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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普、惠誉、穆迪等评级机构陆续将日本主权债务评级下调，可以说是将日本公共债务问题上的积尘吹散，让大家再一次看到了早已摆上了桌面、早就该引起日本政界足够重视的公共债务问题。然而，日本公共债务历时长久，形成了今天积重难返的局面，是否能够找到很好的解决办法，确实让人有足够的理由表示担忧。
日本公债积累的四个阶段及深层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公共债务形成今日之局面，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时，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涉及日本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综合现象。回顾日本公共债务的积累，要从财政赤字着眼。战后，日本大部分时间都保持财政赤字。总体上，可以把日本公共债务的积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这一时期，战后重建、经济高速增长等因素是导致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一时期的财政赤字占GDP比相对较低，平均在4.0%以下，很少有超过4.0%，最高的时候也只有4.8%(1961年)。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提出了“列岛改造计划”。虽然这一计划由于田中角荣下台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没有得到执行，但该计划涉及的并不是田中角荣个人的想法，而是日本的现实需要。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日本的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全国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落后。“列岛改造计划”虽然没有得到执行，但其核心思想却被日本各界所接受，可以视为是日本积极财政政策的开端。整个20世纪70-80年代，日本都在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1960年，日本全年的公共设施投资只有4.8万亿日元，而到1970年已经达到25.1万日元，到1980年和1990年分别达到113.0万亿日元和185.7万亿日元。在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公共设施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金融危机之前。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政府错误判断宏观经济的趋势，认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只是短期现象，日本经济会很快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因此大规模加大财政投入，期待经济渡过“短暂”的难关，但事与愿违，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巨额的财政投入导致了日本债务余额在这一时期快速增长，形成了今日之局面。
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危机之后。在金融危机之前，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反思巨额债务的问题，并开始减少公债的发行。然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因为日本是“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因此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接连出台刺激方案，增加了公债的发行。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单纯从上述几个阶段来看日本的公共债务，离问题的实质还相距甚远。从深层原因上看，日本的公共债务之所以积重难返，有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首先，从社会层面来看，日本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结构有“高龄少子”的特点。受此影响，各种公共支出不断增长，而财政收入却是不断下滑的。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与日本的社会结构也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人口老化和日本极其保守的移民政策，导致日本的劳动力供应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日本就一直存在这个问题，根据国际经验，移民可以说是缓解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日本政府和国民都极其避讳谈论这一问题，在移民政策上也相当保守。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日元升值等原因，不断逼迫国内的制造产能外移，导致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也是导致税收下降的重要原因。最后，从政治层面来看，这也有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是日本大产业的代表，向来重视保护大产业的利益，新近上台的民主党虽然重视底层民众利益，但执政能力却不尽人意。再加上日本政治历来有世袭的传统，导致了日本政府对产业利益和地方利益的保护重于对财政安全的重视，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盘而忽视财政安全状况，任由事态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对于穆迪的调降，市场反应缘何冷淡
各大评级机构有许多的理由调低日本的主权信用评级，而无需更多的解释。2010年，日本的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为225.8%，比排名第二位的圣基茨和尼维斯高出40.8个百分点，同时，比已经出现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如希腊）高出81.8个百分点。
对于穆迪的调降，市场反应相当冷淡，日经指数在8月24日小幅下降之后，第二天基本上收复所有失地。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市场已经形成了预期。市场对于日本的债务状况早已熟悉，而且对评级下调有所准备。穆迪很早就发布了可能下调日本信用评级的预告，而且，在穆迪下调日本的主权评级之前，穆迪对日本的评级本身就比标普和惠誉高一个级别，因此，下调一级并保持与标普和惠誉一致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第二，穆迪对日本的主权评级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金融市场上，AAA和非AAA的区别是质的，投资级和非投资级的区别也是质的，如果评级了“质”的变化，受投资策略的约束，有些投资机构（如养老基金）将随评级进行调整，从而对金融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从Aa2调到Aa3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日本的主权评级仍然处于“优良”一档，因此，金融市场不可能出现过多的反应。
第三，日本公共债务持有者结构。和美国不同，日本公共债务的主要持有者是国内投资者，国外投资者仅占4.8%，大部分国债都为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持有，这四个部门持有的国债占所有国债的87.4%。因此，调低日本的主权信用评级，对于海外投资者影响比较小。
最需要的是政治决心、经济景气和财政结构改革
对于日本公共债务问题的解决，相信市场和日本民众所抱有的信心已经消失殆尽，由于其复杂的成因，该问题要得到解决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如果举措得当，在短期内缓解日本的债务状况，却是很有可能的。最需要的是政治决心、经济景气和财政结构改革，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要给日本政府更大的压力。只有在更大压力的情况下，才能改变日本国内脱离民众利益追求集团利益的政治风气，才能改变日本目前“温水煮青蛙”的现状。最好是出现个别地方政府破产或者其他与债务相关的状况，在媒体上形成要求政府果断处理债务问题的气候。不过这很难实现——因为中央政府的债务状况要比地方政府严重，在地方政府破产之前，中央政府早就破产了，同时，日本的大众媒体也受政治派别的影响较深。目前可以期待的是，通过G20等机制给予更多的外部约束，限制日本债务问题继续恶化。
其次，日本经济景气不可或缺。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前，日本政府推出了“新成长战略”并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可以说是在正确的路上走了一小步。不幸的是，东日本大地震完全转移了日本政治的视线，而且对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旅游业原本是日本“新成长战略”中提振日本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
要想使日本经济走出低迷，必须从劳动力市场着手，开放劳动力市场，降低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使得日本国内的制造业恢复竞争力。在新兴市场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如果日本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措施得当，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再次，财政结构改革必不可少。财政结构改革是日本改善财政状况的重要内容，也是触及日本政经结构的要害领域。需要重新界定政府投资的范围，将一些对经济效率影响小、可以民营化的半公共品投资（比如电力），划归到私人部门进行投资和经营，减少公共财政对准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
日本公债积累的四个阶段及深层原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日本公共债务形成今日之局面，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同时，也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现象，而是一个涉及日本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综合现象。回顾日本公共债务的积累，要从财政赤字着眼。战后，日本大部分时间都保持财政赤字。总体上，可以把日本公共债务的积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在这一时期，战后重建、经济高速增长等因素是导致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一时期的财政赤字占GDP比相对较低，平均在4.0%以下，很少有超过4.0%，最高的时候也只有4.8%(1961年)。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提出了“列岛改造计划”。虽然这一计划由于田中角荣下台以及通货膨胀等原因没有得到执行，但该计划涉及的并不是田中角荣个人的想法，而是日本的现实需要。在经历高速增长之后，日本的基础设施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全国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还很落后。“列岛改造计划”虽然没有得到执行，但其核心思想却被日本各界所接受，可以视为是日本积极财政政策的开端。整个20世纪70-80年代，日本都在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在1960年，日本全年的公共设施投资只有4.8万亿日元，而到1970年已经达到25.1万日元，到1980年和1990年分别达到113.0万亿日元和185.7万亿日元。在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前，公共设施投资一直保持快速增长。
第三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金融危机之前。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政府错误判断宏观经济的趋势，认为房地产泡沫破灭只是短期现象，日本经济会很快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因此大规模加大财政投入，期待经济渡过“短暂”的难关，但事与愿违，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巨额的财政投入导致了日本债务余额在这一时期快速增长，形成了今日之局面。
第四个阶段是金融危机之后。在金融危机之前，日本政府已经开始反思巨额债务的问题，并开始减少公债的发行。然而，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经济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因为日本是“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因此受到的冲击更为严重。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接连出台刺激方案，增加了公债的发行。
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单纯从上述几个阶段来看日本的公共债务，离问题的实质还相距甚远。从深层原因上看，日本的公共债务之所以积重难返，有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多方面复杂的原因。首先，从社会层面来看，日本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结构有“高龄少子”的特点。受此影响，各种公共支出不断增长，而财政收入却是不断下滑的。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与日本的社会结构也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人口老化和日本极其保守的移民政策，导致日本的劳动力供应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高速经济增长之后，日本就一直存在这个问题，根据国际经验，移民可以说是缓解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日本政府和国民都极其避讳谈论这一问题，在移民政策上也相当保守。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日元升值等原因，不断逼迫国内的制造产能外移，导致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也是导致税收下降的重要原因。最后，从政治层面来看，这也有可能是最为重要的原因。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是日本大产业的代表，向来重视保护大产业的利益，新近上台的民主党虽然重视底层民众利益，但执政能力却不尽人意。再加上日本政治历来有世袭的传统，导致了日本政府对产业利益和地方利益的保护重于对财政安全的重视，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盘而忽视财政安全状况，任由事态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对于穆迪的调降，市场反应缘何冷淡
各大评级机构有许多的理由调低日本的主权信用评级，而无需更多的解释。2010年，日本的公共债务余额占GDP比为225.8%，比排名第二位的圣基茨和尼维斯高出40.8个百分点，同时，比已经出现债务危机的欧洲国家（如希腊）高出81.8个百分点。
对于穆迪的调降，市场反应相当冷淡，日经指数在8月24日小幅下降之后，第二天基本上收复所有失地。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市场已经形成了预期。市场对于日本的债务状况早已熟悉，而且对评级下调有所准备。穆迪很早就发布了可能下调日本信用评级的预告，而且，在穆迪下调日本的主权评级之前，穆迪对日本的评级本身就比标普和惠誉高一个级别，因此，下调一级并保持与标普和惠誉一致也是相当自然的事情。
第二，穆迪对日本的主权评级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金融市场上，AAA和非AAA的区别是质的，投资级和非投资级的区别也是质的，如果评级了“质”的变化，受投资策略的约束，有些投资机构（如养老基金）将随评级进行调整，从而对金融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而从Aa2调到Aa3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日本的主权评级仍然处于“优良”一档，因此，金融市场不可能出现过多的反应。
第三，日本公共债务持有者结构。和美国不同，日本公共债务的主要持有者是国内投资者，国外投资者仅占4.8%，大部分国债都为日本中央银行、日本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持有，这四个部门持有的国债占所有国债的87.4%。因此，调低日本的主权信用评级，对于海外投资者影响比较小。
最需要的是政治决心、经济景气和财政结构改革
对于日本公共债务问题的解决，相信市场和日本民众所抱有的信心已经消失殆尽，由于其复杂的成因，该问题要得到解决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如果举措得当，在短期内缓解日本的债务状况，却是很有可能的。最需要的是政治决心、经济景气和财政结构改革，三者缺一不可。
首先，要给日本政府更大的压力。只有在更大压力的情况下，才能改变日本国内脱离民众利益追求集团利益的政治风气，才能改变日本目前“温水煮青蛙”的现状。最好是出现个别地方政府破产或者其他与债务相关的状况，在媒体上形成要求政府果断处理债务问题的气候。不过这很难实现——因为中央政府的债务状况要比地方政府严重，在地方政府破产之前，中央政府早就破产了，同时，日本的大众媒体也受政治派别的影响较深。目前可以期待的是，通过G20等机制给予更多的外部约束，限制日本债务问题继续恶化。
其次，日本经济景气不可或缺。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前，日本政府推出了“新成长战略”并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可以说是在正确的路上走了一小步。不幸的是，东日本大地震完全转移了日本政治的视线，而且对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旅游业原本是日本“新成长战略”中提振日本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
要想使日本经济走出低迷，必须从劳动力市场着手，开放劳动力市场，降低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使得日本国内的制造业恢复竞争力。在新兴市场国家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如果日本对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措施得当，将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再次，财政结构改革必不可少。财政结构改革是日本改善财政状况的重要内容，也是触及日本政经结构的要害领域。需要重新界定政府投资的范围，将一些对经济效率影响小、可以民营化的半公共品投资（比如电力），划归到私人部门进行投资和经营，减少公共财政对准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