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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上流 风潮涌动
共和百年，生活向上。时尚之潮，汹涌澎湃；千回百折，百川归海。以辛亥为起点，穿越中国百年的奢侈时光，还原社会向上、生活向好的中国真相。
毫不意外的，中国社会对“上流”二字的想象和憧憬，正迎来辛亥百年以降的一个新高峰。1911年起，中国人辗转求索的目标，大概说来，就是“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今梦已圆上大半，昔日的“东亚病夫”在世界舞台上白手起家，奋发图强，渐渐也积蓄起几分家底，有了些身份地位，竟也和昔日“豪强”平起平坐，称兄道弟起来。一言以蔽之，中国已经“中产”了起来，开始跻身“上流”了。
暮登天子堂
安·兰德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为西方上层社会精英的辩护影响深远，她把这群人比作希腊神话中的擎天巨人“阿特拉斯”，小说中，这群人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让整个社会陷入了灾难。《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位德国富商，一面在上流社会中左右逢源，一面又在心头戴着荆刺花冠，散尽千金保护弱者。兼具财富、能力和责任，而又能以财富和能力兑现责任，让人心生 “上流男人当如是”的崇敬。这样的“上流”在现实中也不罕见，戴安娜王妃获得举世爱戴，除了一段现实版“灰姑娘”的故事，更因其以贵族身份体恤世人，践行了发自内心的高贵。尽管皇室对她的抛头露面颇有微词，可她却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尊重。
“上流社会”这一概念，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机下，舶来中国，落地生根。帝制时代，皇室贵族以下，平民百姓以上的阶层，集体的称谓，或为“君子”，或为“士”，大抵是一个意思。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在他看来，君子就是“上流人”。从阶层标准来看，也的确如此，孔子称“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是给君子内心境界定下的高标准。从技术上说，君子又有六门必修课：“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正是一整套培养“上流社会”的系统教育。
从这些传统文本上看，东方的“上流阶层”重智识而轻财富，但是深入来说，以上面这些标准，培养一位“上流人士”，耗费的成本也是不容小觑，只是没有挑明而已。以学识闻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中国传统中标准的“上流”登天路。试想，在一个农业社会，要让家里的壮年男子，免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之辛，埋首圣贤书，甚至“十年寒窗无人问”，背后的一笔经济账，要是细算也是令人咋舌的。因此无论在明在暗，“财富”始终是“上流社会”的第一道门槛。
跻身上流
财富是否一定令道德沦丧？当然不见得。这样半面冰山、半面火焰的局面，背后的逻辑是，富有者占有了令人羡慕的物质财富，因此社会公众也自然对其修养、见识、品味和道德水准寄予了更高的预期。仅仅拥有过人的财富，却在其他方面无法令人折服，舆论便不会承认其“上流社会”的身份，转而送上“暴发户”之类的帽子。
智慧、品位和责任，才是“上流社会”的真财富，不仅是对其自身，更是对社会、国家和时代而言的真财富。这个道理，是在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成为社会通识。曾几何时，我们还在羡慕美国的超级市场和电冰箱，而今发现，拥有这些所花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但要拥有一个真正的“上流社会”，我们面前还有很长的路。今天我们羡慕的对象变了，我们羡慕美国人拥有的乔布斯、比尔·盖茨、巴菲特。我们的富人不比他们穷多少，但在他们的品位和灵感、才识和担当之前，却显得如此贫瘠而我们拥有的，似乎总是郭美美式的人物、小悦悦式的伤心—缺少“上流社会”的真财富：“穷得只剩下钱！”
美国的强盛，在于其经济强盛的本钱，更在于其拥有足以定义一个时代的卓越的“上流社会”。从洛克菲勒，到肯尼迪，再到乔布斯，美国的 “上流社会”在各个领域，以自己的行动推动美国社会的前行。没有卓越的“上流社会”，就没有这样一个卓越的国家。如今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中“跻身上流”，恐怕也少不了要补上这一课。在对“富二代”的口诛笔伐声中，我们尚可以仰望“三代”之后的前景。中国人老话说“富不过三代”，近来又有说“三代养一个贵族”。假如富过三代，说明后辈没有因财富而耽于享乐，不思进取。那么，财富所赋予他们的种种优势，就有望内化为他们进入“上流社会”的资本积累。
对于广大有望有朝一日跻身“上流社会”的中国中产社会而言，上流化又有另一重的障碍和隐忧。中国古人曾说“有钱无势不如穷”，今日情况也有相仿之处。在社会发展阶段和意识形态遗产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社会对私产缺乏制度保障和文化尊重。说到三代以后，富人首先担心的不是能否让“富N代”成为社会上流，而是70年的产权房如何处置，能否让孩子吃上安全的奶粉，政策变化是否会让自己一贫如洗，社会能否长治久安不出现动荡这一系列棘手而紧迫的问题。
因此，要么争取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要么走“捞、花、逃”三步棋—移民日益成为中国富人的重要议题。无论哪条路，目前都与人们心中“上流社会”路线图相去甚远，但这并不妨碍辛亥之后的一百年，中国与时尚和奢侈结下不解之缘。
共和百年，生活向上。时尚之潮，汹涌澎湃；千回百折，百川归海。以辛亥为起点，穿越中国百年的奢侈时光，还原社会向上、生活向好的中国真相。
毫不意外的，中国社会对“上流”二字的想象和憧憬，正迎来辛亥百年以降的一个新高峰。1911年起，中国人辗转求索的目标，大概说来，就是“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今梦已圆上大半，昔日的“东亚病夫”在世界舞台上白手起家，奋发图强，渐渐也积蓄起几分家底，有了些身份地位，竟也和昔日“豪强”平起平坐，称兄道弟起来。一言以蔽之，中国已经“中产”了起来，开始跻身“上流”了。
暮登天子堂
安·兰德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中为西方上层社会精英的辩护影响深远，她把这群人比作希腊神话中的擎天巨人“阿特拉斯”，小说中，这群人选择放弃自己的工作，让整个社会陷入了灾难。《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位德国富商，一面在上流社会中左右逢源，一面又在心头戴着荆刺花冠，散尽千金保护弱者。兼具财富、能力和责任，而又能以财富和能力兑现责任，让人心生 “上流男人当如是”的崇敬。这样的“上流”在现实中也不罕见，戴安娜王妃获得举世爱戴，除了一段现实版“灰姑娘”的故事，更因其以贵族身份体恤世人，践行了发自内心的高贵。尽管皇室对她的抛头露面颇有微词，可她却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尊重。
“上流社会”这一概念，在“西学东渐”的历史时机下，舶来中国，落地生根。帝制时代，皇室贵族以下，平民百姓以上的阶层，集体的称谓，或为“君子”，或为“士”，大抵是一个意思。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在他看来，君子就是“上流人”。从阶层标准来看，也的确如此，孔子称“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这是给君子内心境界定下的高标准。从技术上说，君子又有六门必修课：“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正是一整套培养“上流社会”的系统教育。
从这些传统文本上看，东方的“上流阶层”重智识而轻财富，但是深入来说，以上面这些标准，培养一位“上流人士”，耗费的成本也是不容小觑，只是没有挑明而已。以学识闻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中国传统中标准的“上流”登天路。试想，在一个农业社会，要让家里的壮年男子，免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之辛，埋首圣贤书，甚至“十年寒窗无人问”，背后的一笔经济账，要是细算也是令人咋舌的。因此无论在明在暗，“财富”始终是“上流社会”的第一道门槛。
跻身上流
财富是否一定令道德沦丧？当然不见得。这样半面冰山、半面火焰的局面，背后的逻辑是，富有者占有了令人羡慕的物质财富，因此社会公众也自然对其修养、见识、品味和道德水准寄予了更高的预期。仅仅拥有过人的财富，却在其他方面无法令人折服，舆论便不会承认其“上流社会”的身份，转而送上“暴发户”之类的帽子。
智慧、品位和责任，才是“上流社会”的真财富，不仅是对其自身，更是对社会、国家和时代而言的真财富。这个道理，是在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成为社会通识。曾几何时，我们还在羡慕美国的超级市场和电冰箱，而今发现，拥有这些所花的时间，比我们想象的要短得多。但要拥有一个真正的“上流社会”，我们面前还有很长的路。今天我们羡慕的对象变了，我们羡慕美国人拥有的乔布斯、比尔·盖茨、巴菲特。我们的富人不比他们穷多少，但在他们的品位和灵感、才识和担当之前，却显得如此贫瘠而我们拥有的，似乎总是郭美美式的人物、小悦悦式的伤心—缺少“上流社会”的真财富：“穷得只剩下钱！”
美国的强盛，在于其经济强盛的本钱，更在于其拥有足以定义一个时代的卓越的“上流社会”。从洛克菲勒，到肯尼迪，再到乔布斯，美国的 “上流社会”在各个领域，以自己的行动推动美国社会的前行。没有卓越的“上流社会”，就没有这样一个卓越的国家。如今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中“跻身上流”，恐怕也少不了要补上这一课。在对“富二代”的口诛笔伐声中，我们尚可以仰望“三代”之后的前景。中国人老话说“富不过三代”，近来又有说“三代养一个贵族”。假如富过三代，说明后辈没有因财富而耽于享乐，不思进取。那么，财富所赋予他们的种种优势，就有望内化为他们进入“上流社会”的资本积累。
对于广大有望有朝一日跻身“上流社会”的中国中产社会而言，上流化又有另一重的障碍和隐忧。中国古人曾说“有钱无势不如穷”，今日情况也有相仿之处。在社会发展阶段和意识形态遗产的双重作用下，中国社会对私产缺乏制度保障和文化尊重。说到三代以后，富人首先担心的不是能否让“富N代”成为社会上流，而是70年的产权房如何处置，能否让孩子吃上安全的奶粉，政策变化是否会让自己一贫如洗，社会能否长治久安不出现动荡这一系列棘手而紧迫的问题。
因此，要么争取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要么走“捞、花、逃”三步棋—移民日益成为中国富人的重要议题。无论哪条路，目前都与人们心中“上流社会”路线图相去甚远，但这并不妨碍辛亥之后的一百年，中国与时尚和奢侈结下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