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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從诸多方面从严加强自身建设，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全面推进。重新审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延安时期；从严治党；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67 — 03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革命，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各方面成就卓著，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党的自身建设上，为了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政和制度建设融为一体，全面推进。重新审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实践
（一）从严加强思想建设
党的思想建设，对于统一党内思想，实现党内团结，稳定革命大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措并举加强思想建设：一是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克服以至于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党员党性修养，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二是开展学习运动。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全党，中共中央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重点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直接领导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同时，在党内广泛开展学习竞赛。广大党员干部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批判地总结民族历史遗产，学习抗日战争的理论和办法，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三是开展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期间，中央政治局将“掌握思想教育”作为第一项业务，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上的突出问题。通过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和革命人生观，增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事实證明，在党员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为主的背景下，我党能建设成一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严加强思想建设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加强组织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历来重视选贤任能，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p526）这一标准能否实施，又取决于干部路线。毛泽东用民族化的语言对干部路线作了概括：“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p527）“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还要有一整套干部政策配套。其一，重视干部教育，以开展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干部。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等30多所干部学校和大量培训班，有组织地进行干部教育。其二，健全干部的使用、调整、培养和待遇等管理制度，严格管理干部。其三，开展审查干部运动。各级党组织“对少数混进党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奸细，坚决、慎重地清洗出党。”〔2〕（p86-87）通过一系列严格有力的措施，党在延安时期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不仅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组织保障和骨干力量，也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人才储备。
（三）突出党的作风建设
加强作风建设，是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坚强的政治毅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首先，从世界观入手解决党的作风问题。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从世界观的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不良作风，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其次，注重调查研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等工作作风，毛泽东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3〕（p789） 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设置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党的部分领导干部率领调查团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调查研究，获得了很多一手资料，为党了解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据。再次，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批评。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3〕（p147）在整风运动中，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坦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同各种不良作风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党逐渐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4〕（p1093-1094）这种被实践证明了的优良作风，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也为党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厉行廉洁政治
厉行廉洁政治，防止腐败现象侵蚀政权肌体，是党从局部执政开始就面临的重大课题。延安时期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但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同样经受了腐败侵蚀的严峻考验。因此，党实施了一系列厉行廉洁政治的举措。一是从思想上筑牢防腐底线。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张思德、白求恩这两个典型形象，成为延安党政军干部学习践行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二是领导率先垂范。延安时期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官兵平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同人民群众甘苦与共的风范和品格，创造了边区政府“只见公仆未见官”的清风正气。三是坚决惩处腐败。国共重新合作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建立廉洁政府当做一个重要的任务写入边区施政纲领。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强调“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5〕（p216）。党对局部出现的腐败分子严惩，尤其是审处了黄克功、肖玉碧等革命功臣的贪污腐化案件，严肃了党的纪律，树立了从严治党的形象。 （五）探索制度治党
依靠制度管党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和根本要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党内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这两个关键领域，对制度治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鉴于张国焘分裂党、王明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深刻教训，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6〕（p51）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强调党员应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避免任何自由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这些党规党法对党内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的规范，保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指出，中央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要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7〕（p173）通过进一步规范党内最高权力和强化中央機构政治纪律，使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在中央政治局這个龙头上得到坚定的有规范的体现。七大修订的党章指出：“在党内不允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章程的行为，不能允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8〕（p535）。延安时期党对制度治党的探索，为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对于当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着特别深刻的启示。
（一）明确思想建党的关键地位
思想建党是从严治党的一个原则，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我们党能够战胜艰难险阻，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同党从严加强思想建设密不可分。面对当前从严治党的时代任务，应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高度重视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造主观世界。一要紧扣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个灵魂，增强全体党员的政治认同，激发党员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热情和信心。二要通过集体学习与个人自学、民主研讨与参与培训等多种学习形式，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不断培植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三要以党性教育为核心，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四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抓手，提高党员干部道德素养。
（二）坚持从严管理干部
从严治党，重在管理干部。延安时期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实践充分说明，党的干部队伍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可靠保障。当前大多数党员干部是称职而且是优秀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党员干部队伍中，一些人素质低下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因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应坚持从严管理干部。第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标准选拔干部。第二，综合运用教育引导、制度约束、考核评价、监督检查等手段，构建从严管理干部新常态。第三，建立健全日常监督和巡视监督相结合的机制，督促党员干部谨怀守纪之心、弘扬浩然正气。
（三）营造作风建设新常态
党的作风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是执政党长期面临的一个“显问题”。延安时期，在舆论监督、媒体传播技术不发达的情形下，人民群众对于党的认识比较单一和纯朴，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还不会立即辐射到全社会。即便如此，党依然高度重视作风建设，以良好的作风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党的作风建设被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代表执政党形象的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将被无限放大，时刻暴露于社会大众面前。因而，应从厚植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出发，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首先，继续通过开展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进一步创新党的作风建设教育养成机制。其次，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示范带领，促进党风、政风持续好转。再次，抓住重要时间节点，对党内各种不正之风进行查处并形成威慑。最后，加强文化涵养，促使党员干部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抵御各种不良风气的侵扰。
（四）坚决惩治腐败
惩治腐败、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延安时期党厉行廉洁政治的实践证明，廉洁是靠不停地向腐败宣战养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员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大有蔓延之势，这不但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且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公信力，破坏了党的执政根基。当前，“不敢腐”的氛围已经总体形成，但形成“不能腐”和“不想腐”的机制任重道远。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决惩治腐败。一是在全社会持续保持高压状态，通过长期威慑机制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本行政伦理深入到每一位官员的头脑之中，打造出更加清明的廉政气象。二是通过反腐败斗争，集中查处那些贪腐数额极大、影响面极广、性质及其恶劣的案件，摘除那些对国计民生有着极大危害的毒瘤。同时，也要有效预防、严厉惩治那些直接侵犯损害群众利益的“苍蝇式”腐败。三是完善对干部权力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地运行。
（五）注重制度治党
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证。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是靠严明的党规党纪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越来越大，各类机构相比延安时期也繁杂得多。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党内部分法规碎片化、形式化问题已然凸显。强化制度约束，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势在必行。一是不断完善党的制度法规体系，突出制度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搞好配套衔接，增强制度的整体功能。二是不断强化制度执行，努力提高制度的实际效能。三是不断优化制度文化，解决制度伦理建设滞后的问题，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约束无人例外。
〔参 考 文 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6〕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7〕〔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谭 蕊〕
关键词：延安时期；从严治党；启示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67 — 03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革命，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各方面成就卓著，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黄金时期”。尤其是在党的自身建设上，为了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把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政和制度建设融为一体，全面推进。重新审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实践
（一）从严加强思想建设
党的思想建设，对于统一党内思想，实现党内团结，稳定革命大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多措并举加强思想建设：一是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克服以至于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加强党员党性修养，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二是开展学习运动。为了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武装全党，中共中央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重点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并直接领导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同时，在党内广泛开展学习竞赛。广大党员干部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批判地总结民族历史遗产，学习抗日战争的理论和办法，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三是开展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期间，中央政治局将“掌握思想教育”作为第一项业务，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思想上的突出问题。通过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牢固树立了共产主义坚定信念和革命人生观，增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事实證明，在党员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为主的背景下，我党能建设成一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严加强思想建设是一条成功的经验。
（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加强组织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从严治党的基础性工作。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历来重视选贤任能，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1〕（p526）这一标准能否实施，又取决于干部路线。毛泽东用民族化的语言对干部路线作了概括：“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1〕（p527）“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还要有一整套干部政策配套。其一，重视干部教育，以开展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培养干部。党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等30多所干部学校和大量培训班，有组织地进行干部教育。其二，健全干部的使用、调整、培养和待遇等管理制度，严格管理干部。其三，开展审查干部运动。各级党组织“对少数混进党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奸细，坚决、慎重地清洗出党。”〔2〕（p86-87）通过一系列严格有力的措施，党在延安时期造就了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不仅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组织保障和骨干力量，也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了人才储备。
（三）突出党的作风建设
加强作风建设，是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坚强的政治毅力，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首先，从世界观入手解决党的作风问题。毛泽东撰写的《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从世界观的高度批判了教条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不良作风，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其次，注重调查研究。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等工作作风，毛泽东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3〕（p789） 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设置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党的部分领导干部率领调查团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调查研究，获得了很多一手资料，为党了解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有力依据。再次，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批评。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每个负责领导的干部，都深刻反省自己的弱点，把党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任何人都不应有自满自足、自私自利的观念。”〔3〕（p147）在整风运动中，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率先垂范，坦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同各种不良作风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党逐渐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4〕（p1093-1094）这种被实践证明了的优良作风，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也为党的作风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厉行廉洁政治
厉行廉洁政治，防止腐败现象侵蚀政权肌体，是党从局部执政开始就面临的重大课题。延安时期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但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同样经受了腐败侵蚀的严峻考验。因此，党实施了一系列厉行廉洁政治的举措。一是从思想上筑牢防腐底线。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与张思德、白求恩这两个典型形象，成为延安党政军干部学习践行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二是领导率先垂范。延安时期领导干部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官兵平等、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同人民群众甘苦与共的风范和品格，创造了边区政府“只见公仆未见官”的清风正气。三是坚决惩处腐败。国共重新合作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把建立廉洁政府当做一个重要的任务写入边区施政纲领。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强调“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5〕（p216）。党对局部出现的腐败分子严惩，尤其是审处了黄克功、肖玉碧等革命功臣的贪污腐化案件，严肃了党的纪律，树立了从严治党的形象。 （五）探索制度治党
依靠制度管党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和根本要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着党内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这两个关键领域，对制度治党进行了有益的探索。鉴于张国焘分裂党、王明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深刻教训，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规定“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相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6〕（p51）通过了《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强调党员应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避免任何自由主义的言论和行动。这些党规党法对党内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的规范，保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指出，中央政治局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要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7〕（p173）通过进一步规范党内最高权力和强化中央機构政治纪律，使党的领导的一元化在中央政治局這个龙头上得到坚定的有规范的体现。七大修订的党章指出：“在党内不允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章程的行为，不能允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8〕（p535）。延安时期党对制度治党的探索，为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对于当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着特别深刻的启示。
（一）明确思想建党的关键地位
思想建党是从严治党的一个原则，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我们党能够战胜艰难险阻，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同党从严加强思想建设密不可分。面对当前从严治党的时代任务，应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高度重视思想建设的优良传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极改造主观世界。一要紧扣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个灵魂，增强全体党员的政治认同，激发党员为共同事业奋斗的热情和信心。二要通过集体学习与个人自学、民主研讨与参与培训等多种学习形式，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头脑，不断培植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三要以党性教育为核心，引导党员干部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四要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抓手，提高党员干部道德素养。
（二）坚持从严管理干部
从严治党，重在管理干部。延安时期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实践充分说明，党的干部队伍是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可靠保障。当前大多数党员干部是称职而且是优秀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在党员干部队伍中，一些人素质低下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因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应坚持从严管理干部。第一，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始终把选人用人作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标准选拔干部。第二，综合运用教育引导、制度约束、考核评价、监督检查等手段，构建从严管理干部新常态。第三，建立健全日常监督和巡视监督相结合的机制，督促党员干部谨怀守纪之心、弘扬浩然正气。
（三）营造作风建设新常态
党的作风关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是执政党长期面临的一个“显问题”。延安时期，在舆论监督、媒体传播技术不发达的情形下，人民群众对于党的认识比较单一和纯朴，党员干部的作风问题还不会立即辐射到全社会。即便如此，党依然高度重视作风建设，以良好的作风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党的作风建设被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代表执政党形象的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将被无限放大，时刻暴露于社会大众面前。因而，应从厚植执政基础的战略高度出发，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首先，继续通过开展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进一步创新党的作风建设教育养成机制。其次，领导班子和主要领导示范带领，促进党风、政风持续好转。再次，抓住重要时间节点，对党内各种不正之风进行查处并形成威慑。最后，加强文化涵养，促使党员干部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抵御各种不良风气的侵扰。
（四）坚决惩治腐败
惩治腐败、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延安时期党厉行廉洁政治的实践证明，廉洁是靠不停地向腐败宣战养成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员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大有蔓延之势，这不但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且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公信力，破坏了党的执政根基。当前，“不敢腐”的氛围已经总体形成，但形成“不能腐”和“不想腐”的机制任重道远。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决惩治腐败。一是在全社会持续保持高压状态，通过长期威慑机制使“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本行政伦理深入到每一位官员的头脑之中，打造出更加清明的廉政气象。二是通过反腐败斗争，集中查处那些贪腐数额极大、影响面极广、性质及其恶劣的案件，摘除那些对国计民生有着极大危害的毒瘤。同时，也要有效预防、严厉惩治那些直接侵犯损害群众利益的“苍蝇式”腐败。三是完善对干部权力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在法治的轨道上有序地运行。
（五）注重制度治党
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证。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是靠严明的党规党纪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党的队伍越来越大，各类机构相比延安时期也繁杂得多。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党内部分法规碎片化、形式化问题已然凸显。强化制度约束，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势在必行。一是不断完善党的制度法规体系，突出制度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搞好配套衔接，增强制度的整体功能。二是不断强化制度执行，努力提高制度的实际效能。三是不断优化制度文化，解决制度伦理建设滞后的问题，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制度约束无人例外。
〔参 考 文 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6〕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7〕〔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谭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