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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当李济深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美国政府都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李济深居然能在重重监视之下从香港来到北京,更没有想到他居然还能登上天安门城楼。
今年是李济深先生诞辰125周年。6月25日上午9时,在解放后与李济深相处时间最长的六女儿李筱桐的家中,这位老人指着家中一柜子的孙中山像,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辈子,我们家都信仰三民主义。”
李济深,这位身份特殊的国民党元老,这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这位被毛泽东在信中称为“兄”的人,从投身辛亥革命到筹建黄埔军校,从反蒋抗日到成立民革,从北上参加新政协到成为开国副主席,国家的统一和民主成为贯穿他生命始终的红线。
联共抗日反蒋
在国民党中,李济深是位特殊人物,不是因为他功高位重,而是因为他曾三次被蒋介石永久开除国民党党籍。
对于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李筱桐说:“蒋介石对我爸爸是又敬又恨。”蒋介石敬的是李济深刚正不阿的人品,恨的是李济深“处处与蒋作对”。
1928年,李济深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并致力于调停蒋桂矛盾。但因为蒋桂关系的恶化,蒋介石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他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九·一八”事变后,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释放李济深,并恢复其国民党党籍。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曾应前线抗敌的第十九路军要求,建议国民政府调在关外进行抗日的东北义勇军赴淞沪前线作战,“军事委员会都通过了,蒋介石就是不准。蒋介石说要‘诱敌深入’,‘以空间换取时间’。”李筱桐说。
1932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进步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蒋介石深为提防,他们三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他们秘密逮捕并杀害。
李济深获悉后,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然后辞职不干。不久李济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即“福建事变”。
1933年10月,蒋介石再一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1933年11月20日,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为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
在事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曾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商谈合作反蒋抗日的事宜。当时,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李济深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因而双方未能实现合作。蒋介石趁机重兵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3个月内就失败了。后来,毛泽东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
不计前嫌拥蒋抗日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十九路军那拨人,有黄埔军校100多人,有好多爱国青年,比如暗杀汪精卫的王亚樵。很多是纯粹的爱国青年,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他们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失败后他们自然转向了大同盟。”李筱桐说。
那时中共中央也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到香港推动和支持他们的革命活动。李筱桐介绍说,“父亲与宣侠父有黄埔军校的师生之谊。这段时间,父亲还重用宣侠父为秘书。”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主动上庐山和同是民主派的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委任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新四军成立后,父亲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军长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李筱桐说:“虽然蒋介石软禁过他,通缉过他,暗杀过他,但是他不计私怨,处处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他重新制定了大同盟的纲领,反蒋抗日变成了逼蒋抗日。共同抗日的时候,他自动服从蒋主席的命令,把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了。”同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解放后仍有蒋介石特务暗杀
1940年,李济深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由于长江以南的几个战区的司令官,如驻长沙的薛岳、驻韶关的余汉谋、驻柳州的张发奎,全是北伐军第四军出身的将军,蒋介石要借助李济深这位“老长官”(李济深曾任北伐军第四军军长)居中加以调处。
蒋介石认为,桂林办公厅只是一个承转机关,想以此削弱李济深的力量。蒋介石还在李济深身旁安插了不少特务,对他的行动进行监视。
“父亲在桂林虽无实权,但仍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加上又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元老,所以在不少场合里都没有人敢驳他的面子。基于这样的关系,使他觉得在桂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比在重庆自由得多。在这段时间里,他督察了三、四、七、九战区的各次会战。”李筱桐说。
其时,李济深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巧妙地支持了进步力量和抗日活动,并营救了很多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胡志明。
当时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桂林设有办事处,作为一个公开合法组织存在,这得益于李济深的批准。“胡志明化名阮爱国在桂林办事处活动了一年半。胡志明会说广州话,和父亲成为至交。”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胡志明访问中国的时候,却做了一件让李济深十分尴尬的事。
“他到中国访问,我爸爸也参加接见。他做了一件事让我父亲很尴尬,胡志明认识我爸爸啊,又是好朋友,毛主席站第一,我爸爸在后排,他‘不理’毛主席,就直接跑到我爸爸那去了,拥抱接吻,就是越南的礼仪。”李筱桐笑着说。
“父亲的种种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在1943年底,蒋介石撤消了桂林办公厅,并将他调往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父亲硬是不肯去就职。”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父亲上山后,批评蒋介石的政策是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背道而驰的,劝蒋介石为国家民族着想,但蒋介石却未置一言。”李筱桐说。
对蒋介石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以送儿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并且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父亲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7年3月9日,李济深秘密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并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
1947年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8年1月1 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1月4日,民革成立军事小组专门从事策反。“当时民革成立时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内部发展了300多名秘密党员。”李筱桐说,“从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国民党内部的策反作为首要工作。我爸爸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面作出点成绩,何以面对新政协?何以面对新中国?”
李济深给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如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写亲笔信,敦促他们反蒋。他派王葆真为军事特派员到上海,策动国民党中将刘昌义起义。“另外,四川的陈明仁、云南的卢汉等都是成功策反的典范。民革策反成绩斐然。”
1948年9月,李济深曾派人带信给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让他反蒋。陈仪答应了,但过于热心地想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参加。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发了陈仪。后来,陈仪在上海被押往台湾,之后被处决。
“从1947年开始,蒋介石就数次组织人暗杀我父亲。我亲历的一次暗杀我爸爸的行动是1952年,有特务提着汽油来放火烧房子,我就住在房子里。当时警卫和公安都来了,遗憾的是,特务没有被抓住。”李筱桐说。
遗言“要见九州同”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日常会议。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亲李济深穿着很随便,“就穿一个大褂,带个瓜皮帽。他经常要参加宴会,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词,‘为了什么、什么……干杯!’”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李济深生前经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你们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
“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那个歹徒原来是一名警卫员叫张金龙,他偷东西被我哥发现了。那个孩子才十六七岁,父母离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来没受过表扬,就是擒拿格斗受到表扬,结果都用到我哥身上了,我哥哥63岁,打了40分钟啊,没人发现。”李筱桐流泪说。
在采访结束时,李筱桐告诉我们:“父亲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目标。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爱国。”
(本文系《中国经济周刊》专栏文章。下期将刊登《郝梦龄:抗战第一殉国军长》,敬请关注)
今年是李济深先生诞辰125周年。6月25日上午9时,在解放后与李济深相处时间最长的六女儿李筱桐的家中,这位老人指着家中一柜子的孙中山像,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辈子,我们家都信仰三民主义。”
李济深,这位身份特殊的国民党元老,这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这位被毛泽东在信中称为“兄”的人,从投身辛亥革命到筹建黄埔军校,从反蒋抗日到成立民革,从北上参加新政协到成为开国副主席,国家的统一和民主成为贯穿他生命始终的红线。
联共抗日反蒋
在国民党中,李济深是位特殊人物,不是因为他功高位重,而是因为他曾三次被蒋介石永久开除国民党党籍。
对于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李筱桐说:“蒋介石对我爸爸是又敬又恨。”蒋介石敬的是李济深刚正不阿的人品,恨的是李济深“处处与蒋作对”。
1928年,李济深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并致力于调停蒋桂矛盾。但因为蒋桂关系的恶化,蒋介石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他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九·一八”事变后,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释放李济深,并恢复其国民党党籍。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曾应前线抗敌的第十九路军要求,建议国民政府调在关外进行抗日的东北义勇军赴淞沪前线作战,“军事委员会都通过了,蒋介石就是不准。蒋介石说要‘诱敌深入’,‘以空间换取时间’。”李筱桐说。
1932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进步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蒋介石深为提防,他们三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他们秘密逮捕并杀害。
李济深获悉后,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然后辞职不干。不久李济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即“福建事变”。
1933年10月,蒋介石再一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1933年11月20日,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为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
在事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曾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商谈合作反蒋抗日的事宜。当时,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李济深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因而双方未能实现合作。蒋介石趁机重兵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3个月内就失败了。后来,毛泽东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
不计前嫌拥蒋抗日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十九路军那拨人,有黄埔军校100多人,有好多爱国青年,比如暗杀汪精卫的王亚樵。很多是纯粹的爱国青年,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他们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失败后他们自然转向了大同盟。”李筱桐说。
那时中共中央也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到香港推动和支持他们的革命活动。李筱桐介绍说,“父亲与宣侠父有黄埔军校的师生之谊。这段时间,父亲还重用宣侠父为秘书。”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主动上庐山和同是民主派的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委任李济深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委。“新四军成立后,父亲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军长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李筱桐说:“虽然蒋介石软禁过他,通缉过他,暗杀过他,但是他不计私怨,处处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他重新制定了大同盟的纲领,反蒋抗日变成了逼蒋抗日。共同抗日的时候,他自动服从蒋主席的命令,把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了。”同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解放后仍有蒋介石特务暗杀
1940年,李济深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由于长江以南的几个战区的司令官,如驻长沙的薛岳、驻韶关的余汉谋、驻柳州的张发奎,全是北伐军第四军出身的将军,蒋介石要借助李济深这位“老长官”(李济深曾任北伐军第四军军长)居中加以调处。
蒋介石认为,桂林办公厅只是一个承转机关,想以此削弱李济深的力量。蒋介石还在李济深身旁安插了不少特务,对他的行动进行监视。
“父亲在桂林虽无实权,但仍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加上又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元老,所以在不少场合里都没有人敢驳他的面子。基于这样的关系,使他觉得在桂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比在重庆自由得多。在这段时间里,他督察了三、四、七、九战区的各次会战。”李筱桐说。
其时,李济深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巧妙地支持了进步力量和抗日活动,并营救了很多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胡志明。
当时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桂林设有办事处,作为一个公开合法组织存在,这得益于李济深的批准。“胡志明化名阮爱国在桂林办事处活动了一年半。胡志明会说广州话,和父亲成为至交。”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胡志明访问中国的时候,却做了一件让李济深十分尴尬的事。
“他到中国访问,我爸爸也参加接见。他做了一件事让我父亲很尴尬,胡志明认识我爸爸啊,又是好朋友,毛主席站第一,我爸爸在后排,他‘不理’毛主席,就直接跑到我爸爸那去了,拥抱接吻,就是越南的礼仪。”李筱桐笑着说。
“父亲的种种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在1943年底,蒋介石撤消了桂林办公厅,并将他调往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父亲硬是不肯去就职。”
抗战胜利后,1946年7月,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父亲上山后,批评蒋介石的政策是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背道而驰的,劝蒋介石为国家民族着想,但蒋介石却未置一言。”李筱桐说。
对蒋介石彻底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以送儿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并且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父亲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7年3月9日,李济深秘密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并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
1947年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8年1月1 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1月4日,民革成立军事小组专门从事策反。“当时民革成立时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内部发展了300多名秘密党员。”李筱桐说,“从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国民党内部的策反作为首要工作。我爸爸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面作出点成绩,何以面对新政协?何以面对新中国?”
李济深给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如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写亲笔信,敦促他们反蒋。他派王葆真为军事特派员到上海,策动国民党中将刘昌义起义。“另外,四川的陈明仁、云南的卢汉等都是成功策反的典范。民革策反成绩斐然。”
1948年9月,李济深曾派人带信给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让他反蒋。陈仪答应了,但过于热心地想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参加。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发了陈仪。后来,陈仪在上海被押往台湾,之后被处决。
“从1947年开始,蒋介石就数次组织人暗杀我父亲。我亲历的一次暗杀我爸爸的行动是1952年,有特务提着汽油来放火烧房子,我就住在房子里。当时警卫和公安都来了,遗憾的是,特务没有被抓住。”李筱桐说。
遗言“要见九州同”
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日常会议。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亲李济深穿着很随便,“就穿一个大褂,带个瓜皮帽。他经常要参加宴会,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词,‘为了什么、什么……干杯!’”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李济深生前经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你们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
“我们家这一代,自从李沛瑶去世后,还没有人出来走仕途。大都从事科教工作。”1996年2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沛瑶被歹徒杀害,终年63岁。“那个歹徒原来是一名警卫员叫张金龙,他偷东西被我哥发现了。那个孩子才十六七岁,父母离异,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从来没受过表扬,就是擒拿格斗受到表扬,结果都用到我哥身上了,我哥哥63岁,打了40分钟啊,没人发现。”李筱桐流泪说。
在采访结束时,李筱桐告诉我们:“父亲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为了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目标。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爱国。”
(本文系《中国经济周刊》专栏文章。下期将刊登《郝梦龄:抗战第一殉国军长》,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