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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映辉，彼此竟美的”。毛泽东这句颂词，赞美的是近代中国最为著名的两所军事院校，黄埔军校和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黄埔军校在学界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黄埔军校是指1924年以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政府开办的各个军事学院的统称;狭义上则是指1924至1927年在广州黄埔岛上所办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本文则选取狭义上的黄埔军校作为研究对象。抗大是1936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成立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军事学院。二者在不同时期有着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任务，且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为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民族革命做出巨大贡献。
二者均是在反帝战线之下，民族危机存亡之际，仿效苏联红军体制而建立的军事政治教育基地，原本具有革命精神的黄埔军校在四一二政变后逐步背离黄埔精神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而抗大则“越抗越大”，原因何在？之前学界大都从革命史观的视角，将黄埔和抗大的政治教育分而研究，认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高级将领随之走向反动，非黄埔教育之结果，恰恰是背离黄埔精神的体现”[1]。但这是否忽略了教育本身对于人的能动作用。因此，之前鲜有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旗帜下将二者的教育进行对比考察。所以，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将黄埔军校的教育目标和抗大进行对比研究，进而认为黄埔和抗大在不同的教学目标引领之下，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因为教育目标的设定会关系到把受教群体培养成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和具有什么样素质的根本性质问题，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且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理念下的办学实践也会有不同的发展态势。故从正反两个方面比较黄埔军校和抗大教育目标的异同点对于汲取抗大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正确把握教育的人民立场有所裨益。
一、合而不同：黄埔军校和抗大的教育目标之比较
鴉片战争伊始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且辛亥革命的果实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所窃取。孙中山先后领导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也以失败告终。终其一生致力革命几十年，因没有一支忠于革命的军队而屡屡受挫。1921年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支持下，苏联决心帮助孙中山建立一支和苏联红军一样的革命军队，经过商议筹备1924年5月于黄埔岛成立陆军军官学校。其当务之急是打倒北洋军阀及帝国主义势力之压迫，实行三民主义。
无独有偶，抗大也是在民族危机严重之时应运而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相继吞并东三省，入侵华北。蒋介石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民族存亡之际，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团结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6年6月1日正式成立了抗日红军大学，以便培养革命队伍。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宗旨、阶级立场不同，两所革命军校的培养目标在革命任务的引导、军官价值观念导向上自然存在差异。
（一）黄埔军校和抗大关于革命任务的引导具有时代差异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其根本的教育在于培养革命军，以便推翻北洋政府的统治。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就开宗明义地提出黄埔办学目标：“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来，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今天成立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2]（P292）具体而言，革命军就是一支“要来维护共和，消灭反对革命的军人”。[2]（P298）因此，孙中山也一直对革命军抱有高度的希望，孙中山曾说“我们如果没有一万人的革命军，所以那般贪婪无道的军阀便敢于横行全国，无恶不作，事事要害国，天天要推翻共和，我们要维持共和消灭这般贪婪无道的军阀。”[2]（P300）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低谷期，黄埔军校创建的要旨在于继续革命，由此可见黄埔教育的革命任务在于推翻军阀政治，维护共和体制。
抗大自从创办以来，以反抗日本侵略为近期核心任务，进而为彻底寻求民族解放而斗争做长远的思想打算。1936年6月在抗大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就指出：“我党创立抗日军政大学就是准备迎接民族革命的到来”[3]（P42）。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视察时，曾勉励学生“你们不远千里来到延安，当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抗日救国。”[3]（P44）中共逐步明确抗大教育的中心任务在于转变学生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抗日救国的理念。1939年6月1日在抗大成立三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了《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再次提出“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重要的，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中国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根本宗旨，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4]（P116）会后，抗大全体成员宣誓：“我们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我们永远忠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誓死驱逐日寇出中国，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3]（P94）
对比黄埔军校和抗大对于革命任务的设定，可以看出，黄埔军校仅在于推翻一个阶级，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民族共和国。而抗大的革命目标更为长远，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外，还力求通过革命军为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以适应人民的要求。对于革命任务的设定，在某种程度上则体现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的价值导向。
（二）黄埔军校和抗大的价值导向不同
黄埔军校以三民主义为办校的宗旨，将三民主义作为立校的价值遵循。黄埔军校训词曾言道：“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贯彻始终”[5]。此外，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明晰黄埔革命军的直接目的为实现三民主义。在广州各界联欢会的演说中指明“革命军之所以实现革命，只有革命彻底成功，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才能够实现。”[2]（P309）蒋介石在追随孙中山之时，也不得不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将其视为黄埔师生毕生之追求。1924年8月1日在第二期黄埔生入校之际，蒋介石对学生训话将三民主义的实现作为黄埔教育的最终价值遵循。“革命的意识就是三民主义，我们的生命力不能与三民主义分开，三民主义就是救国救民的……实行三民主义则使民族独立。”[5]（P71）在后期实践学习中就连日常训政之问题也会问“革命的目的是在于实现三民主义，今后努力的方向在于实行三民主义”。[6]（P257）可见黄埔军校在教育目标的设定之中，以三民主义为宗旨是其基本价值导向。 抗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为指向。抗大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基本内容，始终不变，且多有领导关怀。据统计，仅1938年3至5月份毛泽东就在抗大发表演讲题词十三次，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唯物辩证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从不同程度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此外，刘少奇、陈云、罗瑞卿、艾思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均从政治信仰、伦理道德方面对抗大学员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张闻天1938年在抗大做了《论待人接物问题》的演讲，刘少奇《论共产党人的修养》在抗大内被广泛学习。主张“从马克思列宁理论学习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建立自己的党和无产阶级立场”[7]陈云也在抗大作了题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明确将“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奋斗”[8]作为考察入党的重要指标，利于加强抗大学员的党性教育。1938艾思奇的《共产主义与道德》中也提到“共产主义者是进步、高尚的道德的模范，尤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民族抗战中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品质……”[9]对于加强学员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比较，黄埔和抗大的教育指向不同，前者是实现三民主义为价值导向，后者则是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不同的价值导向自会影响黄埔和抗大革命的长远性设定和革命的选择。然而，在价值导向背后实则缘起于阶级利益之争。
（三）缘起：黄埔军校和抗大的阶级立场之分
新三民主义不仅是黄埔军校的立校宗旨，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基础。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上，对新三民主义做了详尽的阐述。“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而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翻阅史料不难发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根本上代表的并非是农民大众的利益，而代表的是中国少数有钱人的利益。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问题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新三民主义在根本上并没废除土地私有制，因此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而言，国民党的阶级立场并非是人民的立场，政党性质依然是维护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离人民更是越来越远。戴季陶在对黄埔生做政训报告时公开提出，国民党与其三民主义实施之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商人和买办的利益。戴季陶公开宣称：“近年来商人迫于帝国主义凌辱，千方百计想挽回个人事业，但十有八九是失败。到处为外国资本所压迫，所以需要用三民主义来代替这个外国资本主义”，[6]（P245）戴季陶单方面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资本节制却丝毫未提，右派对于民生主义之要旨过度的“解读”使得他们在三民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抗大则重在教育学员艰苦奋斗，把军队建设培养工作根植于群众之中，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抗大教育历来重视群众路线教育，引导学员做事情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陕北的包围，1939年6月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将陕北抗大转移到晋东南的决定。随后八路军第八纵队在抗大副校长罗瑞卿的带领下，开始北上。北上之时就曾明确要求，深入敌后的教育和学习要与实际统战工作、群众运动联系起来，深入动员群众。在此期间抗大以行军为课堂，对学员开展爱民教育。第五期抗大学员主要是知识青年，于是学校就在北上途中教育学生“接近工农，靠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思想”。[3]（P110）抗大学员所到之处，替老百姓打扫庭院、挑水、做饭，受到了群众好评。抗大始终坚持将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还体现在抗大开展大生产运动上。1943年抗大总校回迁陕北，1944年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抗大政治部提出了“生产公约”，要求学员努力生产积极劳动，帮助群众，学习群众。“经过抗大努力，经年开荒7431亩。创造的经济财富4.76多亿元。”[3]（P144）减轻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
综上而言，黄埔军校和抗大的阶级立场不同，是其阶级感情发生转变的根源。
（四）黄埔和抗大的相似之处
黄埔军校和抗大都是近代革命的产物，虽然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都有着各自的阶级情感，但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着民族革命的历史任务。因此，二者都重视将军事学习付诸于革命实践，都有反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目标，体现出黄埔和抗大学子的爱国主义情怀，黄埔精神和抗大精神永存。
1924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走入历史困境，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分封割据。孙中山寻求苏联帮助，创办黄埔军校，组织革命军，其目的就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在北伐中，黄埔师生的口号亦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但后来蒋介石却背离了三民主义。毛泽东为此曾评价“前四年剿了一个满洲国，后六年把日本剿进中国本部来了”[4]（P526）。面对日本的铁蹄，中国共产党继续接过反帝的民族革命旗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大培养抗日军事人才，从这个角度而言抗大与黄埔军校都有反帝爱国、民族自强的精神。
另一方面，黄埔军校和抗大在学生培养的过程中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大纲就对此有明确指向。“故课程讲授必须明了而知之，而后重实，知行合一，养成战术之脑筋，练成娴熟之技巧”。[5]（55）抗大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做到学以致用，“到斗爭中去学习战略战术”。1939年抗大总校北上之时在其教育整顿大纲中也要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反对轻视经验”。[3]（P1120）
总之，抗大和黄埔军校曾经有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目标，强调学以致用。但两者存在主义之争，于是在各自党旗的号召下，走上陌路。
二、人心向背：黄埔军校和抗大的历史归宿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黄埔军校逐步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所把持，其教育理念开始发生转向，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蒋介石一党独裁的军事大本营。而抗大在抗日战争期间“越抗越大”，抗战结束后，改为东北军政大学继续发展，成为革命的熔炉。
（一）黄埔党争与四一二政变
教育目的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的教育目的既体现着施教者的利益诉求同时也影响受教者本身。黄埔军校是以三民主义教育为宗旨的，当三民主义被误读之后，黄埔的教育也会随之变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开始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12月在广东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主要吸收黄埔军校的学生为主，在政治浪潮的冲击之下，黄埔军校开始改变颜色。蒋介石再借中山舰事件，在黄埔学生中逮捕共产党人，在历史洪流之中，黄埔军校也被有意地卷进了党争冲突之中，1927年，黄埔随即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彻底走向了历史的反动面。
在黄埔军校内部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主要反映在“两会”的斗争之上。黄埔建立之初，为团结青年挽救时局，蒋先云等人自发组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张团结，学习先进的思想，后来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引导下，青军会在平定商团叛乱时受到群众好评。这却引起了蒋介石等新右派的不满，他们打算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与之抗衡，1925年9月陈诚、王伯龄等人发起成立了孙文学会，以研究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为要旨，散布反共言论。共产党员李藩汉曾去找林振雄审批政治部宣传单的印刷费，而遭到诋毁;林振雄轻蔑地说：“传单能当票子花吗？”由此引发了冲突。“两会双方激愤不已，拔刀相向，好在李藩汉以大局为重，退让半步，事态得以控制。”[10]事后，蒋介石对林振雄的处理表面上不偏不倚，解散两会，实则对共产党更加防备。1925年，蒋介石假借黄埔学生李之龙私自调用中山舰为由，公然逮捕共产党员，随后以整理党务案为借口，排挤共产党人，最终使黄埔军校偏离初衷。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仍不忘在“两会”问题上做文章，诬陷中国共产党：“其后，青年军人改为联合会，遂为共产党所把持，假借本党之名义做共产党之宣传，三民主义早已望去。”[6]（P56）诬陷共产党杀害三期黄埔生杨引之。种种事实表明，黄埔军校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就逐步走上了反对“三大政策”的历史道路，离真正的三民主义越来越远，离广大人民越来越远。
（二）抗大：革命的熔炉
首先，抗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越抗越大”。截至1945年，抗大共培养出10万多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抗大广泛吸纳具有反侵略精神的爱国人士，其学员主要包括，红军干部、八路军干部、指导员、知识青年和工人农民。在这座革命的熔炉之中，抗大教育广大学员坚持抗战到底的思想，为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干部都在抗大接受过党的教育和培养。第二，促进了军事体制建设的正规化进程。“建设新四军、八路军使正规军成为铁军，游击队成为正规军”。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为加强党对各地抗大分校的管理，中央提出加强抗大正规化建设的目标。1941年抗大第七期学员在河北邢台浆水镇开班。由于第七期的学生质量较高，大都是老红军干部，为加强军事正规化建设提供了保障。在此不断加强党对薄弱环节部门的领导，完善了人事和青年工作制度，此后颁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政治工作教育的集中规定》加强了党对教育教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开展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观念教育，学习《为人民服务》，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此外，颁布《关于健全政治汇报工作制度的通知》《军部组织管理暂行条例》各部下设军事、政治、文化、卫生委员负责具体工作。总之，第七期学员，从组织体系、思想建设等方面促进了军事教育的正规化。第三，抗大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最终走向人民是必然归宿。在抗战期间，团结人民力量，吸纳一切抗日力量加入抗战队伍，抗战到底，决不妥协。另一方面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教育学生为工农阶级服务，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负担。抗战结束后，在何长工的率领下，奔赴东北，筹建东北军政大学。
抗大在正确的办学方针指导下顺利地完成了它的教学目标，最终在人民的支持下，发展壮大。抗战胜利时根据地有120万八路军士兵，其中大部分军队干部和指战员都是抗大学员或者在抗大接受过培训。抗大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走向人民的怀抱，继续担负为人民军队培养训练有素的军事人才的光荣任务。
三、余论：教育具有阶级属性
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促进人的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有其自身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之中，教育有其阶级性，即从本质上回答了教育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而教育目的是一切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目的的设定直接体现出教育活动的价值追求。对比黄埔军校和抗大的教育目标，二者都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究其结尾，二者的历史宿命却截然相反。前者，以三民主义为指导，重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顺应历史潮流，发动群众，实则体现出人民立场。相比之下，二者教育的阶级归属亦然明显。对黄埔军校而言，历史的双重面向就表现在，它自身具有革命和反革命的双重面具，黄埔军校阶级立场的选择与国民党的政治价值追求和阶级利益诉求密切相关，学校在国民党的领导下，随政治潮流而动，亦是自然。
反之，抗大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首先，抗大办学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中央历来重视关心抗大的发展，自成立开始就有中央政治局领导亲自授课。毛泽东经常到抗大去讲课，重在思想上加强政治引导。毛泽东曾为抗大学员讲授《社会主义发展史》，让学员了解社会发展变化的特征和规律，引导学生为推翻剥削压迫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再者，在领导制度上不断健全完善党的领导。例如在河北邢台，校长张际春加强党的建设，着力提升党对薄弱部门的领导力，建立政治汇报工作制度，从组织上加强党对抗大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第三，办学必须坚持人民立场。抗大在创办期间一方面欢迎农民、工人入校学习，体现出抗大办学面向工农的基本立场。例如，在第三期的学员中，共招收1274人，其中知识分子有447人，在第六期学员中工农家庭出生的人占86%。由此可见抗大并非八路军干部的专属学校，而是面向人民的学校。另一方面，抗大的人民立场则是指，抗大办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的宗旨。发动群众打败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体现出抗战的归宿在于人民自由，国家独立。此外，抗大强调学员为人民服务，不得歧视工农群众，坚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西损坏照价赔偿，都体现了抗大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人民的价值追求。
以史为鉴，对比黄埔和抗大的教育目标，剖视教育目标背后的阶级立场，正反对比，历史时刻提醒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办学的重要保证和先决条件。
注释：
[1]邹荣庚，贺世友.黄埔抗大先后辉映—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两所著名的军校[J].军事 历史研究，1997年：44.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
二者均是在反帝战线之下，民族危机存亡之际，仿效苏联红军体制而建立的军事政治教育基地，原本具有革命精神的黄埔军校在四一二政变后逐步背离黄埔精神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而抗大则“越抗越大”，原因何在？之前学界大都从革命史观的视角，将黄埔和抗大的政治教育分而研究，认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高级将领随之走向反动，非黄埔教育之结果，恰恰是背离黄埔精神的体现”[1]。但这是否忽略了教育本身对于人的能动作用。因此，之前鲜有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旗帜下将二者的教育进行对比考察。所以，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将黄埔军校的教育目标和抗大进行对比研究，进而认为黄埔和抗大在不同的教学目标引领之下，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因为教育目标的设定会关系到把受教群体培养成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和具有什么样素质的根本性质问题，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且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理念下的办学实践也会有不同的发展态势。故从正反两个方面比较黄埔军校和抗大教育目标的异同点对于汲取抗大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正确把握教育的人民立场有所裨益。
一、合而不同：黄埔军校和抗大的教育目标之比较
鴉片战争伊始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双半”社会的性质，且辛亥革命的果实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所窃取。孙中山先后领导的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也以失败告终。终其一生致力革命几十年，因没有一支忠于革命的军队而屡屡受挫。1921年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支持下，苏联决心帮助孙中山建立一支和苏联红军一样的革命军队，经过商议筹备1924年5月于黄埔岛成立陆军军官学校。其当务之急是打倒北洋军阀及帝国主义势力之压迫，实行三民主义。
无独有偶，抗大也是在民族危机严重之时应运而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相继吞并东三省，入侵华北。蒋介石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民族存亡之际，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团结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6年6月1日正式成立了抗日红军大学，以便培养革命队伍。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宗旨、阶级立场不同，两所革命军校的培养目标在革命任务的引导、军官价值观念导向上自然存在差异。
（一）黄埔军校和抗大关于革命任务的引导具有时代差异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其根本的教育在于培养革命军，以便推翻北洋政府的统治。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就开宗明义地提出黄埔办学目标：“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来，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今天成立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2]（P292）具体而言，革命军就是一支“要来维护共和，消灭反对革命的军人”。[2]（P298）因此，孙中山也一直对革命军抱有高度的希望，孙中山曾说“我们如果没有一万人的革命军，所以那般贪婪无道的军阀便敢于横行全国，无恶不作，事事要害国，天天要推翻共和，我们要维持共和消灭这般贪婪无道的军阀。”[2]（P300）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低谷期，黄埔军校创建的要旨在于继续革命，由此可见黄埔教育的革命任务在于推翻军阀政治，维护共和体制。
抗大自从创办以来，以反抗日本侵略为近期核心任务，进而为彻底寻求民族解放而斗争做长远的思想打算。1936年6月在抗大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就指出：“我党创立抗日军政大学就是准备迎接民族革命的到来”[3]（P42）。1938年毛泽东在抗大视察时，曾勉励学生“你们不远千里来到延安，当然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抗日救国。”[3]（P44）中共逐步明确抗大教育的中心任务在于转变学生观念，引导他们树立抗日救国的理念。1939年6月1日在抗大成立三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了《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再次提出“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重要的，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中国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根本宗旨，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4]（P116）会后，抗大全体成员宣誓：“我们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我们永远忠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誓死驱逐日寇出中国，为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3]（P94）
对比黄埔军校和抗大对于革命任务的设定，可以看出，黄埔军校仅在于推翻一个阶级，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民族共和国。而抗大的革命目标更为长远，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外，还力求通过革命军为建立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以适应人民的要求。对于革命任务的设定，在某种程度上则体现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的价值导向。
（二）黄埔军校和抗大的价值导向不同
黄埔军校以三民主义为办校的宗旨，将三民主义作为立校的价值遵循。黄埔军校训词曾言道：“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贯彻始终”[5]。此外，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明晰黄埔革命军的直接目的为实现三民主义。在广州各界联欢会的演说中指明“革命军之所以实现革命，只有革命彻底成功，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才能够实现。”[2]（P309）蒋介石在追随孙中山之时，也不得不以三民主义为旗帜，将其视为黄埔师生毕生之追求。1924年8月1日在第二期黄埔生入校之际，蒋介石对学生训话将三民主义的实现作为黄埔教育的最终价值遵循。“革命的意识就是三民主义，我们的生命力不能与三民主义分开，三民主义就是救国救民的……实行三民主义则使民族独立。”[5]（P71）在后期实践学习中就连日常训政之问题也会问“革命的目的是在于实现三民主义，今后努力的方向在于实行三民主义”。[6]（P257）可见黄埔军校在教育目标的设定之中，以三民主义为宗旨是其基本价值导向。 抗大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为指向。抗大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发展史、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基本内容，始终不变，且多有领导关怀。据统计，仅1938年3至5月份毛泽东就在抗大发表演讲题词十三次，毛泽东在抗大讲授《唯物辩证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都从不同程度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此外，刘少奇、陈云、罗瑞卿、艾思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均从政治信仰、伦理道德方面对抗大学员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张闻天1938年在抗大做了《论待人接物问题》的演讲，刘少奇《论共产党人的修养》在抗大内被广泛学习。主张“从马克思列宁理论学习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建立自己的党和无产阶级立场”[7]陈云也在抗大作了题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明确将“积极参加抗日而且要为共产主义奋斗”[8]作为考察入党的重要指标，利于加强抗大学员的党性教育。1938艾思奇的《共产主义与道德》中也提到“共产主义者是进步、高尚的道德的模范，尤其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民族抗战中表现出高尚的道德品质……”[9]对于加强学员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经过比较，黄埔和抗大的教育指向不同，前者是实现三民主义为价值导向，后者则是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不同的价值导向自会影响黄埔和抗大革命的长远性设定和革命的选择。然而，在价值导向背后实则缘起于阶级利益之争。
（三）缘起：黄埔军校和抗大的阶级立场之分
新三民主义不仅是黄埔军校的立校宗旨，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基础。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党员代表大会上，对新三民主义做了详尽的阐述。“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而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此则平均地权之要旨也。”翻阅史料不难发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根本上代表的并非是农民大众的利益，而代表的是中国少数有钱人的利益。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土地问题是农民生存的根本。新三民主义在根本上并没废除土地私有制，因此说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而言，国民党的阶级立场并非是人民的立场，政党性质依然是维护少数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政党。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离人民更是越来越远。戴季陶在对黄埔生做政训报告时公开提出，国民党与其三民主义实施之目的在于维护资产阶级商人和买办的利益。戴季陶公开宣称：“近年来商人迫于帝国主义凌辱，千方百计想挽回个人事业，但十有八九是失败。到处为外国资本所压迫，所以需要用三民主义来代替这个外国资本主义”，[6]（P245）戴季陶单方面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对资本节制却丝毫未提，右派对于民生主义之要旨过度的“解读”使得他们在三民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抗大则重在教育学员艰苦奋斗，把军队建设培养工作根植于群众之中，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抗大教育历来重视群众路线教育，引导学员做事情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就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为打破国民党顽固派对陕北的包围，1939年6月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将陕北抗大转移到晋东南的决定。随后八路军第八纵队在抗大副校长罗瑞卿的带领下，开始北上。北上之时就曾明确要求，深入敌后的教育和学习要与实际统战工作、群众运动联系起来，深入动员群众。在此期间抗大以行军为课堂，对学员开展爱民教育。第五期抗大学员主要是知识青年，于是学校就在北上途中教育学生“接近工农，靠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思想”。[3]（P110）抗大学员所到之处，替老百姓打扫庭院、挑水、做饭，受到了群众好评。抗大始终坚持将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还体现在抗大开展大生产运动上。1943年抗大总校回迁陕北，1944年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抗大政治部提出了“生产公约”，要求学员努力生产积极劳动，帮助群众，学习群众。“经过抗大努力，经年开荒7431亩。创造的经济财富4.76多亿元。”[3]（P144）减轻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
综上而言，黄埔军校和抗大的阶级立场不同，是其阶级感情发生转变的根源。
（四）黄埔和抗大的相似之处
黄埔军校和抗大都是近代革命的产物，虽然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之下都有着各自的阶级情感，但二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承担着民族革命的历史任务。因此，二者都重视将军事学习付诸于革命实践，都有反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目标，体现出黄埔和抗大学子的爱国主义情怀，黄埔精神和抗大精神永存。
1924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走入历史困境，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各派军阀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分封割据。孙中山寻求苏联帮助，创办黄埔军校，组织革命军，其目的就在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言人。在北伐中，黄埔师生的口号亦是“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但后来蒋介石却背离了三民主义。毛泽东为此曾评价“前四年剿了一个满洲国，后六年把日本剿进中国本部来了”[4]（P526）。面对日本的铁蹄，中国共产党继续接过反帝的民族革命旗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大培养抗日军事人才，从这个角度而言抗大与黄埔军校都有反帝爱国、民族自强的精神。
另一方面，黄埔军校和抗大在学生培养的过程中都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大纲就对此有明确指向。“故课程讲授必须明了而知之，而后重实，知行合一，养成战术之脑筋，练成娴熟之技巧”。[5]（55）抗大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做到学以致用，“到斗爭中去学习战略战术”。1939年抗大总校北上之时在其教育整顿大纲中也要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去学习，反对轻视经验”。[3]（P1120）
总之，抗大和黄埔军校曾经有着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目标，强调学以致用。但两者存在主义之争，于是在各自党旗的号召下，走上陌路。
二、人心向背：黄埔军校和抗大的历史归宿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黄埔军校逐步被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所把持，其教育理念开始发生转向，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蒋介石一党独裁的军事大本营。而抗大在抗日战争期间“越抗越大”，抗战结束后，改为东北军政大学继续发展，成为革命的熔炉。
（一）黄埔党争与四一二政变
教育目的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同的教育目的既体现着施教者的利益诉求同时也影响受教者本身。黄埔军校是以三民主义教育为宗旨的，当三民主义被误读之后，黄埔的教育也会随之变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开始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12月在广东成立孙文主义学会，主要吸收黄埔军校的学生为主，在政治浪潮的冲击之下，黄埔军校开始改变颜色。蒋介石再借中山舰事件，在黄埔学生中逮捕共产党人，在历史洪流之中，黄埔军校也被有意地卷进了党争冲突之中，1927年，黄埔随即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彻底走向了历史的反动面。
在黄埔军校内部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主要反映在“两会”的斗争之上。黄埔建立之初，为团结青年挽救时局，蒋先云等人自发组织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张团结，学习先进的思想，后来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引导下，青军会在平定商团叛乱时受到群众好评。这却引起了蒋介石等新右派的不满，他们打算成立一个新的组织与之抗衡，1925年9月陈诚、王伯龄等人发起成立了孙文学会，以研究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为要旨，散布反共言论。共产党员李藩汉曾去找林振雄审批政治部宣传单的印刷费，而遭到诋毁;林振雄轻蔑地说：“传单能当票子花吗？”由此引发了冲突。“两会双方激愤不已，拔刀相向，好在李藩汉以大局为重，退让半步，事态得以控制。”[10]事后，蒋介石对林振雄的处理表面上不偏不倚，解散两会，实则对共产党更加防备。1925年，蒋介石假借黄埔学生李之龙私自调用中山舰为由，公然逮捕共产党员，随后以整理党务案为借口，排挤共产党人，最终使黄埔军校偏离初衷。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仍不忘在“两会”问题上做文章，诬陷中国共产党：“其后，青年军人改为联合会，遂为共产党所把持，假借本党之名义做共产党之宣传，三民主义早已望去。”[6]（P56）诬陷共产党杀害三期黄埔生杨引之。种种事实表明，黄埔军校在孙中山去世之后就逐步走上了反对“三大政策”的历史道路，离真正的三民主义越来越远，离广大人民越来越远。
（二）抗大：革命的熔炉
首先，抗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越抗越大”。截至1945年，抗大共培养出10万多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抗大广泛吸纳具有反侵略精神的爱国人士，其学员主要包括，红军干部、八路军干部、指导员、知识青年和工人农民。在这座革命的熔炉之中，抗大教育广大学员坚持抗战到底的思想，为争取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干部都在抗大接受过党的教育和培养。第二，促进了军事体制建设的正规化进程。“建设新四军、八路军使正规军成为铁军，游击队成为正规军”。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为加强党对各地抗大分校的管理，中央提出加强抗大正规化建设的目标。1941年抗大第七期学员在河北邢台浆水镇开班。由于第七期的学生质量较高，大都是老红军干部，为加强军事正规化建设提供了保障。在此不断加强党对薄弱环节部门的领导，完善了人事和青年工作制度，此后颁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政治工作教育的集中规定》加强了党对教育教学工作的全面领导;开展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群众观念教育，学习《为人民服务》，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此外，颁布《关于健全政治汇报工作制度的通知》《军部组织管理暂行条例》各部下设军事、政治、文化、卫生委员负责具体工作。总之，第七期学员，从组织体系、思想建设等方面促进了军事教育的正规化。第三，抗大面向群众服务群众最终走向人民是必然归宿。在抗战期间，团结人民力量，吸纳一切抗日力量加入抗战队伍，抗战到底，决不妥协。另一方面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教育学生为工农阶级服务，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负担。抗战结束后，在何长工的率领下，奔赴东北，筹建东北军政大学。
抗大在正确的办学方针指导下顺利地完成了它的教学目标，最终在人民的支持下，发展壮大。抗战胜利时根据地有120万八路军士兵，其中大部分军队干部和指战员都是抗大学员或者在抗大接受过培训。抗大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走向人民的怀抱，继续担负为人民军队培养训练有素的军事人才的光荣任务。
三、余论：教育具有阶级属性
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实践活动，是促进人的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有其自身的社会性。在阶级社会之中，教育有其阶级性，即从本质上回答了教育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而教育目的是一切教育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教育目的的设定直接体现出教育活动的价值追求。对比黄埔军校和抗大的教育目标，二者都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究其结尾，二者的历史宿命却截然相反。前者，以三民主义为指导，重在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顺应历史潮流，发动群众，实则体现出人民立场。相比之下，二者教育的阶级归属亦然明显。对黄埔军校而言，历史的双重面向就表现在，它自身具有革命和反革命的双重面具，黄埔军校阶级立场的选择与国民党的政治价值追求和阶级利益诉求密切相关，学校在国民党的领导下，随政治潮流而动，亦是自然。
反之，抗大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首先，抗大办学关键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中央历来重视关心抗大的发展，自成立开始就有中央政治局领导亲自授课。毛泽东经常到抗大去讲课，重在思想上加强政治引导。毛泽东曾为抗大学员讲授《社会主义发展史》，让学员了解社会发展变化的特征和规律，引导学生为推翻剥削压迫解放全中国而奋斗。再者，在领导制度上不断健全完善党的领导。例如在河北邢台，校长张际春加强党的建设，着力提升党对薄弱部门的领导力，建立政治汇报工作制度，从组织上加强党对抗大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第三，办学必须坚持人民立场。抗大在创办期间一方面欢迎农民、工人入校学习，体现出抗大办学面向工农的基本立场。例如，在第三期的学员中，共招收1274人，其中知识分子有447人，在第六期学员中工农家庭出生的人占86%。由此可见抗大并非八路军干部的专属学校，而是面向人民的学校。另一方面，抗大的人民立场则是指，抗大办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抗战服务的宗旨。发动群众打败侵略者，建设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体现出抗战的归宿在于人民自由，国家独立。此外，抗大强调学员为人民服务，不得歧视工农群众，坚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西损坏照价赔偿，都体现了抗大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服务人民的价值追求。
以史为鉴，对比黄埔和抗大的教育目标，剖视教育目标背后的阶级立场，正反对比，历史时刻提醒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办学的重要保证和先决条件。
注释：
[1]邹荣庚，贺世友.黄埔抗大先后辉映—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两所著名的军校[J].军事 历史研究，1997年：44.
[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