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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续了三千年的封建礼教在塑造“卑弱、敬慎、专心、曲从”妇德的传统女性方面发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在市民社会中兴起的通俗文艺（戏曲、小说）里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传统女性根植于内心世界的弱德之美。
关键词：女性意识；弱德之美；中国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672-4437（2018）03-0061-03
元、明、清时期，戏曲、小说成为中国近世通俗文艺的主要代表。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以女性婚恋为题材的作品，所谓“十部传奇九相思”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画廊，刻画了细腻婉曲的女性心灵世界，这中间最为光彩夺目、引起后人探索兴致的当数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自21世纪始，在这一学术研究方向上发表的期刊论文年逾千篇以上，且其中不乏力作。然自20世纪“五四运动”以来，学界在欧风美雨东来的冲击影响下，对这三位女性的评价集中在“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长制、争取个性解放、追求爱情自由”上，这种社会学的基本论调一直延续到1949年，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本文力求扎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运用西方的新理论（阿德勒个体心理学、霍尼女性心理学），尝试还原中国传统女性秉承数千年之久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支柱——弱德之美。
一、崔莺莺——相国小姐的深沉与幽怨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待遇极为低微的时代，元剧作家们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由于丧失了千年沿袭的“学而优则仕”的知识阶层的特权与荣耀，沉沦下层的剧作家们遂于杂剧这种新兴文体中尽兴一吐其胸中块垒不平之气，作剧时的心态普遍放得很开，早期的关汉卿、白朴在这方面可为代表。如白朴《墙头马上》中的女主人公李千金，大胆爱上并私奔自己一见钟情的意中人裴少俊；关汉卿《拜月亭》中的女主人公王瑞兰，在兵荒马乱的困境里自主择嫁穷书生蒋世隆。她们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可谓出位大胆、冒犯禁忌，而禁忌通常被视为是文明社会的标志。由此可见元代的作剧者和观剧者在面对两性婚恋问题时，实是持有着一种自由和宽松的心理。
与她们相比，生长在相国府深宅大院里的崔莺莺，其思想、性格、言行就显然复杂得多。崔莺莺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矛盾的，她外表上是深沉、幽静、恪守闺范的贵族小姐，内心里却是热烈地向往自由爱情。她在邂逅张君瑞后，一面与他之间展开听琴、对吟、拜月、赠笺，一面却在反复踌躇、逡巡不进；时而在孝道的压力下，她屈从母命与张生以兄妹相称，旋即又在爱神的驱使下与张生私定终身；在冲破重重阻力与心上人自由结合后，她一方面珍重爱情，对功名利禄表现出极大的蔑视，并斥之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但在实际上她支持张生赴京赶考，因为这样做就能满足相国门庭“三代不招白衣婿”的祖训。张生走后，她一面陷入对爱人忠诚的等待和相思中，一面却在母亲威逼下同意改嫁郑桓。就这样，通过这看似前后矛盾、实则丰富曲折的内心世界，剧作家王实甫成功塑造出崔莺莺这位封建社会大家闺秀的形象。崔莺莺的外在言行来自于她高贵的出身和礼教的熏陶，她外表上谨守着“礼”的约束；但在她内心深处燃着的分明是一团爱情之火。于是这“礼”与情的冲突、“本我”与“超我”的挣扎、个体意志的张扬与集体无意识的威压，三者交织盘旋在一起，构成了崔莺莺矛盾的心理场。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找不到的，而王实甫煞费苦心地安排了“高中状元、奉旨完婚”的大团圆结局，正是《西厢记》末本在思想上艺术上较之前四本减色的原因所在。因为崔莺莺的灵与肉是分裂的，这原本就是礼教的教化功能作用于女性的个体意识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后来郑光祖《倩女离魂》中的女主人公张倩女，则彻底挣脱了躯壳（肉）的束缚，而挣得其魂魄（灵）与心上人王文举的团聚，可以看作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解脱，因为真正的解脱，剧作家们是设想不出的。此后元后期剧作家们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与此同时，他们探究社会问题的热情反而趋于沉寂。元代末叶高明《琵琶记》完全回归到儒家道德说教的立场去表彰一位“孝义双全”的烈妇赵五娘，并且该剧在入明后甚得明太祖的赏识，这实际上显示出民间的剧作逐渐向官方的意识形态靠拢的趋势。
二、杜丽娘——梦醒后的现实与无奈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表彰理学、提倡节烈最不遗余力的时代，《明史·烈女传》收录人数达两万多人，且其中大部分是死殉，由此可以想见贞操节烈观对当时女性思想意识的影响。但物极必反，明中后期思想界、文艺界开始掀起一股强劲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思潮，反映到通俗文学领域，便是以《金瓶梅》《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市井人情小说对于“人欲”的全方位肯定、赞赏和把玩，这当然又走向反面的极端，而杰出的浪漫主义剧作《牡丹亭》恰在此时问世，则把对女性觉醒意识的哲理思考和艺术再现推上了时代的高峰。
杜丽娘是明清时代闺塾师教育制度下培养出的典型的幽闺淑女。明代产生了两本较之前朝更为严苛的女性教科书，即徐皇后的《内训》与王节妇的《女范捷录》，它们同先前问世的汉代班大家的《女诫》、唐代宋若昭的《女论语》，明人合编为《女四书》，成为当时闺塾教育的经典教材。杜丽娘自幼便是诵习这些女教经典成长起来的，可以想见她在内心里已经接受了礼教的教化。后来，她在《诗经·关雎》的感召下，第一次发现了美好的春天，第一次鼓起了追求爱情的勇气，第一次在梦里遇见了意中人，但这是在梦里，而且仅仅是在梦里。醒来后的她，依然要面对每日严厉的闺塾教育，还要承受心底刻骨相思的折磨，而她却以女性特有的执著与柔韧“一灵咬住”誓死不放，直到被死神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杜丽娘的死，道尽了千万个和她有着相同出身、相似境遇的幽闺少女们深藏内心世界的爱与痛的秘密，她们向往而没有勇气付诸实现的被杜丽娘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了，正如汤显祖宣称的那样：“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然而，当汤显祖以浪漫主义的笔法使她起死回生后，杜丽娘的生，却还原为一个封建礼仪规范下的贤良淑女形象。她向爱人柳梦梅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自己是女儿身，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嫁；二是柳梦梅需进京赶考以求得功名；三是二人寻找丽娘父母，成婚后共同奉养双亲。说到底，道德式的婚姻家庭才是杜丽娘舍生忘死追求的爱情的最合理最现实的归宿。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女教对幽闺淑女们的心理定型、人格塑造、思想取向方面施加的培育和影响是深入到她们的骨髓里的，并且愈是接受《诗》《书》礼教的女子，愈是自觉地恪守伦理纲常。这种以克制自己，乃至压抑自己、牺牲自己为代价，保障家族整体利益和荣誉的举动，就是当时人所称颂的“妇德”。与《牡丹亭》同时或稍后，晚明剧坛诞生了那么多的才子佳人戏，最终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指向夫荣妻贵、阖家欢聚，在这寄托了华夏民族集体无意识。美好想象力构思出来的大团圆喜剧的背后，实则化解了对残酷的现实人生的沉重的无奈，将古老的叹息化作舞台上的千年一梦。 三、林黛玉——厌世者的悲歌与颂歌
清朝初期问世的戏曲、小说名作如《长生殿》《桃花扇》《聊斋志异》等莫不染有浓重的悲剧色彩。清代中叶出现的昙花一现式的乾隆盛世，其实不过是“华林之中、遍披悲雾”的末世先兆。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里，伟大的写实巨著《红楼梦》孕育产生了。
同曹雪芹一样，林黛玉出身没落贵族之家，且寄人篱下、孤苦伶仃，但同时她秉性孤傲、清高绝俗，故被贾府上下人等目为“古怪”“孤僻”的“多病西施”。然而，就在林黛玉高贵矜持的外表下，实则掩藏着内心世界里深深的自卑情结，这不仅来自她孤苦的身世、孱弱的身体，还有中国传统女性与生俱来的卑弱、害羞、畏惧魔鬼等一系列心理弱点，使得她的内心时常处在两种矛盾世界焦灼不安的交战状态当中。清高与谦卑、耿介与怯懦、热烈与感伤、执着与颓萎，掺杂着几分自恋、几分自怨，更多时是无奈的自怜，所有这一切郁结在她胸中，使得她经常迎风洒泪、对月伤怀、葬花惜春、赋诗悲秋，陷入极度感伤的精神状态之中。可以说，林黛玉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弱德之美----内向而含蓄、深沉而细腻、缠绵而多情、敏感而脆弱。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她成了一个病恹恹、看上去带有几分神经质的瘦弱的闺怨佳人。作为一位青春少女，她追求的是拥有一位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的爱情伴侣，故而她把满腔情愫寄托在心上人贾宝玉的身上，她把实现爱情梦想的希望寄托在老祖宗贾母的手上，或许她在实现了人生愿望后也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像她的无数前辈们一样。然而就是这样合乎封建伦理道德的正当追求也被冷酷无情的现实彻底击碎，于是她决然地选择了死，她要以生命来捍卫自己爱情的神圣和意志的尊严，她的叛逆性超越了前代的崔莺莺和杜丽娘。在林黛玉的身上，我们的确看到了现代女性世界里闪耀着的独立自觉的思想光芒，但林黛玉的身心并未脱离封建大家庭，她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后的闺秀，她用自己缠绵哀婉的生命为礼教谱写了最后的挽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从西周时期开始出现中国最古老的女教，自此之后，延续古代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礼教在塑造“卑弱、谦恭、专心、曲从”的传统女性方面发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元、明、清），在市民社会兴起的通俗文艺（戏曲、小说）中，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传统女性根植于内心世界的弱德之美。
现代社会是自由竞争、个性张扬的开放世界，现代女性也因此争得了更多的独立自主、参与职场的平等权利。时代在高速运转，观念在日新月异，但当我们回首往昔，检点我们这古老民族流传下来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依然会为了这逾三千年而不变的忠贞的情怀、幽韵的雅馨而发出深深的叹息。制度可以嬗变，意识可以更新，唯有对精神世界的坚守、记录和表现这种精神世界的艺术杰作，才会永远赢得后世人心的尊重，最终成为华夏民族心灵史中永不凋谢的记忆。
参考文献：
[1]三家批点.红楼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脂硯斋批点.石头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暖红室汇刻传奇.西厢记[M].扬州：广陵古籍影印社，1996.
[4]汲古阁刊刻.六十种曲[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臧懋循.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隋树森.元曲选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7]王季思.中国古代十大悲剧[M].济南：齐鲁书社，1993.
[8]王季思.中国古代十大喜剧[M].济南：齐鲁书社，1993.
[9]王实甫.西厢记[M].张燕谨，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0]汤显祖.牡丹亭[M].徐朔方，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1]洪升.长生殿[M].徐朔方，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2]孔尚任.桃花扇[M].王季思，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3]蒲松龄.聊斋志异[M].山东大学中文系，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女性意识；弱德之美；中国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672-4437（2018）03-0061-03
元、明、清时期，戏曲、小说成为中国近世通俗文艺的主要代表。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以女性婚恋为题材的作品，所谓“十部传奇九相思”展现了多姿多彩的女性形象画廊，刻画了细腻婉曲的女性心灵世界，这中间最为光彩夺目、引起后人探索兴致的当数崔莺莺、杜丽娘和林黛玉。自21世纪始，在这一学术研究方向上发表的期刊论文年逾千篇以上，且其中不乏力作。然自20世纪“五四运动”以来，学界在欧风美雨东来的冲击影响下，对这三位女性的评价集中在“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长制、争取个性解放、追求爱情自由”上，这种社会学的基本论调一直延续到1949年，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本文力求扎根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运用西方的新理论（阿德勒个体心理学、霍尼女性心理学），尝试还原中国传统女性秉承数千年之久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支柱——弱德之美。
一、崔莺莺——相国小姐的深沉与幽怨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待遇极为低微的时代，元剧作家们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由于丧失了千年沿袭的“学而优则仕”的知识阶层的特权与荣耀，沉沦下层的剧作家们遂于杂剧这种新兴文体中尽兴一吐其胸中块垒不平之气，作剧时的心态普遍放得很开，早期的关汉卿、白朴在这方面可为代表。如白朴《墙头马上》中的女主人公李千金，大胆爱上并私奔自己一见钟情的意中人裴少俊；关汉卿《拜月亭》中的女主人公王瑞兰，在兵荒马乱的困境里自主择嫁穷书生蒋世隆。她们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可谓出位大胆、冒犯禁忌，而禁忌通常被视为是文明社会的标志。由此可见元代的作剧者和观剧者在面对两性婚恋问题时，实是持有着一种自由和宽松的心理。
与她们相比，生长在相国府深宅大院里的崔莺莺，其思想、性格、言行就显然复杂得多。崔莺莺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矛盾的，她外表上是深沉、幽静、恪守闺范的贵族小姐，内心里却是热烈地向往自由爱情。她在邂逅张君瑞后，一面与他之间展开听琴、对吟、拜月、赠笺，一面却在反复踌躇、逡巡不进；时而在孝道的压力下，她屈从母命与张生以兄妹相称，旋即又在爱神的驱使下与张生私定终身；在冲破重重阻力与心上人自由结合后，她一方面珍重爱情，对功名利禄表现出极大的蔑视，并斥之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但在实际上她支持张生赴京赶考，因为这样做就能满足相国门庭“三代不招白衣婿”的祖训。张生走后，她一面陷入对爱人忠诚的等待和相思中，一面却在母亲威逼下同意改嫁郑桓。就这样，通过这看似前后矛盾、实则丰富曲折的内心世界，剧作家王实甫成功塑造出崔莺莺这位封建社会大家闺秀的形象。崔莺莺的外在言行来自于她高贵的出身和礼教的熏陶，她外表上谨守着“礼”的约束；但在她内心深处燃着的分明是一团爱情之火。于是这“礼”与情的冲突、“本我”与“超我”的挣扎、个体意志的张扬与集体无意识的威压，三者交织盘旋在一起，构成了崔莺莺矛盾的心理场。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找不到的，而王实甫煞费苦心地安排了“高中状元、奉旨完婚”的大团圆结局，正是《西厢记》末本在思想上艺术上较之前四本减色的原因所在。因为崔莺莺的灵与肉是分裂的，这原本就是礼教的教化功能作用于女性的个体意识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后来郑光祖《倩女离魂》中的女主人公张倩女，则彻底挣脱了躯壳（肉）的束缚，而挣得其魂魄（灵）与心上人王文举的团聚，可以看作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解脱，因为真正的解脱，剧作家们是设想不出的。此后元后期剧作家们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与此同时，他们探究社会问题的热情反而趋于沉寂。元代末叶高明《琵琶记》完全回归到儒家道德说教的立场去表彰一位“孝义双全”的烈妇赵五娘，并且该剧在入明后甚得明太祖的赏识，这实际上显示出民间的剧作逐渐向官方的意识形态靠拢的趋势。
二、杜丽娘——梦醒后的现实与无奈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表彰理学、提倡节烈最不遗余力的时代，《明史·烈女传》收录人数达两万多人，且其中大部分是死殉，由此可以想见贞操节烈观对当时女性思想意识的影响。但物极必反，明中后期思想界、文艺界开始掀起一股强劲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思潮，反映到通俗文学领域，便是以《金瓶梅》《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市井人情小说对于“人欲”的全方位肯定、赞赏和把玩，这当然又走向反面的极端，而杰出的浪漫主义剧作《牡丹亭》恰在此时问世，则把对女性觉醒意识的哲理思考和艺术再现推上了时代的高峰。
杜丽娘是明清时代闺塾师教育制度下培养出的典型的幽闺淑女。明代产生了两本较之前朝更为严苛的女性教科书，即徐皇后的《内训》与王节妇的《女范捷录》，它们同先前问世的汉代班大家的《女诫》、唐代宋若昭的《女论语》，明人合编为《女四书》，成为当时闺塾教育的经典教材。杜丽娘自幼便是诵习这些女教经典成长起来的，可以想见她在内心里已经接受了礼教的教化。后来，她在《诗经·关雎》的感召下，第一次发现了美好的春天，第一次鼓起了追求爱情的勇气，第一次在梦里遇见了意中人，但这是在梦里，而且仅仅是在梦里。醒来后的她，依然要面对每日严厉的闺塾教育，还要承受心底刻骨相思的折磨，而她却以女性特有的执著与柔韧“一灵咬住”誓死不放，直到被死神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杜丽娘的死，道尽了千万个和她有着相同出身、相似境遇的幽闺少女们深藏内心世界的爱与痛的秘密，她们向往而没有勇气付诸实现的被杜丽娘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了，正如汤显祖宣称的那样：“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然而，当汤显祖以浪漫主义的笔法使她起死回生后，杜丽娘的生，却还原为一个封建礼仪规范下的贤良淑女形象。她向爱人柳梦梅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自己是女儿身，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嫁；二是柳梦梅需进京赶考以求得功名；三是二人寻找丽娘父母，成婚后共同奉养双亲。说到底，道德式的婚姻家庭才是杜丽娘舍生忘死追求的爱情的最合理最现实的归宿。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女教对幽闺淑女们的心理定型、人格塑造、思想取向方面施加的培育和影响是深入到她们的骨髓里的，并且愈是接受《诗》《书》礼教的女子，愈是自觉地恪守伦理纲常。这种以克制自己，乃至压抑自己、牺牲自己为代价，保障家族整体利益和荣誉的举动，就是当时人所称颂的“妇德”。与《牡丹亭》同时或稍后，晚明剧坛诞生了那么多的才子佳人戏，最终的结局无一例外都是指向夫荣妻贵、阖家欢聚，在这寄托了华夏民族集体无意识。美好想象力构思出来的大团圆喜剧的背后，实则化解了对残酷的现实人生的沉重的无奈，将古老的叹息化作舞台上的千年一梦。 三、林黛玉——厌世者的悲歌与颂歌
清朝初期问世的戏曲、小说名作如《长生殿》《桃花扇》《聊斋志异》等莫不染有浓重的悲剧色彩。清代中叶出现的昙花一现式的乾隆盛世，其实不过是“华林之中、遍披悲雾”的末世先兆。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里，伟大的写实巨著《红楼梦》孕育产生了。
同曹雪芹一样，林黛玉出身没落贵族之家，且寄人篱下、孤苦伶仃，但同时她秉性孤傲、清高绝俗，故被贾府上下人等目为“古怪”“孤僻”的“多病西施”。然而，就在林黛玉高贵矜持的外表下，实则掩藏着内心世界里深深的自卑情结，这不仅来自她孤苦的身世、孱弱的身体，还有中国传统女性与生俱来的卑弱、害羞、畏惧魔鬼等一系列心理弱点，使得她的内心时常处在两种矛盾世界焦灼不安的交战状态当中。清高与谦卑、耿介与怯懦、热烈与感伤、执着与颓萎，掺杂着几分自恋、几分自怨，更多时是无奈的自怜，所有这一切郁结在她胸中，使得她经常迎风洒泪、对月伤怀、葬花惜春、赋诗悲秋，陷入极度感伤的精神状态之中。可以说，林黛玉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女性的弱德之美----内向而含蓄、深沉而细腻、缠绵而多情、敏感而脆弱。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她成了一个病恹恹、看上去带有几分神经质的瘦弱的闺怨佳人。作为一位青春少女，她追求的是拥有一位情投意合、心心相印的爱情伴侣，故而她把满腔情愫寄托在心上人贾宝玉的身上，她把实现爱情梦想的希望寄托在老祖宗贾母的手上，或许她在实现了人生愿望后也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像她的无数前辈们一样。然而就是这样合乎封建伦理道德的正当追求也被冷酷无情的现实彻底击碎，于是她决然地选择了死，她要以生命来捍卫自己爱情的神圣和意志的尊严，她的叛逆性超越了前代的崔莺莺和杜丽娘。在林黛玉的身上，我们的确看到了现代女性世界里闪耀着的独立自觉的思想光芒，但林黛玉的身心并未脱离封建大家庭，她是中国封建社会里最后的闺秀，她用自己缠绵哀婉的生命为礼教谱写了最后的挽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从西周时期开始出现中国最古老的女教，自此之后，延续古代中国三千年的封建礼教在塑造“卑弱、谦恭、专心、曲从”的传统女性方面发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即使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元、明、清），在市民社会兴起的通俗文艺（戏曲、小说）中，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传统女性根植于内心世界的弱德之美。
现代社会是自由竞争、个性张扬的开放世界，现代女性也因此争得了更多的独立自主、参与职场的平等权利。时代在高速运转，观念在日新月异，但当我们回首往昔，检点我们这古老民族流传下来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依然会为了这逾三千年而不变的忠贞的情怀、幽韵的雅馨而发出深深的叹息。制度可以嬗变，意识可以更新，唯有对精神世界的坚守、记录和表现这种精神世界的艺术杰作，才会永远赢得后世人心的尊重，最终成为华夏民族心灵史中永不凋谢的记忆。
参考文献：
[1]三家批点.红楼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脂硯斋批点.石头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暖红室汇刻传奇.西厢记[M].扬州：广陵古籍影印社，1996.
[4]汲古阁刊刻.六十种曲[M].北京：中华书局，1998.
[5]臧懋循.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95.
[6]隋树森.元曲选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7]王季思.中国古代十大悲剧[M].济南：齐鲁书社，1993.
[8]王季思.中国古代十大喜剧[M].济南：齐鲁书社，1993.
[9]王实甫.西厢记[M].张燕谨，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0]汤显祖.牡丹亭[M].徐朔方，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1]洪升.长生殿[M].徐朔方，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2]孔尚任.桃花扇[M].王季思，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13]蒲松龄.聊斋志异[M].山东大学中文系，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