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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钓运动全记录两岸联手保钓是否可行
若干年来，关于钓鱼岛事态的消息可谓不绝于耳，而今年7月4日“全家福”号抵岛宣示主权，是保钓运动又一次高潮。
此后事件余波不断：日本依然挑衅连连，激化纷争，日本政府宣布有意将钓鱼岛进行“国有化”，首相野田佳彦明确表示日本政府计划于明年4月正式“购岛”，又表示如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领土领海”出现周边国家非法行为，政府将“毅然以对”，包括根据需要动用自卫队。
中国政府一再重申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无可争辩主权的立场，强调“中国的神圣领土决不允许任何人拿来买卖”。两岸民众也提出两岸携手保钓的愿望：7月19日台湾媒体与大陆民调机构的民调显示，85.3%的大陆民众和52%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在钓鱼岛、南海等对外领土纷争中进行合作。8月5日，针对钓鱼岛与其他东北亚领土争议，马英九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重申了其“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共同开发、资源共享”的立场。而两日后日本外相对此回应：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主权问题”，日本无法接受这个倡议。
与两岸民众的期待相反，两岸携手保钓前景难明。出于种种考量，台湾当局继续维持既定政策，使两岸保钓仍停留在民间层次。而刺耳的声音也有出现。例如李登辉重申“钓鱼岛属日”，称“中国（大陆）说钓鱼岛是他们的，证据要拿出来”，“要说（钓鱼岛是）我们的领土，莫名其妙……台湾很幼稚，做事情处理很不当”。
钓鱼岛，一个始终牵动人心的话题。本刊曾多次载文讲述钓鱼岛故事，本期追述全球华人保钓历程，并剖析两岸官方合作保钓的前景。
——编者手记
第一次高潮：迫使美国承认“移交的仅是行政权而非主权”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始终坚持钓鱼岛等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严正立场。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决心“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实际上明确宣布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都是属于中国的岛屿。1971年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定”，将钓鱼岛诸岛也划入归还冲绳的区域之内，日本政府也据此主张该岛属于冲绳县的一部分。同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声明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国人民也一定要收复钓鱼岛等台湾的附属岛屿！
正是美日对钓鱼岛的私相授受，引发了世界各地中国人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
由于历史原因，保钓运动是我国台湾地区在美留学生率先掀起的。
1970年10月，台湾大学研究生王晓波、王顺在《中华杂志》发表《保卫钓鱼台》（钓鱼台即钓鱼岛——编者注）一文，引述五四运动的口号“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号召全球中国人奋起保钓。在其感召下，在美台湾留学生率先行动起来，通过《科学月刊》、社团组织“大风社”等联络网相互串联，酝酿发起保钓运动。1970年12月16日，在美国的第一个保钓组织“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由台湾留学生在普林斯顿大学成立。此后，全美高校的60多个“保钓行动委员会”和数十个保钓刊物也应运而生。
1971年1月30日，旧金山、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和洛杉矶等五地的2000多名留学生同步发起游行示威。3月，在美华裔学者也积极行动起来，包括数学家陈省身在内的旅美500多位学者集体上书蒋介石，要求台湾当局保卫钓鱼岛主权。
由于第一次游行并未引起美日政府和国民党当局的积极响应，因此“保钓行动委员会”决定再次举行游行示威。为了壮大声势，“保钓行动委员会”决定将全美留学生集中在华盛顿地区游行。4月10日，来自全美各地以及加拿大的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齐聚华盛顿林肯纪念堂，浩浩荡荡游行至美国国务院、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馆”和日本驻美大使馆进行抗议，沿途高呼“钓鱼台是中国领土”、“日本人滚出去”等口号。在行至台湾当局“驻美使馆”处时，群情激昂的学生本想与“大使”周书凯会面，但周始终未出馆发表讲话，致使学生对国民党当局十分失望。由于4.10游行人数众多、规模壮大，被视为海外保钓运动的第一次高潮。5月23日，保钓人士还筹资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整版保钓《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尊重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海外华人的保钓运动也为岛内保钓运动的兴起拉开了序幕。当时，国民党在台湾实行高压威权统治，政治话题高度禁忌，因此岛内的保钓运动是由在台湾就读的侨生而不是岛内学生发动的。1971年4月12日，香港德明校友会在台湾大学贴出首张保钓海报；次日，大学论坛社在农经馆屋顶挂出“五四运动”口号，呼吁共同关注钓鱼岛问题。14日，台大侨生组织起来赴日本驻台北“使馆”抗议，隔日再联合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校的侨生近千人游行至美国“使馆”进行抗议。
在海外及岛内侨生的感召下，岛内学生的热情也被点燃。4月16日，台湾大学代联会主席李大维代表台大向“美国使馆”递交抗议连署书。20日，台湾大学“保卫钓鱼台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后，“委员会”积极活动，并直接策划指挥了6月17日的保钓游行示威。据称，在此次游行之前，蒋经国曾指示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协调处理保钓运动事宜，但马鹤凌是一位较为开明的官员，时任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对此他并未横加阻拦，甚至其正在台大法律系读书的儿子马英九也参与了游行。
香港民众和学生也积极参与到此次保钓运动中来。在美香港留学生不仅积极参加在美国的游行示威，有部分学生甚至成为组织联络的中坚力量。1971年2月，香港亦成立“保钓行动委员会”，并多次组织群众前往日本驻港领事馆前游行示威。 1971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日的私相授受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
此时，国际关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正待打开。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坚持一贯立场的前提下，同日方达成了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谅解。1972年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会谈中，强调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要以大局为重，并在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979年5月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保钓运动内部的分歧，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告一段落，各种保钓组织也纷纷改头换面。1971年9月，保钓人士在密歇根州安娜堡举行“国是大会”，保钓运动正式宣告分裂。其中立场较为接近大陆的组织改名为中国统一运动。同月，李我焱、陈恒次、陈治利、王春生和王正方等五位在美国从事保钓运动的人士访问大陆，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高度肯定他们在美国的保钓运动，称其为海外的“五四运动”。而另一派立场较亲近国民党的组织则成立了“反共爱国联盟”。
在台湾当局的打压下，岛内的保钓运动迅速瓦解。1972年5月22日，台湾大学的“保钓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布解散，岛内学生的关注点逐渐转向民主运动。此后，由于台湾当局漠视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岛内民众关注此议题的热情也大幅下降，保钓运动暂时走向低谷。
第一次保钓运动虽然没能从日本手中夺回钓鱼岛，然而掀起的巨大声浪也让美日等国看到了中国人捍卫钓鱼岛的决心和意志。1971年10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批准“归还冲绳协定”时特别指出，美国仅取得了行政权，而非主权。因此美国将行政权移交给日本的行动，并不构成基本的主权（美国无此种主权）之移交，亦不可能影响到任一争论者的基本领土主张。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基本没有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挑衅全球华人的举动。
第二次高潮：中国人成功登上钓鱼岛
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向日本退让，不仅不对日本侵占钓鱼岛的行为加以谴责，而且对岛内民间保钓活动也多加干扰。1990年10月在台湾高雄市举办的区运动会中，担任高雄市市长的吴敦义希望亲赴钓鱼岛传递圣火，不料惹恼李登辉，最终只能改派秘书长前往。在日本舰船与飞机的阻挠下，火炬根本无法按照规划的传递路线完成传递。对此，台当局却称，“台湾不会以武力方式介入，将以外交手段为优先”。同年，“行政院长”郝柏村负责制定了“夺岛计划”，希望用武力夺取钓鱼岛，最后在李登辉的干预下被迫流产。李登辉甚至公开对日本媒体称，“台湾苏澳渔民到钓鱼岛海域骚扰时，我命令出动军舰，阻止抗议”。
随着李登辉亲日卖国立场的逐渐暴露，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更加肆无忌惮。1996年所谓“第三次台海危机”爆发后，日本右翼势力见猎心喜，似乎看到了乘机占据钓鱼岛的时机。7月，日本政府单方宣布其领海范围包括钓鱼岛海域，并再次出动军舰驱逐进入钓鱼岛海域的台湾渔船。同时，具有黑道背景的“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列岛北小岛设置太阳能灯塔，意图永久占领钓鱼岛。日本的挑衅行为再次引发中国人的强烈抗议，第二波保钓运动浪潮随即兴起。
在此次保钓运动中，台湾民间成立了“中华民国保钓联盟”筹备会，由于李登辉当局对岛内保钓运动横加阻拦，全球华人保钓的重心转移至香港，部分台湾保钓人士参与了香港组织的保钓行动。
1996年，香港保钓团体联合台湾和大陆力量，组织了多次出海保钓行动。9月26日，“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陈毓祥赴钓鱼岛海域进行主权宣示活动，在抵达钓鱼岛附近，陈毓祥跃身入海游向钓鱼岛，却不幸溺毙，成为为保钓运动牺牲的第一人，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位。陈毓祥的牺牲为保钓运动更增添了壮烈的色彩。10月7日，港台保钓人士陈裕南、曾健成及金介寿成功登上钓鱼岛，并一同在岛上挥舞五星红旗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示钓鱼岛是所有中国人的领土。
8月至10月间，香港还多次发起数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强烈抗议日本妄图占据钓鱼岛的非法行为。1996年9月2日，香港成立“保钓行动委员会”；8日，约3000名市民参加了保钓大游行。18日，适逢“九一八事件”65周年，香港再次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近6000名市民冒雨出席尖沙嘴文化中心广场的“九一八保卫钓鱼台烛光晚会”，掀起保钓运动的新高潮。29日，五万多名香港市民齐聚维多利亚公园，参加保钓团体举行的烛光集会，悼念因保钓死亡的英雄陈毓祥。
在这一波保钓运动中，大陆官方和民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多次就日本的错误行为进行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李岚清副总理甚至推迟了赴日访问计划。1996年，大陆民间保钓人士童增等人宣布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并积极参与香港等地的保钓活动。
第三次高潮：保钓重心渐次转向中国大陆
第三波保钓运动导火索完全是由于“日本遗民”李登辉的一句话。2002年9月16日，卸任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冲绳时报》专访时称，虽然大陆和台湾都宣称拥有钓鱼台列岛主权，但“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所有权应属于日本冲绳县”。10月20日，李登辉在参加研讨会时再次鼓吹，“台湾对钓鱼台只有渔业权，没有领土权”。
对于李登辉赤裸裸的卖国言行，台湾当局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重申“钓鱼台是中华民国领土”。2005年6月，时任“国防部长”的李杰曾陪同“立法院长”王金平及林郁方等15名“立委”乘坐海军舰船出海，赴钓鱼岛海域进行主权宣示的活动。同年8月，陈水扁亦登上彭佳屿（台湾实际管辖的最北岛屿），宣示“钓鱼台列屿的领土主权属于台湾”。 陈水扁当局钓鱼岛政策的基调仍然是“台湾只有渔权、没有主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李登辉走得更远。2003年7月，台湾“新闻局长”林佳龙称，台日双方已经就双方重叠的海域达成“共识与默契”，划定北纬27至29度（即钓鱼岛以北200海里）为台日皆可捕鱼的区域。2004年7月，“激独分子”许世楷接任台湾当局“驻日代表”一职，在日本的首场记者会上，许世楷公然声称，“钓鱼台距离台湾和日本冲绳都很近，不能简单论断主权归属”，彻底暴露出了陈水扁当局的卖国企图。
在陈水扁当局“只要渔权”的政策下，台湾民众的保钓热情大为下降，保钓人士的活动也极度限缩。期间，只有黄锡麟于2003年10月7日和2006年8月16日随同陆港两地的保钓人士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然而，台湾当局在黄锡麟保钓归来之后竟以违反岛内法律为由对他进行了起诉。
令人欣慰的是，保钓的薪火并未因为台湾保钓运动的式微而受到影响，大陆保钓人士勇敢地接过了保钓的大旗。2003年6月22日，大陆民间组织了首次出航保钓运动。10月7日，大陆民间保钓人士还组织两岸三地的保钓人士进行了首次联合出航保钓，最近抵达距钓鱼岛100米处，并于次日发表了《海峡两岸与香港联合出海保钓声明》。12月26日，全球华人保钓论坛在厦门召开，会上通过了《保钓宣言》，并决定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筹委会。2004年3月1日，保钓训练营正式在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开营。24日，大陆民间保钓人士再次出海，冯锦华等六人成功登上钓鱼岛，成为首次登上钓鱼岛的大陆保钓人士。
第四次高潮：两岸联合保钓时机渐趋成熟
2008年，马英九在台湾地区上台执政，两岸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在钓鱼岛问题上，马英九立场鲜明，“坚持主权所有，争议和平解决”，“一寸都不能让”。
2008年6月10日，就在马英九就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台湾“联合号”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遭日本巡逻船撞沉，船长何鸿义和两名船员被日本当局扣留。对此，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发表严正声明，重申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为了配合台湾方面向日本施压，尽管距离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大陆仍批准保钓人士于6月18日在日本驻华使馆前游行示威。12日下午，台湾当局亦发出“四点声明”，不仅重申“中华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而且要求“海巡署”立即强化武装，提升维护主权与捍卫渔权的能力。
由于台湾当局对钓鱼岛政策态度的变化，岛内的保钓运动再次活跃起来。为了抗议日本军舰撞沉台湾渔船并非法扣押台湾船长，6月15日，12名台湾保钓人士搭乘“全家福号”渔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台湾“海巡署”也派出舰艇全程护航，并一度在海上与日本舰船对峙，最后“全家福号”挺进至距离钓鱼岛0.4海里处，并成功绕岛一周后宣示主权。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是台湾方面首次派出舰船保护赴钓鱼岛宣示主权的保钓人士，而且也是李登辉执政以来台湾公务舰船首次进入钓鱼岛周边12海里以内。此后在台湾保钓人士几次赴钓鱼岛的保钓行动中，台湾“海巡署”都会派船随行保护，这与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对保钓行为不但不加保护、反而横加干扰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8年11月9日，马英九当局批准了被李登辉、陈水扁当局延宕已久的成立“中华保钓协会”一事，马英九还特地送来“和衷共济”的匾额。
在台湾方面努力维护钓鱼岛主权的同时，大陆也做了积极努力。2008年以来，中国的渔政船和海监船开始对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化巡航。2008年12月8日，中国大陆海监船还首次进入日本单方划定的所谓钓鱼岛“绝对禁止区”。2010年9月，日本军舰在钓鱼岛海域撞击中国渔船并非法拘禁中国船长，中国政府更是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中国政府数度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表示抗议，暂停双方省部级以上交往，终止双方有关增加航班、扩大航权谈判，推迟了中日煤炭工作会议。据称，中国对日稀土出口也因为企业的“情感因素”而受到影响，大陆公民赴日旅游规模也大为缩减。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日本被迫释放中国船长回国。期间，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也纷纷行动起来，捍卫钓鱼岛主权。9月14日，台湾保钓人士黄锡麟和殷必雄赴钓鱼岛宣示主权。9月18日，在美华人也在日本驻纽约总领事馆前举行了20年来最大规模的保钓示威。
2012年以来，日本政府和右翼人士发起了所谓的“国有化”和“购买”钓鱼岛运动，全球华人再次用行动予以回击。7月4日，“世界华人保钓联盟”成员黄锡麟等三人，搭乘 “全家福号”渔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在台湾“海巡署”五艘舰艇的护航下，进入钓鱼岛海域，日本派三艘公务船拦阻并企图登船检查，而台湾海巡舰艇阻挡并派员戒护，双方舰艇甚至一度擦撞。在距钓鱼岛0.8海里处，三人升起一面中国大陆的五星红旗，对着钓鱼岛挥舞，随即拿下旗帜，朝陆地抛掷，但旗帜受风阻落海。但是，对于保钓人士使用五星红旗护卫钓鱼岛，也在台湾引发了争议。台湾的“外交部”对此并不直接回应，仅表示，无论是渔船、搭载的人士或前往的海域，都属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在执行护渔的任务，并且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当前，虽然两岸官方联手捍卫钓鱼岛主权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合作的可能性不高，但两岸合作保钓已逐渐成为全球华人的共识。2011年1月2日，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在香港成立。台湾“中华保钓协会”执行长黄锡麟担任首任理事长，大陆保钓人士李义强当选为首任秘书长。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的成立，可以成为是为两岸官方合作保钓的前奏吗？
若干年来，关于钓鱼岛事态的消息可谓不绝于耳，而今年7月4日“全家福”号抵岛宣示主权，是保钓运动又一次高潮。
此后事件余波不断：日本依然挑衅连连，激化纷争，日本政府宣布有意将钓鱼岛进行“国有化”，首相野田佳彦明确表示日本政府计划于明年4月正式“购岛”，又表示如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领土领海”出现周边国家非法行为，政府将“毅然以对”，包括根据需要动用自卫队。
中国政府一再重申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拥有无可争辩主权的立场，强调“中国的神圣领土决不允许任何人拿来买卖”。两岸民众也提出两岸携手保钓的愿望：7月19日台湾媒体与大陆民调机构的民调显示，85.3%的大陆民众和52%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在钓鱼岛、南海等对外领土纷争中进行合作。8月5日，针对钓鱼岛与其他东北亚领土争议，马英九提出了“东海和平倡议”，重申了其“以和平方式处理争端、共同开发、资源共享”的立场。而两日后日本外相对此回应：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不存在主权问题”，日本无法接受这个倡议。
与两岸民众的期待相反，两岸携手保钓前景难明。出于种种考量，台湾当局继续维持既定政策，使两岸保钓仍停留在民间层次。而刺耳的声音也有出现。例如李登辉重申“钓鱼岛属日”，称“中国（大陆）说钓鱼岛是他们的，证据要拿出来”，“要说（钓鱼岛是）我们的领土，莫名其妙……台湾很幼稚，做事情处理很不当”。
钓鱼岛，一个始终牵动人心的话题。本刊曾多次载文讲述钓鱼岛故事，本期追述全球华人保钓历程，并剖析两岸官方合作保钓的前景。
——编者手记
第一次高潮：迫使美国承认“移交的仅是行政权而非主权”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始终坚持钓鱼岛等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严正立场。1950年6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中国人民决心“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1958年9月4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实际上明确宣布台湾及其周围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都是属于中国的岛屿。1971年日美签署“归还冲绳协定”，将钓鱼岛诸岛也划入归还冲绳的区域之内，日本政府也据此主张该岛属于冲绳县的一部分。同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严正声明：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它们和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日两国政府在“归还”冲绳协定中，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声明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中国人民也一定要收复钓鱼岛等台湾的附属岛屿！
正是美日对钓鱼岛的私相授受，引发了世界各地中国人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
由于历史原因，保钓运动是我国台湾地区在美留学生率先掀起的。
1970年10月，台湾大学研究生王晓波、王顺在《中华杂志》发表《保卫钓鱼台》（钓鱼台即钓鱼岛——编者注）一文，引述五四运动的口号“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号召全球中国人奋起保钓。在其感召下，在美台湾留学生率先行动起来，通过《科学月刊》、社团组织“大风社”等联络网相互串联，酝酿发起保钓运动。1970年12月16日，在美国的第一个保钓组织“保卫中国领土钓鱼台行动委员会”由台湾留学生在普林斯顿大学成立。此后，全美高校的60多个“保钓行动委员会”和数十个保钓刊物也应运而生。
1971年1月30日，旧金山、华盛顿、芝加哥、西雅图和洛杉矶等五地的2000多名留学生同步发起游行示威。3月，在美华裔学者也积极行动起来，包括数学家陈省身在内的旅美500多位学者集体上书蒋介石，要求台湾当局保卫钓鱼岛主权。
由于第一次游行并未引起美日政府和国民党当局的积极响应，因此“保钓行动委员会”决定再次举行游行示威。为了壮大声势，“保钓行动委员会”决定将全美留学生集中在华盛顿地区游行。4月10日，来自全美各地以及加拿大的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齐聚华盛顿林肯纪念堂，浩浩荡荡游行至美国国务院、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馆”和日本驻美大使馆进行抗议，沿途高呼“钓鱼台是中国领土”、“日本人滚出去”等口号。在行至台湾当局“驻美使馆”处时，群情激昂的学生本想与“大使”周书凯会面，但周始终未出馆发表讲话，致使学生对国民党当局十分失望。由于4.10游行人数众多、规模壮大，被视为海外保钓运动的第一次高潮。5月23日，保钓人士还筹资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整版保钓《公开信》，呼吁美国政府尊重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
海外华人的保钓运动也为岛内保钓运动的兴起拉开了序幕。当时，国民党在台湾实行高压威权统治，政治话题高度禁忌，因此岛内的保钓运动是由在台湾就读的侨生而不是岛内学生发动的。1971年4月12日，香港德明校友会在台湾大学贴出首张保钓海报；次日，大学论坛社在农经馆屋顶挂出“五四运动”口号，呼吁共同关注钓鱼岛问题。14日，台大侨生组织起来赴日本驻台北“使馆”抗议，隔日再联合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等校的侨生近千人游行至美国“使馆”进行抗议。
在海外及岛内侨生的感召下，岛内学生的热情也被点燃。4月16日，台湾大学代联会主席李大维代表台大向“美国使馆”递交抗议连署书。20日，台湾大学“保卫钓鱼台委员会”正式成立。此后，“委员会”积极活动，并直接策划指挥了6月17日的保钓游行示威。据称，在此次游行之前，蒋经国曾指示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协调处理保钓运动事宜，但马鹤凌是一位较为开明的官员，时任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对此他并未横加阻拦，甚至其正在台大法律系读书的儿子马英九也参与了游行。
香港民众和学生也积极参与到此次保钓运动中来。在美香港留学生不仅积极参加在美国的游行示威，有部分学生甚至成为组织联络的中坚力量。1971年2月，香港亦成立“保钓行动委员会”，并多次组织群众前往日本驻港领事馆前游行示威。 1971年12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日的私相授受完全是非法的，这丝毫不能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钓鱼岛等岛屿的领土主权。
此时，国际关系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大门正待打开。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政府从发展中日关系出发，在坚持一贯立场的前提下，同日方达成了将此问题留待以后解决的谅解。1972年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会谈中，强调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要以大局为重，并在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实现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个问题，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我们双方也约定不涉及。我们认为，谈不拢，避开比较明智，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不够，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好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1979年5月邓小平会见来华访问的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时表示，可考虑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同年6月，中方通过外交渠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的设想，首次公开表明了中方愿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解决同周边邻国间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的立场。
随着形势的变化和保钓运动内部的分歧，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告一段落，各种保钓组织也纷纷改头换面。1971年9月，保钓人士在密歇根州安娜堡举行“国是大会”，保钓运动正式宣告分裂。其中立场较为接近大陆的组织改名为中国统一运动。同月，李我焱、陈恒次、陈治利、王春生和王正方等五位在美国从事保钓运动的人士访问大陆，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高度肯定他们在美国的保钓运动，称其为海外的“五四运动”。而另一派立场较亲近国民党的组织则成立了“反共爱国联盟”。
在台湾当局的打压下，岛内的保钓运动迅速瓦解。1972年5月22日，台湾大学的“保钓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布解散，岛内学生的关注点逐渐转向民主运动。此后，由于台湾当局漠视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岛内民众关注此议题的热情也大幅下降，保钓运动暂时走向低谷。
第一次保钓运动虽然没能从日本手中夺回钓鱼岛，然而掀起的巨大声浪也让美日等国看到了中国人捍卫钓鱼岛的决心和意志。1971年10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批准“归还冲绳协定”时特别指出，美国仅取得了行政权，而非主权。因此美国将行政权移交给日本的行动，并不构成基本的主权（美国无此种主权）之移交，亦不可能影响到任一争论者的基本领土主张。直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基本没有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挑衅全球华人的举动。
第二次高潮：中国人成功登上钓鱼岛
20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向日本退让，不仅不对日本侵占钓鱼岛的行为加以谴责，而且对岛内民间保钓活动也多加干扰。1990年10月在台湾高雄市举办的区运动会中，担任高雄市市长的吴敦义希望亲赴钓鱼岛传递圣火，不料惹恼李登辉，最终只能改派秘书长前往。在日本舰船与飞机的阻挠下，火炬根本无法按照规划的传递路线完成传递。对此，台当局却称，“台湾不会以武力方式介入，将以外交手段为优先”。同年，“行政院长”郝柏村负责制定了“夺岛计划”，希望用武力夺取钓鱼岛，最后在李登辉的干预下被迫流产。李登辉甚至公开对日本媒体称，“台湾苏澳渔民到钓鱼岛海域骚扰时，我命令出动军舰，阻止抗议”。
随着李登辉亲日卖国立场的逐渐暴露，日本对钓鱼岛的侵占更加肆无忌惮。1996年所谓“第三次台海危机”爆发后，日本右翼势力见猎心喜，似乎看到了乘机占据钓鱼岛的时机。7月，日本政府单方宣布其领海范围包括钓鱼岛海域，并再次出动军舰驱逐进入钓鱼岛海域的台湾渔船。同时，具有黑道背景的“日本青年社”在钓鱼岛列岛北小岛设置太阳能灯塔，意图永久占领钓鱼岛。日本的挑衅行为再次引发中国人的强烈抗议，第二波保钓运动浪潮随即兴起。
在此次保钓运动中，台湾民间成立了“中华民国保钓联盟”筹备会，由于李登辉当局对岛内保钓运动横加阻拦，全球华人保钓的重心转移至香港，部分台湾保钓人士参与了香港组织的保钓行动。
1996年，香港保钓团体联合台湾和大陆力量，组织了多次出海保钓行动。9月26日，“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陈毓祥赴钓鱼岛海域进行主权宣示活动，在抵达钓鱼岛附近，陈毓祥跃身入海游向钓鱼岛，却不幸溺毙，成为为保钓运动牺牲的第一人，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位。陈毓祥的牺牲为保钓运动更增添了壮烈的色彩。10月7日，港台保钓人士陈裕南、曾健成及金介寿成功登上钓鱼岛，并一同在岛上挥舞五星红旗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示钓鱼岛是所有中国人的领土。
8月至10月间，香港还多次发起数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强烈抗议日本妄图占据钓鱼岛的非法行为。1996年9月2日，香港成立“保钓行动委员会”；8日，约3000名市民参加了保钓大游行。18日，适逢“九一八事件”65周年，香港再次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近6000名市民冒雨出席尖沙嘴文化中心广场的“九一八保卫钓鱼台烛光晚会”，掀起保钓运动的新高潮。29日，五万多名香港市民齐聚维多利亚公园，参加保钓团体举行的烛光集会，悼念因保钓死亡的英雄陈毓祥。
在这一波保钓运动中，大陆官方和民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多次就日本的错误行为进行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李岚清副总理甚至推迟了赴日访问计划。1996年，大陆民间保钓人士童增等人宣布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并积极参与香港等地的保钓活动。
第三次高潮：保钓重心渐次转向中国大陆
第三波保钓运动导火索完全是由于“日本遗民”李登辉的一句话。2002年9月16日，卸任后的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冲绳时报》专访时称，虽然大陆和台湾都宣称拥有钓鱼台列岛主权，但“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所有权应属于日本冲绳县”。10月20日，李登辉在参加研讨会时再次鼓吹，“台湾对钓鱼台只有渔业权，没有领土权”。
对于李登辉赤裸裸的卖国言行，台湾当局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重申“钓鱼台是中华民国领土”。2005年6月，时任“国防部长”的李杰曾陪同“立法院长”王金平及林郁方等15名“立委”乘坐海军舰船出海，赴钓鱼岛海域进行主权宣示的活动。同年8月，陈水扁亦登上彭佳屿（台湾实际管辖的最北岛屿），宣示“钓鱼台列屿的领土主权属于台湾”。 陈水扁当局钓鱼岛政策的基调仍然是“台湾只有渔权、没有主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李登辉走得更远。2003年7月，台湾“新闻局长”林佳龙称，台日双方已经就双方重叠的海域达成“共识与默契”，划定北纬27至29度（即钓鱼岛以北200海里）为台日皆可捕鱼的区域。2004年7月，“激独分子”许世楷接任台湾当局“驻日代表”一职，在日本的首场记者会上，许世楷公然声称，“钓鱼台距离台湾和日本冲绳都很近，不能简单论断主权归属”，彻底暴露出了陈水扁当局的卖国企图。
在陈水扁当局“只要渔权”的政策下，台湾民众的保钓热情大为下降，保钓人士的活动也极度限缩。期间，只有黄锡麟于2003年10月7日和2006年8月16日随同陆港两地的保钓人士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然而，台湾当局在黄锡麟保钓归来之后竟以违反岛内法律为由对他进行了起诉。
令人欣慰的是，保钓的薪火并未因为台湾保钓运动的式微而受到影响，大陆保钓人士勇敢地接过了保钓的大旗。2003年6月22日，大陆民间组织了首次出航保钓运动。10月7日，大陆民间保钓人士还组织两岸三地的保钓人士进行了首次联合出航保钓，最近抵达距钓鱼岛100米处，并于次日发表了《海峡两岸与香港联合出海保钓声明》。12月26日，全球华人保钓论坛在厦门召开，会上通过了《保钓宣言》，并决定成立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筹委会。2004年3月1日，保钓训练营正式在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开营。24日，大陆民间保钓人士再次出海，冯锦华等六人成功登上钓鱼岛，成为首次登上钓鱼岛的大陆保钓人士。
第四次高潮：两岸联合保钓时机渐趋成熟
2008年，马英九在台湾地区上台执政，两岸关系开启了新的篇章。在钓鱼岛问题上，马英九立场鲜明，“坚持主权所有，争议和平解决”，“一寸都不能让”。
2008年6月10日，就在马英九就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台湾“联合号”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遭日本巡逻船撞沉，船长何鸿义和两名船员被日本当局扣留。对此，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发表严正声明，重申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为了配合台湾方面向日本施压，尽管距离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大陆仍批准保钓人士于6月18日在日本驻华使馆前游行示威。12日下午，台湾当局亦发出“四点声明”，不仅重申“中华民国”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而且要求“海巡署”立即强化武装，提升维护主权与捍卫渔权的能力。
由于台湾当局对钓鱼岛政策态度的变化，岛内的保钓运动再次活跃起来。为了抗议日本军舰撞沉台湾渔船并非法扣押台湾船长，6月15日，12名台湾保钓人士搭乘“全家福号”渔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台湾“海巡署”也派出舰艇全程护航，并一度在海上与日本舰船对峙，最后“全家福号”挺进至距离钓鱼岛0.4海里处，并成功绕岛一周后宣示主权。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是台湾方面首次派出舰船保护赴钓鱼岛宣示主权的保钓人士，而且也是李登辉执政以来台湾公务舰船首次进入钓鱼岛周边12海里以内。此后在台湾保钓人士几次赴钓鱼岛的保钓行动中，台湾“海巡署”都会派船随行保护，这与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对保钓行为不但不加保护、反而横加干扰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08年11月9日，马英九当局批准了被李登辉、陈水扁当局延宕已久的成立“中华保钓协会”一事，马英九还特地送来“和衷共济”的匾额。
在台湾方面努力维护钓鱼岛主权的同时，大陆也做了积极努力。2008年以来，中国的渔政船和海监船开始对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化巡航。2008年12月8日，中国大陆海监船还首次进入日本单方划定的所谓钓鱼岛“绝对禁止区”。2010年9月，日本军舰在钓鱼岛海域撞击中国渔船并非法拘禁中国船长，中国政府更是采取了强硬的反制措施。中国政府数度召见日本驻华大使表示抗议，暂停双方省部级以上交往，终止双方有关增加航班、扩大航权谈判，推迟了中日煤炭工作会议。据称，中国对日稀土出口也因为企业的“情感因素”而受到影响，大陆公民赴日旅游规模也大为缩减。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日本被迫释放中国船长回国。期间，台湾和海外的中国人也纷纷行动起来，捍卫钓鱼岛主权。9月14日，台湾保钓人士黄锡麟和殷必雄赴钓鱼岛宣示主权。9月18日，在美华人也在日本驻纽约总领事馆前举行了20年来最大规模的保钓示威。
2012年以来，日本政府和右翼人士发起了所谓的“国有化”和“购买”钓鱼岛运动，全球华人再次用行动予以回击。7月4日，“世界华人保钓联盟”成员黄锡麟等三人，搭乘 “全家福号”渔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在台湾“海巡署”五艘舰艇的护航下，进入钓鱼岛海域，日本派三艘公务船拦阻并企图登船检查，而台湾海巡舰艇阻挡并派员戒护，双方舰艇甚至一度擦撞。在距钓鱼岛0.8海里处，三人升起一面中国大陆的五星红旗，对着钓鱼岛挥舞，随即拿下旗帜，朝陆地抛掷，但旗帜受风阻落海。但是，对于保钓人士使用五星红旗护卫钓鱼岛，也在台湾引发了争议。台湾的“外交部”对此并不直接回应，仅表示，无论是渔船、搭载的人士或前往的海域，都属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在执行护渔的任务，并且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当前，虽然两岸官方联手捍卫钓鱼岛主权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合作的可能性不高，但两岸合作保钓已逐渐成为全球华人的共识。2011年1月2日，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在香港成立。台湾“中华保钓协会”执行长黄锡麟担任首任理事长，大陆保钓人士李义强当选为首任秘书长。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的成立，可以成为是为两岸官方合作保钓的前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