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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论说的是传统认识论问题域在现代的超越和转向。这种超越与转向并不是对传统认识论问题的消解，也不表明认识论的终结，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域在一种不同于传统认识论思维框架中的拓展和深化。
认识论问题域的现代转向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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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论说的是传统认识论问题域在现代的超越和转向。这种超越与转向并不是对传统认识论问题的消解，也不表明认识论的终结，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域在一种不同于传统认识论思维框架中的拓展和深化。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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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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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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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期
其他文献
当代知识论反对对知识研究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干预，强调知识的科学性，倡导对所谓纯粹的知识的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知识论的发展，但也从根本上遮蔽了知识论的意识形态本性及其在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实践功能。本文拟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考察知识论的演化过程，以期对知识的概念有一个新的理解，同时也深化对政治和意识形态本质的认识。
价值定位是可持续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可持续发展的哲学讨论中，无论是对“主客体二分”的质疑、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诘难，还是对代际、代内公平的解读，都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价值关系的理解，以一定的价值定位和选择为依据。可持续发展的哲学反思既使价值重释成为必要，也为重新理解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空间。本文对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分析，旨在澄清一些基本理念，合理地确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亦在于拓展价值研究的视野，开启价值研究的新路向。
在“以人为本”成为理论界的热点后，有人却反对“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的命题。社会主义和“以人为本”都是党的文献肯定的，为什么它们不能联系在一起呢?
孔子创立儒学，同提出仁密切相关，而如何理解仁却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讨论、训释仁，离不开字源的分析，于是《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便成为前提和出发点，成为理解仁的金科玉律。然而在郭店竹简中，仁字均写作“（身心）”，表明“从人从二”并非仁字的最初构形。那么，“（身心）”的本义如何?
当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时，他是在指：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劳动会成为自由的对立面。另一方面，成为劳动的对立面的，还有一个闲暇领域。这就引出了“劳动”、“自由”、“闲暇”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般认为，康德的道义论伦理学不接受基于幸福概念的关于功利的后果论考量。但是，R．M．Hare说：“康德本来可以是一个功利论者”，因为“他的形式化的理论确实能被解释为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甚至可能要求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者”。(Hare)我并不认为，Hare关于康德的道德哲学会要求他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功利论者这个论点是正确的。
从宪政的视角看，“以人为本”不是一个纯粹的关于人本主义的哲学命题，而是社会主义宪政的制度理念。它不仅要求对“以人为本”的内涵进行“科学解释”，更重要的是要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宪政理念和价值观提供现实的制度条件。“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里的准确含义就是“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宪政理念要求国家创造充分的制度条件来保证“每个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内在本质要求。
三代以礼治天下，礼治是其基本的治国模式。春秋中后期以来，礼崩乐坏，社会失序。儒家试图恢复礼治，重树礼的权威，论证礼的价值，从正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道家则反思礼治传统，揭露礼治弊端，从道的高度批评和解构礼，由此而从反面建构了其礼学体系。在道家学说中，庄子的礼学思想最为丰厚，甚至可以说，庄子礼学即是道家礼学的代表。
春秋战国之际是古代中国人心灵眷注的焦点由“命”转向“道”的时代，这时代为此后演变中的中国哲学孕育了某种富于酵母效用的精神性状。探究这精神性状所以发生的原委可能有多种蹊径，本文拟选择的路向是由先秦人文意识所凝聚的几个枢纽性范畴指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