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端：祖籍浙江绍兴，1923 年生于江苏苏州。物理学界泰斗、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长期从事固体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晶体缺陷、结构相变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并以金属物理与凝聚态物理的科学著作闻名于世。曾任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江苏省科协主席，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物理学进展》主编等职。2012 年5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2008 年3月3日发现、国际永久编号为187709 的小行星命名为“冯端星”。
　　访谈人：冯院士您好！见到您真荣幸，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很好奇您的中学时代，您能给我们讲讲，当年您的中学时光是怎样度过的吗？
　　冯端：好的。我的中学生涯还是相当曲折的。我的大姐冯慧、大哥冯焕、二哥冯康基本都是依照苏州中学实小、初中、高中这样的轨迹，我是因为战乱去了福建念高中。现在想来，小学与初中的教育，主要是为了打好基础，强化语文、英语和数学三门学科。当时实小的做法是规规矩矩地谨守有关小学教习的范围，绝不越雷池半步。因而语文只教白话文，不教文言文；英语是一点都不教，当时我们连26个字母都不知道。要说这种做法有什么好处，可能就是怕让不合格的教师来教英语，将人引入歧途，以后再加以矫正就困难了。1937年抗战爆发，我和二哥先是去东山避难，而后又因为家计转去福建的高中念书。当时的时局动荡不安，教育部门还要求高中学生都要参加战时“民训”“民教”工作（“民训”“民教”：为配合抗战，福建发动全省高中及高职二年级学生停课一整年，到偏僻县份和乡村去发展民智，即称为“民众教育”；或下乡组织训练民众，称为“民众训练”）。所以我读完高一后，就去沙县的一所乡间小学教书，“民教”一年。这一年我进一步了解了社会，锻炼了独立生活能力，之后又回学校继续读高二。我们的老师都很好，水平很高，学校生活多姿多彩，现在想来读中学的日子很值得回味。
　　访谈人：那您在中学的时候，有没有印象深刻的老师或者在中学参加过的活动呢？
　　冯端：我从进入苏州初中学习，就遇到不少好老师。记得教国文课的是沈同文老师，讲解的是一些浅近的文言文，如袁枚的《祭妹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等，考试时还得默写一些文章。如今我能顺利地阅读文言文资料，应该归功于那几年教国文课的老师呢。那时，苏州中学国文课每周有一节读书课，能自由阅读。我还记得教英语课的是任祖铤老师，从26个字母教起，教一些课文和语法，从无到有，循序渐进。那时我们也不是整天学习，有很多活动。学校有各种体育锻炼设备，还经常组织各种远足和郊游。在苏州实小的时候，我们游玩了公园，去附近县城爬山；初二时我们曾经乘火车到无锡，在惠山露营；初三下学期时，正好苏嘉铁路刚刚建成，我们可以从苏州坐火车直达嘉兴，然后转去杭州游览西湖名胜。学校的远足和郊游都是学校老师带队，没有家长陪同，学生们也都自觉遵守纪律，体质也增强了。
　　访谈人：冯老，您说您后来是去福州读高中的，也就是换了一个学习环境，那您高中的学习、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冯端：福州高中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十所中学之一。我刚到福州时，入学考试日期都过了，学校就用面试来代替笔试，考了数学和英语，我考试通过就顺利入学了。高中学习的科目很多，好在福州高中有一批专家学者型的教师，他们都是大学生，教学态度十分严肃认真，教书水平很高。课外活动也很丰富，结合课堂教学，我和同学发起过“牛顿自然科学社”，还得到了黄缘芳老师的指导，我们一起读书、写心得，还将心得体会写成黑板报展示出来。学校也组织了国语与英语演说比赛、国际时事辩论会等多种课外活动，我当时比较优秀，受班级同学的推荐参加过几次。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英语老师魏锡勋先生，他是沪江大学的高才生，教学水平很高。我接受的正规英语教育只有初中三年、高中两年，但我课余非常喜欢阅读，利用空闲时间读了大量英语书籍，所以习惯于用英语思维，也能用英语和别人顺利交流。
　　访谈人：冯院士，您说您课余时间非常喜欢阅读，那您都爱看哪些书呢？
　　冯端：这样说吧，阅读算是我的一个爱好，我小时候就喜欢阅读家中长辈留下来的诗词、小说和兄姐的高年级课本。大哥冯焕小时候还送给过我一本房龙的《人类的故事》，我自己又借阅了房龙的另一本《思想解放史话》（实际上就是20 世纪80 年代风行一时的《宽容》一书的早期译本）。这两本书把我的视野大大地拓宽了，并使我对文化有着特别的兴趣。我至今还记得《宽容》里的这么一句话，大意是：“要允许他人有行动或判断的自由，耐心地、不带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或已被普遍接受的行为和观点。”后来我在沙县“民教”的时候，可以看到的书不多，但有两种书可以买到，一种是由巴金主编的各类丛刊，另一种是李健吾的《咀华集》，还有一些介绍外国文学名著的《译文丛书》，这一时期，我也读了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及文学新人的著作。那时，福州高中图书馆的藏书丰富，我有幸阅读了鲁迅的全部作品和译作，比较喜欢的是《野草》和《朝花夕拾》；我还一本一本地读过周作人的作品，很欣赏他的写作风格；我对象征派、后象征派和现代派的诗文、小说都有浓厚的兴趣。科学是我的事业，而文学是我的业余爱好，两者没有什么矛盾冲突的地方，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子。
　　访谈人：冯老，我们了解到您的哥哥姐姐也都在科研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您能给我们讲讲您的父母是如何教育培养你们的吗？
　　冯端：我们家有一个非常宽松自由的环境，父母不会横加干涉，也不施加任何学习压力，但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父亲是个诗人兼书法家，他的文学修养高，文笔书法自成一体，但是他并没有硬性要求我们继承，而是提供必要的平台、载体，将读书学习的天赋遗传给了子女。他支持子女的个人爱好，鼓励自由读书，他对我们的教育是民主的。母亲不识字，但她记性很好，记得住很多唐诗和千家诗，能讲述许多古代故事。她对我们的爱不像父亲那样严格，而是照料和保护我们。因为母亲的教导，我儿时就知道很多历史典故，在入学前就能背出许多古诗。可能是家庭的文化熏陶对我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兄妹几个都爱读书，家中有良好的学习氛围。 　　访谈人：您读大学时已经到了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候，当时的大学教育环境怎么样？您能和我们讲讲当时你们的学习情况吗？
　　冯端：当时真的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学校教学条件特别差。当时的大学教室相当简陋，墙是用竹子编的，在外面涂上泥巴、刷上石灰水，房顶都是用草铺成的。宿舍是大统舱式的，几十个人挤一间房间，外面还经常有枪声和炮声的骚扰。不过外在的物质条件不是最根本的，最怕的还是精神的贫乏。比较幸运的是，我们还可以看很多书，“中央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只是一个途径，另外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影印书”。我们喜欢阅读一些国外英文原著和文学类的书籍，丰富的精神生活几乎让我们不在意环境的恶劣，毕竟求学求知是第一位的。大一的时候，我们在柏溪分校上课，这里非常僻静，从沙坪坝出发沿嘉陵江走上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大二时，我们就迁到位于沙坪坝的松林坡校区上课了。即使在抗战万分艰苦的阶段，“中央大学”物理系的一些教授还埋头进行科学研究，而且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绩。当年有许多名人来“中央大学”做报告，我印象深刻的有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与其夫人一同来做报告，郭沫若先生也来学校为我们朗诵过《屈原》剧本。课余时间，我常常在图书馆或校园里阅读，也常去沙坪坝的书店和旧书摊品味读书的快乐。现在想来，这样做不仅令我忘掉了战时暂时的艰苦，还提高了人文素养。当时我们物理系的学生只有十几个人，后来许多人陆续离开学校，坚持读完四年毕业的只有三个人，分别是沙频之、赵文桐和我。所以在“中央大学”学习物理，学业艰难，想学成还真不容易。
　　访谈人：冯先生，在您这一辈的科学家中很多人都有出国深造的经历，您也提到大学老师有这样的机会，那您是否曾经出国深造过呢？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纷纷选择出国留学好吗？
　　冯端：我也是考虑过出国进修的，但是当时哥哥姐姐都在国外学习，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考虑到照顾老人，我就没有出国。后来年岁也大了，我把这些机会给年轻的老师们，让他们更好地成长。我自己也出国看过国外的大学，参观过他们的实验室，和人家交谈，看看都有什么新的研究课题和方向。现在的青年人有条件出国留学是好的，多看看外面的世界，眼界就宽了，还能了解很多新东西，有的实验室条件确实是国内不具备的。当然，主要还是要他们心中想学，不然，光看看风景只能是出国游玩，不能说是留学。
　　访谈人：冯院士，能成为一个像您这样的科学家，是很多青少年的梦想。请您对青少年成长提点期望。
　　冯端：我希望他们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科学的未来是属于青年人的。青少年思想活跃，朝气蓬勃，是人生最宝贵的时期，要有理想与毅力，认真学习，做好工作，研究科学。现在，受社会风气影响，有些人不能安心于学习、研究科学，喜欢搞些副业，在我看来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真正做学问，时间全放上去都不够。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认识到：金钱、物质享受是有限的，而精神追求是无限的。中国的科学事业，是值得他们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的。
　　（选自《与物理学家同行》，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本刊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