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经济增速超预期下滑，“稳增长”被放到了更突出位置。在“三驾马车”的需求框架中，欧美势衰导致出口不振，国内消费暂时难堪大任，中国经济“稳增长”最有效的一条路，似乎还是投资拉动，这让许多人莫衷一是。
　　 投资需要有本钱，否则银行杠杆撬动不起来。在2009年开始实施的4万亿刺激计划中，最“给力”的政策王牌是，将固定资产投资的项目资本金比例从30％直降至20％；默许地方政府以虚增资产、甚至直接负债（信托）方式筹集资本金；最后是将楼市激活。
　　 中国地方政府募集资本金机制在于其对于土地一级市场垄断权。土地增值（级差地租）的绝大部分收益收归国有，构成各类投资项目资本金的主要来源；于是冀望中的政策放松逻辑指向：必然是松绑地产调控，这是投资提振的逻辑前提。由此可以理解，地方政府关于房地产的表态不再那么严厉，房地产调控有限放松之声亦起。但这并非本轮刺激关键所在。
　　“稳增长”最重要的是如何准确判断,何为可行的增长高度。从供给框架讲，一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长水平，是由其内在规律所支配。
　　 简单将人均GDP指标解构，即人均GDP=（GDP/就业量）×（就业量/适龄劳动人口）×（适龄劳动人口/总人口），可以看出经济的潜在增长由三部分构成：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和人口红利。其中参与率与人口红利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它们为经济增长提供所不可抗拒的增速和减速因素（见《财经》2012年第11期“理解中国经济潜在增长中枢的下移”）。
　　 中国过高的劳动参与率反映了教育效率的低下、社会保障的短缺和低劳动力成本（低工资、低福利、低收入），这些都是中国未来五年十年可能大幅改变的因素，所以从趋势上讲，未来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合乎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据蔡教授基于人口数据的测算， 2013年人口红利就将结束。随着结构性红利的时间窗口关闭，中国经济未来要保持较高的潜在增长水平，关键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速。
　　 在经济增长的索洛源泉的讨论框架中，劳动生产率=（GDP/资本）×（资本/劳动量）=资本回报率×资本劳动比；其中资本回报率靠全要素生产率来支撑。人口红利期，大量农业人口转入工业，资本与过剩劳动力供给结合是非常促进生产率的，导致这个阶段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
　　 随着人口红利窗口关闭，资本密集型路径会遇到瓶颈。因为单纯依靠资本劳动比来提高和维系劳动生产率时，全要素生产率会越来越受到挤出，即符合所谓投资回报率递减的规律，要想减消负向因素的影响，须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即所谓效率的提高，有资源要素配置的重构所产生的效率，这涉及到产业结构变迁，也有企业内部的效率，这又涉及到技术进步和流程的改进；但在现实经济中，政府主导和政府经济活动的扩张往往是效率改进的天敌。
　　 世界银行预测下一个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降到5％，逻辑即在于此。
　　 再回到商业周期的需求分析的框架。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未来的消费，即需要符合社会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即期的消费、储蓄和投资随消费者时间偏好而自动调节，利率因此而变动。如果实际偏好偏向即期消费，会引致储蓄减少、利率上升而导致投资的减少，如此使得资源配置与消费者实际偏好相一致，即动态优化。
　　 但中国的投资决定却是供给驱动的，亦即始于政府项目。通俗讲，是为增长而投资，政府人为将利率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将要素价格扭曲（税收、环保、土地），原本不可行的项目变得可行，短期内看会降低失业率，增加产出。
　　 但是这种繁荣迟早会被“清算”：因为为了支撑投资，政府随后就会用其掌握的各种途径增加收入。由于对政府权力不加限制，私人部门将不可避免地遭受挤压。高房价、通胀、税收和各种收费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为了给政府项目“融资”。
　　 需求结构因此被摧毁，基础设施利用率不足，不当投资企业的产品滞销，经营亏损，最后无法偿付银行贷款。这样一来，待到银行贷款需要进行清偿的时候，整个金融系统和生产过程就会发生巨大的通缩效应，经济的衰退随即就会到来。
　　 哈耶克曾指出，货币政策更可能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而不是解药。短线上不能用力过猛，长线上要靠改革对既有资源配置结构进行根本性调整，来重塑生产率的增长动力。
　　 短线上越冲动，未来越痛苦。日本当年不惜以零利率与高政府债务为代价，帮助低效的金融机构、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是导致日本经济“失去二十年”的关键。
　　 中国今天应该增强忍受“创造性破坏”的痛苦的能力。没有经济的短线下行，不可能有要素的重构发生，只有低效率的部分死掉，释放出的资源，才能保证有效率的部分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