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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媒体保持距离,是任正非多年前立下的规矩。2000年,华为销售额220亿元人民币,利润29亿元人民币,居全国电子百强之首,任正非却写出《华为的冬天》,大谈危机与失败,发人深省。他在文中告诫员工,要尊重媒体的运作规律,不要参与、不要争论,对待表扬不能浮躁,对待误解学会容忍。“对待媒体的态度,希望全体员工都要低调,因为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所以我们不需要公示社会。”
从2013年首次接受新西兰媒体采访开始,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屈指可数。不过在今年年初,他在三天内密集接受了国内外数十家媒体采访。有电视记者向任正非表达担忧:“外界有人说,现在华为可能是从公司成立以来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候。”但任正非边说边比划,对华为的现状非常乐观:“华为今年(营业额)至少增长20%,每一个部门都跃跃欲试。”同所有七旬老人一样,他大笑时眼角的褶皱会堆在一起,夹杂着点点老年斑,而就在这张坚毅的笑脸背后,人们看到了华为在危机中砥砺前行的信心。
记者:华为对反全球化浪潮所做的最坏的预案是什么?
任正非:外面的变化对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产品做得比别人都好,让别人不想买都不行。……当然,它可以不买,那就要付出非常昂贵的成本来建设另外的网络。我们在技术上的突破,也为我们的市场创造了更多机会,带来更多生存支点。所以,我们没有像外界想象中的那么担忧。
记者:是否担心美国扼杀华为?
任正非:美国没办法扼杀我们,世界不能离开我们,因为我们(跟竞争对手比)更先进。即使他们说服了更多国家暂时不要使用我们的设备,我们也可以随时缩减规模。而且,正因为美国对我们处处针对、挑刺,这反而使我们提升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水平。
记者:如果美国成功对许多西方国家施压,让他们把华为的设备拒之门外,这会对您的企业有什么影响?
任正非: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美国并不代表世界,美国只代表世界的一部分。
记者:在欧洲越来越有保护主义呼声崛起,特别是针对中国,针对电信企业,您是否担忧?对华为是否有影响?
任正非:我对任何一种保护都不担忧。谁也阻挡不了这个社会变成信息社会。信息流的增长速度,非常非常得快,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当流量越来越大时,主要是看谁能解决疏导这些流量的问题。我认为只要有流量就有希望。当前在疏导流量方面华为能力是强的。所以你愿意不愿意,可能都要采用华为的设备。我们不能保证别的企业以后不会超过华为。我们在组织上变革就是要使华为的人永远保持青春活力,保持和新兴公司竞争的能力。
记者:为什么一家民营公司,在研究自己产品的同时,还要下这么大力气,加大基础研究?
任正非:过去那种产学研分工模式不适应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等科学家们按照程序做完,所以我们自己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构建这么一个研发系统,可以让我们快速赶上时代的进步,抢占更重要的制高点。
记者:假如基础研究的钱投了很多,但是见不到成果怎么办?
任正非:科研上的不成功,其实也培养了人才。我们一个小伙子到瑞典两年,领导了一批科学家,在半导体上(实现了)突破,这是人类社会重大突破。
记者:2014年,您说“华为有什么神秘的?揭开面纱就是皱纹”。现在5年过去了,您觉得华为的面纱真正揭开了吗?现在国际上质疑的声音好像更多了。
任正非:那就是皱纹更多了。因为半径越大,问题越多。如果我们缩到小小的一点,像农民种地一样,只有土豆这么大,外界都看清了,那谁也不会质疑。半径越大,越看不清,未来10—20年之后的探索我们更加看不清,所以大家的质疑会多一些,但是质疑并不等于有多大问题。另外,质疑也是有價值的,科学家天生就喜欢怀疑,要不他们怎么会发现新东西呢?他不相信,就会有新发现,所以质疑本身也是前进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副产品。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华为只能把自己管好,不能去管别人,所以我们就大量投入资金往前冲。刚才央视记者问我“你们赚的钱很少,为什么科研投入会有那么多”,比如今年(2018年)我们利润是90多亿,但是科研投入150亿—200亿美元。其实这150亿哪里是我们投的,都是成本,实际上还是客户投的。客户给我们的钱,不是产生利润,而是产生投入。
我们为什么要走在前面?新技术进入时代的周期变短了。过去是等到科学家做方程,经过五六十年,终于发现这些方程有用。从电磁理论,又经过五六十年,发现电磁理论可以用于无线电;又经过了几十年……今天已经不可能了,这个过程缩短非常厉害,即使不能叫毫秒级,也是极短级。如果我们还是等着产业分工,不进入基础研究,就有可能落后于时代。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变成人才大国,我们与别人的竞争才更加有信心,因此,小学教师应该要得到更多的尊重。当然,今天教师待遇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但还要让教师成为最光荣的职业,国家未来才有希望,才能在世界竞技中获得成功。
记者:您提出基础教育这个议题,是希望能够给社会一个警示吗? 任正非:我认为,社会就是应该有口号“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我们再穷也不能穷老师”。
记者:您打算为这个事情做点什么?
任正非:我们把华为公司做好,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华为有什么?一无所有!华为既没有背景,也没有资源,除了人的脑袋之外,一无所有。我们就是把一批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的脑袋集合起来,达到了今天的成就,就证明教育是伟大的。
记者:华为公司的名字是您建立之初就起的,还是后来起的?华为是中国繁荣的意思?
任正非:我们当初注册公司时,起不出名字来,看着墙上“中华有为”标语响亮就拿来起名字了,有极大的随意性。华为这个名字应该是起得不好。因为“华为”的发音是闭口音,不响亮。所以十几年来我们内部一直在争议要不要改掉华为这个名字,大家认为后面这个字应该是开口音,叫得响亮。最近我们确定华为这个名字不改了。我们要教一下外国人怎么发音这个名字,不要老发成“夏威夷”(Hawaii)。
记者:关于管理,华为到现在为止还在不断向西方公司学习,因为西方公司确实在管理上建立了范本,且不说IBM、埃森哲,美国人发明了福特生产法、日本人发明了丰田生产法。他们是流程和方法。从业绩来看,华为目前是第一了,华为有没有可能在5年、10年之后总结出一套可供同行学习的方法论?
任正非:其实我们总结的方法来自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也来自共产党文化。五千年文明讲“童叟无欺”,就是以客户为中心;共产党讲“为人民服务”,也是以客户为中心。我们为客户服务,我想赚你的钱,就要为你服务好。客户是送钱给你的,送你钱的人你为什么不对他好呢?其实我们就這点价值,没有其他东西。
时代变化太快,流程管理都是僵化的,要跟上时代变化。找到一种模式,普适是不可能的。华为实现流程化后,就像一条蛇,蛇头不断随需求摆动,身子每个关节都用流程连接好了。蛇头转过来后,组织管理就能跟得上变化;如果没有流程化,蛇头转过去,后面就断了,为了修复这个断节,成本会很高。流程化就是简化管理,简化服务与成本。
我们是为客户服务,为客户奋斗,去赚客户口袋里的钱。所以华为没有独特的文化,没有超越中国五千年的基础文化。将这种文化精神付诸实施,比如“艰苦奋斗”“冲锋在前”“不让雷锋穿破袜子”等。
记者:这么多年,华为有很多外国员工、也有很多中国人,华为如何让外国员工融入企业文化?
任正非:首先,我们是中国企业,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是基线。第二,中方员工出国,一定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道德规则。我们公司有一个法律遵从委员会,还有一个民主选举的道德遵从委员会,来控制员工在国外的行为。外籍员工也要遵守,至少要理解中国。但是在经济化模式上,我们是全球化公司,全世界谁能干,谁就领导公司整体。我们在欧洲、俄罗斯、日本……有几十个能力中心,这些科学家是领导全世界的。所以我们的组织模式就是一个中国公司,但经营模式已经逐级走向全球化了。
记者:您有信仰吗?
任正非:我有信仰,就是信仰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但是我们发现,社会差距扩大以后,出现的问题,也使发展停滞。中国正在走一条正确的道路。美国、欧洲、中国三大板块谁先崛起,以前我们也想不清楚。现在想清楚了,中国一定会先崛起。中国最近遇到的是中短期转型困难,长时间一定会解决的,后面会越来越发展强劲。
记者:您一生为人低调,媒体见得不多,为什么今天您这么做了?
任正非:我一贯不是一个低调的人,否则不可能鼓动十几万华为人。在家我平时都和小孩一起疯。家里读书的小孩经常和我聊天,我很乐意夸夸其谈。我并不是像外面媒体描述的低调的人。
记者:您说您年轻时是从书里了解世界的,都有哪些书?
任正非:看了哪些书我确实是不能回答出来。我实际上是个宅男,没有其他的生活爱好,下班就回家,不是读书就是看电视,看纪录片,看网络。我阅读速度非常快,书读得很多,不知哪本书影响了我,哪件事影响了我,思想是怎么生成的。我脑袋里产生的想法我也找不到源头在哪。
(根据央视新闻、环球网、华为心声社区等公开发布信息整理)
从2013年首次接受新西兰媒体采访开始,任正非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屈指可数。不过在今年年初,他在三天内密集接受了国内外数十家媒体采访。有电视记者向任正非表达担忧:“外界有人说,现在华为可能是从公司成立以来最艰难、最危急的时候。”但任正非边说边比划,对华为的现状非常乐观:“华为今年(营业额)至少增长20%,每一个部门都跃跃欲试。”同所有七旬老人一样,他大笑时眼角的褶皱会堆在一起,夹杂着点点老年斑,而就在这张坚毅的笑脸背后,人们看到了华为在危机中砥砺前行的信心。
谈反全球化浪潮——东方不亮西方亮
记者:华为对反全球化浪潮所做的最坏的预案是什么?
任正非:外面的变化对我们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产品做得比别人都好,让别人不想买都不行。……当然,它可以不买,那就要付出非常昂贵的成本来建设另外的网络。我们在技术上的突破,也为我们的市场创造了更多机会,带来更多生存支点。所以,我们没有像外界想象中的那么担忧。
记者:是否担心美国扼杀华为?
任正非:美国没办法扼杀我们,世界不能离开我们,因为我们(跟竞争对手比)更先进。即使他们说服了更多国家暂时不要使用我们的设备,我们也可以随时缩减规模。而且,正因为美国对我们处处针对、挑刺,这反而使我们提升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水平。
记者:如果美国成功对许多西方国家施压,让他们把华为的设备拒之门外,这会对您的企业有什么影响?
任正非: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美国并不代表世界,美国只代表世界的一部分。
记者:在欧洲越来越有保护主义呼声崛起,特别是针对中国,针对电信企业,您是否担忧?对华为是否有影响?
任正非:我对任何一种保护都不担忧。谁也阻挡不了这个社会变成信息社会。信息流的增长速度,非常非常得快,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当流量越来越大时,主要是看谁能解决疏导这些流量的问题。我认为只要有流量就有希望。当前在疏导流量方面华为能力是强的。所以你愿意不愿意,可能都要采用华为的设备。我们不能保证别的企业以后不会超过华为。我们在组织上变革就是要使华为的人永远保持青春活力,保持和新兴公司竞争的能力。
谈基础研究——抢占更重要的制高点
记者:为什么一家民营公司,在研究自己产品的同时,还要下这么大力气,加大基础研究?
任正非:过去那种产学研分工模式不适应现代社会,我们不可能等科学家们按照程序做完,所以我们自己培养了大量的科学家。构建这么一个研发系统,可以让我们快速赶上时代的进步,抢占更重要的制高点。
记者:假如基础研究的钱投了很多,但是见不到成果怎么办?
任正非:科研上的不成功,其实也培养了人才。我们一个小伙子到瑞典两年,领导了一批科学家,在半导体上(实现了)突破,这是人类社会重大突破。
谈公司发展——用最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
记者:2014年,您说“华为有什么神秘的?揭开面纱就是皱纹”。现在5年过去了,您觉得华为的面纱真正揭开了吗?现在国际上质疑的声音好像更多了。
任正非:那就是皱纹更多了。因为半径越大,问题越多。如果我们缩到小小的一点,像农民种地一样,只有土豆这么大,外界都看清了,那谁也不会质疑。半径越大,越看不清,未来10—20年之后的探索我们更加看不清,所以大家的质疑会多一些,但是质疑并不等于有多大问题。另外,质疑也是有價值的,科学家天生就喜欢怀疑,要不他们怎么会发现新东西呢?他不相信,就会有新发现,所以质疑本身也是前进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副产品。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华为只能把自己管好,不能去管别人,所以我们就大量投入资金往前冲。刚才央视记者问我“你们赚的钱很少,为什么科研投入会有那么多”,比如今年(2018年)我们利润是90多亿,但是科研投入150亿—200亿美元。其实这150亿哪里是我们投的,都是成本,实际上还是客户投的。客户给我们的钱,不是产生利润,而是产生投入。
我们为什么要走在前面?新技术进入时代的周期变短了。过去是等到科学家做方程,经过五六十年,终于发现这些方程有用。从电磁理论,又经过五六十年,发现电磁理论可以用于无线电;又经过了几十年……今天已经不可能了,这个过程缩短非常厉害,即使不能叫毫秒级,也是极短级。如果我们还是等着产业分工,不进入基础研究,就有可能落后于时代。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变成人才大国,我们与别人的竞争才更加有信心,因此,小学教师应该要得到更多的尊重。当然,今天教师待遇已经比过去好很多了,但还要让教师成为最光荣的职业,国家未来才有希望,才能在世界竞技中获得成功。
记者:您提出基础教育这个议题,是希望能够给社会一个警示吗? 任正非:我认为,社会就是应该有口号“用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我们再穷也不能穷老师”。
记者:您打算为这个事情做点什么?
任正非:我们把华为公司做好,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榜样。华为有什么?一无所有!华为既没有背景,也没有资源,除了人的脑袋之外,一无所有。我们就是把一批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的脑袋集合起来,达到了今天的成就,就证明教育是伟大的。
谈企业文化——华为文化来自于中国五千年文明,也来自共产党文化
记者:华为公司的名字是您建立之初就起的,还是后来起的?华为是中国繁荣的意思?
任正非:我们当初注册公司时,起不出名字来,看着墙上“中华有为”标语响亮就拿来起名字了,有极大的随意性。华为这个名字应该是起得不好。因为“华为”的发音是闭口音,不响亮。所以十几年来我们内部一直在争议要不要改掉华为这个名字,大家认为后面这个字应该是开口音,叫得响亮。最近我们确定华为这个名字不改了。我们要教一下外国人怎么发音这个名字,不要老发成“夏威夷”(Hawaii)。
记者:关于管理,华为到现在为止还在不断向西方公司学习,因为西方公司确实在管理上建立了范本,且不说IBM、埃森哲,美国人发明了福特生产法、日本人发明了丰田生产法。他们是流程和方法。从业绩来看,华为目前是第一了,华为有没有可能在5年、10年之后总结出一套可供同行学习的方法论?
任正非:其实我们总结的方法来自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也来自共产党文化。五千年文明讲“童叟无欺”,就是以客户为中心;共产党讲“为人民服务”,也是以客户为中心。我们为客户服务,我想赚你的钱,就要为你服务好。客户是送钱给你的,送你钱的人你为什么不对他好呢?其实我们就這点价值,没有其他东西。
时代变化太快,流程管理都是僵化的,要跟上时代变化。找到一种模式,普适是不可能的。华为实现流程化后,就像一条蛇,蛇头不断随需求摆动,身子每个关节都用流程连接好了。蛇头转过来后,组织管理就能跟得上变化;如果没有流程化,蛇头转过去,后面就断了,为了修复这个断节,成本会很高。流程化就是简化管理,简化服务与成本。
我们是为客户服务,为客户奋斗,去赚客户口袋里的钱。所以华为没有独特的文化,没有超越中国五千年的基础文化。将这种文化精神付诸实施,比如“艰苦奋斗”“冲锋在前”“不让雷锋穿破袜子”等。
记者:这么多年,华为有很多外国员工、也有很多中国人,华为如何让外国员工融入企业文化?
任正非:首先,我们是中国企业,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是基线。第二,中方员工出国,一定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道德规则。我们公司有一个法律遵从委员会,还有一个民主选举的道德遵从委员会,来控制员工在国外的行为。外籍员工也要遵守,至少要理解中国。但是在经济化模式上,我们是全球化公司,全世界谁能干,谁就领导公司整体。我们在欧洲、俄罗斯、日本……有几十个能力中心,这些科学家是领导全世界的。所以我们的组织模式就是一个中国公司,但经营模式已经逐级走向全球化了。
记者:您有信仰吗?
任正非:我有信仰,就是信仰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可以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但是我们发现,社会差距扩大以后,出现的问题,也使发展停滞。中国正在走一条正确的道路。美国、欧洲、中国三大板块谁先崛起,以前我们也想不清楚。现在想清楚了,中国一定会先崛起。中国最近遇到的是中短期转型困难,长时间一定会解决的,后面会越来越发展强劲。
谈个人生活——是个宅男,一贯不是个低调的人
记者:您一生为人低调,媒体见得不多,为什么今天您这么做了?
任正非:我一贯不是一个低调的人,否则不可能鼓动十几万华为人。在家我平时都和小孩一起疯。家里读书的小孩经常和我聊天,我很乐意夸夸其谈。我并不是像外面媒体描述的低调的人。
记者:您说您年轻时是从书里了解世界的,都有哪些书?
任正非:看了哪些书我确实是不能回答出来。我实际上是个宅男,没有其他的生活爱好,下班就回家,不是读书就是看电视,看纪录片,看网络。我阅读速度非常快,书读得很多,不知哪本书影响了我,哪件事影响了我,思想是怎么生成的。我脑袋里产生的想法我也找不到源头在哪。
(根据央视新闻、环球网、华为心声社区等公开发布信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