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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先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进行人性分析，批判了理性和感性各自走向其极端的恶果，在后文中他又提出以第三种力量的美育来居中调和，帮助人走向自由。无论是他对社会弊病的精准批判，还是他对美育思想的建构尝试在当今社会都仍有十足的借鉴价值;但在借鉴之余，他对经验道路的舍弃、对美育的片面强调，以及一定程度上对美本身潜在危害性的忽略也必须引起重视。
关键词：席勒;美育;审美教育书简
作为一名人格高尚、关切政治的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在自己的剧作中直指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病，呼吁社会改革;而在他的理论作品中，尽管他对堕落时代和庸人失望至極，但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他对人性不断自我完善、对人终将走向自由的坚定信念。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席勒在由二十七封信件组成的《审美教育书简》（以下简称《书简》）中不仅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的种种缺陷，还在康德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美育思想。两者密切联系，一主批判，一主构建，在当今社会仍不失其教益。然而，席勒这一作品在创作时明显受制于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现实政治、倡导美育的创作宗旨以及超验的思想构建途径，这些因素一方面使席勒的思想具有充分的洞见，同时也带来了盲视。今天的我们若要从《书简》中汲取养分，用之于现实，则须得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一、美育：通向真正的自由
人的自由是席勒一生的追求，而美育则被他视作是通向自由的必经之路。若要谈论席勒的美育思想就必须要先审视他的社会批判，而若要审视他的社会批判，则必须将目光投向德国的邻国法国，投向震惊欧陆的法国大革命。因为撰写于1793-1794年的《书简》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大革命的影响。在早些时候，为抵制法国僵硬腐朽的古典主义，卢梭曾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对科学与艺术所代表的“文明”大加抨击;而作为其反面，象征着“自然”，与古代纯朴景象一同被封存于过去的野蛮纯朴则被推崇至极。极为讽刺的是，卢梭在叹息中追怀的原始图景日后不久就在法国大革命中绘制完成了，但用的却是极其扭曲的笔触。人们起先追求的是由理性赋予的自由人权，后来却在感性的狂热中将这一理想毁于一旦，甚至可以说，在《人权宣言》的高呼中被推上断头台的正是人权本身。尽管在《书简》中席勒并没有对大革命直接加以讨论，但大革命中扭曲的人性显然是他的批判对象;席勒不仅敏锐地观察到了大革命中的种种乱象，还试图透过这些现象分析内部的深层原因。在前八封信中，席勒不仅借“临时国家”“自然国家”“道德国家”等概念勾勒出了一幅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基本构图，并且相较于卢梭的矫枉过正，他还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是代表感性的“野蛮”，还是代表理性的“文明”，若不能达到平衡而走向极端，结果都将是灾难性的，都离人的自由相去甚远。其思想体现在大革命中，便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1]201，便是席勒所见略同的“精神的条件尚不具备，慷慨的时刻碰上了麻木不仁的一代”[2]178。
不同于托克维尔等政治社会学家对酝酿大革命的各种因素的具体分析，席勒通过大革命这面镜子直视人性在当代的鄙陋，他的侧重点在于普遍的哲思。在《书简》中，自由是人性完善的标志，它的实现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如果人心依然处于分裂状态，感性和理性不能协调，那么良好的人性基础就无从而来，真正的政治自由就是一纸空谈;在自由等真理的怂恿下，不成熟的人对国家改革的任何尝试都将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席勒的笔锋直指大革命和当时社会中暴露出来的人性丑恶：一方面，席勒批评了冲破法律和道德底线，任由感性泛滥，甚至演化为兽的人群;另一方面，他在对文明阶层性格的堕落感到恶心的同时，也醒悟到“文化远远未能解放我们，……物质的枷锁勒紧了，一天比一天更叫人害怕，以致惟恐丧失的恐惧心理甚至扼杀了要求改善的热切的内在驱动力，逆来顺受的准则被当作生活的最高智慧”[2]179-180。尤其是在对文化/文明的批评上，席勒不仅是清醒的，而且在同代优秀的思想家当中也是十足超前的，他早早地看出了在理性的绝对支配下人们会经历怎样的异化，看出了被理性过分压抑、失去了丰富性的感性一旦爆发起来会是多么扭曲，看出了日益发达的文化/文明将会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机械的、抹杀个性的现代社会。而这正是在《书简》问世20多年后，雪莱在《为诗辩护》中指出的人们因滥用筹谋策划的能力而产生的恶果，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毁灭，也正是当下的我们为了能够在家庭、学校和企业等各个领域维系生存而无时无刻不在付出的代价。合理化的社会日益壮大，而人则逐渐渺小，变得越发像是一个社会零件——人走向的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反面。
那么到底该如何维持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从而通向自由呢？在第十二封信中，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的理论，席勒具体论述了人的两种内在驱动力。两种内在驱动力分别与感性和理性的范畴大致对应。其中，如果任凭感性驱动力驱使，人就会走向野蛮，趋近于物质;而如果任凭形式驱动力的摆布，人则会维持不变，趋向于观念。为了调和感性和形式这两大内在驱动力，席勒在它们中间搭起了名称为美的桥梁，他认为美是人通往自由的必由之路。“感性的人由美引导着走向形式和思维;精神的人由美引导着回归物质，被重新还给感性世界。”[2]228只有这样人性才能够统一，自由才可以实现。而若要达到美，教育领域的联合是必不可少的，对自由的追寻最终必定要落实到美的教育上。在后续的信件中，席勒不仅对感性和形式两大内在驱动力统辖的范围作了划定，还把作为美与艺术起源的游戏内在驱动力引入，作为居中调解的第三种力量。席勒美育思想中的游戏概念承接康德，不仅有着更加形象的论述，更是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关怀。游戏的主体是人，它的对象是席勒称之为“活的形象”的一切可以被称之为美的东西。“活的形象”不仅是游戏驱动力的对象，也是感性驱动力和理性驱动力的对象。美的游戏既少不了感觉也少不了抽象，而它本身的非他律性正是自由的特征。“人达到了人性的完满，他才同‘活的对象’游戏，也只有同美，同‘活的对象’游戏，他才成为人性完满的人。”[3]190因为与完善人性、实现人的自由相辅相成，美育不仅同道德实践联系起来，而又“鉴于国家与个体的同构，审美中的调和统一的二元结构也可运用到政治形态的建构之上”[4]47，美育实际上也同真正的政治自由相连通。在《书简》最后一封信中，席勒提出在“力量王国”和“神圣王国”中央，一个美学的第三王国正在建设着，它的根本法则在于自由的不断生成，在于整体和个体之间的和谐共生，而它的存在有赖于人的心灵。美育由此可以转化为具体的个人实践，融入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建设当中。席勒的美学思想自成体系，他不仅强调了美育的重要性，而且就其可能性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在当今普遍强调理性功用的社会氛围下，席勒的美育思想远没有过时，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提倡美育、实践美育，对过度发育的理性加以制衡。 二、美育之外：不止于美育
基于现实批判和超验思索，席勒的美育思想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人文关怀是由现实政治引出的，却又是超越现实政治的，因此对世界各地的读者都具有普遍的作用力。由美育而至自由的思想至今仍是许多国家在实践教育改革中的必要参照。不过，无论是席勒构建的美育理想，还是他对美育之外其他因素的忽略，实际上都导致了席勒理论的片面性。尽管这么说对于席勒而言会有些过于苛刻，但对于今日需要借鉴席勒思想的我们而言，这些“不足之处”却不得不谈。
首先，从运用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席勒舍弃经验道路而转向超验，这导致席勒在问题分析上陷入唯心主义的弊端，忽略了经验世界的复杂性和事件原因的多元性。例如，大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本身的复杂性也绝不容小视，而席勒针对其中人性的批判分析虽然有力，却未免有简化问题之嫌。作为一场长期事业的突然收尾，虽说大革命在性质上有着鲜明的决裂性，但它同时也与旧制度旧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前夕法国的政治局势、国家体制、宗教权力、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考察，试图找出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性和其成因。反观席勒，虽然在《书简》中他对大革命的反思是哲学、美学意义上的，但是他并没有（也难以）给予经验世界中种种交错联动的因素足够重视，更多的是从事件的体现和后续效应中寻求突破口，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原因层面的归结上陷入抽象和单一。席勒单用感性和理性两大内在驱动力的关系对人性进行批判考察，将人性的分裂只归于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这无疑是一种对人性的简化。且不说人性是否只由这两种内在驱动力主导，就算是，所谓的理性和感性在现实生活中也并非泾渭分明，事实上“人本来就不是由两半合成的，将他们分裂成两半，是一种二元论哲学和社会分裂的结果”[5]43。同样，虽然在《书简》的最后席勒谈到美育最终要在个体的实践中进行，却没有指出该如何进行——由于席勒探寻美育的道路是超越现实的，它就必然不可能提供能够具体服务于现实的美育策略。而在不同的社会、不同国度之间，美育的实施都有其特殊性，只有进行具体的社会分析才能够获得答案。例如，对于当今不少发展中国家而言，受限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教育资源的不足，尽管美育的重要性为人所知，但在所有教育中它仍不得不居于幕后，暂时让位于更具实际效益的其他学科教育。席勒的美育思想，尽管从经验走向超验，试图从外部直视人心，但最终还是要回归于现实。在当今，社会与人性实际上是浑然一体的，对人性的分析不可脫离社会的语境，若要改造人性，那么同时也必须改造社会，这不是一个先后问题。
此外，鉴于席勒本人文学家、美学家的立场，也由于这些书信本身的主旨在于倡导美育，席勒实质上过度强调了美与艺术及其正面作用，这既导致了对其他教育领域重要性的忽视，也回避了对美与艺术潜在负面影响的讨论。一方面，美育之外的其他教育领域在《书简》中实际上是被忽视了的，这种忽视尽管是强调美育之必要，但它本身可能被读者的片面理解导向谬误。现实中，在“为艺术而艺术”思潮影响下的唯美主义及其变体的初信者很可能在《书简》这一选择中深陷，从而导致对其他领域教育的忽略，以至于走向歧路。我们不应该因为看到在第二十封信的注释中席勒将美育和健康教育、理智教育、品德教育共论就认为他在《书简》中着重强调了全面教育，我们还应该看到全篇中它们只有在此处被直接提及，而且更应该看到在它们被提及的同时，美育一跃而上，居于统领之位。另一方面，历史表明，美似乎并没有办法帮助人性走向完善，甚至在过去的数世纪中因衰落而遭到毁灭、遭到奴役的往往正是那些美与艺术传统高度发达的国家。如果说美育真的能促成人性和道德的完善，那么试图从经验里寻找论据的尝试显然是行不通的，这点席勒自己心知肚明，而这也正是他之所以选择超越现实，在理论中继续探索美育可能性的原因。虽然这是理论构建之需，但仍然无法回避它是在回避问题这一现实。在现实中，美与艺术的纯粹性不能够被满足，它的潜在危害也不能够被忽略。在美赖以繁荣自己的各类创作当中充斥着不同时代众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中既有精华，也有许多不合时宜的糟粕，如果这一切在美育的实践中被不加选择地吸收，很有可能酿成悲剧。例如，在文艺作品中许多渴望美、追求美的人物（如《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和《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往往在汲取美的同时也将其中的落后思想一并吸收，最后不可避免地迎来毁灭的结局。此外，尽管很多艺术形象与美密切相关，甚至有些形象就是美的代言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站在了美的反面（如《耻》里面的卢里教授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补习班教师李国华）。在《书简》中被比作是神之下第二造物主的美不仅可以造善，也可以助纣为虐，这两点在实践美育时都是必须要加以考虑的。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席勒.席勒文集（6）：理论卷[M].张佳珏，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冉祥华.美育：现代人性的自我拯救：读席勒《审美教育书简》[J].学术交流，2008（10）：188-191.
[4]毛明超.审美教育的政治维度——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42-51.
[5]高建平.席勒的审美乌托邦及其现代批判[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38-44.
关键词：席勒;美育;审美教育书简
作为一名人格高尚、关切政治的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在自己的剧作中直指当时社会的各种弊病，呼吁社会改革;而在他的理论作品中，尽管他对堕落时代和庸人失望至極，但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他对人性不断自我完善、对人终将走向自由的坚定信念。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席勒在由二十七封信件组成的《审美教育书简》（以下简称《书简》）中不仅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社会的种种缺陷，还在康德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美育思想。两者密切联系，一主批判，一主构建，在当今社会仍不失其教益。然而，席勒这一作品在创作时明显受制于法国大革命影响下的现实政治、倡导美育的创作宗旨以及超验的思想构建途径，这些因素一方面使席勒的思想具有充分的洞见，同时也带来了盲视。今天的我们若要从《书简》中汲取养分，用之于现实，则须得持一种批判的态度。
一、美育：通向真正的自由
人的自由是席勒一生的追求，而美育则被他视作是通向自由的必经之路。若要谈论席勒的美育思想就必须要先审视他的社会批判，而若要审视他的社会批判，则必须将目光投向德国的邻国法国，投向震惊欧陆的法国大革命。因为撰写于1793-1794年的《书简》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大革命的影响。在早些时候，为抵制法国僵硬腐朽的古典主义，卢梭曾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对科学与艺术所代表的“文明”大加抨击;而作为其反面，象征着“自然”，与古代纯朴景象一同被封存于过去的野蛮纯朴则被推崇至极。极为讽刺的是，卢梭在叹息中追怀的原始图景日后不久就在法国大革命中绘制完成了，但用的却是极其扭曲的笔触。人们起先追求的是由理性赋予的自由人权，后来却在感性的狂热中将这一理想毁于一旦，甚至可以说，在《人权宣言》的高呼中被推上断头台的正是人权本身。尽管在《书简》中席勒并没有对大革命直接加以讨论，但大革命中扭曲的人性显然是他的批判对象;席勒不仅敏锐地观察到了大革命中的种种乱象，还试图透过这些现象分析内部的深层原因。在前八封信中，席勒不仅借“临时国家”“自然国家”“道德国家”等概念勾勒出了一幅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基本构图，并且相较于卢梭的矫枉过正，他还清晰地认识到：无论是代表感性的“野蛮”，还是代表理性的“文明”，若不能达到平衡而走向极端，结果都将是灾难性的，都离人的自由相去甚远。其思想体现在大革命中，便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1]201，便是席勒所见略同的“精神的条件尚不具备，慷慨的时刻碰上了麻木不仁的一代”[2]178。
不同于托克维尔等政治社会学家对酝酿大革命的各种因素的具体分析，席勒通过大革命这面镜子直视人性在当代的鄙陋，他的侧重点在于普遍的哲思。在《书简》中，自由是人性完善的标志，它的实现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如果人心依然处于分裂状态，感性和理性不能协调，那么良好的人性基础就无从而来，真正的政治自由就是一纸空谈;在自由等真理的怂恿下，不成熟的人对国家改革的任何尝试都将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席勒的笔锋直指大革命和当时社会中暴露出来的人性丑恶：一方面，席勒批评了冲破法律和道德底线，任由感性泛滥，甚至演化为兽的人群;另一方面，他在对文明阶层性格的堕落感到恶心的同时，也醒悟到“文化远远未能解放我们，……物质的枷锁勒紧了，一天比一天更叫人害怕，以致惟恐丧失的恐惧心理甚至扼杀了要求改善的热切的内在驱动力，逆来顺受的准则被当作生活的最高智慧”[2]179-180。尤其是在对文化/文明的批评上，席勒不仅是清醒的，而且在同代优秀的思想家当中也是十足超前的，他早早地看出了在理性的绝对支配下人们会经历怎样的异化，看出了被理性过分压抑、失去了丰富性的感性一旦爆发起来会是多么扭曲，看出了日益发达的文化/文明将会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机械的、抹杀个性的现代社会。而这正是在《书简》问世20多年后，雪莱在《为诗辩护》中指出的人们因滥用筹谋策划的能力而产生的恶果，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毁灭，也正是当下的我们为了能够在家庭、学校和企业等各个领域维系生存而无时无刻不在付出的代价。合理化的社会日益壮大，而人则逐渐渺小，变得越发像是一个社会零件——人走向的不是自由，而是自由的反面。
那么到底该如何维持感性和理性的平衡，从而通向自由呢？在第十二封信中，为了更好地说明自己的理论，席勒具体论述了人的两种内在驱动力。两种内在驱动力分别与感性和理性的范畴大致对应。其中，如果任凭感性驱动力驱使，人就会走向野蛮，趋近于物质;而如果任凭形式驱动力的摆布，人则会维持不变，趋向于观念。为了调和感性和形式这两大内在驱动力，席勒在它们中间搭起了名称为美的桥梁，他认为美是人通往自由的必由之路。“感性的人由美引导着走向形式和思维;精神的人由美引导着回归物质，被重新还给感性世界。”[2]228只有这样人性才能够统一，自由才可以实现。而若要达到美，教育领域的联合是必不可少的，对自由的追寻最终必定要落实到美的教育上。在后续的信件中，席勒不仅对感性和形式两大内在驱动力统辖的范围作了划定，还把作为美与艺术起源的游戏内在驱动力引入，作为居中调解的第三种力量。席勒美育思想中的游戏概念承接康德，不仅有着更加形象的论述，更是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关怀。游戏的主体是人，它的对象是席勒称之为“活的形象”的一切可以被称之为美的东西。“活的形象”不仅是游戏驱动力的对象，也是感性驱动力和理性驱动力的对象。美的游戏既少不了感觉也少不了抽象，而它本身的非他律性正是自由的特征。“人达到了人性的完满，他才同‘活的对象’游戏，也只有同美，同‘活的对象’游戏，他才成为人性完满的人。”[3]190因为与完善人性、实现人的自由相辅相成，美育不仅同道德实践联系起来，而又“鉴于国家与个体的同构，审美中的调和统一的二元结构也可运用到政治形态的建构之上”[4]47，美育实际上也同真正的政治自由相连通。在《书简》最后一封信中，席勒提出在“力量王国”和“神圣王国”中央，一个美学的第三王国正在建设着，它的根本法则在于自由的不断生成，在于整体和个体之间的和谐共生，而它的存在有赖于人的心灵。美育由此可以转化为具体的个人实践，融入人的日常生活和内心建设当中。席勒的美学思想自成体系，他不仅强调了美育的重要性，而且就其可能性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在当今普遍强调理性功用的社会氛围下，席勒的美育思想远没有过时，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提倡美育、实践美育，对过度发育的理性加以制衡。 二、美育之外：不止于美育
基于现实批判和超验思索，席勒的美育思想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的人文关怀是由现实政治引出的，却又是超越现实政治的，因此对世界各地的读者都具有普遍的作用力。由美育而至自由的思想至今仍是许多国家在实践教育改革中的必要参照。不过，无论是席勒构建的美育理想，还是他对美育之外其他因素的忽略，实际上都导致了席勒理论的片面性。尽管这么说对于席勒而言会有些过于苛刻，但对于今日需要借鉴席勒思想的我们而言，这些“不足之处”却不得不谈。
首先，从运用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席勒舍弃经验道路而转向超验，这导致席勒在问题分析上陷入唯心主义的弊端，忽略了经验世界的复杂性和事件原因的多元性。例如，大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本身的复杂性也绝不容小视，而席勒针对其中人性的批判分析虽然有力，却未免有简化问题之嫌。作为一场长期事业的突然收尾，虽说大革命在性质上有着鲜明的决裂性，但它同时也与旧制度旧社会具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对大革命前夕法国的政治局势、国家体制、宗教权力、经济政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考察，试图找出法国大革命的特殊性和其成因。反观席勒，虽然在《书简》中他对大革命的反思是哲学、美学意义上的，但是他并没有（也难以）给予经验世界中种种交错联动的因素足够重视，更多的是从事件的体现和后续效应中寻求突破口，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原因层面的归结上陷入抽象和单一。席勒单用感性和理性两大内在驱动力的关系对人性进行批判考察，将人性的分裂只归于两种相互对立的力量，这无疑是一种对人性的简化。且不说人性是否只由这两种内在驱动力主导，就算是，所谓的理性和感性在现实生活中也并非泾渭分明，事实上“人本来就不是由两半合成的，将他们分裂成两半，是一种二元论哲学和社会分裂的结果”[5]43。同样，虽然在《书简》的最后席勒谈到美育最终要在个体的实践中进行，却没有指出该如何进行——由于席勒探寻美育的道路是超越现实的，它就必然不可能提供能够具体服务于现实的美育策略。而在不同的社会、不同国度之间，美育的实施都有其特殊性，只有进行具体的社会分析才能够获得答案。例如，对于当今不少发展中国家而言，受限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教育资源的不足，尽管美育的重要性为人所知，但在所有教育中它仍不得不居于幕后，暂时让位于更具实际效益的其他学科教育。席勒的美育思想，尽管从经验走向超验，试图从外部直视人心，但最终还是要回归于现实。在当今，社会与人性实际上是浑然一体的，对人性的分析不可脫离社会的语境，若要改造人性，那么同时也必须改造社会，这不是一个先后问题。
此外，鉴于席勒本人文学家、美学家的立场，也由于这些书信本身的主旨在于倡导美育，席勒实质上过度强调了美与艺术及其正面作用，这既导致了对其他教育领域重要性的忽视，也回避了对美与艺术潜在负面影响的讨论。一方面，美育之外的其他教育领域在《书简》中实际上是被忽视了的，这种忽视尽管是强调美育之必要，但它本身可能被读者的片面理解导向谬误。现实中，在“为艺术而艺术”思潮影响下的唯美主义及其变体的初信者很可能在《书简》这一选择中深陷，从而导致对其他领域教育的忽略，以至于走向歧路。我们不应该因为看到在第二十封信的注释中席勒将美育和健康教育、理智教育、品德教育共论就认为他在《书简》中着重强调了全面教育，我们还应该看到全篇中它们只有在此处被直接提及，而且更应该看到在它们被提及的同时，美育一跃而上，居于统领之位。另一方面，历史表明，美似乎并没有办法帮助人性走向完善，甚至在过去的数世纪中因衰落而遭到毁灭、遭到奴役的往往正是那些美与艺术传统高度发达的国家。如果说美育真的能促成人性和道德的完善，那么试图从经验里寻找论据的尝试显然是行不通的，这点席勒自己心知肚明，而这也正是他之所以选择超越现实，在理论中继续探索美育可能性的原因。虽然这是理论构建之需，但仍然无法回避它是在回避问题这一现实。在现实中，美与艺术的纯粹性不能够被满足，它的潜在危害也不能够被忽略。在美赖以繁荣自己的各类创作当中充斥着不同时代众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其中既有精华，也有许多不合时宜的糟粕，如果这一切在美育的实践中被不加选择地吸收，很有可能酿成悲剧。例如，在文艺作品中许多渴望美、追求美的人物（如《包法利夫人》中的爱玛和《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往往在汲取美的同时也将其中的落后思想一并吸收，最后不可避免地迎来毁灭的结局。此外，尽管很多艺术形象与美密切相关，甚至有些形象就是美的代言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站在了美的反面（如《耻》里面的卢里教授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的补习班教师李国华）。在《书简》中被比作是神之下第二造物主的美不仅可以造善，也可以助纣为虐，这两点在实践美育时都是必须要加以考虑的。
参考文献：
[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席勒.席勒文集（6）：理论卷[M].张佳珏，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冉祥华.美育：现代人性的自我拯救：读席勒《审美教育书简》[J].学术交流，2008（10）：188-191.
[4]毛明超.审美教育的政治维度——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42-51.
[5]高建平.席勒的审美乌托邦及其现代批判[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3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