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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立體的历史画卷
城，是古代一个国家民族形成和存续的重要标志。后来发展成了汉文化圈人文地理的重要景观。中国的城还主要是行政和文化的象征，在理论上，中国城主要是用以保护人民的。《说文》就说过：“城以盛民也。”所以，古代中国出现和存在着许多伟大的城。汉唐时代的长安、北魏的平城、元代的北京、以及明初的南京、都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过贡献。这些历史文物建筑，饱含着从过去的年月传下来的信息，是人民千百年传统的活的见证。人民越来越认识到人类各种价值的统一性，从而把古代的纪念物看作共同的遗产。
大同古城墙，是大同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大同平城遗址被定为国家级文保单位的主要依据。古城墙是大同岁月的存影，亦是古城历史的一段凝固。
古城墙溯源
大同城墙广义上包括东、南、北小城，大同府城特指主城。大同府城是在北魏基础上建设的，至今北小城仍有汉代墙体。
关于大同古城墙的由来，至少可以追溯到1600多年前的北魏。这点是没有异议的。不过，它的起始建筑在何年月，其肇始方位具体在何处，以前众多研究大同的学者，包括中国古代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杨守敬（《水经注图》）、顾祖禹（《读史方舆纪实》）等，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厘清，或语焉不祥，或勘检欠精，或史料误识。
大同城区现存古代城墙历史悠久，承接延续时间长，墙体保存较好，可以这样说，大同现存的古城墙，以及城内的里坊格局，无论是承接历史之长，或者留存现状之完整，都是目前中国之唯一。其历史文化价值之高，就可想而知了。大同古城的修筑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北魏时期、辽金时期和明清时期。而且整个城墙主体除明代略有缩减和增高包砖外，一千六百多年以来一以贯之，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这里说明一点，有的研究者把大同古城墙的修筑分为四期，认为在北魏前还有战国、汉时期。估计这一时期平城，可能没有城墙。即便有，也没有多大规模。史书记载，昭成皇帝（什翼键）二年（339年）夏五月，曾在参合陂召集各部大人讨论定都漫源川（现桑干河）一事，但久议不决。《魏书·平文皇后传.》载：“昭成初，欲定都于漫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日：’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另《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载：“什翼畦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以上均说明，平城在北魏建都前，没有城郭。所以说，大同古城墙的初步形成是北魏初，北魏时期平城的都城修筑主要在太宗和世祖时期，如《魏书》卷三泰常七年九月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又同年冬十月条载：“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这时的平城都城城垣已具规模，也就是现在留存大同古城墙的最初形态。
已故学者李恒成先生考证，早在北魏迁都平城之前，鲜卑拓跋部就有在平城以南的桑干河上游一带定都之意。昭成皇帝二年（339年）夏五月，曾在参合陂召集各大人商议定都漫源川之事，但久议不决，后来根据太后（平文皇后）之意，定都一事作罢。事见《魏书·平文皇后传》：昭成初，欲定都于漫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但寇来，难卒迁动。乃止。”文中的漫源川即今桑干河上游，大体在今朔州的山阴一带。说明当时的拓跋部就有南迁意向。实际上，早在之前的穆皇帝六年（313年），就修筑了故汉平城，称之为南都，与修筑在盛乐的北都遥遥相望。
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在牛川即位，宣告了北魏国家的诞生。十多年后，即天兴元年（398年）七月，拓跋珪把首都从盛乐迁到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同年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表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魏书·太祖纪》）这是太祖拓跋畦定都平城初的几项京城形制措施：一是营建宫室；二是创建宗庙；三是封定京畿、京郊、京甸（《周礼疏》：“郊外日甸。”）；四是勘正首都街路；五是表识京都里坊；六是统一度量衡。以上举措，并没有建造京城墙垣之举。在太祖一朝用于工役最多的是宫苑：天兴元年十月起天文殿（在未建成的西宫内。）；同年，起鹿苑；天兴二年七月，起天华殿；天兴三年起中天殿、云母堂、金华室。终其一朝，太武帝没有在平城营建所谓的京城外城。
曾出使过北魏的南齐使者在回国介绍北魏首都平城时亦说：“什翼畦始都平城，犹逐木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南齐书.魏虏传》）也就是说，拓跋部族初都平城时仍逐水草而居，并无城郭，到太宗朝（木末）时期才开始定居下来。
拓跋畦并不是没有营建平城城郭的想法。天兴年间（400～403年），拓跋畦刚建都平城不久，意欲营建京都城邑，他想到机巧通达的莫题。然而，此时的莫题因李栗案，已由东宛侯黜降为济阳太守，他马上下诏命莫题回京议筹建事宜。史书这样记载：“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题机巧徵，令监之。召入，与论典造之宜。题久侍颇怠，赐死。”此段史实说明，迁都后不久的拓跋珪就有营建平城的宏伟想法：其规模要仿汉魏时都城邺城、洛阳、长安的规制，城周数十里，而且已备材百万根。莫题对这次平城大规模的建设态度消极，很让太祖拓跋珪失望。有违圣意的莫题，也就被太祖“赐死”了。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魏书》上有两个莫题，这个莫题是繁畴（即今浑源）人，其祖父莫含是北魏初建时赫赫有名的谋臣。
莫题死后，平城的城垣修建工程明显胎死腹中。那么，京城的其他城建工作也是否停止了呢？那备好的百万根料材又作何用呢？
莫题是在天兴三年夏因李栗案被贬出京城，很可能是在当年冬或翌年春又奉旨回京的，因为这个时间段正是城建筹划的时机，不违农时，且无战事。莫题指不上了，“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的拓跋珪没有因为莫题之死而停止其他城建，“广宫室”仍继续进行下去，备好的料岂能荒置？于是，天兴四年五月，（在北苑）起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石池、鹿苑台；天兴六年十月，起西昭阳殿；天赐元年（404年）“冬十月，辛巳，筑西宫。十有一月，上幸西宫，大选朝臣，令各辨宗党，保举才行，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 這里想着重提一提西宫。天赐元年十月辛巳所筑的西宫，就在故平城（现操场城）南隔一道“城南渠”（现平城街）的目前大同城址北部。所谓的西宫是比照位于故平城东的东宫而言。西宫建有两殿：天文殿、临板殿。拓跋珪（天赐六年十月）死后，其子拓跋嗣继位，是为太宗。当年十二月，即永兴元年（409年），太宗就移居西宫的天文殿（事见《魏书·太宗纪》：永兴元年“十有二月，帝始居西宫，御天文殿”）。永兴四年，“四月乙未，宴群臣于西宫，使各献直言”。关于临板殿的记载，同年八月，太宗西巡幸诸部落后，“车驾还宫，壬子幸西宫临板殿，大飨群臣。”（《魏书·太宗纪》）也就是说，此时的西宫这两殿已成北魏朝廷的政务中心。实际上，早在太武帝时，天文殿已是北魏的政务主场了，《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十有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皆称万岁，大赦改年，追尊成帝以下。”
这些宫殿的位置十分明了，为什么日本学者前田正名说出“这些宫殿的位置目前已无从查考”（《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二节）的定论呢？主要是他没有考察出有些宫殿的载体平城西宫、东宫（拓跋焘时并入西宫）的位置来。
拓跋氏迁都平城之初，营建宫室时，东宫的位置大体在故平城东、御河西岸，即现在的黄花街到火车站一带。拓跋焘即位后，他把曾经作为太子时居住过的东宫移入西宫，将故东宫改建成万寿宫，并建永安、安乐两殿及临望观（亦称紫楼）和九华堂（亦日西堂）。《魏书·世祖》载：始光二年（425年）“三月庚申，营故东宫为万寿宫，起永安、安乐两殿、临望观、九华堂。……九月，永安、安乐两殿成。丁卯，大飨以落之。”
此后，万寿宫便成为北魏朝廷的政务活动中心。拓跋焘的孙子文成帝即位后，给事中郭善明性机巧，欲讨新帝欢心，上书大起宫室。大臣高允谏曰：“臣闻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营立，非因农隙，不有所兴。今建国已久，宫室以备，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躬，紫楼临望可以观望远近。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宜渐致之，不可仓卒。计斫材运土及诸杂役，须二万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饷，合四万人，半年可讫。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数万之众，其所损废，亦已多矣。推之于古，验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诚圣主所宜思量。”（《魏书.高允传》）高允的谏言中，其他所含的历史信息且勿论，起码可以得知，在文成帝一朝万寿宫已成皇帝理政和日常起居的活动中心了。
北魏建都平城时代，大规模地在京师建筑城垣只有两次，且都在太宗的泰常年间。一是在泰常七年（422年）五月，修筑周回三十二里的平城外郭，其勘考情状，史学家、考古学家张畅耕先生已有备说，此不赘言。二是泰常八年的西宫城垣修筑。《魏书·太宗纪》载：“冬十月癸卯，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前文已经提到，早在太武帝天赐元年已修筑成西宫，而这次对西宫的修筑规模大大超过以前，其面积仅次于郭城。这个扩建的西宫城垣，就是明代大同城墙的肇始。
现在的大同古城墙，是明大同府城遗迹，东西宽1750米，南北长1800米，几近正方形，为明初徐达在旧土城改建的。那么徐达改造前的大同府城周回是多少呢？史籍说，“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徐达将旧土城的南北长四分之一截了去，东西墙体未动。如果复原回旧土城的规模，那么明前的大同故城墙应该东西仍是1750米，南北就成了2400米了。这个旧土城也正是辽、金西京城址。《辽师·地理志》：“因（沿袭）建西京，敌楼、棚橹具，广袤二十里。”这里的“因”，就是沿袭了北魏的西宫城垣。
我们把现代的长度“米”，来换算成古代的里。《汉书·食货志上》说：“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升，井方一里，是为九夫。”从这一记载可知，井方一里，为九夫耕种的九百亩耕地，每一边的边长为一里三百步。一步六尺，则一里三百步为1800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据《续文献通考》卷108载“周以八尺为步”，“秦以六尺为步”，同时又引《律学新说》指出，二者是相等的。所以《汉书·食货志上》在这里是用秦的步尺制度代替了周的步尺制度。由于秦汉尺的长度如商鞅量尺、新莽铜斛尺、后汉建武铜尺都是一尺等于0.231米。由此可以算出一里等于1800尺为415.8米。这个秦汉时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后世。北魏建国伊始，拓跋畦便“较五量，定五度”（《魏书·太祖纪》），也应是遵从此制的。这样换算下来，明前的大同故城墙，周回8300米便是当时的19.9里，几乎接近20里。明的大同府城墙是“因IH～城南之半增筑”，这个20里“旧土城”就是“广袤二十里”的辽、金西京；辽、金的西京城垣是“因”北魏“周回二十里”的北魏平城西宫而建。因因相袭，三城同体，“周回二十里”的北魏平城西宫，就是现存大同古城墙的肇始之体了。换言之，北魏平城西宫便是现今大同古城墙的源头（只是被徐达截去了四分之一而已）。也就是说，大同古城墙从北魏泰常八年（423年）“冬十月癸卯，广西宫，起外垣墙”起，到2018年农历的十月癸卯日，整整1595岁了！中国现存的著名古都城垣年龄中：北京735岁（元至元十六年建）；南京1094岁（五代后梁贞明六年建）；西安1432岁（隋开皇二年建）；洛阳980岁（北宋景佑元年建），其他遑论？
因此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大同的古城墙年龄是九大古都中的大哥大。
就“北魏平城西宫便是现今大同古城墙的源头”这一结论，还有两点需要阐述一下。
一是《辽史·地理志》中所说的“双阙”具体位置问题。《辽史·地理志》西京路条下说：“因建西京。……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不少平城研究者由于忽略，或者说勘错了西宫的位置，于是这个“双阙”便被错误地认定到古城北门以外，即现在的草场城内的粮油公司一带了。出此误断的原因，一是把“城之北面”理解成为“城外北面”；二是没有确定准北魏平城西宫的位置；三是忽略了平城西宫（今大同古城）内还有一座宫城，即太武帝朝的东宫。太武帝拓跋焘继位的次年，也就是始光二年（425年），便把他为太子时出生和生活过的东宫改建成万寿殿。延和元年（432年）春正月，五岁的拓跋晃被立为太子。有太子却无东宫，于是在当年七月，便开始重新辟地修建东宫，地址选在“周回二十里”的西宫内北部。整整用了二年的时间，东宫才建成。《魏书》这样说：始光三年“秋七月辛巳，东宫成，备置屯卫，三分西宫之一。”这个东宫的规模也不小，占去了西宫的三分之一。这正是《辽史·地理志》所说“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的北魏平城东宫。“双阙”的具体位置大体在现城内武定街的司令部街的东口一带。
二是北魏时关于“宫”的概念。关于“宫”的概念，《尔雅·释文》这样解释：“古者贵贱同称宫，秦汉以来，惟王者所居称宫焉。”我们近现代的研究者，受这个概念的影响很大，一提到“宫”，思维里就定格在帝王之居了。然而，刚刚入主华夏的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氏，对此并未严格地去遵从。在他们的宫垣里，同时也置里坊，设市路，居民众。如拓跋畦在天赐三年六月修筑的漫南宫，就“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径涂洞达。”（《魏书》卷二）这就是说，拓跋氏迁都平城后，虽然想改变逐水草而居的落后面貌，但京城的面貌仍然与一般中原都市景观迥然不同。据《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载：“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这便是拓跋焘将东、西宫合在一起的宫城。宫城内有普通人居住的坊，大坊有居民四五百家，小坊有居民六七十家。坊内开巷，经常进行搜检，以防奸细和坏人隐藏。
“其郭城绕宫城”，从另一个侧面更证明了北魏平城西宫是大同古城的源头。因为平城郭城能西、南绕的宫城非西宫莫属。同时，也说明了北魏京师平城，只有宫城和郭城，没有所谓的外城。《魏书》和《水经注》中所提到的“城”，是分别指故平城、宫城和郭城。
城，是古代一个国家民族形成和存续的重要标志。后来发展成了汉文化圈人文地理的重要景观。中国的城还主要是行政和文化的象征，在理论上，中国城主要是用以保护人民的。《说文》就说过：“城以盛民也。”所以，古代中国出现和存在着许多伟大的城。汉唐时代的长安、北魏的平城、元代的北京、以及明初的南京、都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过贡献。这些历史文物建筑，饱含着从过去的年月传下来的信息，是人民千百年传统的活的见证。人民越来越认识到人类各种价值的统一性，从而把古代的纪念物看作共同的遗产。
大同古城墙，是大同市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大同平城遗址被定为国家级文保单位的主要依据。古城墙是大同岁月的存影，亦是古城历史的一段凝固。
古城墙溯源
大同城墙广义上包括东、南、北小城，大同府城特指主城。大同府城是在北魏基础上建设的，至今北小城仍有汉代墙体。
关于大同古城墙的由来，至少可以追溯到1600多年前的北魏。这点是没有异议的。不过，它的起始建筑在何年月，其肇始方位具体在何处，以前众多研究大同的学者，包括中国古代的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杨守敬（《水经注图》）、顾祖禹（《读史方舆纪实》）等，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厘清，或语焉不祥，或勘检欠精，或史料误识。
大同城区现存古代城墙历史悠久，承接延续时间长，墙体保存较好，可以这样说，大同现存的古城墙，以及城内的里坊格局，无论是承接历史之长，或者留存现状之完整，都是目前中国之唯一。其历史文化价值之高，就可想而知了。大同古城的修筑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即北魏时期、辽金时期和明清时期。而且整个城墙主体除明代略有缩减和增高包砖外，一千六百多年以来一以贯之，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这里说明一点，有的研究者把大同古城墙的修筑分为四期，认为在北魏前还有战国、汉时期。估计这一时期平城，可能没有城墙。即便有，也没有多大规模。史书记载，昭成皇帝（什翼键）二年（339年）夏五月，曾在参合陂召集各部大人讨论定都漫源川（现桑干河）一事，但久议不决。《魏书·平文皇后传.》载：“昭成初，欲定都于漫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日：’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另《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载：“什翼畦始都平城，犹逐水草，无城郭。”以上均说明，平城在北魏建都前，没有城郭。所以说，大同古城墙的初步形成是北魏初，北魏时期平城的都城修筑主要在太宗和世祖时期，如《魏书》卷三泰常七年九月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又同年冬十月条载：“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这时的平城都城城垣已具规模，也就是现在留存大同古城墙的最初形态。
已故学者李恒成先生考证，早在北魏迁都平城之前，鲜卑拓跋部就有在平城以南的桑干河上游一带定都之意。昭成皇帝二年（339年）夏五月，曾在参合陂召集各大人商议定都漫源川之事，但久议不决，后来根据太后（平文皇后）之意，定都一事作罢。事见《魏书·平文皇后传》：昭成初，欲定都于漫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但寇来，难卒迁动。乃止。”文中的漫源川即今桑干河上游，大体在今朔州的山阴一带。说明当时的拓跋部就有南迁意向。实际上，早在之前的穆皇帝六年（313年），就修筑了故汉平城，称之为南都，与修筑在盛乐的北都遥遥相望。
登国元年（386年），拓跋珪在牛川即位，宣告了北魏国家的诞生。十多年后，即天兴元年（398年）七月，拓跋珪把首都从盛乐迁到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同年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表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魏书·太祖纪》）这是太祖拓跋畦定都平城初的几项京城形制措施：一是营建宫室；二是创建宗庙；三是封定京畿、京郊、京甸（《周礼疏》：“郊外日甸。”）；四是勘正首都街路；五是表识京都里坊；六是统一度量衡。以上举措，并没有建造京城墙垣之举。在太祖一朝用于工役最多的是宫苑：天兴元年十月起天文殿（在未建成的西宫内。）；同年，起鹿苑；天兴二年七月，起天华殿；天兴三年起中天殿、云母堂、金华室。终其一朝，太武帝没有在平城营建所谓的京城外城。
曾出使过北魏的南齐使者在回国介绍北魏首都平城时亦说：“什翼畦始都平城，犹逐木草，无城郭。木末始土著居处。”（《南齐书.魏虏传》）也就是说，拓跋部族初都平城时仍逐水草而居，并无城郭，到太宗朝（木末）时期才开始定居下来。
拓跋畦并不是没有营建平城城郭的想法。天兴年间（400～403年），拓跋畦刚建都平城不久，意欲营建京都城邑，他想到机巧通达的莫题。然而，此时的莫题因李栗案，已由东宛侯黜降为济阳太守，他马上下诏命莫题回京议筹建事宜。史书这样记载：“太祖欲广宫室，规度平城四方数十里，将模邺、洛、长安之制，运材数百万根。以题机巧徵，令监之。召入，与论典造之宜。题久侍颇怠，赐死。”此段史实说明，迁都后不久的拓跋珪就有营建平城的宏伟想法：其规模要仿汉魏时都城邺城、洛阳、长安的规制，城周数十里，而且已备材百万根。莫题对这次平城大规模的建设态度消极，很让太祖拓跋珪失望。有违圣意的莫题，也就被太祖“赐死”了。这里需要说明一点，《魏书》上有两个莫题，这个莫题是繁畴（即今浑源）人，其祖父莫含是北魏初建时赫赫有名的谋臣。
莫题死后，平城的城垣修建工程明显胎死腹中。那么，京城的其他城建工作也是否停止了呢？那备好的百万根料材又作何用呢？
莫题是在天兴三年夏因李栗案被贬出京城，很可能是在当年冬或翌年春又奉旨回京的，因为这个时间段正是城建筹划的时机，不违农时，且无战事。莫题指不上了，“死了张屠夫，不吃混毛猪”的拓跋珪没有因为莫题之死而停止其他城建，“广宫室”仍继续进行下去，备好的料岂能荒置？于是，天兴四年五月，（在北苑）起紫极殿、玄武楼、凉风观、石池、鹿苑台；天兴六年十月，起西昭阳殿；天赐元年（404年）“冬十月，辛巳，筑西宫。十有一月，上幸西宫，大选朝臣，令各辨宗党，保举才行，诸部子孙失业赐爵者二千余人。” 這里想着重提一提西宫。天赐元年十月辛巳所筑的西宫，就在故平城（现操场城）南隔一道“城南渠”（现平城街）的目前大同城址北部。所谓的西宫是比照位于故平城东的东宫而言。西宫建有两殿：天文殿、临板殿。拓跋珪（天赐六年十月）死后，其子拓跋嗣继位，是为太宗。当年十二月，即永兴元年（409年），太宗就移居西宫的天文殿（事见《魏书·太宗纪》：永兴元年“十有二月，帝始居西宫，御天文殿”）。永兴四年，“四月乙未，宴群臣于西宫，使各献直言”。关于临板殿的记载，同年八月，太宗西巡幸诸部落后，“车驾还宫，壬子幸西宫临板殿，大飨群臣。”（《魏书·太宗纪》）也就是说，此时的西宫这两殿已成北魏朝廷的政务中心。实际上，早在太武帝时，天文殿已是北魏的政务主场了，《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十有二月己丑，帝临天文殿，太尉、司徒进玺绶，百官皆称万岁，大赦改年，追尊成帝以下。”
这些宫殿的位置十分明了，为什么日本学者前田正名说出“这些宫殿的位置目前已无从查考”（《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二节）的定论呢？主要是他没有考察出有些宫殿的载体平城西宫、东宫（拓跋焘时并入西宫）的位置来。
拓跋氏迁都平城之初，营建宫室时，东宫的位置大体在故平城东、御河西岸，即现在的黄花街到火车站一带。拓跋焘即位后，他把曾经作为太子时居住过的东宫移入西宫，将故东宫改建成万寿宫，并建永安、安乐两殿及临望观（亦称紫楼）和九华堂（亦日西堂）。《魏书·世祖》载：始光二年（425年）“三月庚申，营故东宫为万寿宫，起永安、安乐两殿、临望观、九华堂。……九月，永安、安乐两殿成。丁卯，大飨以落之。”
此后，万寿宫便成为北魏朝廷的政务活动中心。拓跋焘的孙子文成帝即位后，给事中郭善明性机巧，欲讨新帝欢心，上书大起宫室。大臣高允谏曰：“臣闻太祖道武皇帝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营立，非因农隙，不有所兴。今建国已久，宫室以备，永安前殿足以朝会万国，西堂温室足以安御圣躬，紫楼临望可以观望远近。若广修壮丽，为异观者，宜渐致之，不可仓卒。计斫材运土及诸杂役，须二万人丁，夫充作老小供饷，合四万人，半年可讫。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妇不织，或受其寒。况数万之众，其所损废，亦已多矣。推之于古，验之于今，必然之效也。诚圣主所宜思量。”（《魏书.高允传》）高允的谏言中，其他所含的历史信息且勿论，起码可以得知，在文成帝一朝万寿宫已成皇帝理政和日常起居的活动中心了。
北魏建都平城时代，大规模地在京师建筑城垣只有两次，且都在太宗的泰常年间。一是在泰常七年（422年）五月，修筑周回三十二里的平城外郭，其勘考情状，史学家、考古学家张畅耕先生已有备说，此不赘言。二是泰常八年的西宫城垣修筑。《魏书·太宗纪》载：“冬十月癸卯，广西宫，起外垣墙，周回二十里。”前文已经提到，早在太武帝天赐元年已修筑成西宫，而这次对西宫的修筑规模大大超过以前，其面积仅次于郭城。这个扩建的西宫城垣，就是明代大同城墙的肇始。
现在的大同古城墙，是明大同府城遗迹，东西宽1750米，南北长1800米，几近正方形，为明初徐达在旧土城改建的。那么徐达改造前的大同府城周回是多少呢？史籍说，“洪武五年，大将军徐达因旧土城南之半增筑”。这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徐达将旧土城的南北长四分之一截了去，东西墙体未动。如果复原回旧土城的规模，那么明前的大同故城墙应该东西仍是1750米，南北就成了2400米了。这个旧土城也正是辽、金西京城址。《辽师·地理志》：“因（沿袭）建西京，敌楼、棚橹具，广袤二十里。”这里的“因”，就是沿袭了北魏的西宫城垣。
我们把现代的长度“米”，来换算成古代的里。《汉书·食货志上》说：“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升，井方一里，是为九夫。”从这一记载可知，井方一里，为九夫耕种的九百亩耕地，每一边的边长为一里三百步。一步六尺，则一里三百步为1800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据《续文献通考》卷108载“周以八尺为步”，“秦以六尺为步”，同时又引《律学新说》指出，二者是相等的。所以《汉书·食货志上》在这里是用秦的步尺制度代替了周的步尺制度。由于秦汉尺的长度如商鞅量尺、新莽铜斛尺、后汉建武铜尺都是一尺等于0.231米。由此可以算出一里等于1800尺为415.8米。这个秦汉时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后世。北魏建国伊始，拓跋畦便“较五量，定五度”（《魏书·太祖纪》），也应是遵从此制的。这样换算下来，明前的大同故城墙，周回8300米便是当时的19.9里，几乎接近20里。明的大同府城墙是“因IH～城南之半增筑”，这个20里“旧土城”就是“广袤二十里”的辽、金西京；辽、金的西京城垣是“因”北魏“周回二十里”的北魏平城西宫而建。因因相袭，三城同体，“周回二十里”的北魏平城西宫，就是现存大同古城墙的肇始之体了。换言之，北魏平城西宫便是现今大同古城墙的源头（只是被徐达截去了四分之一而已）。也就是说，大同古城墙从北魏泰常八年（423年）“冬十月癸卯，广西宫，起外垣墙”起，到2018年农历的十月癸卯日，整整1595岁了！中国现存的著名古都城垣年龄中：北京735岁（元至元十六年建）；南京1094岁（五代后梁贞明六年建）；西安1432岁（隋开皇二年建）；洛阳980岁（北宋景佑元年建），其他遑论？
因此我们可以骄傲地说：大同的古城墙年龄是九大古都中的大哥大。
就“北魏平城西宫便是现今大同古城墙的源头”这一结论，还有两点需要阐述一下。
一是《辽史·地理志》中所说的“双阙”具体位置问题。《辽史·地理志》西京路条下说：“因建西京。……元魏宫垣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不少平城研究者由于忽略，或者说勘错了西宫的位置，于是这个“双阙”便被错误地认定到古城北门以外，即现在的草场城内的粮油公司一带了。出此误断的原因，一是把“城之北面”理解成为“城外北面”；二是没有确定准北魏平城西宫的位置；三是忽略了平城西宫（今大同古城）内还有一座宫城，即太武帝朝的东宫。太武帝拓跋焘继位的次年，也就是始光二年（425年），便把他为太子时出生和生活过的东宫改建成万寿殿。延和元年（432年）春正月，五岁的拓跋晃被立为太子。有太子却无东宫，于是在当年七月，便开始重新辟地修建东宫，地址选在“周回二十里”的西宫内北部。整整用了二年的时间，东宫才建成。《魏书》这样说：始光三年“秋七月辛巳，东宫成，备置屯卫，三分西宫之一。”这个东宫的规模也不小，占去了西宫的三分之一。这正是《辽史·地理志》所说“占城之北面，双阙尚在”的北魏平城东宫。“双阙”的具体位置大体在现城内武定街的司令部街的东口一带。
二是北魏时关于“宫”的概念。关于“宫”的概念，《尔雅·释文》这样解释：“古者贵贱同称宫，秦汉以来，惟王者所居称宫焉。”我们近现代的研究者，受这个概念的影响很大，一提到“宫”，思维里就定格在帝王之居了。然而，刚刚入主华夏的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拓跋氏，对此并未严格地去遵从。在他们的宫垣里，同时也置里坊，设市路，居民众。如拓跋畦在天赐三年六月修筑的漫南宫，就“规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径涂洞达。”（《魏书》卷二）这就是说，拓跋氏迁都平城后，虽然想改变逐水草而居的落后面貌，但京城的面貌仍然与一般中原都市景观迥然不同。据《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载：“其郭城绕宫城，南悉筑为坊。坊开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检，以备奸巧。”这便是拓跋焘将东、西宫合在一起的宫城。宫城内有普通人居住的坊，大坊有居民四五百家，小坊有居民六七十家。坊内开巷，经常进行搜检，以防奸细和坏人隐藏。
“其郭城绕宫城”，从另一个侧面更证明了北魏平城西宫是大同古城的源头。因为平城郭城能西、南绕的宫城非西宫莫属。同时，也说明了北魏京师平城，只有宫城和郭城，没有所谓的外城。《魏书》和《水经注》中所提到的“城”，是分别指故平城、宫城和郭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