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叙事中充满着激荡起伏的历史变革，往往让人们产生历史发展是一个绝对与必然的错觉。一个个抽象的对象成为了历史的“主体”，这其中有时便缺少了活生生的人。以口述史的方法，通过呈现普通人的过往经历重新擦拭去时光的灰尘，追溯和恢复历史的过往，不啻于记录历史的一个替代性的、可供选择的方法。日本学者小熊英二的著作《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为了解战争如何影响日本普通民众的生活、战时日本的社会经济状况、日本民众对待战争的态度等问题，打开了一扇认知的窗口。
　　小熊英二是日本的著名历史社会学家，写作的主题集中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民主与爱国、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对和平宪法的论争等。他曾在岩波书店（1927年设立、总部位于东京的出版社）工作了近十年，在东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赴庆应义塾大学任教。他这本新近出版的著作的主人公——一位在二战即将结束前的1944年被征召入伍、派遣至驻扎中国东北的第二航空通信联队，之后又遭前苏联军队俘虏至西伯利亚的赤塔地区战俘营劳役，直到1948年才回到日本国内的普通日本兵——不是别人，正是作者的父亲，小熊谦二。小熊英二从2013年开始对父亲进行访谈，每两周一次，每次进行大约三小时的谈话（谦二曾因患病做过肺叶切除手术，只有一半的肺，长时间说话容易疲劳），花去大半年的时间记录下了这段普通日本兵的战争记忆。
　　通过单一的角度或事件是无法了解日本民众对待战争的复杂态度的。这样的态度也不是静止停滞的，而是流动变化的。在战争初期，战时经济拉动了军需，日本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随之发展。对军工品的生产带动了其他产业，国民经济呈现出一幅繁荣的景象。日本国民也享受着经济繁荣带来的福利。谦二与外祖父母从北海道来到东京，开了一家糕点店，虽然忙碌，但是经营还能过得去。谦二的兄长也在公营市场经营一家售卖天妇罗的店铺。当时，日本全国各地的人都逐渐涌入东京，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工薪阶层的消费，从而带动了商业的繁荣。在这一期间，对于日本普通民众而言，对外战争至少没有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
　　因此，在战争的初期，日本民众对待战争的态度可以说是颇为积极。每次日军在中国的侵略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捷报”传来时，当地的町内会都会组织“提灯笼游行大会”。每当有人被征召入伍时，当地便会兴师动众地举办盛大的欢送活动（壮行会），妇人们会挥舞着国旗为其送行。我在2012年7月访问广岛时，在原子弹爆炸受难者纪念馆中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所记录的场景是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后，广岛市民举行的游行庆祝。在广岛的欢声笑语的对面，却是发生在南京的惨绝人寰的杀掠。这样的庆祝活动，不仅只有在广岛，而是发生在日本的各地。也不仅仅只是庆祝活动，留存下来的史料证明，在这一时期，一般的日本民众都被动员起来参与军队欢送、伤病兵士的慰问和看护救助、军需物资的生产和后勤保障等，积极支援日本的对外侵略。有一个细节反映了当时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如何渗透和间接影响着日本社会。当时在中学读书的谦二说：“在学校里，当攻下南京、侵攻武汉时，就会在教室内挂着的地图上，于该地区插上一支小旗子。可是，不管插上多少旗子，战争总是不结束。”
　　日本民众卷入、支援战争的景象，在谦二的战争记忆中只是轻描淡写，主要是因为谦二所回忆的战争已到了后期，所看到的日本社会经济状况和民众对待战争的态度已有所改变。这场“总不结束”的战争终于将苦果带给了日本民众自己。随着海外战事的吃紧，日本国内出现了物资短缺和通货膨胀，配给制度在全国施行。木炭、衣服、稻米、砂糖、火柴等日用品也都开始实行配给，而且战争的长期化令配给制度也失去了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就算持有配给票或米谷存折，到配给所却无物可供配给，这样的事情频频发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比起关心战争输赢的新闻，人们更在意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谦二记忆中周围的人们都没有了早期那样的“狂热”，态度变得冷淡。“即便有邻组或者町内会组织，也仅是传阅一下回览板应付一下，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进行什么活动。”军队征召新兵入伍，“再也没见到穿着烹饪服的爱国妇人会挥舞‘日之丸’国旗送行的场面”。谦二自己被征召入伍时，所在的公司就不再举办送行会了，“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连挂在身上欢送入伍者的布条都没有”。谦二对当年的回忆是：“为了找寻粮食就得花上许多时间和劳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余力，加上召集令也过多。先不说年轻现役士兵的送行场合，已经有相当人生经验的年长军人被召集时，即便是盛大的欢送活动，本人与家人都不会开心。送行时如果哭泣，就会被骂是‘非国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们是开心地送家人上战场。周遭的人们都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也不再办什么送行会了。”虽然是禁忌，但是在谦二被征召入伍、离开家门时，谦二的外祖父突然放声大哭。在当时日本社会“政治正确”的举止应该是鼓掌欢送。这个老人据说曾经历过各种打击——外孙们的死亡、商店倒闭、自己中风——一贯都是坚忍着，此刻却大声哭了出来。
　　日本的普通民众对战争产生了倦怠，并不意味着他们产生了反对战争的念头。到了战争后期，1944年11月美军的轰炸机已经出现在东京上空时，日本普通民众对战争也没有出现怀疑，从来没有想过“日本就要战败”。谦二说：“自己既没有支持战争的自觉，也没有反对的想法。不知如何就随波逐流。”谦二对战争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当时日本民众的某种普遍想法。日本人中自然有敢于反抗军部、批评发动对外战争的人士，但这只是少數。消除这样的异类并不困难，毕竟政府手上握有暴力工具，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质疑国家对外侵略政策的人被周围的亲人、朋友、邻居和整个社会所孤立和打击——因为他们的反战被视为是“不爱国”的表现。大多数的民众面对如此大时代的变化，往往是被一种无力感所窒息。个人在这样的大潮面前，显得渺小，被卷入其中，被其所吞噬。大多数的普通日本民众都是如谦二一样，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结果是，每一个普通的人都或多或少被动地、间接地参与了战争。这就是日本民众需要“由被害意识转化为加害责任”的思想转变的契机。随波逐流在精神上就是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虽然令人沮丧，这却是战时日本社会大多数普通民众的真实写照。 　　谦二对战时日本社会的回忆，生动地展现出要实现对国民统合，对思想和信息的控制是关键的举措。学校教育和新闻媒体是战时日本社会控制民众思想的重要手段。1930年前后日本就开始强化“爱国教育”，往后几年更采取了高压方式。天皇颁布的教育诏书在学校不断被重复。1937年学校教育受到“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影响，“空气中的氛围逐渐改变”。“班级名称由ABCD变成了‘忠孝信义’。”课堂上教师不断重复“要对天皇竭尽忠诚之心”。学生的社团活动也遭受到重组和改编。为了鼓舞日本全民的信心，官方发布的都是“充满希望”的战况消息，而这其中的许多信息是编造的谎言。即使偶有报道日军的失利，官方公开的说法也是“玉碎”。对于普通的日本民众来说，既没有任何内部消息，也不知道战况的真实情况。谦二坦诚地说：“不管是自己还是周遭的人，已经没有能力思考这样的状况（日本战败）了。失去思考能力，又缺乏各种资讯，或许让大家都不愿意去想结果了吧。”
　　战时日本的一小撮人在“国家利益”的掩盖下，把人民送上战场，去杀戮另一个国家的人民。但是如此荒诞的理由，却在“爱国”的话语下被证明着其“正当性”。像谦二一样的普通日本国民被征召入伍时，说出的话都是“我会堂堂为国尽忠”。就是这样一个要求国民无条件尽忠的国家，却毫无怜悯地抛弃自己的国民。这样的事实在谦二对战争的回忆中比比皆是。
　　1945年8月苏联军队进军中国东北，此时日本的关东军“没有预测到苏军的进入，因此前线部队也未采取该有的战斗态势”。当关东军计划撤退至朝鲜半岛边界前时，根本未通知当地的日本侨民避难，理由是“退却的民众会让苏联察知日军的后退战术”。所以，事实上“在战斗展开之前，就已经放弃保护日本侨民了”。当谦二及其所在的日军部队被俘之后，关东军司令部为了讨好苏军，竟然牺牲这些普通士兵，主動提议将其送往西伯利亚供苏联劳役。其实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1945年8月29日对苏联方面提出的陈情书中，有关受俘日军的处置一章，有这样一节记载：“返回（日本内地）之前的时间，将极力协助贵军之经营，敬请尽情调度使用。”这并非关东军司令部的自作主张。在近卫文麿受天皇之命所签订的《和平交涉要纲》中已经决定牺牲居住于中国东北的日本军人和军属，将其作为对苏赔偿的一部分。以此，日本政府希望苏联“能帮助日本与联军诸国展开和平交涉”。在所谓的“国家利益”的幌子下，每一个具体的人都变得可以舍弃。
　　谦二就这样被带到西伯利亚赤塔地区。像谦二一样被卷入战争，后又被送往西伯利亚劳役的日本兵及其他人员（“满铁”职员、“满洲国”管理、警官、军属等）大致有64万人。当地生活环境异常艰苦，大量日本俘虏死去。当谦二于1948年8月回到日本后，求职的经历也都屡屡不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曾在苏联接受过“红色思想”的改造。不仅谦二，其他的“西伯利亚归国者”都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受到歧视，生活中面临诸多不利的处境。像谦二一样的无数普通的日本人和家庭所遭遇的不幸，都是因为卷入了这场战争，所有的痛苦和创伤都是“这个不负责任的日本国”造成的。
　　谦二已经彻底认识到日本这个国家的虚伪和自私，“所谓的国家，与人心不同，只是一种无机的物质”。他对日本政府保持着不信任与愤怒，毅然决然地说：“A级战犯的那些人，在审判上遭受那些判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发动战争，把父亲与外祖父母的生活搞得一团混乱的家伙，绝对不可原谅。”然而，那些与能够发动战争密切相关的官僚体系与军队系统，在战后仍然没有得到清算。谦二一直对没有追究日本统治精英的战争责任耿耿于怀，他说：“官僚或高阶军官们，即便战败，在停战和约后仍可领取退休金。可是一般庶民工作一辈子存下来的钱，却在战后通货膨胀中消失殆尽。发起愚蠢的战争、造成大量死亡、把父亲与外祖父母的生活逼上绝境的那票人，应该要负起责任才对。”
　　谦二所诉说的对战争的体验点出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日本政府对本国国民所负的战争责任。追究日本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十分重要，日本政府需要对此进行认真的反省和道歉；但是，日本还欠经历了战争苦难的自己的国民的一个真诚的道歉。谦二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因“战时体制下的营养不足与生活不安定”相继染病去世，谦二自己也禁不住想到“何时会轮到自己”。普通的日本人民遭受了战时的短缺经济带来的生活困难、空袭，以及被征召入伍，许多日本士兵都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失去了生命。一个个普通人所经历的亲人逝去和家庭破碎所造成的不幸，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被掩盖了。那些负有责任的政客和军队的将领却以欺骗的语言，将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经历了战争的谦二，已经把日本这个国家看透了。因为身为日本国民，所以被征兵，被派往战场，又被俘虏至西伯利亚遭受苦役，回国后遭到自己国家的歧视，事到如今政府却淡淡地说一句，“战争受害是国民必须艰苦忍受之事”。战后日本政府对战争被害者采取的国家立场正是：“不赔偿、不道歉、但抚慰对方。”政府设立了“和平祈愿特别基金”等，通过基金会支付慰问金来应对战争的一些遗留问题。
　　日本也不愿面对亚洲的战争受害者，设立“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国民基金”亦是同出一辙。日本仍对亚洲有关国家的战争受害者推托赔偿和道歉的道义责任。对于战争赔偿，谦二认为，“类似这种国际性的战后赔偿，应该不具时效性，请不要一直逃避责任。而且，这种负面遗产也不应该再留给下一个世代”。这番话是1997年谦二为朝鲜族中国人起诉日本政府在法庭上发表的“意见陈述书”中的一段。然而，不幸的是有关战争的历史问题以及赔偿，仍然是横在日本和亚洲一些国家之间的障碍。而且这个负面遗产似乎已经被不幸地转移给了一个又一个的“下一世代”。
　　谦二对战争的体验还具有了超越国境的普遍性，他对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痛苦的同理心和想象力，已延展至另一个国家的国民。就是谦二这样的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人，参与到支持中国人对日本政府的一起战争赔偿诉讼之中。虽然诉讼以失败告终，但是代理此案的律师在诉状中留下了对谦二的一段描述：“即便国家缺乏良知，但在无意之中，与国家的不义相对照，这个国家的国民却仍表现出了良心。”
　　谦二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通过他的口述生活史，为后人展现了战争如何影响了日本社会并改变了日本民众的生活。但是谦二的视角毕竟只能反映某一个侧面，如果完全接受谦二所描述的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冷漠态度，便无法理解战争初期整个日本社会的狂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谦二作为共同原告，声援支持朝鲜族中国人对日本政府起诉的事件，也不代表日本社会中大多数人对日本二战历史的看法。谦二说：“政客们反复去靖国神社参拜，或者仍有人主张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的论调，对这些人我已经抱着放弃的心态了。但内心一直有股‘宁静的愤怒’。看到最近一些周刊的目录，充满了各种排外的谩骂叫嚣，深感历史的真实性已不再受重视了。”
　　在一个靠投票选举支撑的政治和市场资本主义支撑的经济的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支持力量，这些政客和书籍的出版商大概不会选择去做这些令谦二愤怒的事情。如果仅通过谦二，我们是无法了解当今日本社会的完整状况的。更为关键的问题是，谦二所说的在日本社会“历史的真实性已不再受重视了”，并不是危言耸听。像谦二这样一个体验了残酷战争的普通日本人对战争的反思，在日本社会还能引起多少人的共鸣？
　　谦二的战争体验不仅仅对日本，也对其他国家有着重要的启示，这正是一个普通日本士兵的战争回忆的普遍性意义。
　　翟一达，学者，现居上海。曾在本刊发表《行骗的社会逻辑》《广岛：硝烟·眼泪·记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