程搞得一塌糊涂。其中耗银3万多两，用了近1年时间才完工的拦海大坝，由于偷工减料多处渗水，经常塌陷，贻患无穷，为名副其实的“豆腐渣”工程。尽管如此，黄瑞兰还想凭借与李鸿章的交情，保住目前这个大有“油水”的肥缺。这时，他不失时机地派人从旅顺口工地，千里迢迢赶到了李鸿章的安徽老家，献上了丰厚的慰问礼金。
古语道：“礼多人不怪。”虽说李鸿章“笑纳”了这一大笔礼金后，火气消减了不少，但他心中清楚，如果让黄瑞兰继续干下去的话，肯定有一天就是想袒护他也袒护不了了，到时他自己也肯定要跟着背黑锅的。事不容迟，李鸿章磨墨提笔给时任直隶总督的张树声写信，提出立即将黄瑞兰自旅顺口工地撤回，同时关照对其妥善安置。
鞠躬尽瘁，袁保龄不辱使命
撤回了黄瑞兰，委派谁来接任呢？李鸿章向张树声提出的人选是袁保龄。这一次，他没有看走眼。袁保龄自赴任至1887年11月旅顺口船坞交由法国公司包办，在他的主持下，筑炮台、固大坝、建工厂、造码头、办医院、开电报局、挖掘坞基、开渠引水、拓宽海口、疏通航道等进行得有条不紊，按时完成了旅顺口港的第一期工程。
袁保龄（1841—1889）字子久，又名陆龛，河南项城人。系咸丰、同治年间钦差大臣漕运总督袁甲三的次子。他20岁中举人，22岁随父到皖北围剿太平军，25岁任清朝廷内阁中书侍读，36岁因编纂《穆宗毅皇帝实录》有功，赏戴花翎，官衔升为四品，37岁因赈灾有功，升为道员，加三品衔。1879年《穆宗毅皇帝实录》全书告成，被赏二品顶戴。1881年被李鸿章以“北洋佐理需才”为由，奏请朝廷将其调到天津，委办北洋海防营务。他到旅顺口任上不久，请求李鸿章调来了通晓法文、曾在淮军前敌营任事的刘含芳做他的助手。他秉公办事，首先理顺了内部上下的关系，大刀阔斧地选用真才实学、踏实肯干的人，尽斥庸禄之辈，一下子裁减淘汰近400人，每月节省币金1000多两。同时，他尽其所能，以诚相待，与地方政府和驻军建立了理解和信任，工程上得到驻军的大力相助。他主持正义，公平合理地处理了前任与当地土地业主在用地方面的争议，如数退还前任拖欠老百姓的款项。此外，他还倡导当地百姓广种桑树，教民养蚕和纺织，兴办学堂，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民众开化，赢得了当地民众的支持。 袁保龄在经费使用中，精打细算，力求节约。他在对前任建造的港口拦海大坝进行修整时，亲临现场，监督民工、洋匠们日夜施工。某日，海上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该大坝中段陡然下陷，整个大坝随时有崩塌的危险。他见状扔了帽子，掖起官袍，顶风冒雨，指挥民工用土堆，用秫秸挡，堆起一道1米多的长墙，挽救了大坝。
1884年，李鸿章在巡阅旅顺口时，看到海防营务建设成果，对袁保龄赞赏道：“旅顺炮台营垒坚固可守，全赖保龄督饬之力。”
1886年4月，溥仪的祖父、醇亲王奕譞亲阅旅顺口，认为“海防布置合宜，保龄尤为得力，奏闻下部优叙”。
袁保龄在主持工程局工作期间，除了参酌中国传统河工经验外，还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进口了一些机械，如抽水机、起重机、挖泥船等，并聘用一批外国的专门技术人员、顾问等。他的控制管理方法为：力持宽大容忍，于大处坚持原则，小事则力求将就。他与洋员均签订合同，标明年月期限，规定彼等必须随时留工，听候差遣，使得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在施工原则和质量标准方面，袁保龄是毫不退让的。当受聘设计大坞的德籍工程师善威主张用砖建坞时，他认为砖不耐久，必须用石料。双方为此争执4个多月，通过试验，最后善威“认错”，用石料修坞，保证了船坞历百年而坚固如初。由于善威的过错，使得工程延误数月，经济上造成不小的损失。1886年7月，袁保龄在上呈李鸿章的报告中写到：“善威之为人，才具太短，极琐碎细事亦复不了，更无论大者远者。即如船坞全工之图，估时近一年，严催婉促终未交呈……其才止可参加酌谋议，万不能独立任此巨工。”（《阁学公集书札录遗》第16—17页）。从实践看，袁保龄对于善威的评价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不仅是袁保龄，其他中国官员对于善威的所作所为也是大为不满。同年九月，他们联合说服李鸿章，将旅顺口港第二期工程，即船坞工程及部分附属工程从德国人手中收回，向外承包。结果，德、法、英3国展开激烈的竞争，法国人最终以最低的价格、最短的工期而中标。
袁保龄因操劳过度而患病，身体每况愈下，多次禀辞退养治病，都被急需海防人才的李鸿章所慰留。由于没能及时治疗，加之他又带病坚持工作，终于1889年7月20日病卒于任上。光绪皇帝谕赐祭文，清朝廷从优抚恤，赐赠“内阁学士”衔，并将他的生平事绩宣付史馆，附刊其父亲传后。
对于袁保龄这样一个干活明白，还不贪污、腐败的贤良去世，李鸿章很是伤心，觉得对不起他。因此，事后对其家人格外照顾。当他发现袁保龄的一个侄子表现不错时，便悉心加以培养提携，使之后来成为了自己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袁世凯。
为修“三海”，“老佛爷”挪用军费
1890年11月，李鸿章得到旅顺口港第二期工程完工的消息后，立即派遣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直隶按察使周馥、津海关道刘汝翼等人会同前往验收。
丁汝昌等一行于11月5日抵达旅顺后，由监工洋员吉礼丰开具法文工程清单，经刘含芳译成华文后，逐项进行查验。其中世人瞩目的船坞，长137.5米，宽41米尺，深12.6米，坞口以铁船横拦为门，整个船坞均用山东大块方石，用水泥砌成。
当月9日验收完毕。至此，我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件巨大工程告成。北洋水师因为舰艇有所归宿、可以停泊修理而大为欢欣鼓舞。李鸿章也以10年苦心经营、从此可免“有鸟无笼”之讥而深感快慰。他告诉人们道：“……嗣后北洋水师战舰遇有损坏，均可就近入坞修理，无庸借助日本、香港诸石坞，间为缓急可待，并无须糜费巨资……从此量力筹划，逐渐扩充，将见北洋水师规模，足以雄视一切，渤海门户，深固不摇，其裨益海防大局诚非浅鲜。”
进入旅顺口大坞修理的第一艘舰，是福州船政局马尾船厂制造的我国第一艘铁壳军舰“平远”号。随后，北洋水师的7300多吨级的“定远”、“镇远”及大小船舰都入该大坞进行舰体的刮锈、油漆、修理更换各种机器部件等养护工作。
当年，李鸿章在接到关于旅顺口军港工程完工验收的报告后，立即向慈禧太后上奏折，并附一幅“旅顺口澳港”的刺绣全图。但是，如此振奋人心的“大喜事”，慈禧却仅用朱笔批示“知道了”3个字。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有人分析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慈禧曾经挪用大笔旅顺口军港建设经费来修缮自己的小花园而心虚的表现。话说当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慈禧发布懿旨勘修“三海”（即她颐养之地的南海、中海、北海）。工程于1886年正月初八正式开工，至1888年主要工程相继基本告竣。为了讨慈禧高兴，奕譞和李鸿章挪用旅顺口军港建设经费30万两，补充了“三海”工程。除此之外，奕譞和李鸿章还从1889年起，每年从海军经费中挪用30万两白银，“支援”老佛爷的修缮颐和园工程。据有关人士统计，奕譞和李鸿章为慈禧的“三海”和颐和园工程而挪用的资金，加起来达上百万两，几乎接近旅顺口军港工程费用的一半。
那么旅顺口军港工程的全部费用是多少呢？依据有关资料计算，陆尔发任内用银2.5万两；黄瑞兰任内用银大约7.5万两；袁保龄任内用银65万两；法国人包办期间用银139万两。共计214万两。另据《清史稿》记载，旅顺口军港工程共用银200多万两。这与有关资料基本相一致。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包括北洋水师在旅顺口设防中使用的大炮和机械等物所用银约100万两。还有一个已考证清楚的史实是：当年原计划是要建两个坞的，即除了旅顺口大坞之外，还打算在黄金山下开挖进去建第二坞，因慈禧的工程挪用了“经费”，使得第二坞的资金没有了着落，故世上流传有“昆明湖换船坞”和“昆明湖换军港”之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