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浩生，1920年出生于河南息县。曾任重庆《中央日报》记者，上海《东南日报》驻南京特派员。1948年作为《东南日报》特派员赴战后的日本采访，1952年转往美国伊利诺大学深造，1960年至1986年任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同时以记者身份开辟“海外观察”专栏。曾参与采访过一系列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和国共两党的关键人物。
　　从中国大陆到台湾，前后五十年，蒋一直是个被奉为“神”的人物。我从1920年出生，到1948年出国，在蒋介石统治下生活了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我和蒋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盲目崇拜阶段，那时他是我心目中的一座“神像”，这种心理是愚民教育的结果；第二个阶段是我做了记者以后。
　　在抗战期间的陪都重庆和战后的南京，我采访的主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和“国共和谈”，蒋是这两个主题的中心人物，我几乎天天可以见到他这个有血有肉的真人。但是这个“见”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而且是只“见”不“记”，原因是我所供职的重庆《中央日报》有一个规定：凡是有关“老先生”的新闻、文告，全都由国民党的新闻机构——“中央通讯社”统发，出了纰漏由“中央社”负责。
　　“中央社”报道蒋介石有一套千篇一律的术语，比如，形容他的形象时就说“戎装佩剑，两目炯炯”，描写他的动作时就说“频频点头，连呼好好”。对于记者们来说，蒋介石始终是个高高在上的“神”，外国记者还可以采访他，中国记者要想采访他可比登天还难。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作为记者有幸目睹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画面，诸如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重庆谈判、旧政协、国共和谈、马歇尔调处、还都南京、国民大会、庐山采访等等，这些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新闻，我虽然不能對蒋介石这个中心人物进行直接采访、报道，但是通过细心观察却可以发现他那“神”的外表下作为普通“人”的一面。直接接触蒋介石，亲自写写他这个人，是我长期以来的一个愿望。
　　我先以美国专栏作家的身份向国民党政府驻纽约的代表陆以正提出了访台要求，计划之一就是请求会见蒋介石。
　　1966年夏，这个要求被有关方面批准了，不过名义上是蒙幸“召见”，而不是新闻采访，但无论如何，总算是有机会单独和我心目中的这位“神”见上一面了。
　　到了台湾，我下榻于据说是蒋夫人开的圆山饭店，由新闻局负责安排我的各项参观、采访事宜，但是一直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被蒋召见。直到第三天的深夜12点半，突然接到新闻局的电话，通知我蒋定于上午9点在“总统府”召见我。这么晚接到电话，使我感到新闻局工作的辛苦，后来才听说这是保安工作上的惯例，晚一点儿通知对蒋的安全系数更大。
　　新闻局的官员在电话里还告诉我，他计划早上7点到圆山饭店来看望我并和我共进早餐，届时将向我说明被召见时的注意事项。这样的安排，使我不得不早上6点就起来，只剩下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这真有点儿像帝王时代的五更早朝，要牺牲掉一夜的睡眠。
　　牺牲睡眠倒还次要，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要求会见的主要目的是进行新闻采访，但是据我所知，蒋会见记者前一定要记者事先把问题提交给新闻局，今天安排得如此仓促，使我无暇准备书面问题，只有到时见机行事了。
　　7点钟，新闻局的官员与我共进早餐，并未提醒我有什么特别的礼节，看来他不过是在执行监视任务。8点半，我们从饭店出发，直奔“总统府”。
　　“总统府”是日本殖民时代的台湾总督府，古老而庄严，但总给人有点儿小气的感觉。门前的守卫宪兵军装笔挺、威风凛凛，一派衙门气势。进门来，先步上天井石阶，经过一段长廊，通向“总统办公室”。长廊的尽头有一位军官迎上前来向我们敬礼，随后告诉我们，今天蒋不在此办公。侍从入内询问后我们才得知，召见地点改在附近的“中央党部”。
　　盛夏季节，我们从“总统府”赶到“中央党部”，跑得浑身大汗淋漓。到达时召见时间已到，新闻局的沈剑虹局长在门口等候。我一边随他向“总统办公室”走去，一边问他能不能提问题，他说不行。这时“总统办公室”门前的一位军官正在大声唱名：“赵浩生教授！”我们应声入内。
　　蒋的办公室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一端放着一张大办公桌，办公桌前靠墙是一张三人长沙发，长沙发的一端是一张双人沙发，看来是“总统的宝座”。落座不久，只见蒋从办公桌后的门内走了出来。
　　突然面对面地正视几十年来我心目中的这尊“神像”，刹那间我简直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被新闻术语所创造出来的“戎装佩剑，两目炯炯”的“神”。
　　他看起来更像个平凡的老人，一身全无装饰的中山装，秃顶、银须。也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他的眼中流露出慈祥多于威严的目光，和我以前的印象大不一样。他的背有点儿驼，动作迟缓，令人觉得他是个衰老的悲剧人物，一扫往日叱咤风云的霸气，不由得使人生出几分怜悯之情。
　　我迎上前去和他握手，他的脸上始终挂着温和的微笑，丝毫不见咄咄逼人的眼神，这使我在精神上松弛了很多。
　　我们一同坐下，他开始询问我例行的三个问题：什么时候来的？参观了哪些地方？有什么意见？一般情况下，被召见的人应该说两句歌功颂德的应酬话，表达一下谢意，接下来主人便要端茶送客了。但是我决意要提出问题，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不会罢休的。于是在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时，我连忙表示“有几个问题”。
　　这下有点儿出乎他的意料，他开始下意识地用手摸脸，从面部一直摸向光秃秃的头顶，据说这是他不高兴时的一个习惯动作。他一边摸着脸，一边听我提出的问题： “我是做教育工作的，对台湾实行九年义务教育特别感兴趣……”
　　我的话显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摸到头顶的手停了下来，居然开口回答起我的问题来，而且越说越高兴，一口气竟说了15分钟。
　　事后我才知道，九年义务教育乃是他的一大得意之作，他认为这是他到台湾后的“德政”之一，我的问题提得恰到好处，问到了他的心坎上，难怪他“龙颜大悦”，使我有了一个意外收获。
　　告辞出来，沈局长如释重负，他告诉我：“今天总统的心情很好，你问的问题也好，否则可能会出大娄子。”
　　这次会面，给我的感触颇深，让我清楚地感觉到蒋家第一代王朝已经画上了一个句号。“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证明了他曾经是个乱世中的铁腕豪杰，同时也无情地宣告了他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1966年的台湾，正处在蒋介石所宣传的“反攻大陆”的迷梦中，我写的蒋介石，是我眼中真实的蒋介石，道出了我的直觉，可惜不太符合国民党政府的宣传口味。所以我的这篇访问记在所有的台湾报纸和世界各地的亲国民党报纸上都未采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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