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艺术家的家庭生活是否像他的银幕形象一样千姿百态？1989年8月的一天，摄影者老崔（当年的小崔）在著名电影演员于飞家中抓拍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瞬间——常以美国神父、苏联特务等面目出现在银幕上的于飞，在家里乐哈哈地与当滑稽演员的老伴嫩娘来上一段，而且说得还很逗，惹得女儿在一旁笑得“失态”，女婿金安歌到底是演过张学良的，颇有大将风度，尽管忍俊不禁，但毕竟还是稳住了。这是一个艺术之家的小景，生活充满乐趣。
　　 他曾经是新中国电影银幕上最为名闻遐迩的“洋人面孔”，远在古月、孙飞虎他们出名前，他就是为圈内圈外公认的“特型演员”——不是“特”具体的哪个人，而是“特”一种类型：美国特务、居心叵测的传教士、间谍、阴险狡诈的美军顾问……全中国的男演员里，具备那样完全有异于蒙古人种脸型特征的，极为“珍稀”。于是，便一路地“特型”下来。
　　 是的，他的一生和他一直在银幕代言的那些个异域形象毫无渊源，他创造的角色，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曾经的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一种误读。但是，这不妨碍他是个有意思的演员，为我们留下了若干印象深刻的角色。一个中国人，演了一辈子的老外，这种错位，充盈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如今，我们不需要找“自己人”来出演老外，请得动正卡的美国大牌。然而，我们的电影，却越来越味同嚼蜡了。
　　 于飞，原名俞其昌，1922年生于天津，1998年卒于上海。作为一名电影演员，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演出是在说相声。和陈述的经历类似，于飞同时是个不错的相声演员，并且相声演出生涯长达近半个世纪。1997年年底，他随团去云南扶贫演出结束后，身体突感不适，被随行医生送回上海，直接住进瑞金医院，诊断结果是肺癌晚期。
　　 在于飞的女儿俞蓓芳看来，老爸最奇怪的地方，在于“一个超级内向的男人，却做了演员”，“银幕上凶神恶煞，生活中却善良得一塌糊涂，他会从兰州背一口袋土豆回家给我们做菜吃，我生病，爸爸守在床头都会哭。”
　　 俞蓓芳回忆：“爸爸演的那些角色，都没有好下场，不是当场逮捕就是就地正法。他带我去电影院看电影，影片一放到父亲扮演的角色被解放军击毙或者逮捕时，我就嚎啕大哭，每次都被父亲哭笑不得地拖出电影院。”
　　 右面摄于20多年前的这张照片上，左下角捂嘴窃笑的就是俞蓓芳，现在她是上影集团有限公司创造策划部的行政主管，也是不错的散文作家。穿旧社会黑老大“指定服装”香烟纱衬衫的自然是于飞，于飞左手边是他的老伴，上海人民都不陌生的银屏形象，老娘舅里边的“老舅妈”，嫩娘也。剩下的两个人，脖颈挂白色珍珠项链的是于飞的大女儿俞红，她也是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和著名的配音导演和演员。俞红右手边那位唯一照片上笑得有些矜持的，是俞红的爱人金安歌，他也是新中国银幕上第一个塑造张学良形象的演员。
　　 我和于飞一家的渊源，除了我本人是他的忠实粉丝之外，15年前，金安歌和俞红夫妇曾经慷慨地几乎不收任何租金地将他家的一间屋子借给我和我爱人。那间钢窗蜡地的小屋光照充足，留下过我人生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俞蓓芳是我微博的博友。某天，我私信问她：对父亲创造的哪个银幕形象印象最深刻？她回答我：父亲大概演了50-60部电影吧，每部都很有印象，我都喜欢，上帝创造的电影实在美丽，他故世之后，让我还能在大屏幕上看见父亲，听见他的声音。天下有这样幸运的人不多。现在，我还偶尔能看到父亲的电影，虽然现在一边看也一边觉得鼻子酸，已经不是幼年的害怕了，是觉得心里好难过，真的一旦分开再无相见。希望来生，我和他还做父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