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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在深圳大鹏的海湾边有幸与张俊彪先生畅谈。在漫不经心的谈天说地中令我感受最深的是他身上不时流露的古风。我们的闲聊尽管天南海北漫无主题，话题当然还是离不开他的创作、他在深圳这些年的努力和奋斗。
刘颋（以下简称刘）：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领域的成果有目共睹。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新型的移民城市，它的文化积淀的薄弱也使它一度成为有名的“文化沙漠”。1992年调到深圳文联后，面对深圳的文艺发展现状，您采取了何种举措来推动深圳文艺的发展？成效如何？
张俊彪（以下简称张）：我从甘肃南下深圳，在市文联任职到离任头尾12年，担任党政主要职务，同时在广东省文联兼任副职先后两届10年，有幸亲历深圳文艺的初创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深圳当时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特区，同时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文化沙漠”，但深圳又是一柄共和国引领改革开放的利斧，敞开大门选调40岁左右的地厅级干部并兼具高级职称的青年来深圳创业开拓。我时年38岁，符合地厅级和一级作家这样的条件。初到深圳，满目都是新鲜的人和事，但国门开放，体制异化，束缚剪除，市场经济起跑，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经济全面、高速、超常发展，于是社会的浮躁、繁乱、焦狂或者亢奋由外在向内在、由浅表向深层、由具象向意识风嚣而起。这样的氛围，极其不利文化和艺术的孕育、生成和创建。到任不几天，我在一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作了“文艺的冷静与批评的冷静”长篇发言，次日《深圳特区报》以此题摘要发表，可谓是对深圳文艺建设的最初表态。经过将近一年的深入调研，针对深圳文联的社会地位和文艺队伍的实际状况，1993年制订的深圳文艺发展三年规划总纲中，明确提出了深圳文艺工作的整体思路：确立团结、稳定、提高、发展的八字方针；坚持以严肃文学、高雅文艺为主旨，组织以中长篇小说、影视文学、戏剧文学、儿童文学创作为主导，着力以深层次的文艺理论研讨与研究为主向；倡导甘于清苦、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潜心研究的风气；关注优秀作家、优秀艺术家和优秀理论家的发展和培植；努力塑造深圳文艺界的整体形象，提高深圳文艺工作者的整体素质，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作家艺术家学习、创作、生活的宽松和谐的良好氛围。在后来的几年里，着实抓了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基础建设，主要是队伍建设、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其中最关键的是相继组建了戏剧、评论等6个文艺家协会和6个区的文联机构；二是采取各种措施繁荣文艺创作，始终倡导高雅文艺作品的创造，真正让文联成为优秀的文学艺术精神产品的创意和生产的工厂；三是高度重视文艺理论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圳最先成立文艺评论家协会并与文联下属的作协等一并进入政府编制序列，同时市文联又组建了文艺理论处，利用一个处和一个协会的组织架构来建设深圳的文艺理论，力求让文艺理论与研讨渗透于文艺创作实践的全过程。到了1997年，中央宣传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许多领导以及文艺界享有盛誉的人士，在各种会议和不同场合的讲话中，都认为深圳不再是“文化沙漠”，而是国家在南疆的一处姹紫嫣红的“文化绿洲”了。在过后的多年里，深圳文艺进入了一种自由王国的辉煌时期，并连年在全国文联工作会上介绍具体做法，一直受到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广东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指导。也就是这一年的秋季，我提出深圳文艺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发展战略是：从打基础的初创阶段努力地、坚实地朝着深入发展的繁荣阶段实施战略转进，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今后比较长的阶段里始终坚持创作、提高、积累的六字方针。事实上，在世纪之交，深圳文艺事业稳妥地进入了一种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刘：可否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发展到今天的深圳文艺的特征？深圳文艺的成功发展壮大也为全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确立了成功的范本，作为当时深圳文联的领导者，是什么原因让您和深圳文联走在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前列？
张：深圳文艺发展到今天，已经构筑或形成了一种多元文艺或文化共生互存、齐头并进的繁复状态，我在成立深圳文艺评论家协会和组建文艺理论处之后反复强调，希望文艺理论工作者注意及时发现、探讨和引导能够形成或造就深圳独特文艺或文化的发展主体趋向，但截止现今，深圳尚未形成自己独具城市或地域特色的文艺趋势或文化潮向。至于深圳文艺从初创到繁荣再到发展，我的主要体会始终是：改革与开放；解放与突破；探索与实践；开拓与创新。当然，如果讲点实在的东西，那就是对待自己的工作岗位所应具有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刘：在与您的接触中，深为感佩您言行举止中流露的古风。这种中国传统的谦和认真的儒士风度在今天浮躁多变的快节奏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稀有元素。无论是在您的创作中还是在您的工作中，给人的感觉是您始终一手牵着传统一手把握着现代。可否请您从您的创作和工作出发谈谈您的感受？
张：青少年时期，懂得读书、生活、学习和体验社会，业余时间一直在努力写作，但是，读书没有真正读到心里去，生活缺少健康向上的乐观心态和审美的情趣，学习也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者浅表的层面，对社会的体验更多的也只是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很少换位思考，自我意识基本上是单向的，灵魂层面和精神领地的悟识几乎缺失。人到中年，社会阅历渐多，读书种类丰富，自省意识趋浓，特别是涉猎世界五大宗教主要文化经典之后，心态开始平实恬淡，也就比较自觉地注重内修、外修、内外兼修了。到了1999年我已近知天命之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次年三月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举行了为期一天的首发式暨研讨会，出席会议的老中青三代很具名望和影响的长篇小说研究专家和评论家70多人，不仅做了精彩发言，而且会前会后大都发表了文章，大约一年时间，不含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刊发的数十条消息，仅在国内和美国、法国等重要报刊发表的很有份量的评论文章50多篇30多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快结集出版了《长篇小说〔幻化〕评论集》。在这之后的八九年里，文艺理论界仍在评判这部作品，或肯定，或批评，或褒奖，或否定，先后又见30多篇文章在平面媒体或网络系统陆续面世，应该说这种文学现象在近年来已不多见。但是这将近10年里，我业余时间除了写一点散文和评论，主要是在读书、学习、体验和悟识，不仅读了世界哲学、世界美学，而且读了四书五经，还间杂着读了一些世界文学和艺术名著。如今，能够读懂宗教与哲学，精神与灵魂的境域也就开阔了，人性也就开始成熟或者趋向完善了。我的新书《精神与精神性——阅读札记》也就是这种过程中的一些点滴采撷。
刘颋（以下简称刘）：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领域的成果有目共睹。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新型的移民城市，它的文化积淀的薄弱也使它一度成为有名的“文化沙漠”。1992年调到深圳文联后，面对深圳的文艺发展现状，您采取了何种举措来推动深圳文艺的发展？成效如何？
张俊彪（以下简称张）：我从甘肃南下深圳，在市文联任职到离任头尾12年，担任党政主要职务，同时在广东省文联兼任副职先后两届10年，有幸亲历深圳文艺的初创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深圳当时是一个令世人瞩目的经济特区，同时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文化沙漠”，但深圳又是一柄共和国引领改革开放的利斧，敞开大门选调40岁左右的地厅级干部并兼具高级职称的青年来深圳创业开拓。我时年38岁，符合地厅级和一级作家这样的条件。初到深圳，满目都是新鲜的人和事，但国门开放，体制异化，束缚剪除，市场经济起跑，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经济全面、高速、超常发展，于是社会的浮躁、繁乱、焦狂或者亢奋由外在向内在、由浅表向深层、由具象向意识风嚣而起。这样的氛围，极其不利文化和艺术的孕育、生成和创建。到任不几天，我在一次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作了“文艺的冷静与批评的冷静”长篇发言，次日《深圳特区报》以此题摘要发表，可谓是对深圳文艺建设的最初表态。经过将近一年的深入调研，针对深圳文联的社会地位和文艺队伍的实际状况，1993年制订的深圳文艺发展三年规划总纲中，明确提出了深圳文艺工作的整体思路：确立团结、稳定、提高、发展的八字方针；坚持以严肃文学、高雅文艺为主旨，组织以中长篇小说、影视文学、戏剧文学、儿童文学创作为主导，着力以深层次的文艺理论研讨与研究为主向；倡导甘于清苦、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潜心研究的风气；关注优秀作家、优秀艺术家和优秀理论家的发展和培植；努力塑造深圳文艺界的整体形象，提高深圳文艺工作者的整体素质，从而营造一个有利于作家艺术家学习、创作、生活的宽松和谐的良好氛围。在后来的几年里，着实抓了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基础建设，主要是队伍建设、机构建设和制度建设，其中最关键的是相继组建了戏剧、评论等6个文艺家协会和6个区的文联机构；二是采取各种措施繁荣文艺创作，始终倡导高雅文艺作品的创造，真正让文联成为优秀的文学艺术精神产品的创意和生产的工厂；三是高度重视文艺理论在文艺创作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圳最先成立文艺评论家协会并与文联下属的作协等一并进入政府编制序列，同时市文联又组建了文艺理论处，利用一个处和一个协会的组织架构来建设深圳的文艺理论，力求让文艺理论与研讨渗透于文艺创作实践的全过程。到了1997年，中央宣传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许多领导以及文艺界享有盛誉的人士，在各种会议和不同场合的讲话中，都认为深圳不再是“文化沙漠”，而是国家在南疆的一处姹紫嫣红的“文化绿洲”了。在过后的多年里，深圳文艺进入了一种自由王国的辉煌时期，并连年在全国文联工作会上介绍具体做法，一直受到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广东省委宣传部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指导。也就是这一年的秋季，我提出深圳文艺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年的发展战略是：从打基础的初创阶段努力地、坚实地朝着深入发展的繁荣阶段实施战略转进，具体来说，就是要在今后比较长的阶段里始终坚持创作、提高、积累的六字方针。事实上，在世纪之交，深圳文艺事业稳妥地进入了一种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刘：可否请您用一句话来概括发展到今天的深圳文艺的特征？深圳文艺的成功发展壮大也为全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确立了成功的范本，作为当时深圳文联的领导者，是什么原因让您和深圳文联走在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前列？
张：深圳文艺发展到今天，已经构筑或形成了一种多元文艺或文化共生互存、齐头并进的繁复状态，我在成立深圳文艺评论家协会和组建文艺理论处之后反复强调，希望文艺理论工作者注意及时发现、探讨和引导能够形成或造就深圳独特文艺或文化的发展主体趋向，但截止现今，深圳尚未形成自己独具城市或地域特色的文艺趋势或文化潮向。至于深圳文艺从初创到繁荣再到发展，我的主要体会始终是：改革与开放；解放与突破；探索与实践；开拓与创新。当然，如果讲点实在的东西，那就是对待自己的工作岗位所应具有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刘：在与您的接触中，深为感佩您言行举止中流露的古风。这种中国传统的谦和认真的儒士风度在今天浮躁多变的快节奏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稀有元素。无论是在您的创作中还是在您的工作中，给人的感觉是您始终一手牵着传统一手把握着现代。可否请您从您的创作和工作出发谈谈您的感受？
张：青少年时期，懂得读书、生活、学习和体验社会，业余时间一直在努力写作，但是，读书没有真正读到心里去，生活缺少健康向上的乐观心态和审美的情趣，学习也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者浅表的层面，对社会的体验更多的也只是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很少换位思考，自我意识基本上是单向的，灵魂层面和精神领地的悟识几乎缺失。人到中年，社会阅历渐多，读书种类丰富，自省意识趋浓，特别是涉猎世界五大宗教主要文化经典之后，心态开始平实恬淡，也就比较自觉地注重内修、外修、内外兼修了。到了1999年我已近知天命之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幻化》三部曲（《尘世间》《日环食》《生与死》），次年三月中国作协、中国文联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举行了为期一天的首发式暨研讨会，出席会议的老中青三代很具名望和影响的长篇小说研究专家和评论家70多人，不仅做了精彩发言，而且会前会后大都发表了文章，大约一年时间，不含中央和地方主要媒体刊发的数十条消息，仅在国内和美国、法国等重要报刊发表的很有份量的评论文章50多篇30多万字，人民文学出版社很快结集出版了《长篇小说〔幻化〕评论集》。在这之后的八九年里，文艺理论界仍在评判这部作品，或肯定，或批评，或褒奖，或否定，先后又见30多篇文章在平面媒体或网络系统陆续面世，应该说这种文学现象在近年来已不多见。但是这将近10年里，我业余时间除了写一点散文和评论，主要是在读书、学习、体验和悟识，不仅读了世界哲学、世界美学，而且读了四书五经，还间杂着读了一些世界文学和艺术名著。如今，能够读懂宗教与哲学，精神与灵魂的境域也就开阔了，人性也就开始成熟或者趋向完善了。我的新书《精神与精神性——阅读札记》也就是这种过程中的一些点滴采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