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的《时代漫画》沉寂了70年后，影印出版了。它是当年发行量以万计的一份期刊。提到《时代漫画》，曾为之投入无数心血的老画家和当年喜读此刊的老人至今犹喜形于色。十多年前，我在图书馆也觅得此物，翻阅中独自偷乐。那时，我正为写《我的爸爸邵洵美》和出版爸爸的文集而搜集资料，匆促之间，只顾复印爸爸登在其中的3篇文章而没能仔细欣赏其他作品。如今，上下两册的选印本在手，我再细读第21期(1935年9月20日)中爸爸那篇《真心话》，发现就在它后面的一页有一幅漫画，题目也是《真心话》!它是爸爸的好友黄苗子的作品。我实在好奇，不禁想问个究竟。去岁，我身怀此卷拜访黄苗老。他笑着回答：“时隔太久，记不得了。”
　　刊物同一期的作品，前后同题，为什么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心里盘旋。近日，我恍然大悟!
　　详读《真心话》这篇文章，作者先讲真心话与真话的不同，而后举例，从人际交往到要人言论。接着重点谈文学杂志上有人五论“文人相轻”，又评说林语堂自我矛盾：他在《文饭小品》发表的《说本色的美》要求说真话；又在《人间世》提倡“特写”要求说真心话。文章看似针对文人，其实不然。
　　常读邵洵美的文字、熟悉他的文笔的人，可以了解他那种迂回笔法。这也是他后来在《论语》写“编辑随笔”所惯用的“春秋笔法”：说东道西，点到主题，猛击一掌，转身而言他。譬如，1936年西安事变后的第106期他的“编辑随笔”：谈谈过年阴历阳历不能统一的问题，忽然说：“我想，或者会影响到那个‘统一救国’吧?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便很不容易统一的。”当你还没看明白，他转而谈自己是“天天在过年三十”。自然谈起欠债，又讲到“亲兄弟，明算账”，“只要看前几天报纸上有大喊‘清算张学良’，而绥远那笔交易则大有情愿吃倒账的形势，便可以明白”。随后，他讲起“半本账簿治天下”。讲起治天下的人像是一爿公司的经理，“百姓虽有一股股权，却连发言权也没有。”刚触到政治，他又回过头来说，编《论语》是“一种快乐债”。他就是这样声东击西。到了1949年，在《论语》的173期“逃难专号”，他写的《逃亦有道(复友人书)》，他还是圆兜圆转地写。先答复友人关于逃难的观念如何与时变更。“……在抗战初期，政府搬到重庆，大家跟着一起逃，最先大家还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后来才明白是长期抵抗，在大后方工作是最值得仰慕的英雄伟绩；胜利了，‘重庆人’便大出风头。”笔锋一转，针对当下，“只要看我们的蒋总统，在南京的最后一个月中，一般人都感觉到他的威风已远不如前。但是自从他‘引退’以后，一般人又感觉他‘余勇可怖’，连最近共产党的宣传，也说他正在训练二百万新军，预备卷土重来，好像是一个莫大的威吓!”后面，他忽然大谈逃难于个人种种的好处。有幽默有讽刺，令人忍俊不禁。
　　这一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还是先来看漫画《真心话》。黄苗子画的是小记者在采访要人秘书。墙上挂着一幅人像，其下有文字，歪挂着。似乎是孙中山遗像和其遗嘱。秘书坐着，一副官架子。漫画有文字说明：
　　记者：请问某某的病状，最近有什么变化?
　　秘书：这两天因某项事件还未解决，故某某的身体并没有完全好。
　　这是指何要人?又是指什么事件?想到邵洵美在其《人言周刊》上的短评往往紧跟时闻，我找来同一时期的《人言周刊》二卷二十四期(1935年8月下旬)郭明(即邵洵美)的《汪院长辞职问题》一文。文后的“编者座谈”写道：“关于汪精卫先生辞职问题的稿件，本刊收到口鸿章先生的《汪院长辞职》一文，据最后消息，汪院长已有打消辞意可能，故将该文抽去了，由编者写《汪院长辞职问题》一篇，以表示对此事之意见。”
　　稿件这样处理，可见事件至关重要。文章是这样报道和评论的：
　　蒋员长于十九日凯旋首都；而屡次辞职的汪院长亦于二十日接蒋委员长来电当晚晋京。此次全国人之目光。无疑地群集在汪蒋会晤之结果上；盖汪氏若辞职实现，则对内对外之政策，多少有变动之可能，而各部人员亦必有所更动。……但读二十一日报，则中央社电谓政院各部会长官现决定，如汪氏仍不能打消辞意，即提总辞职，以示坚决挽留之意；记者不禁大骇。若政院各部会长官群以总辞职为要挟，则一方面不顾人家性命，一方面亦太嫌情感过于理智矣。大人物举足轻重，国事友谊，政见病状，务须分得清楚；此种坚决挽留之表示，实使我辈小百姓惶恐不知所措矣。但愿中央当局能迅速权衡轻重，决定行止；并望汪院长亦细量病体，弗过忧虑，为国牺牲，固大丈夫份内事也。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汪蒋之间的矛盾，以及汪的作态背底里有意图。事态严重，不可等闲视之。
　　此漫画明显指的是这个事件。邵洵美的文章却没有明说，但图文同题，就告诉我们两个作品是同一题材的。邵文里涉及政治的只简略地说：“再如申言为国为民，继以埋头苦干，这句话也可以当作真话；但若说出我们一举一动不过是掩人耳目，威信既失，大事也许反而不可收拾。”我明白了!邵洵美是轻轻几句揭示汪精卫的为官之道；黄苗子则是借那秘书之口吐露真情。
　　这样，我们就不难重现当时场景：时代图书公司几个刊物的编辑部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可以想象：那一天(1935年9月21日)，几个画家、编辑和邵洵美都在编辑部。众人读报，对这个议论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很有看法，邵洵美决定在《人言》上做篇文章。黄苗子决定画张漫画来讽刺一番，邵洵美为之捧场，再来一篇呼应。《时代漫画》的主编鲁少飞颇有同感，特地把这两个作品编排在一起。如此，我就破解了这个“图文同题”的谜。
　　从图文同题的《真心话》，我得到启示：读者如果只看文章的文字描述，图画的艺术，而不去联系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新闻人物、政局动态，是难以理解一些漫文漫画个中的真意的。
　　邵洵美在这篇文章里何以写得如此含蓄，在《时代漫画》里的文章都不像他在《十臼谈》和《人言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他是不想让心爱的《时代漫画》也受到像那两份刊物同样的伤害。在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里，刊物不时遭到新闻审查的刁难。《十日谈》和《人言周刊》都曾遭禁罚停，《十日谈》为此曾以“开天窗”抗议。他甚至为了保护时代图书公司其他书刊的正常发行，特地另设第一出版社来发行这两份言辞激烈的刊物。
　　《时代漫画》是轻松的读物。为了刊物的生存，主编鲁少飞不得不插入一些软性的作品(后来曾有人批评这本刊物带有色情)。其实，这些人不了解这位备受漫画家尊重的主编。他当时编《时代漫画》的宗旨是：“有不平我们就要讲话，有丑恶我们要暴露，有战争我们要反对。”“漫画是为正义活着的，为公道拿画笔是我们的天命。”历时3年出版39期的这份刊物，其中许多作品在引人发笑的同时，传播了艺术理念，发出了正义的呼声。1936年2月，鲁少飞因为在第26期的封面上，刊出他画的《晏子乎》，讽刺了对曰屈膝外交而被关押，刊物罚停3个月。大家一面营救他，一面把刊物改名为《漫画界》继续出版，由王敦庆主编。直到6月，《时代漫画》才复刊。
　　邵洵美在时代图书公司办了3份画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和《万象》月刊。他欣赏画家的艺术、创意以及以画代言的各种风格，愿意开辟场地让那些有才有艺的画家任意驰骋。《时代漫画》是成功的，在它上面发表作品的有名的无名的画家多达百人。这些画家担负起当时筹备全国第一届漫画展和全国漫画家协会的组织、参与的任务，同时也培养了许多漫画家，促进了漫画的发展。1937年，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上海，他们义无反顾地组织起各地救亡漫画宣传队。邵洵美在孤岛上海出版的抗日杂志《自由谭》及其英文姐妹版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里都刊有这些艺术家的宣传抗日救亡作品。这些艺术家之间的友情一直维持到几十年后。1984年，他们聚会在老画家胡考家里，特地请了主编鲁少飞，共庆《时代漫画》创刊50周年。
　　一份普通的画刊，70年后重现，其价值不言而喻。它不仅记录着漫画的技术和艺术的发展，可供后来者学习参考和研究；也记载了上世纪30年代的历史人文经济道德各个方面，对当时的社会风貌、民间疾苦、官场腐败等的深刻描述，可供今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