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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顺康时期是清代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时期，它既是入关前的总结，也是探索与调整其体制内不合理之处以符合统治需要的重要阶段。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在类型上表现为多样性，按辅政亲王的名称来划分有五种类型，即摄政王型、辅政叔王型、理政三王型、议政王大臣会议型、辅政皇子亲王型。
[关键词]顺康时期，亲王辅政体制，类型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6—0037—05
清代亲王辅政体制是清廷统治者为了让亲王成为维护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支持力量所制定的一种制度，亲王或以非衙门官员佐理政务，如摄政王；或以具有议政职能衙门官员佐理，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中的议政王；或以在衙门中职务上辅助，如军机处任职亲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亲王等。目前学界关于亲王辅理政务方面的研究还较稀见，在一些论著中也缺少以“亲王辅政体制”为专题的学术成果，因而对此进行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顺康时期是清代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时期，在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笔者拟以顺康时期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为题，对当时亲王辅政体制的发展演变、亲王辅政类型等问题加以探讨，以求正于清史研究同仁。
一
顺康时期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在人关前就有迹可寻。天命六年(1621年)二月，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具令直月贝勒掌理。”所谓四大贝勒，是太祖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舒尔哈齐的次子)、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他们在《满洲实录》里也被称为大王、二王、三王、四王。四大贝勒按月理政，这就开启亲王辅政之端。四大贝勒理政，辅助汗王治理后金国事。这样，努尔哈赤就从依靠异姓大臣而转向自己的子侄辈。
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努尔哈赤建立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体制”，赋予它议政与择“汗”之权。太祖死后，选皇太极为汗王，正是八王具有裁处国政权力的体现。此时，八王共议国政还不是纯粹的辅政形式。
皇太极一上来就加紧集中权力，亲王辅政形式多被其改变。天聪三年(1629年)，他废除四大贝勒按月分直的制度，以后又把八王共理国政政体改造为中枢决策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以满洲亲王为主体，在皇太极控制下商议国家重要事务。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建立了在其控制下由几位亲王处理事务的辅助形式。太宗一死，在新君嗣位问题上，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一次彰显择君权力，然而，其辅政色彩却变得黯淡些。
总之，太祖、太宗两朝的亲王辅政形式旋立旋废，即改即革，亲王辅政样式中又掺杂裁处国政权力，从而使亲王辅政体制在此时期处于萌芽状态，进而为顺康时期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二
顺治朝亲王辅政体制演变可分为两个时期：多尔衮摄政时期和顺治帝亲政时期。多尔衮摄政时期是亲王辅政特殊形式摄政制，经历确立、巩固、终止三个阶段。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福临继位，诸王贝勒公议确立两亲王济尔哈朗、多尔衮辅理国政。这是在顺治帝年幼不能治理国家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种辅政形式，它标志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其后辅政亲王又改称为摄政王。两摄政王之间并不和睦。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初十，济尔哈朗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谕：“嗣后凡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SE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照前例行。”这个决定的颁布，意味着原来的辅政体制发生内在的变化，即由两摄政王平等共理政务转变为摄政王理政有先后。随后，又由两个摄政王变为一个。此时的亲王辅政形式是摄政王多尔衮负责裁处国政、辅政叔王济尔哈朗辅理政务、议政王大臣商议国事相结合辅政模式。
经过前此短暂时间的变动，多尔衮独尊摄政王之位。以后他更加重用与己关系密切的人来巩固这个体制。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首先命诸王定议晋封多铎为辅政德豫亲王。不久，又谕内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门：“前令辅政德豫亲王、和硕郑亲王共听政务，今和硕郑亲王已经停罢，止令辅政德豫亲王与闻。凡各部院事务有应亲理者，有应辅政德豫亲王代理者，开列具奏。”多尔衮把多铎由一般的议政王提升为辅政叔王，罢退济尔哈朗，建立起其一人主摄政和多铎一人辅政，议政王大臣会议配合的模式。这种形式直到顺治六年三月因多铎死而结束。
因清廷国事日益繁多，再加上多尔衮身体有恙，他不得不放出一部分权力给其他亲王，以防止政局出现波动，这既是亲王辅政体制又一次变动，也是摄政王体制的松动。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摄政王传谕：“各部事务有不须入奏者，付和硕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办理。”由此形成多尔衮一人摄政、理政三王辅政、议政王大臣会议相配合的模式。至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死于喀喇城，摄政王体制就此终结。
顺治帝亲政时期是其填补因多尔衮死去所留下的权力真空，对辅政亲王有打有拉，以此加速统治进程，增强手中权力。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谕：“国家政务，悉以奏朕……诸王议政大臣遇紧要、重要大事，可即奏朕；其诸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顺治皇帝继续任用理政三王，同时，又恢复了济尔哈朗辅政王身份，这无疑改变了以往的亲王辅政模式，制定了新的亲王辅政形式，即在皇帝亲政的情况下，以一辅政王、理政三王、议政王大臣会议相互补充的形式。
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三理政王因未能立即奏闻英亲王阿济格私藏刀越狱之事而被“具停其理事”。至此，亲王辅政形式变为一辅政王、议政王大臣会议相结合的模式。这种亲王辅政形式虽然与顺治初年亲王摄政具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两者还是有些相似，那就是都有一个辅政亲王主持政务。随着皇权加强，顺治帝为了防止再出现一个如摄政王专权危及皇权的势力集团，于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谕内三院：“以后一应章奏悉进朕阅览，不必启知郑亲王。”刚复出不久的济尔哈朗的辅政王之位被废除，亲王辅政形式遂变为在皇帝监管下，议政王大臣会议参理国务形式。在这之后，顺治皇帝把亲兄承泽亲王硕塞、堂兄和硕简亲王济度、亲侄显亲王富绶等人递补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中。顺治十三年(1656年)，又辞退议政王大臣会议中的大学士。他采取这些措施增强了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控制力度。
康熙朝亲王辅政体制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康熙元年至八年五月；康熙八年五月至四十八年十月；康熙四十八年十月至六十一年。康熙元年至八年五月是四大臣辅政时期。顺治帝临死之际，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佐理政务。“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他们是满洲非宗室贵族，清廷确立四大臣辅政体制，这是对传统亲王辅政模式的革新。顺治帝幼年登 基而有多尔衮辅政，迨至康熙帝幼冲即位却是非宗室的四大臣辅政，为何会有如此的变化?这是因为多尔衮的摄政给顺治帝留下难以消除的阴影，为了使皇权巩固，不致使大权旁落到亲王手中，只能从上三旗中选择效忠皇帝的亲信来辅政。“四辅臣担当国事，裁决庶务，人白太后”，这就形成在孝庄太后领导下，以四大臣辅政为主兼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为辅的辅政模式。亲王辅政体制的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夺了亲王辅政的参与权力，亲王的辅政活动只局限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之中。然而，由于四辅臣处理国家事务，议政王大臣会议较少召开。
康熙朝中期(八年五月至四十八年十月)是康熙帝开始独掌大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辅佐政务，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时期。康熙八年(1668年)八月，他将“诸王贝勒之长史、闲散议政大臣具著停其议政”，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加强对辅政亲王的控制。康熙八年至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期间，国家事务繁多，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康熙朝中枢决策的重要形式，它为皇帝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其中有的建议往往左右皇帝决策的意向。在此同时，康熙皇帝重用阁臣，“凡政事有可商酌，必召阁臣面议，亲加裁决”。内阁辅佐政务的分量越来越大，渐渐成为皇帝制衡辅政亲王权力的力量。在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以后，亲王岳乐、福全、常宁相继被罢免议政，亲王傑书一死，至康熙六十一年，就不再见到有亲王参与议政。因此，康熙帝把“议政王大臣会议”重新命名为“议政大臣会议”。
康熙朝后期(四十八年十月至六十一年)是康熙帝独创辅政皇子亲王形式并发挥其佐理事务作用时期。康熙四十八年(1708年)，他“册封皇三子多罗贝勒允祉为和硕诚亲王、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稹为和硕雍亲王、皇五子多罗贝勒允祺为和硕恒亲王”。这三位皇子被封为亲王，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积极辅理皇帝处理国家政务，另一方面就是抬高他们的地位，使其成为钳制皇太子势力蔓延的力量，从而强化皇权。
康熙五十七年(1717年)十月，谕议政大臣等：“……见今正蓝旗满洲都统延信前往出兵，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著七阿哥办理。正黄旗满洲都统巴赛署理黑龙江将军事务，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著十阿哥办理。正白旗满洲都统和礼差往云南，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著十二阿哥办理。如此，则别旗各相效法，自必发愤勤事也。”康熙五十七年(1717年)，皇十四子允禵被命为抚远大将军，讨策妄阿喇布坦。康熙帝任命皇子管理旗务，让皇子领兵代已出征，排挤原来的诸王贝勒，有力地加强了皇权。内阁、议政大臣会议、九卿科道会议、御门听政等是康熙朝中枢决策几种形式，在康熙朝起着重要的作用，加之康熙帝又重用其他皇子，这就相对地减少辅政皇子亲王处理事务的数量，直到康熙帝晚年才有所改观，此时，他因身体不适，一些事务不能亲自办理，就让辅政皇子亲王代办，辅政皇子亲王的理政活动也就越来越多。
三
通过对顺康时期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演变一番介绍，再从体制内所形成的类型来透析这种制度，以便更为清楚地了解它。顺康时期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在类型上表现为多样性，按辅政亲王的名称来划分有五种类型，即摄政王型、辅政叔王型、理政三王型、议政王大臣会议型、辅政皇子亲王型。
摄政王型从崇德八年八月，顺治帝继承大统，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受命辅政，十二月，两辅政王始称摄政王，直到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死为止，存在时间近7年。摄政王型中仅有多尔衮一人，组成人员特点是：其一，摄政亲王的地位备为尊崇。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初封贝勒，天聪朝，崇德元年，封为和硕睿亲王。他深受太宗器重，如皇太极对其说：“朕之加爱于尔过于诸子弟，良马、鲜衣、美馔赉予独厚，所以如此加恩者，盖以尔勤劳国政，恪遵朕命故也。”多尔衮集太祖之子、太宗之弟、顺治帝之叔三重尊贵身份于一身。其二，摄政亲王的政治能力强。太宗朝，多尔衮经常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天聪五年，初设六部，他掌吏部事。崇德三年，皇太极征伐喀尔喀，让他留守盛京，建筑辽阳都尔弼城。太宗晚年，身体状况不佳，又因部臣不能分理政务，而令多尔衮和其他亲王一同处理事务。正由于其在太宗朝“凡所谋议，无不得参”，具有丰富的理政经验，而成为政治强手。其三，摄政亲王的辅政权力最大。摄政王是在年幼皇帝不能治理国家时出现的，因而他的代理辅政权力接近皇帝权力。
摄政王型在为清廷站稳中原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功不可没，但是这种类型却存在着隐患。由于没有对摄政王权力制约规定，多尔衮摄政既久，威权益重，“关内关外咸知有摄政王一人”，这就对皇权构成威胁。
辅政叔王型从崇德八年十二月至顺治九年五月，其中有几个月的中断，存在时间近lO年。辅政叔王先后有两人担任，一个是多尔衮的从兄“信义辅政叔王”济尔哈朗，辅政有6年多时间；另一个是多尔衮的亲弟弟“辅政叔德豫亲王”多铎，辅政只有3年多时间。组成人员特点是：其一，辅政叔王的身份地位不一般。济尔哈朗是舒尔哈齐的第五子，而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母弟。太祖时，济尔哈朗幼育宫中。初封贝勒，太宗视其“过于己子，恩并之厚，迥异众人”。崇德元年四月，封为和硕郑亲王。他是太祖之亲侄，太宗之弟，顺治帝之叔。多铎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初封贝勒。崇德元年四月，晋封为和硕豫亲王，崇德二年十月，又晋封为和硕德豫亲王。他是多尔衮的同母弟。其二，两辅政叔王在理政能力上相差甚远。当皇太极领兵出征时，济尔哈朗多次留守盛京。天聪五年七月，后金设立六部，他掌管刑部事。总的来说，其“委任特重，出则总军，人则留守”。多铎在崇德元年四月掌礼部事，崇德四年五月，又受命掌兵部。概言之：“多铎参与戎行之后，并无奇勋伟绩；凡议军国大计，也少高明之见。”显然，多铎在政治才能方面是无法与济尔哈朗相比的。其三，辅政叔王当任的原因不同。先前济尔哈朗与多尔衮一同摄政，而后被多尔衮排挤到辅政叔王之位。而多铎当任的原因是，他因曾经与亲兄英亲王阿济格一起“跪劝睿王当即大位”获宠于多尔衮，又凭着是其亲弟弟的关系，遂登上辅政叔王之位。
辅政叔王型的成员往往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而不能充分地发挥其辅政能力。济尔哈朗虽有治理才干，却因“睿亲王忌王忠诚，罢辅政叔王，改为和硕亲王”而“不令郑王预事”。一向“忠贞天挺，端亮性生，秉志精诚，夙怀英毅”的郑亲王只能在顺治帝亲政的时候做出“劻勷实多”的成绩多铎当任时间不长，因患天花病死，其辅政作用不明显。辅政叔王型是在摄政王或顺治帝的监管下进行辅政活动，这与无外在制约力量的摄政王型又是明显的不同。
理政三王型从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令敬谨亲王尼堪、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理六部事起，直到顺治八年三月止，存在时间有一年零二个月。这种类型产生与前两种类型具有显著的不同，摄政 王型是在皇帝幼龄即位无法理政时出现的，辅政叔王型是在多尔衮排除对手与团结宠亲双重情况下出现的，理政三王型则是多尔衮因政务繁多而让其他亲王分担料理六部一些事务之时出现的。组成人员特点是：其一，理政三王在身份地位上平等。他们不仅是顺治帝的平辈堂兄弟，而且理政三王爵位起点都很低，亲王爵位都是在顺治朝时晋封的。敬谨庄亲王尼堪，褚英第三子，褚英是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子。尼堪在崇德元年封为贝子，顺治元年四月封为贝勒，顺治六年又晋封为亲王。巽亲王满达海，礼烈亲王代善的第七子，代善是太祖的第二子。满达海在崇德六年封为辅国公，顺治元年封为贝子，顺治六年袭亲王爵。博洛，饶馀敏郡王阿巴泰第三子，阿巴泰是太祖的第七子。博洛在崇德元年封为贝子，顺治元年封为贝勒，顺治四年晋封为端重郡王，顺治六年又晋封为亲王。其二，理政三王理政能力参差不齐。在未成为理政三王之前，尼堪，在史料中仅见其领兵打战，没有理政经验。博洛，崇德元年任理藩院承政(承政相当于尚书，下同)，比尼堪稍有理政经验。巽亲王满达海，在崇德八年八月任都察院承政。顺治元年，他上书给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为了及时教育年幼的顺治帝，以使其将来具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建议要“宜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讲论，以资启沃”，同时，又劝谏二王佐理几务时，“凡大小事宜当躬身自裁决，以防谗言之人，则忠正之道得矣。”从他的从政经历及向二王的建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完全具备理政能力，这是尼堪和博洛所不及的。
理政三王型，是满洲贵族进入中原后首次出现的同一辈分亲王的组合类型，既不同于单人式摄政王型，也不同于更替式辅政叔王型。理政三王型的职掌范围既不同于摄政王型的代天摄政治理朝廷几乎一切政务，也不同于辅政叔王处理国家一般政务，它仅限于六部的一些不需奏请的平常事务。
议政王大臣会议型产生于太宗朝，经历顺治朝，从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六十一年，因为没有亲王的存在而名之日“议政大臣会议”，以后虽有亲王参加，但其作用不同于顺康时期，到乾隆五十六年时，因有名无实而被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类型在亲王辅政类型中存在的时间最长，也是一个与入关后出现的组合式理政三王型不同的人数众多的传统议政组合模式。组成人员特点是：其一，议政亲王在身份地位上显示出浓厚的血亲关系。顺治朝，在议政王大臣会议里是长辈的亲王有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平辈的有太宗第五子承泽亲王硕塞、太宗长子和硕肃亲王豪格，他们是顺治帝的同父不同母的兄弟。济尔哈朗次子和硕简亲王济度、阿巴泰第四子安亲王岳乐，他们是顺治帝堂兄；是晚辈的有原封巽亲王满达海第一子和硕巽亲王常阿岱、豪格第四子和硕亲王富绶。康熙朝，和硕恭亲王常宁，世祖子，是康熙帝之弟；和硕裕亲王福全，世祖长子，是康熙帝之兄；和硕康亲王傑书，代善之孙，满达海之子，是康熙之堂兄。其二，议政亲王辅政能力随时闾呈递减式变化。入关之初，辅政亲王的理政能力最强，以后的辅政亲王的理政能力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议政亲王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型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是宗室诸兄弟子侄，其中，有的人身份复杂，如济尔哈朗和多铎兼有辅政叔王身份，尼堪、满达海、博洛都兼有理事王身份。议政王大臣会议是亲王辅政体制类型中的主要类型，最明确地体现出满族政权的“家国同构”的政治特点。国家的重大军政务都必须经过它议定，地位崇高而享有“国议”之称。议事时，议政王大臣往往与其他机构合议，如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会议；议政王大臣、詹事、九卿、科道会议；议政王大臣、与有关部院会议、科道会议，等等。
辅政皇子亲王型从康熙四十八年，封皇三子允祉为和硕诚亲王，皇四子胤稹为和硕雍亲王、皇五子允祺为和硕恒亲王起，直到雍正帝即位，存在有十三年多时间。组成人员特点是：其一，辅政皇子亲王的身份地位特殊。他们是皇子，其身份就比前几种类型的辅政亲王尊贵，与皇帝的血缘关系最亲近。其二，辅政皇子亲王的理政事务有限。皇三子允祉，参加的政务活动有：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偕皇太子诣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行宫”；康熙三十一年，阙里孔庙建成，与皇四子前往拜祭；康熙四十三年，勘察三门底柱等。皇四子胤稹，参加的政务活动有：康熙三十二年祭孔；康熙三十五年二月，随父征噶尔丹；康熙四十七年十月，看守皇太子等。皇五子允祺，参与政务不多，理政经验很少。他们理政能力不强主要是由于康熙帝全心全力地培养皇太子胤扔所致。康熙帝让皇太子多参与政务，以此锻炼其理政能力。这样一来，三位辅政皇子亲王参与政治活动自然少了，其理政能力也就不如皇太子。
辅政皇子亲王型是在前几种类型都结束后出现的，作为唯一的亲王辅政形式存在，不同于摄政王型、辅政叔王型、理政三王型、议政王大臣会议型之中有几种同时并存的状态。辅政皇子亲王型的具体运作也不同于前几种亲王辅政类型。摄政王型、辅政叔王型、理政三王型、议政王大臣会议型都有明确的管辖范围，它们属于固定化辅政模式，相对而言，辅政皇子亲王型表现为流动性，没有既定职掌范围，辅政皇子亲王要随时待命，听从皇帝的调遣选派，以此辅佐皇帝处理国事。
由上可见，各种类型虽存在的时间或长或短，但它们都是皇权政治在不同情况下的产物。五种亲王辅政类型，恰恰体现了清代开国所遵循的“从来国家政务，唯宗室协理”的原则，也是一直奉行“笃厚宗亲”政策的落实，突出反映了满族自身的优越性和权力独享性的特征。亲王皆是太祖、太宗子孙，他们成为皇帝的依赖群体，共同组成权力的中心集团。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紧密结合，这又是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一个显现。
顺康时期是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时期，它具有特殊的意义。清王朝问鼎中原，随着其统治地域的拓展，民族成分的复杂，社会问题的增多，清廷统治者调整亲王辅政体制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个阶段围绕皇权的集中而发生变化，明确地体现君主专制的理念。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时期既是入关前的总结，也是探索与调整其体制内不合理之处以符合统治需要的重要阶段。
[责任编辑 倪金荣]
[关键词]顺康时期，亲王辅政体制，类型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6—0037—05
清代亲王辅政体制是清廷统治者为了让亲王成为维护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的支持力量所制定的一种制度，亲王或以非衙门官员佐理政务，如摄政王；或以具有议政职能衙门官员佐理，如议政王大臣会议中的议政王；或以在衙门中职务上辅助，如军机处任职亲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亲王等。目前学界关于亲王辅理政务方面的研究还较稀见，在一些论著中也缺少以“亲王辅政体制”为专题的学术成果，因而对此进行探讨无疑是有意义的。顺康时期是清代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时期，在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笔者拟以顺康时期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为题，对当时亲王辅政体制的发展演变、亲王辅政类型等问题加以探讨，以求正于清史研究同仁。
一
顺康时期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在人关前就有迹可寻。天命六年(1621年)二月，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具令直月贝勒掌理。”所谓四大贝勒，是太祖的次子代善、侄子阿敏(舒尔哈齐的次子)、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他们在《满洲实录》里也被称为大王、二王、三王、四王。四大贝勒按月理政，这就开启亲王辅政之端。四大贝勒理政，辅助汗王治理后金国事。这样，努尔哈赤就从依靠异姓大臣而转向自己的子侄辈。
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努尔哈赤建立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体制”，赋予它议政与择“汗”之权。太祖死后，选皇太极为汗王，正是八王具有裁处国政权力的体现。此时，八王共议国政还不是纯粹的辅政形式。
皇太极一上来就加紧集中权力，亲王辅政形式多被其改变。天聪三年(1629年)，他废除四大贝勒按月分直的制度，以后又把八王共理国政政体改造为中枢决策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以满洲亲王为主体，在皇太极控制下商议国家重要事务。崇德七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建立了在其控制下由几位亲王处理事务的辅助形式。太宗一死，在新君嗣位问题上，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一次彰显择君权力，然而，其辅政色彩却变得黯淡些。
总之，太祖、太宗两朝的亲王辅政形式旋立旋废，即改即革，亲王辅政样式中又掺杂裁处国政权力，从而使亲王辅政体制在此时期处于萌芽状态，进而为顺康时期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二
顺治朝亲王辅政体制演变可分为两个时期：多尔衮摄政时期和顺治帝亲政时期。多尔衮摄政时期是亲王辅政特殊形式摄政制，经历确立、巩固、终止三个阶段。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福临继位，诸王贝勒公议确立两亲王济尔哈朗、多尔衮辅理国政。这是在顺治帝年幼不能治理国家的情况下，而采取的一种辅政形式，它标志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其后辅政亲王又改称为摄政王。两摄政王之间并不和睦。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初十，济尔哈朗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谕：“嗣后凡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SE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宜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照前例行。”这个决定的颁布，意味着原来的辅政体制发生内在的变化，即由两摄政王平等共理政务转变为摄政王理政有先后。随后，又由两个摄政王变为一个。此时的亲王辅政形式是摄政王多尔衮负责裁处国政、辅政叔王济尔哈朗辅理政务、议政王大臣商议国事相结合辅政模式。
经过前此短暂时间的变动，多尔衮独尊摄政王之位。以后他更加重用与己关系密切的人来巩固这个体制。顺治四年(1647年)七月，首先命诸王定议晋封多铎为辅政德豫亲王。不久，又谕内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衙门：“前令辅政德豫亲王、和硕郑亲王共听政务，今和硕郑亲王已经停罢，止令辅政德豫亲王与闻。凡各部院事务有应亲理者，有应辅政德豫亲王代理者，开列具奏。”多尔衮把多铎由一般的议政王提升为辅政叔王，罢退济尔哈朗，建立起其一人主摄政和多铎一人辅政，议政王大臣会议配合的模式。这种形式直到顺治六年三月因多铎死而结束。
因清廷国事日益繁多，再加上多尔衮身体有恙，他不得不放出一部分权力给其他亲王，以防止政局出现波动，这既是亲王辅政体制又一次变动，也是摄政王体制的松动。顺治七年(1650年)二月，摄政王传谕：“各部事务有不须入奏者，付和硕巽亲王、端重亲王、敬谨亲王办理。”由此形成多尔衮一人摄政、理政三王辅政、议政王大臣会议相配合的模式。至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死于喀喇城，摄政王体制就此终结。
顺治帝亲政时期是其填补因多尔衮死去所留下的权力真空，对辅政亲王有打有拉，以此加速统治进程，增强手中权力。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谕：“国家政务，悉以奏朕……诸王议政大臣遇紧要、重要大事，可即奏朕；其诸细务，令理政三王理之。”顺治皇帝继续任用理政三王，同时，又恢复了济尔哈朗辅政王身份，这无疑改变了以往的亲王辅政模式，制定了新的亲王辅政形式，即在皇帝亲政的情况下，以一辅政王、理政三王、议政王大臣会议相互补充的形式。
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三理政王因未能立即奏闻英亲王阿济格私藏刀越狱之事而被“具停其理事”。至此，亲王辅政形式变为一辅政王、议政王大臣会议相结合的模式。这种亲王辅政形式虽然与顺治初年亲王摄政具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两者还是有些相似，那就是都有一个辅政亲王主持政务。随着皇权加强，顺治帝为了防止再出现一个如摄政王专权危及皇权的势力集团，于顺治九年(1652年)正月，谕内三院：“以后一应章奏悉进朕阅览，不必启知郑亲王。”刚复出不久的济尔哈朗的辅政王之位被废除，亲王辅政形式遂变为在皇帝监管下，议政王大臣会议参理国务形式。在这之后，顺治皇帝把亲兄承泽亲王硕塞、堂兄和硕简亲王济度、亲侄显亲王富绶等人递补到议政王大臣会议中。顺治十三年(1656年)，又辞退议政王大臣会议中的大学士。他采取这些措施增强了对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控制力度。
康熙朝亲王辅政体制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康熙元年至八年五月；康熙八年五月至四十八年十月；康熙四十八年十月至六十一年。康熙元年至八年五月是四大臣辅政时期。顺治帝临死之际，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佐理政务。“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他们是满洲非宗室贵族，清廷确立四大臣辅政体制，这是对传统亲王辅政模式的革新。顺治帝幼年登 基而有多尔衮辅政，迨至康熙帝幼冲即位却是非宗室的四大臣辅政，为何会有如此的变化?这是因为多尔衮的摄政给顺治帝留下难以消除的阴影，为了使皇权巩固，不致使大权旁落到亲王手中，只能从上三旗中选择效忠皇帝的亲信来辅政。“四辅臣担当国事，裁决庶务，人白太后”，这就形成在孝庄太后领导下，以四大臣辅政为主兼以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为辅的辅政模式。亲王辅政体制的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夺了亲王辅政的参与权力，亲王的辅政活动只局限在议政王大臣会议之中。然而，由于四辅臣处理国家事务，议政王大臣会议较少召开。
康熙朝中期(八年五月至四十八年十月)是康熙帝开始独掌大权，利用议政王大臣会议辅佐政务，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时期。康熙八年(1668年)八月，他将“诸王贝勒之长史、闲散议政大臣具著停其议政”，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加强对辅政亲王的控制。康熙八年至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期间，国家事务繁多，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康熙朝中枢决策的重要形式，它为皇帝提供一些参考性意见，其中有的建议往往左右皇帝决策的意向。在此同时，康熙皇帝重用阁臣，“凡政事有可商酌，必召阁臣面议，亲加裁决”。内阁辅佐政务的分量越来越大，渐渐成为皇帝制衡辅政亲王权力的力量。在康熙二十四年(1684年)以后，亲王岳乐、福全、常宁相继被罢免议政，亲王傑书一死，至康熙六十一年，就不再见到有亲王参与议政。因此，康熙帝把“议政王大臣会议”重新命名为“议政大臣会议”。
康熙朝后期(四十八年十月至六十一年)是康熙帝独创辅政皇子亲王形式并发挥其佐理事务作用时期。康熙四十八年(1708年)，他“册封皇三子多罗贝勒允祉为和硕诚亲王、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稹为和硕雍亲王、皇五子多罗贝勒允祺为和硕恒亲王”。这三位皇子被封为亲王，一方面是为了让他们积极辅理皇帝处理国家政务，另一方面就是抬高他们的地位，使其成为钳制皇太子势力蔓延的力量，从而强化皇权。
康熙五十七年(1717年)十月，谕议政大臣等：“……见今正蓝旗满洲都统延信前往出兵，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著七阿哥办理。正黄旗满洲都统巴赛署理黑龙江将军事务，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著十阿哥办理。正白旗满洲都统和礼差往云南，其满洲、蒙古、汉军三旗之事，著十二阿哥办理。如此，则别旗各相效法，自必发愤勤事也。”康熙五十七年(1717年)，皇十四子允禵被命为抚远大将军，讨策妄阿喇布坦。康熙帝任命皇子管理旗务，让皇子领兵代已出征，排挤原来的诸王贝勒，有力地加强了皇权。内阁、议政大臣会议、九卿科道会议、御门听政等是康熙朝中枢决策几种形式，在康熙朝起着重要的作用，加之康熙帝又重用其他皇子，这就相对地减少辅政皇子亲王处理事务的数量，直到康熙帝晚年才有所改观，此时，他因身体不适，一些事务不能亲自办理，就让辅政皇子亲王代办，辅政皇子亲王的理政活动也就越来越多。
三
通过对顺康时期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演变一番介绍，再从体制内所形成的类型来透析这种制度，以便更为清楚地了解它。顺康时期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在类型上表现为多样性，按辅政亲王的名称来划分有五种类型，即摄政王型、辅政叔王型、理政三王型、议政王大臣会议型、辅政皇子亲王型。
摄政王型从崇德八年八月，顺治帝继承大统，济尔哈朗和多尔衮受命辅政，十二月，两辅政王始称摄政王，直到顺治七年十一月多尔衮死为止，存在时间近7年。摄政王型中仅有多尔衮一人，组成人员特点是：其一，摄政亲王的地位备为尊崇。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初封贝勒，天聪朝，崇德元年，封为和硕睿亲王。他深受太宗器重，如皇太极对其说：“朕之加爱于尔过于诸子弟，良马、鲜衣、美馔赉予独厚，所以如此加恩者，盖以尔勤劳国政，恪遵朕命故也。”多尔衮集太祖之子、太宗之弟、顺治帝之叔三重尊贵身份于一身。其二，摄政亲王的政治能力强。太宗朝，多尔衮经常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天聪五年，初设六部，他掌吏部事。崇德三年，皇太极征伐喀尔喀，让他留守盛京，建筑辽阳都尔弼城。太宗晚年，身体状况不佳，又因部臣不能分理政务，而令多尔衮和其他亲王一同处理事务。正由于其在太宗朝“凡所谋议，无不得参”，具有丰富的理政经验，而成为政治强手。其三，摄政亲王的辅政权力最大。摄政王是在年幼皇帝不能治理国家时出现的，因而他的代理辅政权力接近皇帝权力。
摄政王型在为清廷站稳中原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功不可没，但是这种类型却存在着隐患。由于没有对摄政王权力制约规定，多尔衮摄政既久，威权益重，“关内关外咸知有摄政王一人”，这就对皇权构成威胁。
辅政叔王型从崇德八年十二月至顺治九年五月，其中有几个月的中断，存在时间近lO年。辅政叔王先后有两人担任，一个是多尔衮的从兄“信义辅政叔王”济尔哈朗，辅政有6年多时间；另一个是多尔衮的亲弟弟“辅政叔德豫亲王”多铎，辅政只有3年多时间。组成人员特点是：其一，辅政叔王的身份地位不一般。济尔哈朗是舒尔哈齐的第五子，而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母弟。太祖时，济尔哈朗幼育宫中。初封贝勒，太宗视其“过于己子，恩并之厚，迥异众人”。崇德元年四月，封为和硕郑亲王。他是太祖之亲侄，太宗之弟，顺治帝之叔。多铎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初封贝勒。崇德元年四月，晋封为和硕豫亲王，崇德二年十月，又晋封为和硕德豫亲王。他是多尔衮的同母弟。其二，两辅政叔王在理政能力上相差甚远。当皇太极领兵出征时，济尔哈朗多次留守盛京。天聪五年七月，后金设立六部，他掌管刑部事。总的来说，其“委任特重，出则总军，人则留守”。多铎在崇德元年四月掌礼部事，崇德四年五月，又受命掌兵部。概言之：“多铎参与戎行之后，并无奇勋伟绩；凡议军国大计，也少高明之见。”显然，多铎在政治才能方面是无法与济尔哈朗相比的。其三，辅政叔王当任的原因不同。先前济尔哈朗与多尔衮一同摄政，而后被多尔衮排挤到辅政叔王之位。而多铎当任的原因是，他因曾经与亲兄英亲王阿济格一起“跪劝睿王当即大位”获宠于多尔衮，又凭着是其亲弟弟的关系，遂登上辅政叔王之位。
辅政叔王型的成员往往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而不能充分地发挥其辅政能力。济尔哈朗虽有治理才干，却因“睿亲王忌王忠诚，罢辅政叔王，改为和硕亲王”而“不令郑王预事”。一向“忠贞天挺，端亮性生，秉志精诚，夙怀英毅”的郑亲王只能在顺治帝亲政的时候做出“劻勷实多”的成绩多铎当任时间不长，因患天花病死，其辅政作用不明显。辅政叔王型是在摄政王或顺治帝的监管下进行辅政活动，这与无外在制约力量的摄政王型又是明显的不同。
理政三王型从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令敬谨亲王尼堪、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理六部事起，直到顺治八年三月止，存在时间有一年零二个月。这种类型产生与前两种类型具有显著的不同，摄政 王型是在皇帝幼龄即位无法理政时出现的，辅政叔王型是在多尔衮排除对手与团结宠亲双重情况下出现的，理政三王型则是多尔衮因政务繁多而让其他亲王分担料理六部一些事务之时出现的。组成人员特点是：其一，理政三王在身份地位上平等。他们不仅是顺治帝的平辈堂兄弟，而且理政三王爵位起点都很低，亲王爵位都是在顺治朝时晋封的。敬谨庄亲王尼堪，褚英第三子，褚英是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子。尼堪在崇德元年封为贝子，顺治元年四月封为贝勒，顺治六年又晋封为亲王。巽亲王满达海，礼烈亲王代善的第七子，代善是太祖的第二子。满达海在崇德六年封为辅国公，顺治元年封为贝子，顺治六年袭亲王爵。博洛，饶馀敏郡王阿巴泰第三子，阿巴泰是太祖的第七子。博洛在崇德元年封为贝子，顺治元年封为贝勒，顺治四年晋封为端重郡王，顺治六年又晋封为亲王。其二，理政三王理政能力参差不齐。在未成为理政三王之前，尼堪，在史料中仅见其领兵打战，没有理政经验。博洛，崇德元年任理藩院承政(承政相当于尚书，下同)，比尼堪稍有理政经验。巽亲王满达海，在崇德八年八月任都察院承政。顺治元年，他上书给多尔衮和济尔哈朗，为了及时教育年幼的顺治帝，以使其将来具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建议要“宜慎选博学、明经之端人、正士置诸左右，朝夕讲论，以资启沃”，同时，又劝谏二王佐理几务时，“凡大小事宜当躬身自裁决，以防谗言之人，则忠正之道得矣。”从他的从政经历及向二王的建言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完全具备理政能力，这是尼堪和博洛所不及的。
理政三王型，是满洲贵族进入中原后首次出现的同一辈分亲王的组合类型，既不同于单人式摄政王型，也不同于更替式辅政叔王型。理政三王型的职掌范围既不同于摄政王型的代天摄政治理朝廷几乎一切政务，也不同于辅政叔王处理国家一般政务，它仅限于六部的一些不需奏请的平常事务。
议政王大臣会议型产生于太宗朝，经历顺治朝，从康熙二十三年至康熙六十一年，因为没有亲王的存在而名之日“议政大臣会议”，以后虽有亲王参加，但其作用不同于顺康时期，到乾隆五十六年时，因有名无实而被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类型在亲王辅政类型中存在的时间最长，也是一个与入关后出现的组合式理政三王型不同的人数众多的传统议政组合模式。组成人员特点是：其一，议政亲王在身份地位上显示出浓厚的血亲关系。顺治朝，在议政王大臣会议里是长辈的亲王有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平辈的有太宗第五子承泽亲王硕塞、太宗长子和硕肃亲王豪格，他们是顺治帝的同父不同母的兄弟。济尔哈朗次子和硕简亲王济度、阿巴泰第四子安亲王岳乐，他们是顺治帝堂兄；是晚辈的有原封巽亲王满达海第一子和硕巽亲王常阿岱、豪格第四子和硕亲王富绶。康熙朝，和硕恭亲王常宁，世祖子，是康熙帝之弟；和硕裕亲王福全，世祖长子，是康熙帝之兄；和硕康亲王傑书，代善之孙，满达海之子，是康熙之堂兄。其二，议政亲王辅政能力随时闾呈递减式变化。入关之初，辅政亲王的理政能力最强，以后的辅政亲王的理政能力就一代不如一代了。
议政亲王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型的主要成员，他们都是宗室诸兄弟子侄，其中，有的人身份复杂，如济尔哈朗和多铎兼有辅政叔王身份，尼堪、满达海、博洛都兼有理事王身份。议政王大臣会议是亲王辅政体制类型中的主要类型，最明确地体现出满族政权的“家国同构”的政治特点。国家的重大军政务都必须经过它议定，地位崇高而享有“国议”之称。议事时，议政王大臣往往与其他机构合议，如议政王大臣、大学士会议；议政王大臣、詹事、九卿、科道会议；议政王大臣、与有关部院会议、科道会议，等等。
辅政皇子亲王型从康熙四十八年，封皇三子允祉为和硕诚亲王，皇四子胤稹为和硕雍亲王、皇五子允祺为和硕恒亲王起，直到雍正帝即位，存在有十三年多时间。组成人员特点是：其一，辅政皇子亲王的身份地位特殊。他们是皇子，其身份就比前几种类型的辅政亲王尊贵，与皇帝的血缘关系最亲近。其二，辅政皇子亲王的理政事务有限。皇三子允祉，参加的政务活动有：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偕皇太子诣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行宫”；康熙三十一年，阙里孔庙建成，与皇四子前往拜祭；康熙四十三年，勘察三门底柱等。皇四子胤稹，参加的政务活动有：康熙三十二年祭孔；康熙三十五年二月，随父征噶尔丹；康熙四十七年十月，看守皇太子等。皇五子允祺，参与政务不多，理政经验很少。他们理政能力不强主要是由于康熙帝全心全力地培养皇太子胤扔所致。康熙帝让皇太子多参与政务，以此锻炼其理政能力。这样一来，三位辅政皇子亲王参与政治活动自然少了，其理政能力也就不如皇太子。
辅政皇子亲王型是在前几种类型都结束后出现的，作为唯一的亲王辅政形式存在，不同于摄政王型、辅政叔王型、理政三王型、议政王大臣会议型之中有几种同时并存的状态。辅政皇子亲王型的具体运作也不同于前几种亲王辅政类型。摄政王型、辅政叔王型、理政三王型、议政王大臣会议型都有明确的管辖范围，它们属于固定化辅政模式，相对而言，辅政皇子亲王型表现为流动性，没有既定职掌范围，辅政皇子亲王要随时待命，听从皇帝的调遣选派，以此辅佐皇帝处理国事。
由上可见，各种类型虽存在的时间或长或短，但它们都是皇权政治在不同情况下的产物。五种亲王辅政类型，恰恰体现了清代开国所遵循的“从来国家政务，唯宗室协理”的原则，也是一直奉行“笃厚宗亲”政策的落实，突出反映了满族自身的优越性和权力独享性的特征。亲王皆是太祖、太宗子孙，他们成为皇帝的依赖群体，共同组成权力的中心集团。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紧密结合，这又是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制度的一个显现。
顺康时期是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时期，它具有特殊的意义。清王朝问鼎中原，随着其统治地域的拓展，民族成分的复杂，社会问题的增多，清廷统治者调整亲王辅政体制以适应时代的变化。这个阶段围绕皇权的集中而发生变化，明确地体现君主专制的理念。亲王辅政体制的形成时期既是入关前的总结，也是探索与调整其体制内不合理之处以符合统治需要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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