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天狗》的结尾本是这样的脚本：警察和县长四下寻找护林员李天狗时，村民们聚在院子里讨论那晚的枪声，有人说是“啪啪”，有人说是“吧唧吧唧”。后因审查和制片人的原因，结局变成主旋律——李天狗开枪杀死孔家兄弟，复员后再次成为英雄。儿子当兵，躺在病床上的植物人李天狗欣然落泪。
　　这不是戚健的本意，但他明白，如果按自己的构想拍摄《天狗》，2007年金鸡奖最佳导演，不会是他。
　　忘年交、80后作家丁旸明说：“搞艺术的人准则要明确，戚健很明确。《天狗》获奖，他没挣多少钱，与相同知名度的导演不可比，他根本不是一味地为钱拍电影。”戚健则自称“马屁导演”。
　　1978年，戚健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那年的美术系招了两个班，一个是美术设计班，以培养电影布景设计师为目标，另一个是绘景班，训练布景绘制、天幕彩绘技术。70年代，由于江青特别重视样板戏的拍摄，制景工艺的舞台化成为各电影厂注重的方向，中央五七艺大电影学校里，绘景工艺被提高到和美术设计同等的地位。绘景班集中了许多绘画基础很好的学生，天天用喷枪和大刷子往大幕布上又喷又洒。每天穿着工作服、浑身五颜六色鱼贯进入餐厅的学生中，就有戚健。
　　毕业后，戚健去了浙江电视台。1985年，他看到《新闻启示录》的剧本，向台里打报告申请拍摄，得到5万元拨款。90分钟，上下两集的《新闻启示录》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引起极大反响，在观众的要求下数次重播。1987年，《现代传播》杂志评论：“在电视剧的历史上，还没有哪部戏像《新闻启示录》一样，从形式到内容，带有如此深刻的时代印记。人们被它一马当先的姿态惊住了！《新闻启示录》，单就这几个字便足以说明它和时代结合得多么紧。”
　　戚健不愿继续被人当作“美工”了，他漂回北京。那段时间，整个社会，乃至他本人，都经历了很多波动。他异常苦闷。
　　抄起老枪干掉黑势力的“李天狗”让戚健拍上了真正想拍的电影。“李天狗”的扮演者富大龙当时胡子拉碴地见戚健，“这个戏拍出来，市场肯定小，赚钱希望渺茫，甚至有可能审不过，但我相信，再搁50年也是好片子。” 戚健心里明白。他曾对助手迟诚说：“我拍《天狗》只有两个可能，一是获奖，二是让总局给封杀。”
　　儿子戚九洲对父亲获得金鸡奖后迟迟不再拍电影一直不解。这个疑问在他饰演陈玉柱这个角色后得到了解答。影片中的陈玉柱，在天山为战友守墓二十几年，守望的是一份情怀、一份信仰。电影《守望天山》讲述的就是一位当年修建天山公路的退伍老兵在天山为战友守墓的故事。
　　其实，此前曾有一个讲述日本战败后，中国人护送在华日侨归国的剧本——《葫芦岛大遣返》被戚健相中。去日本采访几次，查阅大量资料后，戚健和丁旸明兴奋不已，两人住在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每天改剧本。“金鸡没有问题，怎么也得冲击一下东京电影节了。”戚健整天做梦拿奖，丁旸明说，你五十多岁的人了，能不能沉稳点？一年下来，畅想不少，剧本字数不少，故事却最终因为政治和资金的原因，没能讲出来。
　　戚健觉得对不住小丁，自己的失落却只字不提。李唯说：“戚健的幸福指数很高，快乐点很低。抽一支好烟，吃一顿适口的飯，甚至一次‘斗地主’小小的胜利，都能让他觉得生活充满阳光。”
　　戚健最喜欢、也是惟一一首能唱完整的歌是李宗盛的《凡人歌》，“你我皆凡人，活在人世间”，这是他信奉的格言。
　　编剧李唯在戚健的悼词中写道：“戚健认为，这个社会有90%以上的原则都是不必要坚持的，朋友间更是不必要坚持原则，只要高兴就行……生活里充斥着太多趾高气扬、自命是大家、处处强势的人，而戚健则让每一位朋友都感觉到他（她）是多么的重要和不可缺少……”“他就是一个孩子脾气，看不惯就骂。”戚九洲说。病重期间，戚健躺在病床上，看到“甬温线动车事故”，骂！看到中国足球队输球，再骂！看了《战国》，继续骂，“什么烂片子！”看纪录片《寻找王成》，戚健沉默了好久，哭。
　　每次丁旸明去医院探望，戚健都说：我俩好久没有畅想了，来畅想一下。两人就开始聊接下来要写的剧本、要拍的片子，最后得了多么牛气的奖。后来，戚健开始说胡话，依旧跟电影有关：“不，那个我不拍，我还没有做好去好莱坞的准备。”
　　戚健爱玩。他曾说，做人的悲哀之一就是做了这般那般的形象大使，需要人前人后注意形象。因为活得很接地气，他格外快乐，这种快乐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临终前的日子里，他学会了此生最后一门技术：发微博。身上插着各种导管，他依然像个刚拿到新玩具的孩子那样兴奋地在网上溜达，发各种正经和不正经的短言，天天玩到深夜。
　　胃癌手术不能进食，最后的日子，连水都不能喝。一天，经强烈要求，他终于喝到了数月来惟一的一小口酸梅汤。他对前来探望的友人翘起大拇指，“啊，人间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