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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笔调温暖，表现出一个乡村社会的意境美、人性美……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静谧祥和的湘西小镇，一群善良纯真的人们，翠翠的爱情却出现了悲剧。很多读者，尤其是中学语文老师都在追问翠翠的人性如此善良，可是爱情的结局却为何悲凄？
一、善良的人性并不意味着与悲剧爱情无缘
应该澄清的是，翠翠的爱情悲剧与人性的善良没有因果关系。从《边城》的创作动机来看，作者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地域上，作者“想让世界知道湘西角隅的人与事。”小说中的茶峒，是作者结合凤凰的景色而建构的一个“世外桃源”，通过文学作品构建“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翠翠是沈从文的艺术结晶，是沈从文理想中的少女，翠翠及其爱情在沈从文的世界里只是和一朵花一样，是一个审美对象而已，花开花谢，都不是沈从文着意的，他在意的只是生长了这朵花的地域环境的美好，以及在这个地域环境中生活的人们的善良和纯真。这完全不同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曹雪芹借助宝黛爱情悲剧批判封建社会的腐朽与没落。换句话说，在《红楼梦》中宝黛爱情必须是悲剧，才能突显主题：而《边城》中翠翠的爱情悲凄与否似乎对主题的表现都显得无关紧要。也就是说，沈从文在创作时，翠翠的爱情结局与地域环境、人性善恶并无必然联系，读者把翠翠的爱情“悲剧”与人性善良联姻，不免有些牵强。
二、封闭唯美的地域锁定了翠翠悲剧的爱情
翠翠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其所生活的湘西小城的生活方式，以及在这种生活方式影响下人们的生活哲学和生存思想。翠翠生于湘西，长于湘西，湘西封闭、唯美的地理环境成就了翠翠封闭的心灵。她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当地有女孩子主动向心仪的男孩子唱情歌的风俗。翠翠情窦初开，多次在梦中见到象征情思的虎耳草，但面对着傩送兄弟强大的爱情攻势以及王团总对自己心中白马王子的抢夺，那种山里人的朴实本性尤其在爱情上的保守思想突显。加之翠翠自小没有父母，与祖父感情笃厚，不愿离开祖父，从而使翠翠对爱情的追求完全处于被动消极等候的状态，“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这是一个明显的等待爱情、相信爱情终将会到来的典型代表。她的这种爱情态度，也就是包括翠翠在内的整个湘西人的生活方式，严重地封锁了翠翠爱的心扉，将一个妙龄少女朦胧的幸福梦幻击碎。
三、爱忧交织的祖父在翠翠婚姻上首鼠两端
从祖父的角度来看，当祖父得知女儿未婚先孕后，没有说“有分量的话”，但也没有说“关怀的话”，在他的内心或多或少存留着一些封建思想残余。当翠翠长到谈婚论嫁的年齡，老船夫那种封建思想开始作祟，他害怕女儿的悲剧在孙女的身上重演，因而他在翠翠的婚事上表达的那么委婉，致使翠翠的爱情走向悲剧。这一点可以在沈从文其他的短篇小说找寻到踪迹，如《阿金》《贵生》中描写男女相爱，但是由于封建思想的阻碍，美好爱情最终成为憾事。
四、湘西男儿的“亏欠”意识亏欠了翠翠
湘西人们的生活哲学和生存理想束缚了湘西男儿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阻遏了翠翠的幸福进程。湘西边城，交通不便，人们思想守旧，儒家的三纲五常及孝悌之义似乎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按照山里人特有的生活哲学和生活理想平静地生活着。天保、傩送兄弟手足情深，面对深爱的翠翠，他们谁也没有让谁，但谁也没有折损谁，谁也没有诋毁谁，没有决斗的暴力斗争，也没有唯父命是从的懦弱，他们采用了山里人特有的竞争方式——唱情歌——来追求翠翠，这种方式虽古老但淳朴，虽无情但公平，是最符合人物形象、最湘西的行为。但是正是山里人的淳朴，才有最深厚的人情意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哲理——人不能亏欠别人。因此，当甘心服输的大佬外出闯滩遇险后，傩送的内心对哥哥萌生亏欠意识，因为自己而让哥哥丢了性命，责任在于自己，这份亏欠意识让他不能心安理得地陪伴着翠翠走过幸福的一生。出走才是唯一的选择，才能对得起自己和哥哥，这才符合湘西男儿的生活哲学，但正是傩送的出走，致使翠翠的爱情陷入悲剧之中。
五、残缺的美也许更能折射生活的美好
“悲剧”一词源于希腊文。“悲剧”虽为“悲剧”，但意在严肃，而不在悲。古希腊悲剧多从宗教视角和立场出发来审视和呈现社会生活，他们想要表达的不是匍匐在神灵面前那芸芸众生的哀鸣与叹息，它是顶天立地的天神，英雄与命运展开生死搏击的壮丽画卷，是人的意志与力量的颂歌。埃斯库罗斯表现出的悲壮雄浑、满怀信心，索福克勒斯表现出的悲愤迷惘、上下求索，欧里彼得斯表现出的悲痛憎恨、寻找出路等即为明证。这样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启迪着作家一直在探索、寻找这种人性光辉的表达之道，沈从文曾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其内在精神和古希腊悲剧中强调的歌颂生命不谋而合。傩送的“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当时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这不是对翠翠的埋怨，是对哥哥的一份责任，是不屈服命运的倔强，是对命运的抗争。朱先潜也指出《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因而，翠翠的爱情悲剧或许正是沈从文先生所要着意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湘西边城中的另一类美好，是作者有意而为之。正如维纳斯的美在于她的残缺，《边城》的美在于翠翠的爱情悲剧。
一、善良的人性并不意味着与悲剧爱情无缘
应该澄清的是，翠翠的爱情悲剧与人性的善良没有因果关系。从《边城》的创作动机来看，作者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优美、健康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在地域上，作者“想让世界知道湘西角隅的人与事。”小说中的茶峒，是作者结合凤凰的景色而建构的一个“世外桃源”，通过文学作品构建“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以此重建民族的品德和人格。
翠翠是沈从文的艺术结晶，是沈从文理想中的少女，翠翠及其爱情在沈从文的世界里只是和一朵花一样，是一个审美对象而已，花开花谢，都不是沈从文着意的，他在意的只是生长了这朵花的地域环境的美好，以及在这个地域环境中生活的人们的善良和纯真。这完全不同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曹雪芹借助宝黛爱情悲剧批判封建社会的腐朽与没落。换句话说，在《红楼梦》中宝黛爱情必须是悲剧，才能突显主题：而《边城》中翠翠的爱情悲凄与否似乎对主题的表现都显得无关紧要。也就是说，沈从文在创作时，翠翠的爱情结局与地域环境、人性善恶并无必然联系，读者把翠翠的爱情“悲剧”与人性善良联姻，不免有些牵强。
二、封闭唯美的地域锁定了翠翠悲剧的爱情
翠翠悲剧的原因之一是其所生活的湘西小城的生活方式，以及在这种生活方式影响下人们的生活哲学和生存思想。翠翠生于湘西，长于湘西，湘西封闭、唯美的地理环境成就了翠翠封闭的心灵。她对人情世故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当地有女孩子主动向心仪的男孩子唱情歌的风俗。翠翠情窦初开，多次在梦中见到象征情思的虎耳草，但面对着傩送兄弟强大的爱情攻势以及王团总对自己心中白马王子的抢夺，那种山里人的朴实本性尤其在爱情上的保守思想突显。加之翠翠自小没有父母，与祖父感情笃厚，不愿离开祖父，从而使翠翠对爱情的追求完全处于被动消极等候的状态，“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这是一个明显的等待爱情、相信爱情终将会到来的典型代表。她的这种爱情态度，也就是包括翠翠在内的整个湘西人的生活方式，严重地封锁了翠翠爱的心扉，将一个妙龄少女朦胧的幸福梦幻击碎。
三、爱忧交织的祖父在翠翠婚姻上首鼠两端
从祖父的角度来看，当祖父得知女儿未婚先孕后，没有说“有分量的话”，但也没有说“关怀的话”，在他的内心或多或少存留着一些封建思想残余。当翠翠长到谈婚论嫁的年齡，老船夫那种封建思想开始作祟，他害怕女儿的悲剧在孙女的身上重演，因而他在翠翠的婚事上表达的那么委婉，致使翠翠的爱情走向悲剧。这一点可以在沈从文其他的短篇小说找寻到踪迹，如《阿金》《贵生》中描写男女相爱，但是由于封建思想的阻碍，美好爱情最终成为憾事。
四、湘西男儿的“亏欠”意识亏欠了翠翠
湘西人们的生活哲学和生存理想束缚了湘西男儿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阻遏了翠翠的幸福进程。湘西边城，交通不便，人们思想守旧，儒家的三纲五常及孝悌之义似乎对他们没有影响，他们按照山里人特有的生活哲学和生活理想平静地生活着。天保、傩送兄弟手足情深，面对深爱的翠翠，他们谁也没有让谁，但谁也没有折损谁，谁也没有诋毁谁，没有决斗的暴力斗争，也没有唯父命是从的懦弱，他们采用了山里人特有的竞争方式——唱情歌——来追求翠翠，这种方式虽古老但淳朴，虽无情但公平，是最符合人物形象、最湘西的行为。但是正是山里人的淳朴，才有最深厚的人情意识，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哲理——人不能亏欠别人。因此，当甘心服输的大佬外出闯滩遇险后，傩送的内心对哥哥萌生亏欠意识，因为自己而让哥哥丢了性命，责任在于自己，这份亏欠意识让他不能心安理得地陪伴着翠翠走过幸福的一生。出走才是唯一的选择，才能对得起自己和哥哥，这才符合湘西男儿的生活哲学，但正是傩送的出走，致使翠翠的爱情陷入悲剧之中。
五、残缺的美也许更能折射生活的美好
“悲剧”一词源于希腊文。“悲剧”虽为“悲剧”，但意在严肃，而不在悲。古希腊悲剧多从宗教视角和立场出发来审视和呈现社会生活，他们想要表达的不是匍匐在神灵面前那芸芸众生的哀鸣与叹息，它是顶天立地的天神，英雄与命运展开生死搏击的壮丽画卷，是人的意志与力量的颂歌。埃斯库罗斯表现出的悲壮雄浑、满怀信心，索福克勒斯表现出的悲愤迷惘、上下求索，欧里彼得斯表现出的悲痛憎恨、寻找出路等即为明证。这样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启迪着作家一直在探索、寻找这种人性光辉的表达之道，沈从文曾说：“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其内在精神和古希腊悲剧中强调的歌颂生命不谋而合。傩送的“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当时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这不是对翠翠的埋怨，是对哥哥的一份责任，是不屈服命运的倔强，是对命运的抗争。朱先潜也指出《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因而，翠翠的爱情悲剧或许正是沈从文先生所要着意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湘西边城中的另一类美好，是作者有意而为之。正如维纳斯的美在于她的残缺，《边城》的美在于翠翠的爱情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