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都是一国发展的重要目标，这里在一个理论框架中分析了政府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共容。地方官员追求适度的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社会和谐进步，但过高的经济增长会给社会和谐进步带来负面影响——经济高增长负效应。在双重考核机制下，中央要约束地方官员对于社会和谐进步的态度，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和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选择与设置合适的官员考核机制。
关键词：地方官员；经济增长；社会和谐；晋升激励；双重考核；负效应；平衡共融；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061.3；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014-09
一、引言
历时30余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仍未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挑战和机遇并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形势严峻，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些新的现象和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同时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有必要厘清超越经济发展认识重返社会建设的现实思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政府的组织力量，和谐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创新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用人导向”。意味着，官员干部是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视角，而干部人事制度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从地方政府官员微观个体角度理解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互动实属必要。
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地方官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源于政治体制的特点，地方官员不是由地方民众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直接任命或党内选举产生。于是，上下级政府和官员之间存在一种较为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在民众和地方官员之间则基本上不存在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缘于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下级官员为了获得回报有动机按照上级官员的指引和方针行事。在地方官员是一个多任务的承担者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如何处理不同任务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的相对重视程度。然而，中央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相对重视程度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努力成本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边际效应的大小。
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官员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思路：中央对地方官员实行以经济增长考核为主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中央对经济发展的紧迫需求以及经济增长本身的高度可测性，导致了地方官员将大部分精力投放到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行动中去，充当了企业家或经理人角色。地方官员所需解决的许多任务的绩效难以明确度量，甚至并不在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明确考核范围之内，因此考核之外的工作业绩及成效并不尽如人意。在严重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会不惜损害其他维度的任务的绩效。这种情况在中国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事实，而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潮仍在延续。譬如，地方官员本应该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易于衡量而环境保护取得的成效较难度量，经济增长被中央置于更突出的位置而环境保护过去所受重视程度不够，许多地方官员在发展地方经济过程中往往忽视环境保护，甚至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实现高增长。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继而再走治理之路，成倍的代价和成本往往摊派给后续领导。
强调经济建设的“第一重要性”，而且也容易实现和显性表现，以更好地完成上级的指标考核，在对上负责思潮下做到摊派任务的上级合意。这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以上级考核为主的晋升机制，导致了地方居民偏好被忽视。时至今日，世界上仍未有任何一个国家走出效率优先发展之后转而走向公平，因此极有必要对中国30余年发展之路做出反思。在经济发展和市场转型的早期，这种偏好倾斜和偏好替代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时，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需求。随着人们收入大幅增加、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偏好和需求趋于多样化，此时经济增长已不能完全代表辖区内居民高度多样化的偏好结构。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和其他方面的利益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和谐社会构建被提上了议程，学界对社会建设的呼声加大。此时，中央对经济增长追求的放松和地方追求经济高增长思路发生了冲突。
随着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原有依靠加大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释：其一，政治权力掌握在中央而经济权力被地方剥夺的发展生态下，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将会出现新格局并反作用于发展路径选择；其二，国民的社会生活综合需求也不断提高，给原有的地方官员“对上负责对下可以不负责”的激励机制带来了新的挑战，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将会更为明显。本文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干部人事制度，考察地方官员在面临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进步的双重约束的情况下，中央采取的考核方式如何影响地方官员的作为，这又影响地方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两者是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社会和谐进步很大程度是经济增长的伴生物，经济增长是社会和谐进步的主要的动力来源。然而，并不是任何程度的经济增长都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追逐过高的经济增长和过热的经济发展往往给社会和谐进步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论证了处于转型和发展的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所采取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阶段，这种考核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使得社会和谐进步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但是转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这种考核机制往往导致地方官员过度追求高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和谐进步是否达到合意水平，结果是许多阶段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偏高。在单一的考核机制约束下，中央无法较好地约束地方官员对于社会和谐进步的态度，从而难以调整社会和谐进步程度。中央对考核机制的最终决定权，使得其能够约束地方官员对于社会和谐进步的态度。 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事实上官员考核中被忽视或者不容易测度的任务，都和社会和谐程度紧密相关，或者能够用“社会和谐”这一发展命题进行高度概括。①基于实践的观察和后文的研究论证，我们认为中央应该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和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官员考核机制，确定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合理重视程度，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
本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静态模型分析，第四部分是动态模型分析，最后部分是总结评述。
二、文献评述
已有文献实证发现中国存在着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Li and Zhou，2005；周黎安，等，2005；王贤彬，等，2011），地方官员在辖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徐现祥，等，2007；张军和高远，2007；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在强调经济增长绩效的干部考核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上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在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同时产生了许多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往往是负面的外部性，正成为这一治理模式难以长期持续下去的巨大挑战。这些负面的外部性至少包括了三个角度的外部性，第一个是地区外部性，第二个是时间外部性，第三个是非经济外部性。时空交错使得问题研究更为复杂，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对非经济（比如社会和政治）考察显得异常艰难，虽然利益分配是经济行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不能忽视政治和社会性要素的重要影响。
在很多经济学文献中，地方官员为本地经济增长而竞争所带来的地区外部性已经得到广泛讨论和普遍关注；其中，最为集中的焦点问题就是地区市场分割。此前，学界普遍认为导致地区市场分割难以消除的主要制度障碍是财政分权。代表性的观点有：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观冲击下，“地方官员区际合作困难的根源在于嵌入在经济竞争当中的政治晋升博弈的性质”（周黎安，2004）；徐现祥，等（2007）基于中央政府按照经济绩效晋升地方政府官员的假设，证明了面临政治激励的地方官员既有可能选择地方市场分割，也有可能推动区域一体化。皮建才（2008）也证明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则会对地区收入差距和正面外溢效应这两大市场整合影响因素的对比和权衡产生重要的影响。周黎安和陶婧（2011）发现地方官员出于减少正向外溢作用的考虑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省区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问题，都与地方官员策略性的地区外部性关注度有关；此外，很多全国层面的问题也源自地方官员对地区外部性的特殊掂量和对待。刘瑞明和白永秀（2007）发现政府组织中晋升激励体制的周期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共同构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成因，中国的经济周期本质是“晋升体制周期”和“宏观调控”结合的产物。实际上，更早些时候Huang（1996）就从中央和地方互动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的通货膨胀表现，发现中国通胀治理困难的一个体制性原因是地区间的负面外部性难以内部化。
地方官员为本地增长而竞争所带来的非经济外部性，也已经在很多经济学文献中得到讨论，并且成为了当前的研究热点。这与当前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入，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和激化有关。在现实中，这些问题包括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足、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矛盾激化、政府官员腐败、官商合谋牟利、自然环境遭受污染破坏，等等。这些非经济问题当中，很多是由地方官员过分关注地方经济增长，而忽视其他方面的进步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傅勇（2008）基于模型讨论了增长型地方政府的形成机制以及与此伴随的扭曲成本，中央政府以政绩考核为核心的政治激励将地方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到增长上，但为增长而竞争导致了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从而降低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努力水平。接着，杨其静（2010）证明了财政分权和辖区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以及官员晋升的竞标赛都促使政府向企业伸出帮助之手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引发政府向弱势群体伸出掠夺之手而危害社会和谐。聂辉华和李金波（2006）以政企合谋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和高事故率并存的现象，而这与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官员绩效考核制度和财政分权制度关系密切。较近的文献有，张莉，等（2011）认为处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观下的地方官员存在通过内部合谋来做大地方经济蛋糕的冲动，特别是近年来不少地方官员通过集体合谋来加快本地经济增长，却导致了大量的土地违法，从而突破中央的某些目标和利益诉求，危害了全局和长远利益。
实际上，周黎安（2007，2008）、王永钦，等（2007）都基于制度安排的角度对这种中央集权式的地方官员治理模式的成本与挑战进行了讨论。在此，我们将这些成本和挑战，看成是三种维度的外部性，而这些负外部性的产生和激化都内生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地方官员任命考核机制中。当今的中国处于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有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亟需重视与解决，包括不断缩短的宏观经济运行波动周期、越发不足的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不断扩大的地区收入差距、日渐拉大的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的社会阶层矛盾、难以消除的区域市场分割、走向趋同的地区产业结构、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污染、备受指责的地方政府官员腐败、甚至频频出现的商品质量安全等问题的求解，都不能不注意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安排的重要性。
纵观上述文献不难发现，将中央政治导向与地方官员政治激励结合起来，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以及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交融了经济与非经济的视角，重点从地方官员政治激励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建模来进一步解释地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互动关系。
三、静态模型
（一）模型基本设定
由于本文考察的是地方官员的动机和行为，因此直接将地方官员作为决策主体。针对地方官员行为的经济发展影响考察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近期的比如郭广珍和彭坤，等（2011）。缘于地方官员或是上级任命，或是党内选举产生；因此，其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党内治理结构影响，而且党内民主化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胡伟，1999），并且长期以来基于中央和地方的联动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力分层结构。我们并不否认共产党的执行模式和治理结构对官员行为的影响，正是基于此而在权力和权利的二维分析框架下展开分析，同时植入和谐和公平概念，利益形成及其分配是一切行为的动力源。 地方官员的决策变量是经济增长率，同时通过经济增长获得效用。②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必须承担一定的个人努力成本c（g），c′（g）>0，c″（g）≥0，本文在此具体设为c（gi）=0.5gi②（0.5参数确定理由？），gi代表了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所承担的边际个人努力成本。
地方官员边际努力成本的参数的大小取决于两类因素，第一类因素是个人时间和精力、内化信念以及能力等个人隐性因素，第二类因素是地方经济自然增长的条件，这又包括自身条件和外部条件：其一，不同的地方官员会因为信念或者能力不同，从而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二，在不同时期和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一定时空差异。譬如在经济转型的前期和中期，由于起点较低和潜力释放，经济自然增长相对容易，而在经济逐渐进入转型后期或者成熟期，经济自然增长就会减弱。又譬如对于一个开放经济而言，当外部需求较为高涨的时候，经济增长自然相对容易，而当外部环境出现不利冲击的时候，经济增长则会出现困难。在同一时期，有些地区具有相对良好的经济自然增长条件，而其他某些地区可能恰恰相反，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在现代远洋贸易时期一国沿海地区就具有更加良好的经济自然增长条件，具有较好的经济自然增长条件的地区地方官员自然具有较低的个人努力成本。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引入了经济增长变量，接下来引入社会和谐进步作为目标变量，并作出变通的量化处理。地方经济增长，并不仅仅使得地方经济水平上升，同时也对地方和谐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的转型和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是社会和谐程度变化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社会和谐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社会稳定、失业率较低、公共服务良好、物价稳定、个人发展机会均等、收入分配合理、社会保障健全、自然环境舒适，等等。采取最一般的处理方式，可以将社会和谐程度理解为大众对于整个地区状况的满意程度。③假设社会和谐程度增长速度π是经济增长速度g的二次函数：
不难看出，经济增长对社会和谐进步速度的边际影响为1-ηg，η越大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越低。参数η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地方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与福利性，η越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增进与民众受益更加明显。④我们认为，参数η在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之间可能具有较大差异。不同时期的差异源于经济转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源于不同地区发展条件和禀赋的不同。一般而言，在起飞或转型的大部分时期，经济增长都必须通过强调资本积累（抑制消费）或者地区梯度发展（区域不平衡）等不平衡方式来实现发展，此时参数η往往较大；在转型的成熟期，社会财富水平较高，尽管经济自然增长惯性减弱——路径依赖，此时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程度更高了，即参数η较小。一般而言，条件和禀赋较好的地区一般具有相比其他地区小的η值，但是这只是相对的，比如在转型时期很多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不得不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成本。
可以看出，当经济增长超过一定程度时，就会不利于社会和谐进步，参数η决定这一临界水平。也就是说，π和g是一种先升后降的非线性的关系，在g≤1/η时，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会提高f（g），促进社会和谐，但是g>1/η时，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会降低f（g），过高的经济增长不得不以牺牲社会和谐为代价，可能得不偿失。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如果要追求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不得不通过不惜过度耗竭自然资源、严重污染自然环境、过度发行货币、过度偏重资本积累而忽视大众消费等不利于社会和谐以及长期经济发展的方式来实现。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长高于和低于社会和谐进步最优速度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现，过低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是失业率偏高等问题，而过高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是环境污染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
（二）中央仅将地方经济增长作为考察指标情形
由于许多文献强调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官员实施的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治晋升锦标赛，因此我们首先考察中央对地方官员仅仅考察经济增长的情形。在中央仅考察地方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将忽略经济增长对社会和谐变化的影响。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为：
u（gi）=gi-c（gi）（2）
地方官员最大化u（gi）=gi-0.5？覬gi2，此时最优的经济增长率为g*=1/？覬。社会和谐进步速度为π=（2？覬-η）/2？覬2。
经济增长率仅与参数？覬负相关。因此，经济增长条件和初始禀赋较好的地区或者个人能力和发展信念好的地方官员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较快。
社会和谐进步速度与参数η负向相关，这源于此时经济增长仅与参数？覬相关，在每一给定的经济增长率下，参数η越大则对应的社会和谐进步速度越低。此外，社会和谐进步速度与参数？覬的关系并不确定。但很容易证明当？覬>η时，两者负相关；反之则正相关。当？覬<η时，该地方一般拥有较好的经济增长自然条件，但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较低，地方官员往往追求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位于社会和谐进步率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率的右侧。此时，参数？覬上升反而会使得当时社会和谐进步得到改进。
这里，社会和谐进步速度是否达到最大取决于参数？覬与η的关系，如果两者相等则社会和谐进步速度达到最大，否则无法达到最大。当？覬>η时，地方官员选择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社会和谐进步最优的经济增长率，当？覬<η时，地方官员选择的经济增长率高于社会和谐进步最优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央仅考察经济增长时，社会和谐进步速度一般无法达到最优。
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现实历程来看，地方官员选择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高于社会和谐进步最优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一个符合现实的结论，处于转型与发展阶段的中国，具有较强的经济增长自然潜力，但是早期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不平衡式发展来实现。在全国上下强调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之下，地方官员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个人付出努力所带来的边际努力成本并不很高。⑤由于中国处于转型与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必须以资本高积累、资源高消耗、地区梯度开发等为显著特征，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当期福利性不高。但是，处于转型与发展早期的国家，重点应该放在经济增长方面，过度追求当期社会和谐进步反而不利于长期财富积累以及福利增进。因此，中国强调经济增长的政绩观，成功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尽管社会和谐进步速度可能没有达到最快，但仍远高于可能出现危机的水平，有利于长远的国强民富。 命题1：在中央仅考核地方经济增长的机制下，地方社会和谐进步一般无法达到最优，经济增长速度往往高于社会和谐进步最优的经济增速。
（三）中央同时考察地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
尽管中央实施的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但是社会和谐并不能完全忽视。因此另外一种情况是，中央对地方官员进行考察时，除了关注地方经济增长外，还明确关注社会和谐程度的变化。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为：
u（gi，πi）=gi-c（gi）+βπi（3）
参数β反映了地方官员对经济与社会和谐程度之间的相对重视程度。我们假设，官员对两者的相对重视程度主要依赖于中央（上一级）在考核地方官员时赋予两者的权重。
在静态情形下，不需要考虑时间因素。对（4）式进行最优化求解，得到最优的经济增长率：
将最优经济增长速度代入社会和谐改善速度表达式，得到最优的社会和谐改善速度为：
地方官员最优的经济增长率是否会使得社会和谐进步速度达到最大呢？根据（1）式有：
在中央同时考察地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进步的情况下，中央对两者的重视程度会如何影响这两大变量呢？
证明：将g对β求偏导，得到：
根据上面所作的讨论可知我国很多地方相当部分时期的情况符合后一种情形。尽管如此，但η、？覬两者参数的差距并未达到很大的程度，从而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基本得到平衡。两者差距较大的情形可以看成是“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形，而实际上并未出现这种严重偏离。在η>？覬的情况下加强对和谐进步的重视程度会减缓经济增长，但η>？覬往往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这种过高的经济增速或者过热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有利于经济稳定和长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适当加强对广义的社会和谐的各方面的重视，反而有利于经济在合理的经济增长之下进行调整，更加有利于未来的经济稳定增长。
当然，某些地方和某些时期会符合第一种情形，此时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协调程度较好，又或者经济增长难度较大，甚至给社会和谐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此时中央强调社会和谐进步会加快地方经济增长。我国当前面临外部需求大幅下滑的不利环境，经济增长动力减缓，经济增长难度加大，可能是η<？覬的情形。中央在这种情形下，强调就业稳定等民生主题，往往能促进地方官员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来提升社会和谐程度，从而经济增长也得以保证一定的速度。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给定η，则？覬越小会使得β上升带来的经济增长下降幅度越大。在两者参数的差距并未达到很大的程度的情况下，如果给定？覬，则η越大会使得β上升带来的经济增长下降幅度越大。由于？覬越小的地区一般也是η越小的地区，因此β变化产生的经济增长变化效应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并不确定。对于同一幅度的经济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较快地区的影响较小，这是由于它们本身经济增速更高，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有更大的基础提高对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视程度。
命题3：中央提高对社会和谐进步的相对重视程度，会加快该地区的社会和谐进步。
证明：将π对β求偏导，得到：
显然，中央越重视社会和谐发展（β越大），则地方和谐进步越快。
中央如何设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进步的相对重视程度，取决于中央在该时期或者该地区更加重视哪一类目标。当η<？覬时，中央提高β是最优的选择，因为这对两类目标都产生正面作用。在η>？覬情况下，如果中央对经济增长较为重视，则不应该提高β，必要时甚至可以降低β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即通过一定程度的扭曲来发展经济。
中央过去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通过经济增长来取得社会和谐进步的理念。但是，地方官员往往只关心地方经济增长，而忽视了许多其他关乎民生的方面。最近几年中央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同时在地方官员的考核函数中明确加入一些关乎地方民生与社会进步的考核维度。通过上面的分析，这些举措可以提高社会和谐进步程度，不过在短期内很可能会使得地方经济增长有所减缓。譬如，加强环境保护、提高劳动力报酬等措施，短期内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某些城乡间的协调转移支持措施，短期内可能并不利于经济快速增长。
上述结论，证明了过去中央强调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社会和谐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伴生物。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是社会和谐进步的最重要决定因素。经济停滞不前或者发生衰退，很可能破坏社会和谐，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中央过去在对地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的时候，将经济增长放在了第一重要性甚至“一票否决”的位置，并没有违背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是体现了中央的长远眼光和宏大策略。实际上，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央并不需要在每期都达到一个最高的社会和谐进步率。在政治治理和社会经济管理过程中，中央只需要各个地方的社会和谐进步率位于某个基本水平之上即可，这或许是一种动态的均衡状态。在中央仅考察地方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地方官员所追求的经济增长率使得社会和谐进步率在基本水平之上，则中央无需在地方官员的考核函数中明确加入对社会和谐进步的考察。
四、动态模型
（一）模型基本设定
动态情形下，地方官员的决策变量仍是经济增长率。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必须承担一定的个人努力成本c（g），c′（g）>0，c″（g）≥0，具体设c（gi）=0.5？覬gi2。
假设社会和谐改善速度π是经济增长速度g的函数，也是自身预期的函数，也就是说社会民众对社会和谐的改善快慢会有一个预期，具体如下：
λ>0，也就是说社会和谐改善速度一定程度上与民众预期正相关，这符合现实情况。这里我们仍然假定参数η为外生决定。
γ>0，即如果实际的社会和谐程度增长率超出了民众的预期，那么民众的预期就会提高。我们称γ>0的情况为顺应性和谐预期。动态情形下的关键因素在于社会和谐进步程度依赖于民众的感受，而民众的预期具有调整性质。 （二）中央仅考察地方经济增长情形
此情形下，地方官员的瞬时效用函数仍然为：
u（g）=g-c（g）（16）
根据每个地方官员在地方任职时间有限的事实，假设地方官员整个时期内的效用有如下形式：
μ是地方官员的主观贴现因子，表示跨期偏好，假设μ一般等于0或者稍微小于0。T是地方官员任期长度，我们假定其是一个确定性的外生参数。这个任期假定仅有近似的合理性，因为对于我国省部级地方官员而言官方规定每届任期长度为5年，但中央具有任免升迁地方官员的政治权力，地方官员所面临的是实际任期在事前不完全确定，因此这里只是一个初步的确定性基准模型。
由于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中不包含社会和谐进步，从而地方官员的最优决策就是在每个时点选择经济增长率g，来使得u（g）=g-c（g）达到最大，从而使得整个时期内的效用最大化。最优的经济增长率为g*=1/？覬。仅有参数？覬影响经济增长的快慢。此时经济增长率在地方官员有限的任期内不变，呈现平稳增长。
对（15）式进行求解，可以得到：
由于λ>0，所以动态情形下的社会和谐进步速度高于静态情形，这是民众的预期所带来的好处。由于经济增长率在任期内保持稳定，因此社会和谐进步率也随之保持稳定。
（三）中央同时考察地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
此时，地方官员的瞬时效用函数依赖于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基于民众感受的社会和谐进步。地方官员的瞬时效用函数为：
u（g，π）=g-c（g）+βπ（20）
中央对地方社会和谐程度变化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并不来自地方官员的文件报告，而是来自许多细微的事件体察，或者是来自大众的评价，因此假设效用函数中采用的是跟地方大众感受有关的和谐程度增速是合理的。
假设地方官员整个时期内的效用有如下形式：
我们在此讨论ψ的正负性质。当μ-γ（1-λ）<0时，ψ≥0。
把ψ的表达式代入g的表达式（24）式得到：
这一结果与中央仅考察地方经济增长时的表达式相同，但是由于其中的g并不一定相同，因此最终社会和谐进步率并不一定相同。
在中央同时考察地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进步的情况下，中央对两者的重视程度会如何影响这两大变量呢？
命题4：中央提高对社会和谐的相对重视程度可以使得社会和谐程度更快提升。具体而言，当η>？覬时，即经济社会协调性较差或者经济增长成本较低时，提高对社会和谐的相对重视程度可以使得社会和谐程度更快上升，但会使得经济增长减缓；而当η<？覬时，即经济社会协调性较好或者经济增长成本较高时，提高对社会和谐的重视程度往往可以同时使得社会和谐程度和经济更快发展。
证明：集中讨论γ（1-λ）-μ>0的情况⑥。
动态情形下，我们还可以考察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时间轨迹。
命题5：当居民具有顺应性和谐预期时，若η<？覬，即经济社会协调性较差或者经济增长成本较低时，则在有限的任期内官员的经济增长路径随任期推移而上升η<？覬；若，即经济社会协调性较好或者经济增长成本较高时，则在有限的任期内官员的经济增长路径随任期推移而下降。
当居民具有顺应性和谐预期时，γ>0。由于上式分母大于0，因此？鄣g/？鄣t取决于分子的符号，这又取决于η-？覬的符号。若η>？覬，则在有限的任期内官员的经济增长路径随任期推移而上升。若η<？覬，则在有限的任期内官员的经济增长路径随任期推移而下降。
我们具体分析经济增速与时间关系背后的含义。？覬g代表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所承担的个人努力成本，因此参数较小，则地方官员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承受较低的边际成本。1-ηg表示地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率的边际变化，因此参数η越大，则地方经济增长带来越小的社会和谐进步。
当η>？覬时，地方官员可以通过低边际努力成本来抵消较高的经济增长损害社会和谐进步而带来的边际效用损失，从而使得经济增速高于社会和谐进步最优的经济增速。这样一来，在居民具有顺应性和谐预期的情况下，他不会盲目地追求很高的经济增长，而是随着任期越来越接近末期，逐步提高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由于民众对社会和谐程度具有一种逐步调整的适应性预期，如果在任期的初始就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必定不利于社会和谐进步，从而会在后面承受社会和谐进步较慢的不利后果，理性的地方官员会在任期后期逐步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而使得社会和谐进步的减缓不至于因时间过长而过度严重。在任期末段，地方官员较少地关注过高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社会和谐较低所带来的长期动态效应，更加注重经济增长。
当η<？覬的时候，地方官员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的加快无法弥补为推动经济更快增长而承受的额外努力成本，从而不得不追求低于社会和谐进步率最优的经济增长率。尽管他追求一个相对高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使得社会和谐进步更快，这样也会带来民众对社会和谐进步的良性预期，但是这种顺应性预期给地方官员带来的好处会随着接近任期末段而显得越来越不重要，此时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更快增长的激励也会越来越弱。
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了，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期和大部分地区，都符合η>？覬的情况。此前，张军和高远（2007）、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运用省区数据证明了地方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轨迹呈现倒U型，而最高点出现在第5年左右，这是一个全体官员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并没有涉及不同地区、不同官员的任期轨迹如何。由于我国省级地方官员的实际任期长度差异很大，而官方文件规定每届任期为5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里的结论与这些实证结果基本吻合，即地方官员预期自身任期为5年，从而在这5年内的经济增长往往呈现一个上升趋势。
命题6：当居民具有顺应性和谐预期时，在有限的任期内，当η>？覬时，即经济社会协调性较差或者经济增长成本较低时，社会和谐与经济增长的变化轨迹相反；当η<？覬时，即经济社会协调性较好或者经济增长成本较高时，社会和谐与经济增长具有相同方向的时间变化轨迹。 证明：
因为1-λ>0，可见？鄣π/？鄣t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鄣g/？鄣t，第二个是1-ηgt，等价于1/η-gt。因为γ（1-λ）-μ>0，当η>？覬时，？鄣π/？鄣t与？鄣g/？鄣t的符号相反，即社会和谐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变化轨迹相反；当η<？覬时，社会和谐与经济增长的变化轨迹相似。
在居民特定的和谐预期下，地方官员根据自身努力成本的具体情况，选择对自己最优的路径。在居民顺应性和谐预期下，随着时间推移，地方官员所追求的经济增长率离社会和谐进步最优值越来越远，因此社会和谐进步速度会出现一个减缓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依据结果得到的结论是：社会和谐进步速度随地方官员任期逐步减缓，并且这取决于居民所具有的顺应性的和谐预期，如果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则社会和谐进步可能并不一定呈现如此变动轨迹。
对于上面所得到的一系列命题，我们通过模拟（simulation）来进一步验证。我们对各个参数的原始赋值如表1。
上面的4个模拟图更加直观地给出了某些结论。
尽管我们没有具体判断值大小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进步轨迹的影响，但是通过数值模拟可以看出，当其他参数不变时，越大则经济增长、社会和谐进步所表现出来的时间趋势越明显。这是因为越大则表明居民的顺应性和谐预期越强，则无论是高能力还是低能力的地方官员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都会更加注重经济增长偏离社会和谐最优值所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的损失。从现实来看，居民所具有的这种预期作用并不很明显。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其所产生的影响。如果地方官员具有机会主义动机，并且确切知道自身任期长度，则可能在接近任期结束的阶段更加偏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和谐进步的一些重要方面。
（四）实证检验
最后，我们通过地方财政支出数据间接检验上述部分命题。在地方财政支出构成中，短期内，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科教文卫支出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作用，但能切实提升居民福利。⑦按照上述结论，基本建设支出在地方官员任期内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而科教文卫支出在地方官员任期内则趋于下降。笔者采用1994—2006年间的地方财政数据对此推论进行验证。1994年是我国分税制改革的起始年份，随后我国的财政分权进入了一个制度化阶段，2006年之后我国财政支出分类重新改革，因此我们选取的时间段为1994—2006年。
在以基本建设支出占地方财政预算支出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书记任期、省长任期两个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但很不显著。据此结果，不能看出地方官员在基本建设支出比重上有任何的任期趋势，即如果我们不具体区分地方官员，无法得到具体的趋势特征。在以科教文卫支出占地方财政预算支出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书记任期、省长任期两个变量的系数均为负，并且省长任期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而且书记任期变量系数对应的t值也为-1.12。据此结果，可以看出地方官员在科教文卫支出比重上有显著的随任期增加而下降的趋势特征。因此，两个回归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本文的动态模型结论。在回归中，我们控制了以地方人均财政预算支出与中央本级人均财政预算支出之比度量的财政分权程度变量，以人均FDI度量的地方政府竞争变量。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均显著提高了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同时显著降低了科教文卫支出比重，这与现有文献（傅勇和张晏，2007）的发现是一致的，也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理论推论。
五、结论性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快速发展与党政体系内部有效的激励机制分不开，其中地方官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官员作为大国的地方首领，既推动了地方经济快速增长，也保证了地方社会和谐的不断进步。地方官员所实现的上述两大任务，是既相互矛盾又有机统一的关系，在矛盾中求协调即推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同步推进。地方官员成功推动了经济增长，有利于增进社会和谐；然而地方官员在寻求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利于社会和谐进步的后果，这又是经济超前发展和社会建设滞后的必然结果。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特征事实，从理论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而在静态情形与动态情形下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社会和谐进步很大程度是经济增长的伴生物，经济增长是社会和谐进步的主要的动力来源。然而，并不是任何程度的经济增长都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过高的经济增长和过热的经济发展往往给社会和谐进步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处于转型和发展的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所采取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阶段，这种考核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使得社会和谐进步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但是转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这种考核机制往往导致地方官员过度追求高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和谐进步是否达到合理水平，结果是许多阶段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偏高。单一的考核机制下，中央无法较好地约束地方官员对于社会和谐进步的态度，从而难以调整社会和谐进步速度。中央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都进行考核，使得中央能够约束地方官员对于社会和谐进步的态度。中央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相对重视程度对两者的影响取决于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努力成本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边际效应的大小。中央应该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和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官员考核机制，确定合理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视程度，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和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远不局限于社会稳定这一单一层面，还包括其他诸如物价稳定、充分就业、收入分配合理、人居环境舒适、经济结构优化、科技进步等众多方面。这些方面的内容和指标可能难以被中央具体测量，但是，却能够被广大民众感受到，是一国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体现，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紧密相连。广义的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等多方面的和谐。从学理的角度来理解，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人民大众满意程度较高的社会。 ②这里将经济增长率作为地方官员的决策变量，并不意味着其可以随意设定经济增长率，而是意味着其可以影响经济增长率，并且受到成本约束。
③这里的社会和谐进步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等等。
④这里η可以看成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协调（冲突）程度。
⑤地方官员如果单纯追求短期经济增长速度，往往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和措施来实现。在地方分权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的行动空间更加明显。
⑥因为居民一般持有顺应性预期，即γ>0，而参数λ一般远小于1，而μ则一般为负或者为0。
⑦我们没有报告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当期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当期科教文卫支出比重对经济增长有显著阻碍作用。
参考文献：
[1]傅勇.中国的分权为何不同：一个考虑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分析框架[J].世界经济，2008，（11）.
[2]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
[3]郭广珍，彭坤.地方官员行为与经济发展：一个分析框架[J].当代经济科学，2011，（2）.
[4]郭广珍，李绍平，黄险峰.经济发展中的地方官员行为研究——基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与腐败的视角[J].经济评论，2011，（5）.
[5]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6]刘瑞明，白永秀.晋升激励、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J].南开经济研究，2007，（5）.
[7]聂辉华，李金波.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J].经济学（季刊），2006，（1）.
[8]皮建才.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下的区域市场整合[J].经济研究，2008，（3）.
[9]王贤彬，徐现祥.地方官员来源、任期、去向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8，（3）.
[10]王贤彬，张莉，徐现祥.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省长省委书记晋升[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1）.
[11]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J].经济研究，2007，（1）.
[12]徐现祥，李郇，王美今.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J].经济学（季刊），2007，（4）.
[13]徐现祥，王贤彬.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J].经济学（季刊），2010，（4）.
[14]杨其静.分权、增长与不公正[J].世界经济，2010，（4）.
[15]余永定.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J].国际金融研究，2009，（1）.
[16]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流动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7，（11）.
[17]任保平，宋文月.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稳增长的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研究，2014，（3）.
[18]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
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
关键词：地方官员；经济增长；社会和谐；晋升激励；双重考核；负效应；平衡共融；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061.3；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5）06-0014-09
一、引言
历时30余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仍未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挑战和机遇并存。特别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形势严峻，主要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这些新的现象和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同时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有必要厘清超越经济发展认识重返社会建设的现实思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政府的组织力量，和谐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创新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用人导向”。意味着，官员干部是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视角，而干部人事制度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从地方政府官员微观个体角度理解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互动实属必要。
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地方官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源于政治体制的特点，地方官员不是由地方民众选举产生，而是由上级直接任命或党内选举产生。于是，上下级政府和官员之间存在一种较为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而在民众和地方官员之间则基本上不存在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缘于上下级官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下级官员为了获得回报有动机按照上级官员的指引和方针行事。在地方官员是一个多任务的承担者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如何处理不同任务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的相对重视程度。然而，中央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相对重视程度所产生的影响取决于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努力成本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边际效应的大小。
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官员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思路：中央对地方官员实行以经济增长考核为主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中央对经济发展的紧迫需求以及经济增长本身的高度可测性，导致了地方官员将大部分精力投放到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行动中去，充当了企业家或经理人角色。地方官员所需解决的许多任务的绩效难以明确度量，甚至并不在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明确考核范围之内，因此考核之外的工作业绩及成效并不尽如人意。在严重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会不惜损害其他维度的任务的绩效。这种情况在中国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事实，而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潮仍在延续。譬如，地方官员本应该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但是由于经济增长易于衡量而环境保护取得的成效较难度量，经济增长被中央置于更突出的位置而环境保护过去所受重视程度不够，许多地方官员在发展地方经济过程中往往忽视环境保护，甚至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实现高增长。自然生态遭到破坏继而再走治理之路，成倍的代价和成本往往摊派给后续领导。
强调经济建设的“第一重要性”，而且也容易实现和显性表现，以更好地完成上级的指标考核，在对上负责思潮下做到摊派任务的上级合意。这种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以上级考核为主的晋升机制，导致了地方居民偏好被忽视。时至今日，世界上仍未有任何一个国家走出效率优先发展之后转而走向公平，因此极有必要对中国30余年发展之路做出反思。在经济发展和市场转型的早期，这种偏好倾斜和偏好替代有一定的合理性：当绝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时，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需求。随着人们收入大幅增加、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偏好和需求趋于多样化，此时经济增长已不能完全代表辖区内居民高度多样化的偏好结构。转型时期，经济增长和其他方面的利益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和谐社会构建被提上了议程，学界对社会建设的呼声加大。此时，中央对经济增长追求的放松和地方追求经济高增长思路发生了冲突。
随着经济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原有依靠加大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做出这样的判断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释：其一，政治权力掌握在中央而经济权力被地方剥夺的发展生态下，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将会出现新格局并反作用于发展路径选择；其二，国民的社会生活综合需求也不断提高，给原有的地方官员“对上负责对下可以不负责”的激励机制带来了新的挑战，政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将会更为明显。本文基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干部人事制度，考察地方官员在面临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进步的双重约束的情况下，中央采取的考核方式如何影响地方官员的作为，这又影响地方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两者是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社会和谐进步很大程度是经济增长的伴生物，经济增长是社会和谐进步的主要的动力来源。然而，并不是任何程度的经济增长都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追逐过高的经济增长和过热的经济发展往往给社会和谐进步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论证了处于转型和发展的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所采取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阶段，这种考核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使得社会和谐进步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但是转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这种考核机制往往导致地方官员过度追求高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和谐进步是否达到合意水平，结果是许多阶段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偏高。在单一的考核机制约束下，中央无法较好地约束地方官员对于社会和谐进步的态度，从而难以调整社会和谐进步程度。中央对考核机制的最终决定权，使得其能够约束地方官员对于社会和谐进步的态度。 通过观察和研究发现，事实上官员考核中被忽视或者不容易测度的任务，都和社会和谐程度紧密相关，或者能够用“社会和谐”这一发展命题进行高度概括。①基于实践的观察和后文的研究论证，我们认为中央应该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和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官员考核机制，确定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合理重视程度，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
本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静态模型分析，第四部分是动态模型分析，最后部分是总结评述。
二、文献评述
已有文献实证发现中国存在着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Li and Zhou，2005；周黎安，等，2005；王贤彬，等，2011），地方官员在辖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徐现祥，等，2007；张军和高远，2007；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在强调经济增长绩效的干部考核制度安排下，地方官员在经济发展上做出了巨大努力，但是在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的同时产生了许多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往往是负面的外部性，正成为这一治理模式难以长期持续下去的巨大挑战。这些负面的外部性至少包括了三个角度的外部性，第一个是地区外部性，第二个是时间外部性，第三个是非经济外部性。时空交错使得问题研究更为复杂，与此同时经济学界对非经济（比如社会和政治）考察显得异常艰难，虽然利益分配是经济行为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不能忽视政治和社会性要素的重要影响。
在很多经济学文献中，地方官员为本地经济增长而竞争所带来的地区外部性已经得到广泛讨论和普遍关注；其中，最为集中的焦点问题就是地区市场分割。此前，学界普遍认为导致地区市场分割难以消除的主要制度障碍是财政分权。代表性的观点有：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观冲击下，“地方官员区际合作困难的根源在于嵌入在经济竞争当中的政治晋升博弈的性质”（周黎安，2004）；徐现祥，等（2007）基于中央政府按照经济绩效晋升地方政府官员的假设，证明了面临政治激励的地方官员既有可能选择地方市场分割，也有可能推动区域一体化。皮建才（2008）也证明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机制则会对地区收入差距和正面外溢效应这两大市场整合影响因素的对比和权衡产生重要的影响。周黎安和陶婧（2011）发现地方官员出于减少正向外溢作用的考虑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省区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这些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问题，都与地方官员策略性的地区外部性关注度有关；此外，很多全国层面的问题也源自地方官员对地区外部性的特殊掂量和对待。刘瑞明和白永秀（2007）发现政府组织中晋升激励体制的周期性和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共同构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成因，中国的经济周期本质是“晋升体制周期”和“宏观调控”结合的产物。实际上，更早些时候Huang（1996）就从中央和地方互动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的通货膨胀表现，发现中国通胀治理困难的一个体制性原因是地区间的负面外部性难以内部化。
地方官员为本地增长而竞争所带来的非经济外部性，也已经在很多经济学文献中得到讨论，并且成为了当前的研究热点。这与当前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入，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和激化有关。在现实中，这些问题包括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不足、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阶层矛盾激化、政府官员腐败、官商合谋牟利、自然环境遭受污染破坏，等等。这些非经济问题当中，很多是由地方官员过分关注地方经济增长，而忽视其他方面的进步所造成的一种必然结果。傅勇（2008）基于模型讨论了增长型地方政府的形成机制以及与此伴随的扭曲成本，中央政府以政绩考核为核心的政治激励将地方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到增长上，但为增长而竞争导致了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从而降低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努力水平。接着，杨其静（2010）证明了财政分权和辖区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以及官员晋升的竞标赛都促使政府向企业伸出帮助之手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同时引发政府向弱势群体伸出掠夺之手而危害社会和谐。聂辉华和李金波（2006）以政企合谋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和高事故率并存的现象，而这与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官员绩效考核制度和财政分权制度关系密切。较近的文献有，张莉，等（2011）认为处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观下的地方官员存在通过内部合谋来做大地方经济蛋糕的冲动，特别是近年来不少地方官员通过集体合谋来加快本地经济增长，却导致了大量的土地违法，从而突破中央的某些目标和利益诉求，危害了全局和长远利益。
实际上，周黎安（2007，2008）、王永钦，等（2007）都基于制度安排的角度对这种中央集权式的地方官员治理模式的成本与挑战进行了讨论。在此，我们将这些成本和挑战，看成是三种维度的外部性，而这些负外部性的产生和激化都内生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地方官员任命考核机制中。当今的中国处于转型与改革的关键阶段，有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亟需重视与解决，包括不断缩短的宏观经济运行波动周期、越发不足的政府公共服务提供、不断扩大的地区收入差距、日渐拉大的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加大的社会阶层矛盾、难以消除的区域市场分割、走向趋同的地区产业结构、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污染、备受指责的地方政府官员腐败、甚至频频出现的商品质量安全等问题的求解，都不能不注意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安排的重要性。
纵观上述文献不难发现，将中央政治导向与地方官员政治激励结合起来，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成就以及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交融了经济与非经济的视角，重点从地方官员政治激励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建模来进一步解释地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互动关系。
三、静态模型
（一）模型基本设定
由于本文考察的是地方官员的动机和行为，因此直接将地方官员作为决策主体。针对地方官员行为的经济发展影响考察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近期的比如郭广珍和彭坤，等（2011）。缘于地方官员或是上级任命，或是党内选举产生；因此，其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党内治理结构影响，而且党内民主化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胡伟，1999），并且长期以来基于中央和地方的联动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权力分层结构。我们并不否认共产党的执行模式和治理结构对官员行为的影响，正是基于此而在权力和权利的二维分析框架下展开分析，同时植入和谐和公平概念，利益形成及其分配是一切行为的动力源。 地方官员的决策变量是经济增长率，同时通过经济增长获得效用。②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必须承担一定的个人努力成本c（g），c′（g）>0，c″（g）≥0，本文在此具体设为c（gi）=0.5gi②（0.5参数确定理由？），gi代表了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所承担的边际个人努力成本。
地方官员边际努力成本的参数的大小取决于两类因素，第一类因素是个人时间和精力、内化信念以及能力等个人隐性因素，第二类因素是地方经济自然增长的条件，这又包括自身条件和外部条件：其一，不同的地方官员会因为信念或者能力不同，从而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二，在不同时期和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之间存在一定时空差异。譬如在经济转型的前期和中期，由于起点较低和潜力释放，经济自然增长相对容易，而在经济逐渐进入转型后期或者成熟期，经济自然增长就会减弱。又譬如对于一个开放经济而言，当外部需求较为高涨的时候，经济增长自然相对容易，而当外部环境出现不利冲击的时候，经济增长则会出现困难。在同一时期，有些地区具有相对良好的经济自然增长条件，而其他某些地区可能恰恰相反，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在现代远洋贸易时期一国沿海地区就具有更加良好的经济自然增长条件，具有较好的经济自然增长条件的地区地方官员自然具有较低的个人努力成本。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引入了经济增长变量，接下来引入社会和谐进步作为目标变量，并作出变通的量化处理。地方经济增长，并不仅仅使得地方经济水平上升，同时也对地方和谐产生最为重要的影响。在中国的转型和发展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是社会和谐程度变化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社会和谐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社会稳定、失业率较低、公共服务良好、物价稳定、个人发展机会均等、收入分配合理、社会保障健全、自然环境舒适，等等。采取最一般的处理方式，可以将社会和谐程度理解为大众对于整个地区状况的满意程度。③假设社会和谐程度增长速度π是经济增长速度g的二次函数：
不难看出，经济增长对社会和谐进步速度的边际影响为1-ηg，η越大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越低。参数η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地方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与福利性，η越小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福利增进与民众受益更加明显。④我们认为，参数η在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之间可能具有较大差异。不同时期的差异源于经济转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差异源于不同地区发展条件和禀赋的不同。一般而言，在起飞或转型的大部分时期，经济增长都必须通过强调资本积累（抑制消费）或者地区梯度发展（区域不平衡）等不平衡方式来实现发展，此时参数η往往较大；在转型的成熟期，社会财富水平较高，尽管经济自然增长惯性减弱——路径依赖，此时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程度更高了，即参数η较小。一般而言，条件和禀赋较好的地区一般具有相比其他地区小的η值，但是这只是相对的，比如在转型时期很多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不得不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成本。
可以看出，当经济增长超过一定程度时，就会不利于社会和谐进步，参数η决定这一临界水平。也就是说，π和g是一种先升后降的非线性的关系，在g≤1/η时，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会提高f（g），促进社会和谐，但是g>1/η时，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会降低f（g），过高的经济增长不得不以牺牲社会和谐为代价，可能得不偿失。给定现有的技术水平条件下，如果要追求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不得不通过不惜过度耗竭自然资源、严重污染自然环境、过度发行货币、过度偏重资本积累而忽视大众消费等不利于社会和谐以及长期经济发展的方式来实现。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增长高于和低于社会和谐进步最优速度可能具有不同的表现，过低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是失业率偏高等问题，而过高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是环境污染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
（二）中央仅将地方经济增长作为考察指标情形
由于许多文献强调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地方官员实施的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治晋升锦标赛，因此我们首先考察中央对地方官员仅仅考察经济增长的情形。在中央仅考察地方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地方官员将忽略经济增长对社会和谐变化的影响。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为：
u（gi）=gi-c（gi）（2）
地方官员最大化u（gi）=gi-0.5？覬gi2，此时最优的经济增长率为g*=1/？覬。社会和谐进步速度为π=（2？覬-η）/2？覬2。
经济增长率仅与参数？覬负相关。因此，经济增长条件和初始禀赋较好的地区或者个人能力和发展信念好的地方官员所在地区的经济增长较快。
社会和谐进步速度与参数η负向相关，这源于此时经济增长仅与参数？覬相关，在每一给定的经济增长率下，参数η越大则对应的社会和谐进步速度越低。此外，社会和谐进步速度与参数？覬的关系并不确定。但很容易证明当？覬>η时，两者负相关；反之则正相关。当？覬<η时，该地方一般拥有较好的经济增长自然条件，但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却相对较低，地方官员往往追求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位于社会和谐进步率最大化的经济增长率的右侧。此时，参数？覬上升反而会使得当时社会和谐进步得到改进。
这里，社会和谐进步速度是否达到最大取决于参数？覬与η的关系，如果两者相等则社会和谐进步速度达到最大，否则无法达到最大。当？覬>η时，地方官员选择的经济增长率低于社会和谐进步最优的经济增长率，当？覬<η时，地方官员选择的经济增长率高于社会和谐进步最优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央仅考察经济增长时，社会和谐进步速度一般无法达到最优。
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现实历程来看，地方官员选择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高于社会和谐进步最优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一个符合现实的结论，处于转型与发展阶段的中国，具有较强的经济增长自然潜力，但是早期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不平衡式发展来实现。在全国上下强调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之下，地方官员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增长，个人付出努力所带来的边际努力成本并不很高。⑤由于中国处于转型与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增长很大程度必须以资本高积累、资源高消耗、地区梯度开发等为显著特征，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当期福利性不高。但是，处于转型与发展早期的国家，重点应该放在经济增长方面，过度追求当期社会和谐进步反而不利于长期财富积累以及福利增进。因此，中国强调经济增长的政绩观，成功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尽管社会和谐进步速度可能没有达到最快，但仍远高于可能出现危机的水平，有利于长远的国强民富。 命题1：在中央仅考核地方经济增长的机制下，地方社会和谐进步一般无法达到最优，经济增长速度往往高于社会和谐进步最优的经济增速。
（三）中央同时考察地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
尽管中央实施的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考核机制，但是社会和谐并不能完全忽视。因此另外一种情况是，中央对地方官员进行考察时，除了关注地方经济增长外，还明确关注社会和谐程度的变化。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为：
u（gi，πi）=gi-c（gi）+βπi（3）
参数β反映了地方官员对经济与社会和谐程度之间的相对重视程度。我们假设，官员对两者的相对重视程度主要依赖于中央（上一级）在考核地方官员时赋予两者的权重。
在静态情形下，不需要考虑时间因素。对（4）式进行最优化求解，得到最优的经济增长率：
将最优经济增长速度代入社会和谐改善速度表达式，得到最优的社会和谐改善速度为：
地方官员最优的经济增长率是否会使得社会和谐进步速度达到最大呢？根据（1）式有：
在中央同时考察地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进步的情况下，中央对两者的重视程度会如何影响这两大变量呢？
证明：将g对β求偏导，得到：
根据上面所作的讨论可知我国很多地方相当部分时期的情况符合后一种情形。尽管如此，但η、？覬两者参数的差距并未达到很大的程度，从而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基本得到平衡。两者差距较大的情形可以看成是“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形，而实际上并未出现这种严重偏离。在η>？覬的情况下加强对和谐进步的重视程度会减缓经济增长，但η>？覬往往意味着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这种过高的经济增速或者过热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有利于经济稳定和长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适当加强对广义的社会和谐的各方面的重视，反而有利于经济在合理的经济增长之下进行调整，更加有利于未来的经济稳定增长。
当然，某些地方和某些时期会符合第一种情形，此时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协调程度较好，又或者经济增长难度较大，甚至给社会和谐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此时中央强调社会和谐进步会加快地方经济增长。我国当前面临外部需求大幅下滑的不利环境，经济增长动力减缓，经济增长难度加大，可能是η<？覬的情形。中央在这种情形下，强调就业稳定等民生主题，往往能促进地方官员通过推动经济增长来提升社会和谐程度，从而经济增长也得以保证一定的速度。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给定η，则？覬越小会使得β上升带来的经济增长下降幅度越大。在两者参数的差距并未达到很大的程度的情况下，如果给定？覬，则η越大会使得β上升带来的经济增长下降幅度越大。由于？覬越小的地区一般也是η越小的地区，因此β变化产生的经济增长变化效应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并不确定。对于同一幅度的经济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较快地区的影响较小，这是由于它们本身经济增速更高，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有更大的基础提高对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视程度。
命题3：中央提高对社会和谐进步的相对重视程度，会加快该地区的社会和谐进步。
证明：将π对β求偏导，得到：
显然，中央越重视社会和谐发展（β越大），则地方和谐进步越快。
中央如何设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进步的相对重视程度，取决于中央在该时期或者该地区更加重视哪一类目标。当η<？覬时，中央提高β是最优的选择，因为这对两类目标都产生正面作用。在η>？覬情况下，如果中央对经济增长较为重视，则不应该提高β，必要时甚至可以降低β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即通过一定程度的扭曲来发展经济。
中央过去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通过经济增长来取得社会和谐进步的理念。但是，地方官员往往只关心地方经济增长，而忽视了许多其他关乎民生的方面。最近几年中央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建设和谐社会，同时在地方官员的考核函数中明确加入一些关乎地方民生与社会进步的考核维度。通过上面的分析，这些举措可以提高社会和谐进步程度，不过在短期内很可能会使得地方经济增长有所减缓。譬如，加强环境保护、提高劳动力报酬等措施，短期内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某些城乡间的协调转移支持措施，短期内可能并不利于经济快速增长。
上述结论，证明了过去中央强调经济增长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社会和谐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伴生物。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更是社会和谐进步的最重要决定因素。经济停滞不前或者发生衰退，很可能破坏社会和谐，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中央过去在对地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的时候，将经济增长放在了第一重要性甚至“一票否决”的位置，并没有违背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而是体现了中央的长远眼光和宏大策略。实际上，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央并不需要在每期都达到一个最高的社会和谐进步率。在政治治理和社会经济管理过程中，中央只需要各个地方的社会和谐进步率位于某个基本水平之上即可，这或许是一种动态的均衡状态。在中央仅考察地方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地方官员所追求的经济增长率使得社会和谐进步率在基本水平之上，则中央无需在地方官员的考核函数中明确加入对社会和谐进步的考察。
四、动态模型
（一）模型基本设定
动态情形下，地方官员的决策变量仍是经济增长率。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必须承担一定的个人努力成本c（g），c′（g）>0，c″（g）≥0，具体设c（gi）=0.5？覬gi2。
假设社会和谐改善速度π是经济增长速度g的函数，也是自身预期的函数，也就是说社会民众对社会和谐的改善快慢会有一个预期，具体如下：
λ>0，也就是说社会和谐改善速度一定程度上与民众预期正相关，这符合现实情况。这里我们仍然假定参数η为外生决定。
γ>0，即如果实际的社会和谐程度增长率超出了民众的预期，那么民众的预期就会提高。我们称γ>0的情况为顺应性和谐预期。动态情形下的关键因素在于社会和谐进步程度依赖于民众的感受，而民众的预期具有调整性质。 （二）中央仅考察地方经济增长情形
此情形下，地方官员的瞬时效用函数仍然为：
u（g）=g-c（g）（16）
根据每个地方官员在地方任职时间有限的事实，假设地方官员整个时期内的效用有如下形式：
μ是地方官员的主观贴现因子，表示跨期偏好，假设μ一般等于0或者稍微小于0。T是地方官员任期长度，我们假定其是一个确定性的外生参数。这个任期假定仅有近似的合理性，因为对于我国省部级地方官员而言官方规定每届任期长度为5年，但中央具有任免升迁地方官员的政治权力，地方官员所面临的是实际任期在事前不完全确定，因此这里只是一个初步的确定性基准模型。
由于地方官员的效用函数中不包含社会和谐进步，从而地方官员的最优决策就是在每个时点选择经济增长率g，来使得u（g）=g-c（g）达到最大，从而使得整个时期内的效用最大化。最优的经济增长率为g*=1/？覬。仅有参数？覬影响经济增长的快慢。此时经济增长率在地方官员有限的任期内不变，呈现平稳增长。
对（15）式进行求解，可以得到：
由于λ>0，所以动态情形下的社会和谐进步速度高于静态情形，这是民众的预期所带来的好处。由于经济增长率在任期内保持稳定，因此社会和谐进步率也随之保持稳定。
（三）中央同时考察地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
此时，地方官员的瞬时效用函数依赖于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基于民众感受的社会和谐进步。地方官员的瞬时效用函数为：
u（g，π）=g-c（g）+βπ（20）
中央对地方社会和谐程度变化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并不来自地方官员的文件报告，而是来自许多细微的事件体察，或者是来自大众的评价，因此假设效用函数中采用的是跟地方大众感受有关的和谐程度增速是合理的。
假设地方官员整个时期内的效用有如下形式：
我们在此讨论ψ的正负性质。当μ-γ（1-λ）<0时，ψ≥0。
把ψ的表达式代入g的表达式（24）式得到：
这一结果与中央仅考察地方经济增长时的表达式相同，但是由于其中的g并不一定相同，因此最终社会和谐进步率并不一定相同。
在中央同时考察地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进步的情况下，中央对两者的重视程度会如何影响这两大变量呢？
命题4：中央提高对社会和谐的相对重视程度可以使得社会和谐程度更快提升。具体而言，当η>？覬时，即经济社会协调性较差或者经济增长成本较低时，提高对社会和谐的相对重视程度可以使得社会和谐程度更快上升，但会使得经济增长减缓；而当η<？覬时，即经济社会协调性较好或者经济增长成本较高时，提高对社会和谐的重视程度往往可以同时使得社会和谐程度和经济更快发展。
证明：集中讨论γ（1-λ）-μ>0的情况⑥。
动态情形下，我们还可以考察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时间轨迹。
命题5：当居民具有顺应性和谐预期时，若η<？覬，即经济社会协调性较差或者经济增长成本较低时，则在有限的任期内官员的经济增长路径随任期推移而上升η<？覬；若，即经济社会协调性较好或者经济增长成本较高时，则在有限的任期内官员的经济增长路径随任期推移而下降。
当居民具有顺应性和谐预期时，γ>0。由于上式分母大于0，因此？鄣g/？鄣t取决于分子的符号，这又取决于η-？覬的符号。若η>？覬，则在有限的任期内官员的经济增长路径随任期推移而上升。若η<？覬，则在有限的任期内官员的经济增长路径随任期推移而下降。
我们具体分析经济增速与时间关系背后的含义。？覬g代表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所承担的个人努力成本，因此参数较小，则地方官员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承受较低的边际成本。1-ηg表示地方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率的边际变化，因此参数η越大，则地方经济增长带来越小的社会和谐进步。
当η>？覬时，地方官员可以通过低边际努力成本来抵消较高的经济增长损害社会和谐进步而带来的边际效用损失，从而使得经济增速高于社会和谐进步最优的经济增速。这样一来，在居民具有顺应性和谐预期的情况下，他不会盲目地追求很高的经济增长，而是随着任期越来越接近末期，逐步提高地方经济增长速度。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由于民众对社会和谐程度具有一种逐步调整的适应性预期，如果在任期的初始就追求过高的经济增长，必定不利于社会和谐进步，从而会在后面承受社会和谐进步较慢的不利后果，理性的地方官员会在任期后期逐步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而使得社会和谐进步的减缓不至于因时间过长而过度严重。在任期末段，地方官员较少地关注过高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社会和谐较低所带来的长期动态效应，更加注重经济增长。
当η<？覬的时候，地方官员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的加快无法弥补为推动经济更快增长而承受的额外努力成本，从而不得不追求低于社会和谐进步率最优的经济增长率。尽管他追求一个相对高的经济增长率可以使得社会和谐进步更快，这样也会带来民众对社会和谐进步的良性预期，但是这种顺应性预期给地方官员带来的好处会随着接近任期末段而显得越来越不重要，此时地方官员推动地方经济更快增长的激励也会越来越弱。
我们已经在前面讨论了，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期和大部分地区，都符合η>？覬的情况。此前，张军和高远（2007）、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运用省区数据证明了地方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轨迹呈现倒U型，而最高点出现在第5年左右，这是一个全体官员样本进行回归的结果，并没有涉及不同地区、不同官员的任期轨迹如何。由于我国省级地方官员的实际任期长度差异很大，而官方文件规定每届任期为5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里的结论与这些实证结果基本吻合，即地方官员预期自身任期为5年，从而在这5年内的经济增长往往呈现一个上升趋势。
命题6：当居民具有顺应性和谐预期时，在有限的任期内，当η>？覬时，即经济社会协调性较差或者经济增长成本较低时，社会和谐与经济增长的变化轨迹相反；当η<？覬时，即经济社会协调性较好或者经济增长成本较高时，社会和谐与经济增长具有相同方向的时间变化轨迹。 证明：
因为1-λ>0，可见？鄣π/？鄣t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鄣g/？鄣t，第二个是1-ηgt，等价于1/η-gt。因为γ（1-λ）-μ>0，当η>？覬时，？鄣π/？鄣t与？鄣g/？鄣t的符号相反，即社会和谐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变化轨迹相反；当η<？覬时，社会和谐与经济增长的变化轨迹相似。
在居民特定的和谐预期下，地方官员根据自身努力成本的具体情况，选择对自己最优的路径。在居民顺应性和谐预期下，随着时间推移，地方官员所追求的经济增长率离社会和谐进步最优值越来越远，因此社会和谐进步速度会出现一个减缓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依据结果得到的结论是：社会和谐进步速度随地方官员任期逐步减缓，并且这取决于居民所具有的顺应性的和谐预期，如果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则社会和谐进步可能并不一定呈现如此变动轨迹。
对于上面所得到的一系列命题，我们通过模拟（simulation）来进一步验证。我们对各个参数的原始赋值如表1。
上面的4个模拟图更加直观地给出了某些结论。
尽管我们没有具体判断值大小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进步轨迹的影响，但是通过数值模拟可以看出，当其他参数不变时，越大则经济增长、社会和谐进步所表现出来的时间趋势越明显。这是因为越大则表明居民的顺应性和谐预期越强，则无论是高能力还是低能力的地方官员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都会更加注重经济增长偏离社会和谐最优值所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的损失。从现实来看，居民所具有的这种预期作用并不很明显。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视其所产生的影响。如果地方官员具有机会主义动机，并且确切知道自身任期长度，则可能在接近任期结束的阶段更加偏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和谐进步的一些重要方面。
（四）实证检验
最后，我们通过地方财政支出数据间接检验上述部分命题。在地方财政支出构成中，短期内，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科教文卫支出对经济增长并没有促进作用，但能切实提升居民福利。⑦按照上述结论，基本建设支出在地方官员任期内可能上升也可能下降，而科教文卫支出在地方官员任期内则趋于下降。笔者采用1994—2006年间的地方财政数据对此推论进行验证。1994年是我国分税制改革的起始年份，随后我国的财政分权进入了一个制度化阶段，2006年之后我国财政支出分类重新改革，因此我们选取的时间段为1994—2006年。
在以基本建设支出占地方财政预算支出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书记任期、省长任期两个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但很不显著。据此结果，不能看出地方官员在基本建设支出比重上有任何的任期趋势，即如果我们不具体区分地方官员，无法得到具体的趋势特征。在以科教文卫支出占地方财政预算支出比重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中，书记任期、省长任期两个变量的系数均为负，并且省长任期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而且书记任期变量系数对应的t值也为-1.12。据此结果，可以看出地方官员在科教文卫支出比重上有显著的随任期增加而下降的趋势特征。因此，两个回归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本文的动态模型结论。在回归中，我们控制了以地方人均财政预算支出与中央本级人均财政预算支出之比度量的财政分权程度变量，以人均FDI度量的地方政府竞争变量。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均显著提高了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同时显著降低了科教文卫支出比重，这与现有文献（傅勇和张晏，2007）的发现是一致的，也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理论推论。
五、结论性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快速发展与党政体系内部有效的激励机制分不开，其中地方官员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地方官员作为大国的地方首领，既推动了地方经济快速增长，也保证了地方社会和谐的不断进步。地方官员所实现的上述两大任务，是既相互矛盾又有机统一的关系，在矛盾中求协调即推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同步推进。地方官员成功推动了经济增长，有利于增进社会和谐；然而地方官员在寻求地方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利于社会和谐进步的后果，这又是经济超前发展和社会建设滞后的必然结果。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特征事实，从理论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而在静态情形与动态情形下得到了一致的结论。
社会和谐进步很大程度是经济增长的伴生物，经济增长是社会和谐进步的主要的动力来源。然而，并不是任何程度的经济增长都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过高的经济增长和过热的经济发展往往给社会和谐进步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处于转型和发展的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所采取的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官员绩效考核机制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在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阶段，这种考核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能使得社会和谐进步维持在一定水平之上。但是转型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这种考核机制往往导致地方官员过度追求高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和谐进步是否达到合理水平，结果是许多阶段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偏高。单一的考核机制下，中央无法较好地约束地方官员对于社会和谐进步的态度，从而难以调整社会和谐进步速度。中央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都进行考核，使得中央能够约束地方官员对于社会和谐进步的态度。中央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相对重视程度对两者的影响取决于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边际努力成本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和谐进步边际效应的大小。中央应该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和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官员考核机制，确定合理的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的重视程度，以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进步。
注释：
①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和谐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远不局限于社会稳定这一单一层面，还包括其他诸如物价稳定、充分就业、收入分配合理、人居环境舒适、经济结构优化、科技进步等众多方面。这些方面的内容和指标可能难以被中央具体测量，但是，却能够被广大民众感受到，是一国社会福利水平的重要体现，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紧密相连。广义的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等多方面的和谐。从学理的角度来理解，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人民大众满意程度较高的社会。 ②这里将经济增长率作为地方官员的决策变量，并不意味着其可以随意设定经济增长率，而是意味着其可以影响经济增长率，并且受到成本约束。
③这里的社会和谐进步包括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善，等等。
④这里η可以看成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协调（冲突）程度。
⑤地方官员如果单纯追求短期经济增长速度，往往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和措施来实现。在地方分权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地方官员的行动空间更加明显。
⑥因为居民一般持有顺应性预期，即γ>0，而参数λ一般远小于1，而μ则一般为负或者为0。
⑦我们没有报告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当期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当期科教文卫支出比重对经济增长有显著阻碍作用。
参考文献：
[1]傅勇.中国的分权为何不同：一个考虑政治激励与财政激励的分析框架[J].世界经济，2008，（11）.
[2]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3）.
[3]郭广珍，彭坤.地方官员行为与经济发展：一个分析框架[J].当代经济科学，2011，（2）.
[4]郭广珍，李绍平，黄险峰.经济发展中的地方官员行为研究——基于政治晋升、财政分权与腐败的视角[J].经济评论，2011，（5）.
[5]胡伟.党内民主与政治发展：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6]刘瑞明，白永秀.晋升激励、宏观调控与经济周期：一个政治经济学框架[J].南开经济研究，2007，（5）.
[7]聂辉华，李金波.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J].经济学（季刊），2006，（1）.
[8]皮建才.中国地方政府间竞争下的区域市场整合[J].经济研究，2008，（3）.
[9]王贤彬，徐现祥.地方官员来源、任期、去向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8，（3）.
[10]王贤彬，张莉，徐现祥.辖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省长省委书记晋升[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1）.
[11]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陆铭.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J].经济研究，2007，（1）.
[12]徐现祥，李郇，王美今.区域一体化、经济增长与政治晋升[J].经济学（季刊），2007，（4）.
[13]徐现祥，王贤彬.任命制下的官员经济增长行为[J].经济学（季刊），2010，（4）.
[14]杨其静.分权、增长与不公正[J].世界经济，2010，（4）.
[15]余永定.2009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挑战[J].国际金融研究，2009，（1）.
[16]张军，高远.官员任期、异地流动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7，（11）.
[17]任保平，宋文月.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稳增长的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研究，2014，（3）.
[18]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
责任编辑、校对：杜 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