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应谐录》中就有一则“善谀”的故事颇能说明问题，所谓“谀”，乃“奉承巴结”之意。广东有一位县令，特别喜欢别人奉承，每发布一项政令，部下交口称赞，县令才喜欢。他手下有一名衙役想迎合县令，故意在旁边对人轻声说：“世上大凡做官的人，一般都喜欢别人奉承，唯独我家老爷不然，很瞧不起别人对他的恭维。”县令听到他所讲的话，迫不及待地把他叫到跟前，赞美不停，说道：“哎，只有你才知道我的心思。你真是好样的！”从此，县令对这名衙役格外亲近。
　　相传，晋桓玄称帝时，一日，桓玄登上大殿，当在龙位就座时，御座突然塌陷，群臣大惊失色，桓玄也极感惶恐。侍中殷仲文站出来说：“这是因为陛下圣德深厚，连大地都载不起了，所以御座才陷落下去。”顿时桓玄转忧为喜。自此，殷仲文便成了桓玄的得意侍从。
　　在唐玄宗时代，一次在朝廷上，唐玄宗介绍太子与安禄山见面，结果安禄山对太子不行下拜之礼，唐玄宗大骂安禄山。没想到安禄山却说：“臣是愚笨之人，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一句得体的话让唐玄宗龙颜大悦，甚至认为安禄山忠君。之后，安禄山又拜比他小十岁的杨贵妃为养母。每次上朝，总是当着唐玄宗的面，先拜杨贵妃，再拜唐玄宗。开始，唐玄宗有些不快，可是安禄山却说：“臣是番人，番人习惯是先拜母，再拜父。”这句话使唐玄宗转忧为喜，对安禄山更加信任。
　　明太祖朱元璋，一次在花园的池塘边钓鱼，钓了半天一条鱼也没钓着，心中不悦。大臣解缙见此，立刻赋诗一首献上：“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钩抛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解缙寥寥数语，使朱元璋龙颜大悦，从此对他恩宠有加。
　　清朝大贪官和珅的一个过人之处就是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他“以帝心为心”，处处变着法儿哄乾隆高兴，可谓乾隆的心腹密臣。乾隆喜欢谈文论史，自誉无所不知，他就在编纂二十四史时在明显的地方故意抄错几个字，让乾隆一一指出来，以示天子的英明和学识渊博，借以满足乾隆的虚荣心。
　　慈禧六十大寿，想摆摆积德行善的样子给世人看看。于是，在颐和园佛香阁下，一笼笼的鸟由李莲英指挥摆成一整排，然后由慈禧一一开启笼门放飞。但这些鸟在空中盘旋了一阵子后又飞回笼子。慈禧有点不快，便问李莲英：“这些鸟儿怎么不飞走哇？”李莲英急忙跪地叩头道：“奴才回老佛爷的话，这是老佛爷德感天地，泽及禽兽，鸟儿才不愿飞走，这是祥瑞之兆啊！”李莲英聪明乖巧，把马屁拍得天衣无缝。
　　南宋权臣贾似道，以好赌斗蟋蟀而闻名，于是和他斗蟋蟀的官宦便络绎不绝。令人奇怪的是，所有来斗的蟋蟀都无一例外地大败而归，贾似道每战皆捷，于是大发横财。其实，那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傻子，是为讨得贾似道的欢心，故意斗败输钱。他们虽然“输了钱”，却分别以“输钱的多少”得到了相应的官职和好处。
　　显而易见，在中国这块古老文明的土地上，出现许多往圣先贤、志士仁人、忠志之士、英雄豪杰，同时也出现一些乱臣奸党、官场赌棍、势利小人、社会油子。他们堪称“人精”，居心叵测，唯利是图，逢场作戏，长袖善舞，以溜须拍马为能事，往往把官场“马屁文化”演绎到极致。
　　（二）
　　首先，这和一定的官场生态有关。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造就“马屁文化”的不是献媚者，而是一直未受到有效制约的权力。因为在个人专断盛行的条件下，下级官员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上司手里，往往是“顺者昌、逆者亡”，曲意逢迎者走红，犯颜直陈者倒霉，谁给上级唱对台戏谁就没有好果子吃，由此形成了“劣币驱良币”的官场生态。于是，许多人为了官场生存，不得已而随波逐流，以求自保。
　　其次，官场“马屁文化”之所以经久不衰和人性的弱点有关。庄子说：“人心排下而进上。”意思是，人受到批评就会消沉，受到表扬就会高兴。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这几乎是所有人都存在的弱点。有时候，明知对方言过其实，是在奉承自己，也不愿戳穿，心里仍然感到乐滋滋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千穿萬穿，马屁不穿”。
　　总而言之，奉承巴结的讨巧之风，是一种“精神鸦片”，属于庸俗不堪的市侩哲学。如何从根本解决这个疑难杂症？最好的办法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有道是，“欺君易，欺天下难”。如果在选人用人时加大“民意权重”，把官员乌纱帽的大半边捏在广大党员和群众手里，那么，“马屁文化”的“用武之地”就会大幅度收敛。
　　（摘自《读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