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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不想死的。
死是可怕而恐怖的。死，这是一个永远黑暗的深渊。死，这是一个毫无知觉冰冷的世界。人死了还能剩下什么?人死如灯灭，一切归于零。不过，也有例外。也有人视死如归，没有痛苦，没有留恋。没有遗憾。面对死亡会放声歌唱，面对死亡会威武不屈，面对死亡会冷眼蔑视，面对死亡会平静坦然。也有人活得生不能死不能，生不如死。举步艰难，半死不活，一念之下，寻了短见，命归黄泉。还有人英雄一世，雄才天下，人类精灵，也会自绝生路。这些对死的态度，还有死的形式，应该说，均非寻常之举。均属例外。人总归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找死的。
好像尼采说过，人活着还怕死吗。说是都这么说，人脚一蹬，走了。一了百了。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怕什么啊。这是赌气的话，或者说。是无可奈何说的绝话。好死不如赖活，这句中国老话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真话。我想，一个人倘若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一次，那时才会觉得活着是多好。
那是多年之前的一次经历。那年中越之间在打仗，我到老山前线去。上海作协开恩，批了三百块钱做路费。在这之前，不少朋友劝我，不要去，那是险境、凶境。家里也反对。我说，我当过兵，不怕。我当兵的那年头，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我睡觉的时候，枕边放着一支冲锋枪，我在舟山前沿。随时都可能打仗，时而也听到击沉偷渡敌特小艇的消息。但我终究没有真刀真枪的干过。父母亲还是很紧张，父亲由此不再杀鸡了，他怕儿子遭血光之灾。这回，我真的到打仗的地方去了。我怀里揣着一封信。是军旅作家彭荆风写给老山前线最高司令官廖锡龙的。彭荆风时任军区宣传部长。这封信是我的护身符。我显得胆大。传闻沿途有敌军特工活动，我并不胆怯，因为一路有军用摩托车送我。不过，路上还是险象环生，这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走的都是轰响的军车，军车上都有绿色的伪装。因为车速快，路滑，也有车翻掉进路沟的，甚至翻跌到山谷中去的。战争越来越近，气氛越走越紧张。在我到达的地方，傍晚时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冷不丁还冒出一声威严的口令声。半夜，四周的山头上是断断续续的枪炮声。战争就在眼前。
然而，真正使我感受到邪恶的死亡身影伴随左右的是，一个士兵递给我一顶钢盔。他要我戴上。我的心为之一颤。这是从灵魂深处跳出来的那种颤栗，或者说，是本能的恐惧。钢盔是绿色的，很沉。我立即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冲上脑门：我将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了。我若无其事地戴上了钢盔。我不动声色，显得镇静而无畏。据传。越军士兵很仰慕中国士兵的钢盔，他们的帽子不牢，一下雨就软了。其实。我不可能到达短兵相接的最前沿。事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中越双方的阵地是犬牙交错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甚至敌阵之间说话的声音都能听见。阵地也是因地制宜，极其简易，都是依山而筑的猫耳洞，一块大石的后面很可能就会潜伏着士兵。战争的形态是极其险恶。后来，我从那些由猫耳洞撤出来的士兵的嘴里听到的情形更是毛骨悚然。猫耳洞实在地说是黑洞。潜伏的士兵终日不见天光，生活在黑暗之中，时间一久，偶尔出洞，见到太阳就会头晕目眩、恶心呕吐，眼睛睁不开来。洞中潮湿。甚而有积水过膝的，自然穿在身上的军服也不会干了，湿漉漉的贴在肉上，这样一来，裤裆内的阴囊也都烂了，皮肤上还长了癣疥，痒疼难熬，干脆脱了短裤，或者全部脱光。下雨好，下雨可以痛快地冲洗一下身子。清凉的雨水下，那些年轻的生命会仰天而啸：老天爷万岁!在最艰难的时候，吃喝成了问题，先是还有压缩饼干与瓶装矿泉水，真正断水断粮时，喝过用钢盔接的雨水，喝过自己的尿，还喝过什么，那个坚守在猫耳洞七天七夜没吃一口东西的士兵，心里呼喊着好兄弟，捧着一个钢盔，钢盔里有雨水，还有牺牲同伴的血水，还有脑浆，他喝了下去。我的心在滴血。
这是一场特殊的山林战争，现代而原始。山林之中无法大规模的部队运动。士兵常处于单兵活动的游击状态，因之，就产生了猫耳洞这种原始战法。还有一种屯兵洞也很原始，就是因地制宜挖一个洞，只能容一人半蹲，洞口用草皮覆盖，只露一条缝隙，留着潜伏的士兵观察用，侦察兵常在屯兵洞一待好几天。原始自然与恶劣的死战环境联系在一起的。蚊虫黑大无比，当地民谣称：三只蚊子一盘菜。这样的蚊子心狠手辣、彪悍凶猛，一叮一个疱，一群一群、轮番进攻。还有蚂蟥，死命往肉里钻，拽断了身子还是钻个不停。老鼠大得敢咬人，又有民谣唱道：五只老鼠一麻袋。更有毒蛇出没无常，让人心惊肉跳。这些对于士兵来说倘能忍受的话。更为残酷的现实是，一个好端端的小伙子，刚才还说着话，“砰”的一声，一下子就没了气，就死在身边，就死在猫耳洞内。之后，尸体腐烂，烂得胳膊、脑袋都掉了下来。还有为了送一餐饭，为了找一口水，那些没了气的士兵，躺在开阔地里，在太阳曝晒下涨得很大，皮肤透明，一碰就爆，全是腐水。开阔地原先是森林，还有岩石，全都被现代化的大炮轰得没有了，森林消失了。岩石消失了。剩下的是白色厚厚的粉状土地，白色土地上臭气冲天，引来一群又一群肥硕的绿头苍蝇。血腥在这个战地上流淌着。现代化的八六一步话机为血色战场带来了短暂的欢乐。在猫耳洞的洞与洞之间的联络依靠这种现代化的通讯器材。但是，通话常被越军士兵收听到。一个士兵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女人说，解放军好。士兵说，好你就过来，给你找个好婆家。女人说，呸。士兵哈哈大笑。这是开血腥的玩笑。前线最高司令官也给敌军幽了一默，调来了上海兵，尽用上海话来联络，这下越南人听不懂了。
我无法见到这战地的真实场景。
我被士兵卫护着。这几乎是一个整编班的士兵，不过，士兵们还是不放心，因为我虽头戴钢盔，但是穿的是白色短袖衬衫，很容易被当成大官。吃枪子儿。总之，还会让人提心吊胆。
这样，我只是象征性的在一个山头上看了看，满目是绿色的树林，但见每片树叶都闪动着阳光，原始状态的丛林静悄悄的，偶尔一声清脆的鸟叫声，好似这里没有发生过什么。然而，丛林的深处就隐藏着极度的危险与恐惧。潜伏着杀机与血腥。士兵们不容多逗留，旋即就护卫我下了山，以脱离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的恶境。
之后，我的采访就局限于战地医院了。在这里，我见到了一个又一个热血澎湃的生命。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人他的名字至今我还记得，他叫张贺志，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面貌已经记不清了，不过。他讲的一件事我还记起。他说，他随突击队两上两下冲打211高地，他居然没有受一点伤。他所说的高地是死亡之地，上去的人必死无疑。突击队的人大都死了。只剩下他与一个副营长活着。原先的部队也以为他死了。开了追悼会。当然后来部队弄清楚了他的死活了。他说了许多打仗的经历，我的笔记本上记了厚厚一大叠。这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我问他冲向高地时想过什么。他说，什么也没有想，越不怕死。越不会死。我问他，战斗的间隙之中，你在想什么。他说，特别想家。于是，他讲了不少家里的事情。 我很感兴趣这个英雄士兵的真实想法，后来，我写了短篇小说《血火在沉默》。他送了一个止血带给我留作纪念，开始我一直珍藏着，后来几次搬家，止血带不知被谁当作没用的东西扔了。那个采访用的笔记本也遗失了。我懊恼了很久。还有一个左小腿被炸掉的士兵，是个炊事兵，他给阵地的士兵送饭时，碰到了地雷被炸的，他还跑了好几步，才发觉脚与小腿没有了。他很冷静，用止血带绑扎了断腿，爬到了阵地，送了饭，还把那只断腿和脚带了回来。他告诉我，以后伤好了，他不能送饭了，他还能烧饭。另外一个全身烧伤的士兵，我见到他时，他坐在屋外的一张凳子上，裸着上身。穿着一条白色的短裤。这已经是一个面目全非的人，他的脸，他的上身全是黑色的疤痕。很是恐怖。我站在他面前。却仿佛矮了一大截，我默默无言，我注视着他的眼睛。这双眼睛黑白分明，吐露出生命的光芒。我问自己，我看到什么?那时，我只是想说。我看到了中国不屈的脊梁。我想喊一声：士兵万岁!我曾对那个死而复活的张贺志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你是勇敢而立大功的人。他说：什么功不功啊，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一头栽下去，一百多斤就没有了，心里就难受。这是真正从死亡线上而活着回来的人说的心里话。战争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观念与生命的价值。这是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无法理解的。在这里人的感情是纯美的。人与人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
难道战争可以净化人的灵魂。
难道人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之后其精神得以升华。
我见到的事实是这样的：一个士兵阵亡，这个士兵的所在班的人都会心里难受得吃不下饭。战地医院里的护士为重伤的士兵喂饭。受伤的士兵心情不好不肯吃，护士会像亲姐妹一样疼爱自己的兄弟，哄着他一口一口地喂。在这里不管是相识还是不相识的人在分手时总爱说：兄弟，保重。从不说：再见。再见有永别的意味，那不吉利。在战地医院的文娱活动室，女医生、女护士教那些轻伤员跳简易的十六步舞，一名女军医主任说，伤员的生活太枯燥了，让他们高兴高兴……
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纯而圣洁。
没有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乌心黑胆。洗涤了尘世污垢。
这里的人欲望简单得像一张白纸。一个士兵说，不打仗了，回到家里哪怕喝一碗小米粥也满足了。
是啊!活着就好。生命比什么都重要。金钱、名誉、地位在这里不过是粪土而已。
这就是在战争环境下，徘徊在生与死之间的人的心灵真实写照。
其实，人在平常的日子里，真正到了生与死的关口，想法也并不复杂。
我曾亲眼目睹父母离世的那一瞬间。
记得，我从上海赶到家乡，母亲在医院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我在床前握着母亲的手，母亲的手还暖暖的，我喊妈妈，母亲还能应我。不久。母亲在自语，声音很轻。舅母听清了，母亲在喊妈妈。舅母说，她看见妈妈了。舅母的意思很清楚，母亲已经见到另一个世界的亲人了，办后事吧。这就是母亲最后的话。父亲的死，稍稍有点周折，本来以为父亲已经断气了，已给他穿上了肥大的棉寿衣，头前与脚后都点上了长明油灯，手里放了一只烧饼，据说刚到阴间会遇到狗，怕狗咬，丢给狗吃。另外，两只脚也用柴棒撑着，父亲挺挺地躺在堂屋里搁的一张灵床上。半夜，父亲突然喊了一声：我痒。肥大的寿衣袖子还晃了一下。我与姐弟妹们并不惊骇。赶紧把父亲从灵床上撤下来，活人是不能放在灵床上的。到了第二天早晨，父亲的眼睛瞪得发亮，我与姐弟昧们问父亲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问来问去，父亲眼睛不动地瞪着，后来弟弟问父亲，父亲的手动了动，眼睛向堂屋外瞄了一下。弟弟理解了父亲的意思，弟弟说，爸，是不是到大门口看看。父亲眼睛闭了闭。弟弟随即背起父亲从堂屋穿过院子到了大门口，弟弟说，爸，你再看看自己的家门口吧。就这样，父亲重新躺在临时搭的一张床铺上闭上了眼睛，紫苛色的皮肤从脖子慢慢地扩散到他的头。父亲走了。
这就是平常人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时我的所见与揣测。
事实上，在人的生与死徘徊的临界点上，人是没有想法的，哪怕一点点念头也是难以出现。我就死过三回，一次是在老家，一次是在劳动的厂图书室，还有一次是在饭馆内。我突然心里难受，然后眼前一黑，感觉自己沿着一条黑暗的隧道一直往下滑，滑到黑色的深渊之中，最后这种感觉消失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已经死了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后来，我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点亮光，然后我深深呼出了一口气，我舒缓地活了过来。这死的感觉是深刻而简洁明了的，这活的感觉也是如拨云见日的。
这感觉并不痛苦，人果真如此死去倒也爽快，但记忆却偏偏作怪，记忆是痛苦的。这是一种滑稽而可笑的痛苦，这是一种黑色幽默的痛苦。这痛苦使我落下了前面说到的三次死去活来的病根。那是一个特殊的岁月，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冈U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来到一家厂子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说得再清楚一点就是劳动改造。我当了电工，我很努力劳动，认真接受改造，很快就混进了工人阶级队伍，我还被吸收进了专案组，因我笔头好，让我整理资料，那时坏人与阶级敌人好像很多，厂子里、车间内不时有人被揪出来，一人一个专案材料，我很忙，也很专心。不过，有一天突然车间的墙上被刷了一条新的大标语，这标语很醒目，用语很惊人，很有轰动性与鼓动性，我一看几乎要晕倒，我被揪出来了，我被称为：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我的罪名是五一六分子，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组织，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怪名字。罪证呢，是防扩散的。后来才知，有个老师傅上厕所时看见我用信纸擦屁股，信纸上有毛主席语录。之后，我被从混入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清理了出来。工人的大会、小会、班组会都不让我参加了。下班前照例开班组会，举着红宝书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然后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时，只有我孤身一人坐在工场间。我很伤心，我很绝望。我觉得我虽然活着，我的政治生命却完了。现在想想，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除了人的自然生命，还有一个政治生命存在着，一旦政治生命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比自然生命还要痛苦万分啊。那个荒唐而辛酸的年代里，每个人的政治生命都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呢。
起笔写这篇文章是在严冬岁末，写完这篇文章已是立春之后，我的一棵盆栽的米兰死了，一盆水仙花已经凋谢，另一盆水仙花却开得花团锦簇，飘着缕缕清香。
死是可怕而恐怖的。死，这是一个永远黑暗的深渊。死，这是一个毫无知觉冰冷的世界。人死了还能剩下什么?人死如灯灭，一切归于零。不过，也有例外。也有人视死如归，没有痛苦，没有留恋。没有遗憾。面对死亡会放声歌唱，面对死亡会威武不屈，面对死亡会冷眼蔑视，面对死亡会平静坦然。也有人活得生不能死不能，生不如死。举步艰难，半死不活，一念之下，寻了短见，命归黄泉。还有人英雄一世，雄才天下，人类精灵，也会自绝生路。这些对死的态度，还有死的形式，应该说，均非寻常之举。均属例外。人总归不会无缘无故地去找死的。
好像尼采说过，人活着还怕死吗。说是都这么说，人脚一蹬，走了。一了百了。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怕什么啊。这是赌气的话，或者说。是无可奈何说的绝话。好死不如赖活，这句中国老话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真话。我想，一个人倘若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一次，那时才会觉得活着是多好。
那是多年之前的一次经历。那年中越之间在打仗，我到老山前线去。上海作协开恩，批了三百块钱做路费。在这之前，不少朋友劝我，不要去，那是险境、凶境。家里也反对。我说，我当过兵，不怕。我当兵的那年头，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我睡觉的时候，枕边放着一支冲锋枪，我在舟山前沿。随时都可能打仗，时而也听到击沉偷渡敌特小艇的消息。但我终究没有真刀真枪的干过。父母亲还是很紧张，父亲由此不再杀鸡了，他怕儿子遭血光之灾。这回，我真的到打仗的地方去了。我怀里揣着一封信。是军旅作家彭荆风写给老山前线最高司令官廖锡龙的。彭荆风时任军区宣传部长。这封信是我的护身符。我显得胆大。传闻沿途有敌军特工活动，我并不胆怯，因为一路有军用摩托车送我。不过，路上还是险象环生，这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走的都是轰响的军车，军车上都有绿色的伪装。因为车速快，路滑，也有车翻掉进路沟的，甚至翻跌到山谷中去的。战争越来越近，气氛越走越紧张。在我到达的地方，傍晚时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冷不丁还冒出一声威严的口令声。半夜，四周的山头上是断断续续的枪炮声。战争就在眼前。
然而，真正使我感受到邪恶的死亡身影伴随左右的是，一个士兵递给我一顶钢盔。他要我戴上。我的心为之一颤。这是从灵魂深处跳出来的那种颤栗，或者说，是本能的恐惧。钢盔是绿色的，很沉。我立即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冲上脑门：我将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了。我若无其事地戴上了钢盔。我不动声色，显得镇静而无畏。据传。越军士兵很仰慕中国士兵的钢盔，他们的帽子不牢，一下雨就软了。其实。我不可能到达短兵相接的最前沿。事实比我想象的还要危险。中越双方的阵地是犬牙交错的，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甚至敌阵之间说话的声音都能听见。阵地也是因地制宜，极其简易，都是依山而筑的猫耳洞，一块大石的后面很可能就会潜伏着士兵。战争的形态是极其险恶。后来，我从那些由猫耳洞撤出来的士兵的嘴里听到的情形更是毛骨悚然。猫耳洞实在地说是黑洞。潜伏的士兵终日不见天光，生活在黑暗之中，时间一久，偶尔出洞，见到太阳就会头晕目眩、恶心呕吐，眼睛睁不开来。洞中潮湿。甚而有积水过膝的，自然穿在身上的军服也不会干了，湿漉漉的贴在肉上，这样一来，裤裆内的阴囊也都烂了，皮肤上还长了癣疥，痒疼难熬，干脆脱了短裤，或者全部脱光。下雨好，下雨可以痛快地冲洗一下身子。清凉的雨水下，那些年轻的生命会仰天而啸：老天爷万岁!在最艰难的时候，吃喝成了问题，先是还有压缩饼干与瓶装矿泉水，真正断水断粮时，喝过用钢盔接的雨水，喝过自己的尿，还喝过什么，那个坚守在猫耳洞七天七夜没吃一口东西的士兵，心里呼喊着好兄弟，捧着一个钢盔，钢盔里有雨水，还有牺牲同伴的血水，还有脑浆，他喝了下去。我的心在滴血。
这是一场特殊的山林战争，现代而原始。山林之中无法大规模的部队运动。士兵常处于单兵活动的游击状态，因之，就产生了猫耳洞这种原始战法。还有一种屯兵洞也很原始，就是因地制宜挖一个洞，只能容一人半蹲，洞口用草皮覆盖，只露一条缝隙，留着潜伏的士兵观察用，侦察兵常在屯兵洞一待好几天。原始自然与恶劣的死战环境联系在一起的。蚊虫黑大无比，当地民谣称：三只蚊子一盘菜。这样的蚊子心狠手辣、彪悍凶猛，一叮一个疱，一群一群、轮番进攻。还有蚂蟥，死命往肉里钻，拽断了身子还是钻个不停。老鼠大得敢咬人，又有民谣唱道：五只老鼠一麻袋。更有毒蛇出没无常，让人心惊肉跳。这些对于士兵来说倘能忍受的话。更为残酷的现实是，一个好端端的小伙子，刚才还说着话，“砰”的一声，一下子就没了气，就死在身边，就死在猫耳洞内。之后，尸体腐烂，烂得胳膊、脑袋都掉了下来。还有为了送一餐饭，为了找一口水，那些没了气的士兵，躺在开阔地里，在太阳曝晒下涨得很大，皮肤透明，一碰就爆，全是腐水。开阔地原先是森林，还有岩石，全都被现代化的大炮轰得没有了，森林消失了。岩石消失了。剩下的是白色厚厚的粉状土地，白色土地上臭气冲天，引来一群又一群肥硕的绿头苍蝇。血腥在这个战地上流淌着。现代化的八六一步话机为血色战场带来了短暂的欢乐。在猫耳洞的洞与洞之间的联络依靠这种现代化的通讯器材。但是，通话常被越军士兵收听到。一个士兵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女人说，解放军好。士兵说，好你就过来，给你找个好婆家。女人说，呸。士兵哈哈大笑。这是开血腥的玩笑。前线最高司令官也给敌军幽了一默，调来了上海兵，尽用上海话来联络，这下越南人听不懂了。
我无法见到这战地的真实场景。
我被士兵卫护着。这几乎是一个整编班的士兵，不过，士兵们还是不放心，因为我虽头戴钢盔，但是穿的是白色短袖衬衫，很容易被当成大官。吃枪子儿。总之，还会让人提心吊胆。
这样，我只是象征性的在一个山头上看了看，满目是绿色的树林，但见每片树叶都闪动着阳光，原始状态的丛林静悄悄的，偶尔一声清脆的鸟叫声，好似这里没有发生过什么。然而，丛林的深处就隐藏着极度的危险与恐惧。潜伏着杀机与血腥。士兵们不容多逗留，旋即就护卫我下了山，以脱离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的恶境。
之后，我的采访就局限于战地医院了。在这里，我见到了一个又一个热血澎湃的生命。在我的印象中，有一人他的名字至今我还记得，他叫张贺志，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面貌已经记不清了，不过。他讲的一件事我还记起。他说，他随突击队两上两下冲打211高地，他居然没有受一点伤。他所说的高地是死亡之地，上去的人必死无疑。突击队的人大都死了。只剩下他与一个副营长活着。原先的部队也以为他死了。开了追悼会。当然后来部队弄清楚了他的死活了。他说了许多打仗的经历，我的笔记本上记了厚厚一大叠。这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我问他冲向高地时想过什么。他说，什么也没有想，越不怕死。越不会死。我问他，战斗的间隙之中，你在想什么。他说，特别想家。于是，他讲了不少家里的事情。 我很感兴趣这个英雄士兵的真实想法，后来，我写了短篇小说《血火在沉默》。他送了一个止血带给我留作纪念，开始我一直珍藏着，后来几次搬家，止血带不知被谁当作没用的东西扔了。那个采访用的笔记本也遗失了。我懊恼了很久。还有一个左小腿被炸掉的士兵，是个炊事兵，他给阵地的士兵送饭时，碰到了地雷被炸的，他还跑了好几步，才发觉脚与小腿没有了。他很冷静，用止血带绑扎了断腿，爬到了阵地，送了饭，还把那只断腿和脚带了回来。他告诉我，以后伤好了，他不能送饭了，他还能烧饭。另外一个全身烧伤的士兵，我见到他时，他坐在屋外的一张凳子上，裸着上身。穿着一条白色的短裤。这已经是一个面目全非的人，他的脸，他的上身全是黑色的疤痕。很是恐怖。我站在他面前。却仿佛矮了一大截，我默默无言，我注视着他的眼睛。这双眼睛黑白分明，吐露出生命的光芒。我问自己，我看到什么?那时，我只是想说。我看到了中国不屈的脊梁。我想喊一声：士兵万岁!我曾对那个死而复活的张贺志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你是勇敢而立大功的人。他说：什么功不功啊，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一头栽下去，一百多斤就没有了，心里就难受。这是真正从死亡线上而活着回来的人说的心里话。战争改变了生活，也改变了观念与生命的价值。这是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们无法理解的。在这里人的感情是纯美的。人与人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
难道战争可以净化人的灵魂。
难道人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之后其精神得以升华。
我见到的事实是这样的：一个士兵阵亡，这个士兵的所在班的人都会心里难受得吃不下饭。战地医院里的护士为重伤的士兵喂饭。受伤的士兵心情不好不肯吃，护士会像亲姐妹一样疼爱自己的兄弟，哄着他一口一口地喂。在这里不管是相识还是不相识的人在分手时总爱说：兄弟，保重。从不说：再见。再见有永别的意味，那不吉利。在战地医院的文娱活动室，女医生、女护士教那些轻伤员跳简易的十六步舞，一名女军医主任说，伤员的生活太枯燥了，让他们高兴高兴……
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单纯而圣洁。
没有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乌心黑胆。洗涤了尘世污垢。
这里的人欲望简单得像一张白纸。一个士兵说，不打仗了，回到家里哪怕喝一碗小米粥也满足了。
是啊!活着就好。生命比什么都重要。金钱、名誉、地位在这里不过是粪土而已。
这就是在战争环境下，徘徊在生与死之间的人的心灵真实写照。
其实，人在平常的日子里，真正到了生与死的关口，想法也并不复杂。
我曾亲眼目睹父母离世的那一瞬间。
记得，我从上海赶到家乡，母亲在医院已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我在床前握着母亲的手，母亲的手还暖暖的，我喊妈妈，母亲还能应我。不久。母亲在自语，声音很轻。舅母听清了，母亲在喊妈妈。舅母说，她看见妈妈了。舅母的意思很清楚，母亲已经见到另一个世界的亲人了，办后事吧。这就是母亲最后的话。父亲的死，稍稍有点周折，本来以为父亲已经断气了，已给他穿上了肥大的棉寿衣，头前与脚后都点上了长明油灯，手里放了一只烧饼，据说刚到阴间会遇到狗，怕狗咬，丢给狗吃。另外，两只脚也用柴棒撑着，父亲挺挺地躺在堂屋里搁的一张灵床上。半夜，父亲突然喊了一声：我痒。肥大的寿衣袖子还晃了一下。我与姐弟妹们并不惊骇。赶紧把父亲从灵床上撤下来，活人是不能放在灵床上的。到了第二天早晨，父亲的眼睛瞪得发亮，我与姐弟昧们问父亲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问来问去，父亲眼睛不动地瞪着，后来弟弟问父亲，父亲的手动了动，眼睛向堂屋外瞄了一下。弟弟理解了父亲的意思，弟弟说，爸，是不是到大门口看看。父亲眼睛闭了闭。弟弟随即背起父亲从堂屋穿过院子到了大门口，弟弟说，爸，你再看看自己的家门口吧。就这样，父亲重新躺在临时搭的一张床铺上闭上了眼睛，紫苛色的皮肤从脖子慢慢地扩散到他的头。父亲走了。
这就是平常人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时我的所见与揣测。
事实上，在人的生与死徘徊的临界点上，人是没有想法的，哪怕一点点念头也是难以出现。我就死过三回，一次是在老家，一次是在劳动的厂图书室，还有一次是在饭馆内。我突然心里难受，然后眼前一黑，感觉自己沿着一条黑暗的隧道一直往下滑，滑到黑色的深渊之中，最后这种感觉消失了，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已经死了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后来，我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点亮光，然后我深深呼出了一口气，我舒缓地活了过来。这死的感觉是深刻而简洁明了的，这活的感觉也是如拨云见日的。
这感觉并不痛苦，人果真如此死去倒也爽快，但记忆却偏偏作怪，记忆是痛苦的。这是一种滑稽而可笑的痛苦，这是一种黑色幽默的痛苦。这痛苦使我落下了前面说到的三次死去活来的病根。那是一个特殊的岁月，我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冈U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来到一家厂子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说得再清楚一点就是劳动改造。我当了电工，我很努力劳动，认真接受改造，很快就混进了工人阶级队伍，我还被吸收进了专案组，因我笔头好，让我整理资料，那时坏人与阶级敌人好像很多，厂子里、车间内不时有人被揪出来，一人一个专案材料，我很忙，也很专心。不过，有一天突然车间的墙上被刷了一条新的大标语，这标语很醒目，用语很惊人，很有轰动性与鼓动性，我一看几乎要晕倒，我被揪出来了，我被称为：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我的罪名是五一六分子，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组织，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怪名字。罪证呢，是防扩散的。后来才知，有个老师傅上厕所时看见我用信纸擦屁股，信纸上有毛主席语录。之后，我被从混入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清理了出来。工人的大会、小会、班组会都不让我参加了。下班前照例开班组会，举着红宝书喊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然后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时，只有我孤身一人坐在工场间。我很伤心，我很绝望。我觉得我虽然活着，我的政治生命却完了。现在想想，在我们这个国度里，除了人的自然生命，还有一个政治生命存在着，一旦政治生命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比自然生命还要痛苦万分啊。那个荒唐而辛酸的年代里，每个人的政治生命都在生与死之间徘徊呢。
起笔写这篇文章是在严冬岁末，写完这篇文章已是立春之后，我的一棵盆栽的米兰死了，一盆水仙花已经凋谢，另一盆水仙花却开得花团锦簇，飘着缕缕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