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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出自《乐记·魏文侯篇》，是子夏描述“古乐”的意义时所说，《<乐记>批注》一书对该句中“文”“武”的注释与蔡仲德先生对此二字的见解颇有不同，本文通过对比“文”“武”在两种版本里的不同含义，以及“文”“武”二字的本义及引申义，运用格尔茨的“深描”理论对其进行辨析。
【关键词】魏文侯篇；“文武”；注释
《乐记》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汉族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乐记》出自《礼记》，是《礼记》49篇中的一篇，因此又称为《礼记·乐记》。《乐记·魏文侯篇》是《乐记》中记述音乐人物的谈话录，该篇记录了魏文侯与子夏的对话，保存了古乐（雅乐）和新乐（郑卫之音）不同音乐形态的描述以及儒家的不同观点和评价。本篇中魏文侯的观点被作为《乐记》的反面教材展览了几千年。子夏没有明确反对魏文侯，而是通过论述古乐与新乐，德音与溺音的区别，从侧面证明了魏文侯的审美品位不符合儒家的追求。
《乐记·魏文侯篇》里曾记录了子夏的观点，“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古乐，齐进齐退，整齐划一，乐声和谐平正宽广等，君子通过古乐可以互相交流心得，达到修养身心，和睦家庭，以至于安定社会的结果，这正是演奏古乐的意义。”
其中关于将“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中一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在以下的版本里有相异的见解，其最主要的区别是对“文”“武”的解释不同。
在1976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51031部队特务连理论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理论组一起编辑出版的《<乐记>批注》一书中，对“始奏以文，复乱以武”的解释为：“先表演文治的曲目，后表演武功的曲目。”“文”指表现文治的曲目；“武”指表现武功的曲目。
而蔡仲德于1997年出版的《<乐记><声无哀乐论>注释与研究》中曾将“始奏以文，复乱以武”译为：用鼓开始演奏，用钟结束演奏。“文”表示鼓，“武”表示钟。
以上两种版本的注释，含义虽有不同，但大体都是在音乐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解释。文与武从古至今皆是一对带有相反含义的反义字，总是相生相伴，有“文”字出现的地方，通常“武”字也不会缺席。文字都需将其放置于一定的语境下才能有得当的解释，即一个字在不同的出处会有不一样的含义。就如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著作《文化的解释》里所描述的，要“理解他人的理解”，格尔茨认为人类学的民族志应该采取“深描”的方式，对分析对象进行“深描”，将对象置于其文化母体中进行描述。《乐记·魏文侯篇》是“文”“武”的众多出处之一，其含义是建立在文字本义上的衍伸，“文”“武”还有其他多种的引申义，每种引申义都有其背后的时代背景。因此辨析《乐记·魏文侯篇》“文”“武”不仅要从文字的角度出发，还需对文字背后所处的大时代进行探究。
一、“文治”“武功”
“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尚书·序》所载伏曦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子罕》所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其实例。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所以《尚书·舜典》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两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武”，止戈为武。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系统的阐释了“六书”的概念，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武”字属于会意字，会意的意思就是，把几个相关的字放在一起，合并他们的意义，显示出一个新的意义。许慎举出“武”的含义，是止、戈组成的“武”，意为制止战争，显示的是武德的武，其实“止戈为武”是古人的道德观念，并不是“武”的本义。“武”的甲骨文很形象，是一只脚加上一支戈，表示持戈征伐之义，指与武力、军事、战争有关的事物，与“文”相对。除此之外，“武”还有多个引申义。其一为名词，表示脚印，足迹。《离骚》：“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其二为量词，古时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国语·周语》：“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其三为形容词，勇猛；刚健；威武。《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
由上可知，将“文”理解为表现文治的曲目，“武”解释成表现武功的曲目，似乎更加贴近“文”“武”的在政治方面的本义。且关于《乐记》的著者及成书年代，历来都颇有争议，关于其作者传有战国时期公孙尼子，西汉献王刘德，西汉杂家公孙尼等版本。但公认的观点是，《乐记》是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春秋战国是处于朝代交替，社会制度变更的历史时期，各国混战不休，礼崩乐坏，奴隶制度的日趋没落，新兴地主阶层兴起，“郑卫之音”的问世和普及起到了加速“礼崩乐坏”进程的作用，古乐与新乐的对峙实质上是两个不同阶级的对话，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中在音乐领域内新、旧势力互相交替的客观事实。儒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直主张的是“守旧而维新，复古而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对克己复礼的推崇。因此《魏文侯篇》中“始奏以文，复乱以武”的本义与《礼记·祭法》：“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应更为相近。
二、“文谓鼓，武谓金”
然而，蔡仲德先生在《<乐记><声无哀乐论>注释与研究》一书中，注明了其对“文”“武”进行注释的理论，来源于郑玄及其他古文。书中提到“郑玄在《三礼注》曾云：‘文谓鼓，武谓金’。《吕氏春秋·不二》：‘有金鼓，所以一也’。” 高诱：东汉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高诱注：‘金，钟也。击金则退，击鼓则进’。”因此，蔡仲德先生在本书中的观点为：“文”表示鼓，“武”表示钟。孔疏也曾曰：“始奏以文者，文谓鼓也。言始奏乐之时先击鼓。”“复乱以武者，武谓金铙也。言舞毕反复乱理，欲退之时，击金铙而退。” 众所周知，郑玄是东汉末年经学大师，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自两汉开始，历代经学皆有纷争，唐代，孔颖达统一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撰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明经取学者摒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是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两位经学大师都认为“文谓鼓，武谓金”，这是将《乐记》与音乐理论相结合进行注释，合情合理。
三、总结
无论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将“文”理解为表现文治的曲目，“武”解释成表现武功的曲目，又或者是遵循经学大师的注释，将“文谓鼓，武谓金”融入到现代汉语的翻译，就像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描述“眨眼”这一个小动作，同样一个抽动眼皮的动作，在不同的人做来却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在第一编《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里，格尔茨提到的“模拟抢劫羊群”事例中，各方对事件的态度和处理都是遵照自己的文化习惯，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而当阅读者不同属于其中任何一方时，如果停留于表象，那么就只能迷糊下去，而若能进一步探析各方文化对事件进程的影响，事件也就一目了然，而这就是深描。“文”“武”辨析也是如此，《<乐记>批注》一书与《<乐记><声无哀乐论>注释与研究》一书对此二字的注释并无真正的对错之分，只是相异时代的不同印记表现在对两个字的理解上存在差异而已。
参考文献
[1]王轩.关于《乐记》注疏思想流变之考察[D].西安音乐学院，2013.
[2]张玉琴.郑玄“三礼注”释乐考释[D].华中师范大学，2007.
[3]王锷.《礼记》成书考[D].西北师范大学，2004.
[4]蔡仲德.《乐记》哲学思想辨析[J].音乐研究，1981，04：107-112.
[5]陈野.《乐记》撰作年代再辨析[J].浙江学刊，1987，03：103-108+3.
[6]李美燕.《荀子·樂論》與《禮記·樂記》中“情”説之辨析——兼與郭店竹簡《性自命出》樂論之“情”説作比較[J].诸子学刊，2009，01：307-317.
[7]万金平.“郑卫之音”辨析[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7，04：6-7.
[8]田君.古《乐》七考[D].华中师范大学，2007.
[9]吴远华.《乐记》研究（1979～2012年）中文文献述要[J].民族音乐，2014，01：4-7.
[10]蔡仲德.吕骥《〈乐记〉整理本注译》商略[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02：84-88.
作者简介：杨含丹（1991-），女，福建漳州人，现就读于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全日制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王义彬，厦大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
【关键词】魏文侯篇；“文武”；注释
《乐记》最早的一部具有比较完整体系的汉族音乐理论著作，它总结了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乐记》出自《礼记》，是《礼记》49篇中的一篇，因此又称为《礼记·乐记》。《乐记·魏文侯篇》是《乐记》中记述音乐人物的谈话录，该篇记录了魏文侯与子夏的对话，保存了古乐（雅乐）和新乐（郑卫之音）不同音乐形态的描述以及儒家的不同观点和评价。本篇中魏文侯的观点被作为《乐记》的反面教材展览了几千年。子夏没有明确反对魏文侯，而是通过论述古乐与新乐，德音与溺音的区别，从侧面证明了魏文侯的审美品位不符合儒家的追求。
《乐记·魏文侯篇》里曾记录了子夏的观点，“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古乐，齐进齐退，整齐划一，乐声和谐平正宽广等，君子通过古乐可以互相交流心得，达到修养身心，和睦家庭，以至于安定社会的结果，这正是演奏古乐的意义。”
其中关于将“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中一句翻译成现代汉语，在以下的版本里有相异的见解，其最主要的区别是对“文”“武”的解释不同。
在1976年由中国人民解放军51031部队特务连理论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理论组一起编辑出版的《<乐记>批注》一书中，对“始奏以文，复乱以武”的解释为：“先表演文治的曲目，后表演武功的曲目。”“文”指表现文治的曲目；“武”指表现武功的曲目。
而蔡仲德于1997年出版的《<乐记><声无哀乐论>注释与研究》中曾将“始奏以文，复乱以武”译为：用鼓开始演奏，用钟结束演奏。“文”表示鼓，“武”表示钟。
以上两种版本的注释，含义虽有不同，但大体都是在音乐学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解释。文与武从古至今皆是一对带有相反含义的反义字，总是相生相伴，有“文”字出现的地方，通常“武”字也不会缺席。文字都需将其放置于一定的语境下才能有得当的解释，即一个字在不同的出处会有不一样的含义。就如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著作《文化的解释》里所描述的，要“理解他人的理解”，格尔茨认为人类学的民族志应该采取“深描”的方式，对分析对象进行“深描”，将对象置于其文化母体中进行描述。《乐记·魏文侯篇》是“文”“武”的众多出处之一，其含义是建立在文字本义上的衍伸，“文”“武”还有其他多种的引申义，每种引申义都有其背后的时代背景。因此辨析《乐记·魏文侯篇》“文”“武”不仅要从文字的角度出发，还需对文字背后所处的大时代进行探究。
一、“文治”“武功”
“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叉”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尚书·序》所载伏曦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子罕》所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其实例。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所以《尚书·舜典》疏曰“经纬天地曰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三，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两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武”，止戈为武。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系统的阐释了“六书”的概念，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武”字属于会意字，会意的意思就是，把几个相关的字放在一起，合并他们的意义，显示出一个新的意义。许慎举出“武”的含义，是止、戈组成的“武”，意为制止战争，显示的是武德的武，其实“止戈为武”是古人的道德观念，并不是“武”的本义。“武”的甲骨文很形象，是一只脚加上一支戈，表示持戈征伐之义，指与武力、军事、战争有关的事物，与“文”相对。除此之外，“武”还有多个引申义。其一为名词，表示脚印，足迹。《离骚》：“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其二为量词，古时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国语·周语》：“不过步武尺寸之间。”其三为形容词，勇猛；刚健；威武。《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
由上可知，将“文”理解为表现文治的曲目，“武”解释成表现武功的曲目，似乎更加贴近“文”“武”的在政治方面的本义。且关于《乐记》的著者及成书年代，历来都颇有争议，关于其作者传有战国时期公孙尼子，西汉献王刘德，西汉杂家公孙尼等版本。但公认的观点是，《乐记》是先秦时期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春秋战国是处于朝代交替，社会制度变更的历史时期，各国混战不休，礼崩乐坏，奴隶制度的日趋没落，新兴地主阶层兴起，“郑卫之音”的问世和普及起到了加速“礼崩乐坏”进程的作用，古乐与新乐的对峙实质上是两个不同阶级的对话，反映了当时社会变革中在音乐领域内新、旧势力互相交替的客观事实。儒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一直主张的是“守旧而维新，复古而开明”这样一种二重性的立场，对克己复礼的推崇。因此《魏文侯篇》中“始奏以文，复乱以武”的本义与《礼记·祭法》：“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应更为相近。
二、“文谓鼓，武谓金”
然而，蔡仲德先生在《<乐记><声无哀乐论>注释与研究》一书中，注明了其对“文”“武”进行注释的理论，来源于郑玄及其他古文。书中提到“郑玄在《三礼注》曾云：‘文谓鼓，武谓金’。《吕氏春秋·不二》：‘有金鼓，所以一也’。” 高诱：东汉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市）人。高诱注：‘金，钟也。击金则退，击鼓则进’。”因此，蔡仲德先生在本书中的观点为：“文”表示鼓，“武”表示钟。孔疏也曾曰：“始奏以文者，文谓鼓也。言始奏乐之时先击鼓。”“复乱以武者，武谓金铙也。言舞毕反复乱理，欲退之时，击金铙而退。” 众所周知，郑玄是东汉末年经学大师，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自两汉开始，历代经学皆有纷争，唐代，孔颖达统一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撰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明经取学者摒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从而结束了自西汉以来的各种纷争，由于他的《五经正义》被唐王朝颁为经学的标准解释，从而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从纷争到统一的演变过程，是一个对中国经学具有总结和统一之功的大经学家。两位经学大师都认为“文谓鼓，武谓金”，这是将《乐记》与音乐理论相结合进行注释，合情合理。
三、总结
无论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将“文”理解为表现文治的曲目，“武”解释成表现武功的曲目，又或者是遵循经学大师的注释，将“文谓鼓，武谓金”融入到现代汉语的翻译，就像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描述“眨眼”这一个小动作，同样一个抽动眼皮的动作，在不同的人做来却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在第一编《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里，格尔茨提到的“模拟抢劫羊群”事例中，各方对事件的态度和处理都是遵照自己的文化习惯，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而当阅读者不同属于其中任何一方时，如果停留于表象，那么就只能迷糊下去，而若能进一步探析各方文化对事件进程的影响，事件也就一目了然，而这就是深描。“文”“武”辨析也是如此，《<乐记>批注》一书与《<乐记><声无哀乐论>注释与研究》一书对此二字的注释并无真正的对错之分，只是相异时代的不同印记表现在对两个字的理解上存在差异而已。
参考文献
[1]王轩.关于《乐记》注疏思想流变之考察[D].西安音乐学院，2013.
[2]张玉琴.郑玄“三礼注”释乐考释[D].华中师范大学，2007.
[3]王锷.《礼记》成书考[D].西北师范大学，2004.
[4]蔡仲德.《乐记》哲学思想辨析[J].音乐研究，1981，04：107-112.
[5]陈野.《乐记》撰作年代再辨析[J].浙江学刊，1987，03：103-108+3.
[6]李美燕.《荀子·樂論》與《禮記·樂記》中“情”説之辨析——兼與郭店竹簡《性自命出》樂論之“情”説作比較[J].诸子学刊，2009，01：307-317.
[7]万金平.“郑卫之音”辨析[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7，04：6-7.
[8]田君.古《乐》七考[D].华中师范大学，2007.
[9]吴远华.《乐记》研究（1979～2012年）中文文献述要[J].民族音乐，2014，01：4-7.
[10]蔡仲德.吕骥《〈乐记〉整理本注译》商略[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02：84-88.
作者简介：杨含丹（1991-），女，福建漳州人，现就读于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全日制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王义彬，厦大艺术学院音乐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