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格，泾渭分明。一个人，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清，就是浊，其间容不得一丝儿苟且。说白了，“喻于义”的君子，就是清;“喻于利”的小人，就是浊。当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时候，也就在昭告天下：我是“喻于义”，你们都“喻于利”。
　　道家人格与此不同。老子言：“大白若辱。”这明显表明，道家不是“非清即浊”的二元论。在道家看来，纯粹的清是不存在的，清中自然含藏着浊。且只有含藏着浊的清，才可保持长久。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言：“察见渊鱼者不祥。”老子不是叫人万事睁只眼闭只眼，老子只是强调，不是每一件事，都必须争出个子丑寅卯的。含藏，包容，才是人生正义。
　　讀《红楼梦》，发现宝玉的高明之处，是论人论史讲究实际，跳出了单纯道德论的框架。宝玉说：“那些个须眉浊物，只知道文死谏，武死战，这二者是大丈夫死名死节。竟何如不死的好。”庚辰本有绮园的眉批曰：“玉兄此论大觉痛快人心。”可见宝玉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不顾实际，只想图个清名，这是纯粹的道德至上。对于实际，其实无补费精神。
　　所以儒家只顾清名的政治观，在曹雪芹的笔下，遭到挞伐，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历史是复杂的，人性也是复杂的，不是简单的“清浊”二字所能概括。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谈及海瑞，曾说：“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纵使海瑞清正廉明，官至二品，死后仅留下白银十余两，不够殓葬之资，但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说白了，他就是个另类。
　　综观历史，我们发现，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时代，单纯凭借自己的清廉，想成就事功，实在于事无补，所以明代大学士张居正，也有他不得已的地方。标榜清廉不如标榜法治，这是历史的深刻教训。而从做人的角度，以清高自许，也容易将自己引入孤立的境地。《红楼梦》中黛玉“孤标傲世”，不比宝钗“随分从时”，结果非常被动，人生之悲，无过于此。
　　《菜根谭》言：“完名美节，不宜独任，分些与人，可以远害全身;辱行污名，不宜全推，引些归己，可以韬光养德。”这段文字，与老子“大白若辱”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清节戾名，过分高扬，会引来众人嫉恨，谣诼纷纭，身在是非窝中，容易成为众矢之的。而引些辱行污名，归到自己名下，反而能如沙漠中的动物，给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从而避免被天敌猎杀。道家的智慧，就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自然，我们肯定道家生存的智慧，肯定做事要符合实际，不能一味胶柱鼓瑟，标榜清高，也不能将儒家的道德论完全推倒。儒家清浊分明的人格，也有至大至刚的一面，充满一种洒落的浩然之气，儒家“舍生取义”的人格风标，令人高山仰止。
　　至清很难做到。人性的复杂，决定了人见得阳光的一面，也有不大见得阳光的一面。商鞅不就是利用人们对军功的欲望，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吗？所以“浊”也有可资利用的价值，不可一概而论。人类历史的进步，很多时候，就是政治家顺应历史潮流，因势利导，将百姓纷繁的欲望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也源于对百姓物质和精神上欲望的满足吗？
　　所以对待清浊，应该有一个辩证的动态观。清可以变成浊，浊也可以澄清。清中自有浊，浊中也有清。清浊泾渭分明的人生，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至清有其弊害，至浊自然更该鄙弃。只有在保持清的底色基础上，灵活处理清浊关系，才能既保全自己，又实现既定的人生目标。
　　唐人杜甫《佳人》诗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如果离开“山”，就不能保持自己的“清”，这样的“清”，实在太脆弱，不要也罢。真正意义上的“清”，应该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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