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初，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制，截至8月20日，先后问责542名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13人，迅速形成了一股问责风暴。其间，推出的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与行政问责制相互联系，形成了下级犯错、上级“连坐”式的问责体系，并逐渐成为一种长效机制。
　　
　　典型：员工吹牛误事局长被罚
　　
　　2008年6月13日，云南省南部边陲的蒙自县。
　　蒙自县地方税务局一分局的一名窗口工作人员，在办公期间，与同事“吹起了牛皮”。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前来办理业务的肖先生的不满。肖先生将自己的不满告诉了前来暗访的《红河日报》记者：“原本我的事情两分钟就能办好，就因为办事的工作人员忙着和另一名工作人员‘吹牛’，结果耗时5分钟。”
　　6月17日，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曝光，结果，在蒙自县地税局引起了一场“地震”。
　　2008年6月19日，蒙自县地税局局长赵胜荣被叫到了县政府，地税局被通报批评，赵被要求反思并整改。
　　蒙自县地税局是省级文明单位，在2007年的行风评议中也得了高分，但突然间被通报批评，只因为一名工作人员办公期间与同事“吹牛”延误了3分钟办公时效。赵胜荣不无感慨地说，会上，他的脸面“再也挂不住”了。
　　散会已是下午5时，距下班时间不足半小时，但赵胜荣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电话通知县地税局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紧急召开整改会议。
　　那次会议气氛很凝重，并一直开到晚上。会后，地税局对当事人进行了调查，并给出了处理结果：每人罚款200元。
　　“犯事”的员工受到了处罚，而赵胜荣与当日值班的副局长，同样受到了问责，两人因监管不力，均被罚款500元，而且年度考核要被扣分。
　　从事了26年税务工作的赵胜荣告诉记者，他比谁都清楚，“年度考核扣分”意味着什么。“我们单位去年被评为‘一级局’，今年是不可能了。”赵胜荣说，扣分的单位是没有机会评选“一级局”的，而评不上“一级局”意味着没有了优厚的奖金，没有了政治上的荣誉。
　　单位的荣誉没有了，赵胜荣的个人仕途也将受到影响，“年度考评被扣分，影响评优”。
　　其实，因员工服务不到位，而被行政问责的不止赵胜荣一人。昆明市西山征稽所的所长晏波，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因为“一名工作人员在办公期间玩电脑扑克游戏”，这名现年34岁的所长与他的副手分别作了书面检查，并被扣发当月奖金。
　　
　　矛头：“管的就是首长不作为”
　　
　　只因员工在办公期间“吹牛”、“打电脑游戏”，行政首长就因此被行政问责，赵胜荣与晏波内心起初不免觉得有些冤屈，但他们明白，这是云南省推行四项制度的结果，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举措。“都是按规章制度来办事的，不冤枉，我接受。”两人均如此表态。
　　这四项制度，就是云南省2008年3月初在全省范围内推出的行政问责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这四项制度都有细化环节，例如行政问责制，规定了“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监管不力、处理不当”等10种问责情况，并写明了10种问责方式。服务承诺制则是向社会公开承诺服务事项，接受监督；首问责任制是第一位接待的办公人员要在职责内给老百姓充分办理公务或给出指导；限时办结制是在承诺的期限内，完成办公。
　　四项制度各有效力：问责制解决行政不作为的问题，服务承诺制解决行政不负责的问题，首问责任制解决服务质量差的问题，限时办结制解决办事效率低的问题，这四项制度相互关联，可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四项制度是2008年云南省政府颁布的第一项政令，同时，这也是新一届云南省政府颁布的第一项政令。而据云南方面称，以如此声势抓政府自身建设，注重依法行政、廉洁自律，接受群众监督，在全国各省级政府中，还是第一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浦兴祖充分肯定了上述四项制度，他认为这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与目标，落实到了制度上，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从这一点说，云南推行四项制度，具有历史性进步。”
　　“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主要是为了管理公务人员的行政不作为。”云南省人事厅的杨毅解释道，“而行政问责制是解决‘一把手’的不作为与乱作为。”
　　在四项制度中，“行政不作为”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监管目标，而行政问责是在法律与纪律之外的问责，为此，有人称“四项制度”为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反渎职”。浦兴祖教授认为这一观点比较贴切。而云南省官方则认为，行政问责是解决法律和纪律难以追究的情形和问题，并与之衔接和相互补充的措施。
　　云南的行政问责制中，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既是落实四项制度的责任人，又是问责的主要对象。为此，在问责中，形成了“连坐式”的问责。
　　“违背了服务承诺，办公人员被投诉、曝光，‘一把手’就会被问责，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做不到位，也会有如此的结局。”云南省人事厅的杨文富说道。
　　“员工服务质量不好，说明我教育不好，管理不到位，督促不严，我有责任，下次员工被罚200元，我也会跟着被罚款500元。”赵胜荣在被问责后，对下属剖析了自己的责任，同时也扔下了一句“首长”惯用的老话，“下次你们再犯事，上级问责我，我回来就会拿你们‘开刀’。”
　　浦兴祖表示，我国现行的“首长负责制”，是依据权力与责任的对等的原则，“一把手”权力大，就应该负担相应的责任，实质性的“连坐式”问责，符合“首長负责制”的要求，“一把手”被问责后，可以在内部问责具体办公人员。
　　
　　焦点：被问责的13名厅级干部9人为公安
　　
　　有了省级领导的重视，有了制度性的建设，四项制度推行以来，有了初步成效。截至8月20日，云南先后问责各级干部542人，其中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171人，乡科级干部295人，一般干部63人；从问责方式看，给予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问责的占31.18%。由此，全省各级行政机关作风明显转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得到增强。
　　而在社会调查中，对24个率先公开服务承诺的省级部门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办事效率、依法行政等方面，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都在85.88%以上。
　　浦兴祖说，行政问责并非今日才有的热门话题，在云南行政问责制度推行之前，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也曾就行政问责进行过尝试，但效果均不太理想，很多地方、很多时候沦为一纸空文，有的仅仅在大的公共突发事件上搞“火线问责”、“风暴式问责”，但云南四项制度一起推行，比较有力度，比较新颖，针对性强。
　　“目前有了初步成果，但还需不懈努力。”浦兴祖说，行政问责属于政府部门内部的问责，应逐步加强社会各方面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例如，加强人大对政府的问责。此外，三级“问责办”属于分级管理，三级是指导与监督的关系，“日后应考虑并健全对问责机关的问责”。
　　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解毅则表示，四项制度的实施过程是政府转型的过程，也是构建“民本”为核心的新型政府文化的过程，除了在思想上要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还要以量化的指标体系推进政府绩效评估的法制化。
　　此外，在行政问责中，一些公务人员被劝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问责，这打破了公务员“只进不出”的惯例，而国家公务员局正加快正常退出机制等法规政策制定，公务员面临“不称职就离职”的压力。
　　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民众对被问责的“大官”很感兴趣，想得到更多的信息，但遗憾的是，云南省并未公布被问责的13名厅级干部的详细信息，记者也仅仅了解到其中有9人就职于云南省公安厅。“公布被问责的13名厅级干部的详细信息，是必要的，做好事就要尽量做好。”浦兴祖说道。
　　在采访中，杨文富说他不喜欢媒体用“问责风暴”来形容云南的问责制，因为“云南的行政问责不是一时，而是一个长效机制”。
　　
　　揭秘：省级“两办”编制仅10人
　　
　　云南为了推行四项制度，专门成立了两个部门：“问責办”与“三制办”。一时间，这两个部门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其实，目前这两个部门都在相对简陋的办公室内办公，分别隶属监察部门与人事部门。云南省政府在省监察厅专门成立了云南省问责办公室，定为正处级部门，定编5人，全面负责省政府的问责工作和全省行政问责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和指导工作，并在工作经费上给予保障。此外，州、市、县也建立了“问责办”，三级“问责办”属于分级管理的模式，而问责形式实行“一级抓一级”。
　　“三制办”，即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办公室，隶属于省人事厅，与问责办一样的级别和人员编制，承担着综合管理和指导全省行政机关“三项制度”工作，研究健全实施“三项制度”的办法等职能。
　　“一个台前，一个幕后。”知情人士这样形容“问责办”与“三制办”。从2008年3月至今，在当地媒体对“问责风暴”的报道中，“问责办”屡见报端，但“三制办”寄居在一幢普通的办公楼内，很少有人知晓。“他们在幕后做了大量工作。”杨毅介绍说，他们目前只有4个人（还有一个编制目前空缺），要完成三项制度的全面落实工作，工作量大，看各类文件，研究方案，经常加班加点。
　　四项制度得到了省领导的重视，省委书记白恩培就行政问责工作作出批示，省长秦光荣则坚持每月专题研究一次全省实施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
　　由此，“问责办”与“三制办”的办公人员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洋气”。
　　尽管云南的“问责风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少人士指出，这一切还仅仅是个开始，要使这四项制度常态化、普及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相关链接
　　
　　2008年官员问责大事记
　　
　　2008年1月7日，湖北省天门市“城管打死人”事件。1月10日，天门市城管局长齐正军被免职；1月14日，齐正军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府办公室党组成员等职务也被免除。
　　2008年1月，辽宁省铁岭市“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事件。2月4日，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被责令引咎辞职。
　　2008年4月28日，胶济铁路重特大交通安全事故。济南铁路局局长陈功、党委书记柴铁民被铁道部免职审查。
　　2008年6月，因“华南虎照”事件，陕西省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孙承骞被免职，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王万云、信息宣传中心主任关克被撤职。
　　2008年7月，因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6•28”事件，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申贵荣被免职，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被免去党政一切职务，黔南州原州委书记吴廷述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中共黔南自治州委委员、常委、书记。
　　2008 年9月4日，因云南省普洱市孟连“7•19”事件，普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谢丕坤被勒令辞职，普洱市委书记高旭升，市委副书记、市长沈培平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原孟连县委书记胡文彬被撤销省委候补委员、孟连县委书记职务。
　　2008年9月14日，因山西省襄汾县“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孟学农被免去山西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张建民被免去山西省副省长职务。
　　2008年9月16日，因三鹿问题奶粉事件，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田文华被免职，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生产的副市长张发旺，石家庄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石家庄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张毅，石家庄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李志国被免职。9月17日，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市长冀纯堂被免职。9月22日，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常委、委员吴显国被免职。9月22日，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
　　2008年9月21日，因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龙东社区舞王俱乐部“9•20”特大火灾事故，深圳市龙岗区副区长黄海广被免职，龙岗区公安消防大队大队长蒋伟标、龙岗区龙岗街道办事处主任黄勇、副主任谢少辉，以及龙岗区龙岗街道综合执法队队长巫胜龙等人也被免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