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有一个印象，觉得那些喜剧演员内心往往深藏了许多抑郁的种子，仿佛外表越是引人发笑，内心可能越有更深的痛苦。事实上，人们以幽默应对内心的痛苦，确实是一种常见的防御方式，它让我们免于直面那些痛苦，看起来轻松愉快。
　　我曾经在做大学生心理健康的访谈时，遇到过这样的同学。在心理测试的量表中，她显示出高抑郁风险和高自杀风险。因此，她被约到心理健康中心接受面谈，以了解她的情绪状态。
　　一开始我问她：“你觉得大学生活怎么样。”
　　她扬起特别灿烂的笑容，目光却躲向别处：“一切都特别好啊。”那个“啊”字拖得很长，就像她的目光一样延伸到远方，延伸到我难以捉摸的岁月与故事。
　　因为时间有限，我不得不直奔主题，于是我问她：“你想过自杀吗？”
　　某些记忆或情绪被这个问题勾起，她收回目光，开始看我，神情中闪出一丝想与我谈话的愿望。“当然想啊，想了很久了。”她把右手的袖口卷起来，让我看她手上的伤痕，就像炫耀战利品一样，得意地笑起来，她说这是她高三的时候划上去的。
　　接下来，她开始讲述她的自杀故事。从中学开始，她便与孤独和无意义感相伴，她感觉自己费尽全身力气寻找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却发现无论如何表达，都无人应答。
　　终于，在高中时，她发现了另一位对世界同样绝望、同样阴暗的悲观主义者，可是那位好友却在临近高三之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极大地打击了她，让她既自罪自责，又痛恨自己没有那样的勇气结束这一切。
　　她回忆起好友结束生命的前一周，她们在宿舍的走廊上夜聊到凌晨，从热爱、理想、未来，聊到愤怒、复仇与战斗。她感觉好友是很有力量的，像一个引路人一样，可以照亮她的世界。

　　好友走后，她变得没有方向，每一天都好像活在梦里。原本性格内向、不太说话的她，变成了另一个人，她总是在他人面前傻乐，让人以为她突然活泼开朗起来了。她不断地引得他人发笑，自己也显得乐在其中。但只有她自己知道，为了避免他人看到自己内心的痛苦，她只能不断地让别人笑。
　　越是痛苦，她在引人发笑这件事上就投入越多的精力。
　　痛苦是可以忍受的，但恐惧是没法忍受的，只能竭力躲避。有些人常常想象自己被他人看出痛苦时，会面临的被否定、嘲笑和贬低的情境，这带来极端的恐惧和羞耻，令人完全无法接受。于是，痛苦越强烈，装出若无其事甚至幽默有趣的动力就越强烈。这有效地降低了他们感觉到会被他人看出痛苦的可能性，缓解了他们内心的恐慌。
　　有时我们会说他们是“微笑型抑郁”——表面上若无其事，甚至让人觉得热情开朗，与之相处令人开心。可是他们内心其实压抑了许多负面的情感。
　　幽默有时不见得是一种健康的表现，它也可能是用笑容反向掩盖内心的恐惧和羞耻。可是这种恐惧和羞耻的来源是一种想象，现实远比想象中的单纯绝对要复杂和多样。从想象的世界回归，看到多样可能，并承受一切好的、坏的，是一种更为健康的态度。
　　?们哪也不能去。”小伙子很自然地回答。
　　眼下，同样的话又在Saeid口中出现了，这次是带着怨念：“我们哪也不能去！甚至是耶路撒冷！”
　　“你会因此仇恨以色列人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不会。”我承认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有点惊讶。“说实话，这不是普通百姓的错。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犹太人、穆斯林、基督教徒，我们都没有必要仇恨彼此，大家谁不想过个和平的生活？我们还没有受够战争、流血吗？我只想赚钱养家，和家人平安地过日子。”
　　“你有孩子吗？”
　　“有，两个。”他难得露出了笑容。
　　车开到隔离墙前停下，他让我们下车看墙上的涂鸦：“和平”“爱”“战争结束了”。
　　天上下起了雨，回到车上，我又问了Saeid一个幼稚的问题：“墙上到处都写着和平和爱，为什么还是冲突不断？”
　　“都是以色列的错！”他理所当然地说，“这该死的墙是他们建的，又不是我们！”
　　前面会车，墙边道路狭窄，一时堵住。司机拉上手刹，下车与对面车主用阿拉伯语争吵起来。回到车里，先对我们道歉：“没办法这就是巴勒斯坦。”紧接着又是忿忿一句：“都是以色列的错！”
　　我想起隔离墙上印象最深的一幅涂鸦：一个三角形的莫比乌斯环，三边都写着“巴勒斯坦”。对出生在这里的人来说，这里确实是莫比乌斯环，无论怎么走，都走不出巴勒斯坦。人类建造巴别塔的努力，如此看来，大概注定失败了。
　　Saeid继续开车，带我们到难民营的入口。车外雨愈发大了，可在大门口，他执意停车摇下车窗，不顾手臂打湿往外指：“你们看到这个钥匙了吗？”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大门上方有一个巨大的红色钥匙状金属艺术装置，感觉已经生锈了。他在雨声里大声说：“这是有含义的！钥匙，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回来！”
　　编辑 杨静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