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之所以引發了这么大的麻烦，与甄别感染者的难度颇有关联。与当年的“非典”不同，很多新冠肺炎的患者都不带明显症状，因此，体温检测对这部分患者是没有甄别效果的。故而，专业检测盒的使用，就对患者的甄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比较邪门的是，很多患者出现了所谓的“假阴性”现象。而要排除这些“假阴性”的患者，唯一的办法就是对其做多次、多位置检测。但这个做法显然带来了检测的成本问题：大量消耗的检测盒会对检测盒的生产能力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反复检测也会消耗巨量时间成本。
　　有人可能会说，上面所说的这些问题都是防疫学问题，哲学为何要插嘴？我的解答是：防疫学困境的背后，乃是近代启蒙哲学的困境。我们知道，启蒙主义思想在德国的代表康德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人类究竟能够认识到什么？他本人的答案是：在原则上，我们能认识感官所能触及的“现象界”，即包罗万象的感官世界，而不能触及“物自体”，即感官的最终来源与道德法则的来源。他甚至鼓励欧洲人在感官允许的范围内勇敢去认识，而不要去畏惧权威。而新冠肺炎引发的麻烦，则带给了我们一个康德未曾仔细思考过的问题：虽然从原则上看，我们人类肯定能最终了解新冠病毒的所有奥秘，并研制出有效的疫苗，但我们又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到这一点，并由此最大程度地避免人命与经济的更多损失呢？可别忘记了，由于疫苗研制本身需要大量的人体试验，一年之内几乎是无法完成的，而疫情的蔓延却至少是用“周”来计算的。再拿前文提到的“假阴性”问题说事：从康德哲学的立场上看，要排除掉绝大多数的“假阴性”，无非就是多用点检测盒，多花费点时间而已，而只要交了这些学费，人类的认识总是会不断进步的—但对于具体的防疫主管部门而言，由此带来的成本问题却可能是难以通过轻巧的“无非”二字来加以打发的。而硬币的另一面则是：若因为意识到防疫资源的不足，而像英国那样“放任不管”，则又显得过于不负责任。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
　　由此看来，从哲学层面上看，这次新冠肺炎事件，在相当程度上乃是刺中了近代启蒙主义哲学的“阿喀琉斯之踵”：近代启蒙哲学对于个体的人类，或者特定的人类团体在特定时空中的资源约束问题，是缺乏明确的认识的。他们总是在理想的情况下讨论理想的科学研究该怎么样，却放弃了所谓的“廉价七成正确原则”，即如何通过某些不太科学，却被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方法来达到大致靠谱的结论。再以被寄予厚望的抗新冠肺炎药物“瑞德西韦”为例：按照彻底的科学检测原则，我们必须给出一个庞大的被试样本空间，反复检测此药是否有副作用，而副作用的呈现本身又会消耗大量时间；但按照“廉价七成正确原则”，只要它被证明是目前最有效的实验性药物，就可以大批投入对于重症的治疗，只要患者愿意在风险承诺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就可以了。然而，目前的主流医学诊疗方案却依然是受到了启蒙哲学的错误假设的约束，这就导致了很多可以被开放的快速抢救路径，都以“科学”为名被关闭了。这不由得让笔者想起白求恩的故事。白求恩无疑是受过西方正规外科医生教育的，而按照他的标准，当时晋察冀军区的野战医院几乎没一个是合格的。但在意识到了八路军局促的资源限制后，他依然做出了不少妥协，部分承认了“土法”的有效性，也因此救活了大量的战士。白求恩之变通，今人不可不借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