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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复苏
2013年1月23日，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3年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5%，高于2012年的3.2%，世界经济呈现继续复苏的态势。但考虑到增速较2012年10月预测数据下调了0.1个百分点，以及增速不及2011年的3.9%，复苏将是缓慢的。从同日在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年会的主题“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看，复苏又是缺乏动力的。
笔者认为，世界经济持续好转但仍不容乐观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制约经济发展的老问题、旧风险并未解决；其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操作空间收窄。
目前，发达国家高债务、高赤字、高失业、低增长的“三高一低”没有实质改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美、欧、日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分别为2.3%、-0.4%和2%，均低于各自的潜在增长率。美国2012年12月的失业率为7.8%，考虑上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美国的就业情况更为严峻；欧元区2012年11月的失业率为11.8%，连续19个月上升；与欧美相比，日本的失业率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但相比以往，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青年失业问题尤为突出。截至2012年底，美、欧、日的债务和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约为103%和8.7%、90%和3.3%、230%和10%，远超过60%和3%的国际安全标准。
新兴经济体增速也在减缓。据IMF数据，受外需急剧下降以及国内经济调整的影响，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2012年GDP增速比2011年分别下降1.7个、0.7个、3.4个、1.4个和1.2个百分点；预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2013年的GDP增速，虽高于2012年，但仍低于2011年。
经济失衡没有明显改善。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失衡；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失衡；一国内部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失衡。如根据社科院《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美欧的“再工业化”并未使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如期发生。美国加强出口、降低消费，中国扩大内需、平衡国际收支等各国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也远未实现。
科技短期内难以实现革命性突破。无论是页岩气、页岩油、3D打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还是建立在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短期内都难以创造新的增长点，或对世界经济产生实质、大幅的推动。
从隔夜拆借利率看，美联储通过连续十次降息，利率已低至0.25%，欧元区、英国、日本也已分别降至0.75%、0.5%和0.1%。如果考虑上通胀，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率已降至零甚至是负利率，利率已跳出政策筐。从已被广泛使用的量化宽松政策看，美四轮量宽投放了3万亿美元，且每月仍将投放850亿美元；日本11轮量宽注入了101万亿日元，且从2014年起每月还将注入13万亿日元；欧元区和英国也分别“贡献”了1万亿欧元和3750亿英镑。这种非常规的常规操作的空间已不大。从财政政策看，无论是紧缩还是扩张的空间也已变窄。如美国增支或欧元区削支已非易事。
理想方案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副行长林毅夫为世界经济窘境给出了一个理想的答案：“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在林毅夫看来，传统的紧缩和扩张政策都不足以解决问题。一方面，通过G20采取的协同刺激措施，世界经济在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复苏的苗头。但如果不展开结构性改革，稳定措施只能起到暂缓作用，问题仍将不可避免地再度爆发，且更加严重。但结构性改革是紧缩性质的，至少在短期内可能进一步恶化本已遭受危机冲击的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形势。IMF在2010年秋季年会时，因看到经济出现好转，于是要求受危机困扰的国家紧缩财政、减少赤字，以恢复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信心，结果却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财政赤字不降反而激增、民间投资意愿进一步降低，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新阴影。财政紧缩规模每达到GDP的1%，未来两年的私人实际消费和实际GDP就会分别减少0.75%和0.62%。
另一方面，过去的危机只发生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政府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货币贬值增加出口，靠外部需求拉动走出危机。此次危机则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问题从量变引起质变，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靠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解决。且对于深陷流动性陷阱的国家，货币政策的作用非常有限。扩张的货币政策不行，传统的扩张财政政策也难以有效。
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理论，只要依靠财政收入减少、社会开支增加所形成的财政赤字的“自动稳定机制”就可安度危机。但世界经济在此次危机前经历了不寻常的投资拉动的长期繁荣，生产力本已过剩，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失业率高，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产能更加过剩，尤其在发达国家投资很难找到新机会，民间投资意愿很低。没有启动需求的外在刺激，发达国家很容易陷入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增长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通缩恶性循环。受世界经济一体化作用，发展中国家势必也将受牵连。
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与改善，短期内可增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长期则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促进私人资本形成，加快聚集经济的出现。1991～1995年和2001～2005年相比，基础设施投资使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提高了1.6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美元，进口就会增加0.5美元。发展中国家约70%的可贸易资本货物来自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每增加1美元，将给发达国家带来0.35美元的出口增长。出口的增长进而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如果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能恰当实施，有望在增加发达国家出口、改善就业，使其避免陷入低增长、高风险、高债务的“新常态”，并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经济增长，实现出口对象多样化，减轻对少数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依赖，最终创造一个世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但问题在于，在发达国家中寻求突破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相对稀缺。日本“失去的20年”的警示是，日本政府采取的包括兴建道路和桥梁在内的刺激计划，并未带来合适的经济回报，投资乘数很低，增长依旧低迷，因为许多类型的基础设施已近饱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丰富，但基础设施的融资缺口预计为每年4000～6500亿美元。因此，应把各国政府、开发银行和私营部门的力量结合起来。林毅夫建议，为启动全球需求，消化全球过剩产能，恢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理想的方案是实施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协同、反周期、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多重阻碍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们常说，日本政府面对“失去的20年”，不是看不到问题所在，而是面对外部和内部的重重障碍而苦无手段。
国际层面，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经济被迫走入了一种无序、各自为政的境地。汇率制度是固定和浮动的混合体；各国滥发货币和金融肆意创新并未得到有效的国际监管和协调；2001年启动的WTO多哈回合谈判，至今仍未就削减农业补贴、降低非农产品关税和开放服务业等关键问题达成一致，陷入“试探性重启”状态；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气候谈判争执不下，矛盾留给了未来；《经济学家》2010年第50期的封面文章题目是“世界经济三极分化前路艰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是各自内部的摩擦加剧。
区域层面的合作与协调也不容乐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东盟“10 X”之间在亚太的竞争；中日韩自贸区因政治原因难以推进；欧元区内部以德国为首的紧缩派与以法国为首的扩张派之争；英国不愿脱离欧元区但又不愿被束缚，进而以公投相威胁所带来的风险，等等，都是最好的例证。
国家层面也被经济政治化、政治选票化所困扰。美国“财政悬崖”显露出的民主、共和两党关于增税和削支的闹剧；“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希腊为反紧缩而进行的示威游行，“8.6英国伦敦骚乱”；中国进行经济结构改革调整面临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富差距等束缚，如伴随产业升级可能带来的失业潮，工资调整始终未能推动，等等，也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无论是靠增税、削支或通胀等手段，把负担压在百姓身上，还是通过货币贬值、贸易壁垒等政策把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表明合作是面临重重阻碍的。但世界经济的前景也不至太悲观，危机后的痛楚以及考虑到下一轮危机可能带来的重大损失，最起码的合作还是有的，虽然远远不够。
暗淡前景
笔者认为，世界经济最坏的可能是欧债危机恶化导致欧元区解体。美国跌落“财政悬崖”、中国经济硬着陆、随着日元贬值引发货币战等中的一个或多个同时发生，世界经济崩溃而陷入长期衰退。而最好的可能则是世界经济“超越凯恩斯主义”，既稳增长，又调结构，同时获得长期发展的增长点，进入良性循环。第三种可能是世界经济既未陷入衰退，也未迈入良性循环，而是在旧问题没有实质改善、政策操作空间又变窄的情形下艰难复苏。从以上的分析和目前的形势看，第三种可能是最贴近现实的，世界经济仍将在无序和分裂中艰难前行。
2013年1月23日，IMF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3年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5%，高于2012年的3.2%，世界经济呈现继续复苏的态势。但考虑到增速较2012年10月预测数据下调了0.1个百分点，以及增速不及2011年的3.9%，复苏将是缓慢的。从同日在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年会的主题“为持久发展注入活力”看，复苏又是缺乏动力的。
笔者认为，世界经济持续好转但仍不容乐观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其一，制约经济发展的老问题、旧风险并未解决；其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操作空间收窄。
目前，发达国家高债务、高赤字、高失业、低增长的“三高一低”没有实质改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美、欧、日201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分别为2.3%、-0.4%和2%，均低于各自的潜在增长率。美国2012年12月的失业率为7.8%，考虑上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美国的就业情况更为严峻；欧元区2012年11月的失业率为11.8%，连续19个月上升；与欧美相比，日本的失业率虽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但相比以往，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青年失业问题尤为突出。截至2012年底，美、欧、日的债务和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约为103%和8.7%、90%和3.3%、230%和10%，远超过60%和3%的国际安全标准。
新兴经济体增速也在减缓。据IMF数据，受外需急剧下降以及国内经济调整的影响，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的2012年GDP增速比2011年分别下降1.7个、0.7个、3.4个、1.4个和1.2个百分点；预计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2013年的GDP增速，虽高于2012年，但仍低于2011年。
经济失衡没有明显改善。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失衡；发达国家之间和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失衡；一国内部消费、投资和出口之间的失衡。如根据社科院《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美欧的“再工业化”并未使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如期发生。美国加强出口、降低消费，中国扩大内需、平衡国际收支等各国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也远未实现。
科技短期内难以实现革命性突破。无论是页岩气、页岩油、3D打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还是建立在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短期内都难以创造新的增长点，或对世界经济产生实质、大幅的推动。
从隔夜拆借利率看，美联储通过连续十次降息，利率已低至0.25%，欧元区、英国、日本也已分别降至0.75%、0.5%和0.1%。如果考虑上通胀，主要发达国家的利率已降至零甚至是负利率，利率已跳出政策筐。从已被广泛使用的量化宽松政策看，美四轮量宽投放了3万亿美元，且每月仍将投放850亿美元；日本11轮量宽注入了101万亿日元，且从2014年起每月还将注入13万亿日元；欧元区和英国也分别“贡献”了1万亿欧元和3750亿英镑。这种非常规的常规操作的空间已不大。从财政政策看，无论是紧缩还是扩张的空间也已变窄。如美国增支或欧元区削支已非易事。
理想方案
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副行长林毅夫为世界经济窘境给出了一个理想的答案：“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大规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在林毅夫看来，传统的紧缩和扩张政策都不足以解决问题。一方面，通过G20采取的协同刺激措施，世界经济在2010年上半年出现了复苏的苗头。但如果不展开结构性改革，稳定措施只能起到暂缓作用，问题仍将不可避免地再度爆发，且更加严重。但结构性改革是紧缩性质的，至少在短期内可能进一步恶化本已遭受危机冲击的就业、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形势。IMF在2010年秋季年会时，因看到经济出现好转，于是要求受危机困扰的国家紧缩财政、减少赤字，以恢复民间投资和消费的信心，结果却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财政赤字不降反而激增、民间投资意愿进一步降低，经济复苏蒙上了一层新阴影。财政紧缩规模每达到GDP的1%，未来两年的私人实际消费和实际GDP就会分别减少0.75%和0.62%。
另一方面，过去的危机只发生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政府可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让货币贬值增加出口，靠外部需求拉动走出危机。此次危机则在发达国家同时发生，问题从量变引起质变，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靠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解决。且对于深陷流动性陷阱的国家，货币政策的作用非常有限。扩张的货币政策不行，传统的扩张财政政策也难以有效。
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理论，只要依靠财政收入减少、社会开支增加所形成的财政赤字的“自动稳定机制”就可安度危机。但世界经济在此次危机前经历了不寻常的投资拉动的长期繁荣，生产力本已过剩，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失业率高，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产能更加过剩，尤其在发达国家投资很难找到新机会，民间投资意愿很低。没有启动需求的外在刺激，发达国家很容易陷入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增长放缓、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通缩恶性循环。受世界经济一体化作用，发展中国家势必也将受牵连。
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投资与改善，短期内可增加就业，拉动经济增长，长期则有助于提高生产率，促进私人资本形成，加快聚集经济的出现。1991～1995年和2001～2005年相比，基础设施投资使发展中国家的年均增长率提高了1.6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每增加1美元，进口就会增加0.5美元。发展中国家约70%的可贸易资本货物来自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每增加1美元，将给发达国家带来0.35美元的出口增长。出口的增长进而会创造新的就业岗位。
如果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能恰当实施，有望在增加发达国家出口、改善就业，使其避免陷入低增长、高风险、高债务的“新常态”，并为其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的同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减贫和经济增长，实现出口对象多样化，减轻对少数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依赖，最终创造一个世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但问题在于，在发达国家中寻求突破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相对稀缺。日本“失去的20年”的警示是，日本政府采取的包括兴建道路和桥梁在内的刺激计划，并未带来合适的经济回报，投资乘数很低，增长依旧低迷，因为许多类型的基础设施已近饱和。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机会丰富，但基础设施的融资缺口预计为每年4000～6500亿美元。因此，应把各国政府、开发银行和私营部门的力量结合起来。林毅夫建议，为启动全球需求，消化全球过剩产能，恢复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增长，理想的方案是实施名为“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协同、反周期、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多重阻碍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们常说，日本政府面对“失去的20年”，不是看不到问题所在，而是面对外部和内部的重重障碍而苦无手段。
国际层面，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经济被迫走入了一种无序、各自为政的境地。汇率制度是固定和浮动的混合体；各国滥发货币和金融肆意创新并未得到有效的国际监管和协调；2001年启动的WTO多哈回合谈判，至今仍未就削减农业补贴、降低非农产品关税和开放服务业等关键问题达成一致，陷入“试探性重启”状态；对经济有重大影响的气候谈判争执不下，矛盾留给了未来；《经济学家》2010年第50期的封面文章题目是“世界经济三极分化前路艰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或是各自内部的摩擦加剧。
区域层面的合作与协调也不容乐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东盟“10 X”之间在亚太的竞争；中日韩自贸区因政治原因难以推进；欧元区内部以德国为首的紧缩派与以法国为首的扩张派之争；英国不愿脱离欧元区但又不愿被束缚，进而以公投相威胁所带来的风险，等等，都是最好的例证。
国家层面也被经济政治化、政治选票化所困扰。美国“财政悬崖”显露出的民主、共和两党关于增税和削支的闹剧；“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出现；希腊为反紧缩而进行的示威游行，“8.6英国伦敦骚乱”；中国进行经济结构改革调整面临既得利益集团和贫富差距等束缚，如伴随产业升级可能带来的失业潮，工资调整始终未能推动，等等，也严重阻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
无论是靠增税、削支或通胀等手段，把负担压在百姓身上，还是通过货币贬值、贸易壁垒等政策把危机转嫁到其他国家，表明合作是面临重重阻碍的。但世界经济的前景也不至太悲观，危机后的痛楚以及考虑到下一轮危机可能带来的重大损失，最起码的合作还是有的，虽然远远不够。
暗淡前景
笔者认为，世界经济最坏的可能是欧债危机恶化导致欧元区解体。美国跌落“财政悬崖”、中国经济硬着陆、随着日元贬值引发货币战等中的一个或多个同时发生，世界经济崩溃而陷入长期衰退。而最好的可能则是世界经济“超越凯恩斯主义”，既稳增长，又调结构，同时获得长期发展的增长点，进入良性循环。第三种可能是世界经济既未陷入衰退，也未迈入良性循环，而是在旧问题没有实质改善、政策操作空间又变窄的情形下艰难复苏。从以上的分析和目前的形势看，第三种可能是最贴近现实的，世界经济仍将在无序和分裂中艰难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