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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庄，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书法院副院长，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广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参加全国第三、五、七、八、九届书法篆刻展，获第二、三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论文发表于《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孤山印证”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第二、三届）等。出版《梁晓庄书法篆刻集》。
治印虽雕虫小技，然方寸之间，大道存焉。
对于这“大道”，不佞一直固执地认为可味而不可说—说得虚了，容易被指斥为“是何等语”；若往实处说，“大道”又很容易被说成为“法”、为“艺”，为“小技”了。篆刻这种中国特有的“造型”艺术，与玄妙的中国传统哲学本来就有很多共通之处，其中也包括这样的共同之点—你越想要将它解释清楚，离真正的“道”也就越远。因此，当我素所敬服的名印家梁晓庄君令为其篆刻创作写点批评文字的时候，我搁在键盘上的双手迟迟未能敲下，也正缘于此。
梁晓庄在篆刻艺术领域成名极早，到目前为止针对其印艺的研究文章也甚多，且立论者多为书法篆刻界的行家里手，他们对梁氏篆刻的字法、篆法、刀法以至取法师承等等，可谓条分缕析，精辟之至，这些，都无需在此复述。不佞在这里能够谈的，也许就是拉拉杂杂唠叨一些不着边际的个人看法而已。
据我所知，岭南的印家享有大名者莫如清末至民国时期的黄穆甫、易大厂、邓尔雅、李尹桑、简经纶等，他们均能够在印学上独树一帜，成为全国范围内颇有影响的人物，此外，诸如黄文宽、张大经、容庚、商承祚等现代印人，在民国时期也均已声名远播。根据梁晓庄君《广东印学年表》中的粗略统计，民国时期岭南地区在篆刻上卓然成名家者，便有一百又数十人之多！可以这么认为，从纵向的历史上来看，民国时期是岭南篆刻艺术创作空前的高峰，而早慧的梁晓庄便是前述黄文宽、张大经等名印家的学生。笔者之所以不避落窠臼的在这里表出梁氏的这种师承渊源，缘于对以汉字为表现媒介的传统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独特禀性的个人理解。
笔者不止一次强调，“中国书法不仅极具中国性格，同时也饱含着中华文明信息”（见拙文《墙里墙外：一个关注书法文化性和“馀事”性的展览》，《墙里墙外·当代中国书法邀请展作品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这“中国性格”和“中华文明信息”之所指，实际上包涵着书法篆刻艺术与中国传统社会相近似的宗法制度，也即是它们渊源有自的传承性和正统性。而当我们留意岭南印坛现状时可以发现，当下最活跃最富于创作激情的，其实正是出生于“文革”及之后的青年一代，并已经逐渐成为广东篆刻创作的主力军。这些出类拔萃的青年作者中有好些便是梁晓庄的学生，或者是曾经受过梁氏的影响。从这种上承下传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梁氏在这里兼有“传帮带”的角色，通过梁氏这一“纽带”，年青一代与前辈们维持着某种“宗法”意义上的关系。当然，在具体的取法上，青年们更愿意直承古人，以古为师。当然，岭南印坛的青俊一辈中，还有不少是无缘进入这一“宗法”系统的，这些人的艺术资源显得更为复杂，有的甚至直接引入西方的现代构成因素，旧瓶装上新酒，将篆刻作为个人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
没错，按照辞典上的解释，“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像为特征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也许，这样的解释就来自西方，因为，所谓的“艺术”、“美术”等等词语，也正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然而，有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但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即在此之前的很多古代美术杰作，包括中国篆刻史上最为鼎盛时期的秦汉印章，在当时却大多是为着实用之需要而制作的。
对于当代的篆刻艺术来说，有一个明显有别于其他现代艺术形式的现象颇为值得注意，也即是建立于实用之上的“美用合一”的创作方式，直到目前为止，始终是篆刻创作的最常态，篆刻家们日常所刻的大量的姓名章和闲章，便是这种创作方式的明证，梁晓庄在篆刻上的成就和享大名，也有赖于此。显然，如果从现代的“艺术创作”概念来考察，这种美用合一的“创作”似乎并不纯粹，但有些时候，艺术的深厚和辉煌，正是在这种并不“纯粹”的延续性和“保守性”之中得到尤其充分体现！当然，作为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篆刻艺术该何去何从这样关涉到专业发展方向的思考，梁氏从来就未有停止过，然而，也许是由于有着深厚的传统底蕴，相对于“旧瓶装新酒”者，梁氏更愿意保持“酒品”的醇正，从他最近以司空图《诗品》为素材的系列创作，我们可以窥见其文化立场和审美倾向。《诗品》系列作品摆脱了通常的姓名章和闲章受制于“用”的创作模式，纯任己意之所之，在具体取法上，则大量以汉金古玺等为其艺术创作的借鉴资源，以古为新，不断走向历史的纵深，形成了雅洁括挺而又浑穆简静的颇为强烈的个人风格。所有这些，不仅体现了梁氏在中华大地一片美雨欧风中，在自身的文化身份如何体认这一问题上冷静而深刻的思考，也昭示着作为印家的梁氏在本专业上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反思意识。
在声名卓著的老一辈印家尚且健在的时候，梁氏以年少英才而跻身其间；而当他的学生一辈逐渐成为岭南印坛生力军的时候，实际年龄并没有大多少的梁氏，则又起着“纽带”的作用。在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上，梁氏不守成的探索态度，也使其成为年青一代的表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梁氏是岭南当代印坛上承下传的关捩性人物。
年少成名时，梁晓庄未有因此而轻狂；中年得大名，同样未有使梁晓庄轻狂。他始终谦逊地刻印，谦虚地做人。他在篆刻创作方面的成就，令人敬服；他近年潜心于广东篆刻史的研究和撰写，以文、以学滋养其“雕虫小技”，同样令人敬服；而他自始至终的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风度，尤其令人敬服！
拉杂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名印家梁晓庄这种谦谦君子之风，是否又一从“小技”进入中国传统艺术“大道”的门径？
治印虽雕虫小技，然方寸之间，大道存焉。
对于这“大道”，不佞一直固执地认为可味而不可说—说得虚了，容易被指斥为“是何等语”；若往实处说，“大道”又很容易被说成为“法”、为“艺”，为“小技”了。篆刻这种中国特有的“造型”艺术，与玄妙的中国传统哲学本来就有很多共通之处，其中也包括这样的共同之点—你越想要将它解释清楚，离真正的“道”也就越远。因此，当我素所敬服的名印家梁晓庄君令为其篆刻创作写点批评文字的时候，我搁在键盘上的双手迟迟未能敲下，也正缘于此。
梁晓庄在篆刻艺术领域成名极早，到目前为止针对其印艺的研究文章也甚多，且立论者多为书法篆刻界的行家里手，他们对梁氏篆刻的字法、篆法、刀法以至取法师承等等，可谓条分缕析，精辟之至，这些，都无需在此复述。不佞在这里能够谈的，也许就是拉拉杂杂唠叨一些不着边际的个人看法而已。
据我所知，岭南的印家享有大名者莫如清末至民国时期的黄穆甫、易大厂、邓尔雅、李尹桑、简经纶等，他们均能够在印学上独树一帜，成为全国范围内颇有影响的人物，此外，诸如黄文宽、张大经、容庚、商承祚等现代印人，在民国时期也均已声名远播。根据梁晓庄君《广东印学年表》中的粗略统计，民国时期岭南地区在篆刻上卓然成名家者，便有一百又数十人之多！可以这么认为，从纵向的历史上来看，民国时期是岭南篆刻艺术创作空前的高峰，而早慧的梁晓庄便是前述黄文宽、张大经等名印家的学生。笔者之所以不避落窠臼的在这里表出梁氏的这种师承渊源，缘于对以汉字为表现媒介的传统中国书法篆刻艺术独特禀性的个人理解。
笔者不止一次强调，“中国书法不仅极具中国性格，同时也饱含着中华文明信息”（见拙文《墙里墙外：一个关注书法文化性和“馀事”性的展览》，《墙里墙外·当代中国书法邀请展作品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3），这“中国性格”和“中华文明信息”之所指，实际上包涵着书法篆刻艺术与中国传统社会相近似的宗法制度，也即是它们渊源有自的传承性和正统性。而当我们留意岭南印坛现状时可以发现，当下最活跃最富于创作激情的，其实正是出生于“文革”及之后的青年一代，并已经逐渐成为广东篆刻创作的主力军。这些出类拔萃的青年作者中有好些便是梁晓庄的学生，或者是曾经受过梁氏的影响。从这种上承下传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梁氏在这里兼有“传帮带”的角色，通过梁氏这一“纽带”，年青一代与前辈们维持着某种“宗法”意义上的关系。当然，在具体的取法上，青年们更愿意直承古人，以古为师。当然，岭南印坛的青俊一辈中，还有不少是无缘进入这一“宗法”系统的，这些人的艺术资源显得更为复杂，有的甚至直接引入西方的现代构成因素，旧瓶装上新酒，将篆刻作为个人表情达意的艺术形式。
没错，按照辞典上的解释，“艺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像为特征的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也许，这样的解释就来自西方，因为，所谓的“艺术”、“美术”等等词语，也正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然而，有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但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即在此之前的很多古代美术杰作，包括中国篆刻史上最为鼎盛时期的秦汉印章，在当时却大多是为着实用之需要而制作的。
对于当代的篆刻艺术来说，有一个明显有别于其他现代艺术形式的现象颇为值得注意，也即是建立于实用之上的“美用合一”的创作方式，直到目前为止，始终是篆刻创作的最常态，篆刻家们日常所刻的大量的姓名章和闲章，便是这种创作方式的明证，梁晓庄在篆刻上的成就和享大名，也有赖于此。显然，如果从现代的“艺术创作”概念来考察，这种美用合一的“创作”似乎并不纯粹，但有些时候，艺术的深厚和辉煌，正是在这种并不“纯粹”的延续性和“保守性”之中得到尤其充分体现！当然，作为存在于现代社会的篆刻艺术该何去何从这样关涉到专业发展方向的思考，梁氏从来就未有停止过，然而，也许是由于有着深厚的传统底蕴，相对于“旧瓶装新酒”者，梁氏更愿意保持“酒品”的醇正，从他最近以司空图《诗品》为素材的系列创作，我们可以窥见其文化立场和审美倾向。《诗品》系列作品摆脱了通常的姓名章和闲章受制于“用”的创作模式，纯任己意之所之，在具体取法上，则大量以汉金古玺等为其艺术创作的借鉴资源，以古为新，不断走向历史的纵深，形成了雅洁括挺而又浑穆简静的颇为强烈的个人风格。所有这些，不仅体现了梁氏在中华大地一片美雨欧风中，在自身的文化身份如何体认这一问题上冷静而深刻的思考，也昭示着作为印家的梁氏在本专业上强烈的现代意识和反思意识。
在声名卓著的老一辈印家尚且健在的时候，梁氏以年少英才而跻身其间；而当他的学生一辈逐渐成为岭南印坛生力军的时候，实际年龄并没有大多少的梁氏，则又起着“纽带”的作用。在具体的艺术创作实践上，梁氏不守成的探索态度，也使其成为年青一代的表率。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梁氏是岭南当代印坛上承下传的关捩性人物。
年少成名时，梁晓庄未有因此而轻狂；中年得大名，同样未有使梁晓庄轻狂。他始终谦逊地刻印，谦虚地做人。他在篆刻创作方面的成就，令人敬服；他近年潜心于广东篆刻史的研究和撰写，以文、以学滋养其“雕虫小技”，同样令人敬服；而他自始至终的温文尔雅谦谦君子的风度，尤其令人敬服！
拉杂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名印家梁晓庄这种谦谦君子之风，是否又一从“小技”进入中国传统艺术“大道”的门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