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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经济增速降缓、劳动力价格上涨等问题曾出不穷，似乎又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本文从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联动性关系出发，利用OECD、美国劳工局、中国统计局数据进行统计性分析，发现由于城乡收入不平等、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使得我国阶级固化更加严重，进一步可能会导致我国未来的教育结构无法满足产业转型所需人力资本积累的要求，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针对于此，本文在最后参考了韩国的经验提出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教育结构；人力资本积累；中等收入陷阱
一、人力资本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2011年经济增速跌破10%，并在2012年再次降为7.8%后，维持在7%～8%的水平，象征着我国近30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落下帷幕，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增速降缓带来的宏观上产能过剩、储蓄率过高、资本藏冬投资遇冷等问题，微观上钢企、煤企、轻工业中小企业等纷纷难以为继，频繁被曝出收购、倒闭等新闻，人们才真正的意识到我国真正到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2007年，联合国《东亚复兴： 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指出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进行跨越时可能遇到类似拉美国家近半百年来囿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长期在原点徘徊的困境。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什么会是制约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进行跨越的障碍因素？在我看来，知识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人才积累。人力、资本在著名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中，就被列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关键要素，而后期的发展经济学模型都基于该经典模型进行讨论。在这个模型中，Solow将投资内生化考虑，考虑在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一定的情况下，资本、劳动（人力）是如何影响生产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速，并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三大建议：鼓励技术创新；增强资本形成；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因此，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一直以来备受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这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从低工资、要素驱动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高工资、技术驱动的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的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转型陷阱”，即破除教育、收入不平等，推进产业转型。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2）指出中国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即从产业转型过渡、社会阶级固化、体制因素等维度分析，指出中国破解的关键在于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破除收入、教育不平等造成的阶级固化。在对教育、人力资本和经济进步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国内外学者认为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扩散作用。Hrishikesh&Surendra（2007）提出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核心观点是投资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而技术进步的实质即是教育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的。斯坦福教授Rozelle（2015）在中国近20余个城市开展REAP项目，通过调查西部儿童的饮食、健康及受教育情况，发现中国仍存在显著的教育分配不均等、农村儿童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远远低于城市儿童等问题。因此，教育结构的错位及均衡增长的缺失，容易导致人力资本的积累受挫，进而影响到经济体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本文基于以上研究，将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整体考虑，从教育、人力资本的角度切入，试图找出导致我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二、我国人力资本困境现状及背后原因探究
整体来看，我国人力资本陷入的困境是：单位人力成本快速提升，然而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无法满足未来产业转型的对人力资本的要求。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快速积累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但当下情况正改变，劳动力价格正高速地提高，中国光靠低劳动力价格吸引投资的时代不复存在，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变动。首先，劳动力的供给正在减少，尤其是城镇的劳动力供给缺口在2014年12月达到65万人水平，企业招工荒频频出现。其次，单位劳动力成本角度看，2000年至2012年间，单位劳动力成本以年平均增长率14.37%的速度上升，增长迅猛。最后，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与价格上涨抬高真实工资水平，2000年至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名义工资水平以年均13.7%的速度增长，是通货膨胀率增长速度的6倍水平，真实工资水平正在稳步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被迫推升。海外资本为了降低经营成本，正逐渐计划将中国设立的工厂向越南、老挝地区进行转移，如三星电子、苹果均发布公告称未来六年将在越南设立制造加工厂。可以想象，海外资本外逃、海外投资率降低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面临的困境。
对比国际经验发现，韩国、新加坡面临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转型的阶段亦出现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的问题，但是它们仍然能够成功进行转型。因此，探讨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并顺应压力成功进行产业转型更具有意义。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个推演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后，撤出中国的海外投资主要是以低技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失业的就业人员往往是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以我国2014年的劳动力人口（25-64岁）的受教育背景的分布看，仅拥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力占比高达75%，比长期滞留于上中等收入水平的墨西哥（68.1%）、土耳其（68.79%）、哥斯达黎加（62.93%）和巴西（25.32%）还高，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5.6%，相比之下我国高出近50个百分点，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该项目的数据仅为19.55%，差距显著。学术上往往认为合格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应该至少达到高中水平，因此，我国极高比例的劳动力处于不合格的状态，其知识、能力及相关技能储备难以达到现代化工业对多方面技能、知识的要求。
因此，提高人力资本的受教育水平是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收入不平等、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显著问题是桎梏我国教育发展的两大主要原因。 一方面，从收入不平等角度看，基尼系数过高更是横亘我国提高农村儿童教育水平上的难题。从国家与其他国家对比的层面看，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问卷求得我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61，国际较为认可的数值也为0.5以上，显著高于台湾与韩国0.32的水平，亦高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等12个国家平均的0.49水平。然而，参考韩国转型经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是东亚国家快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从我国的农村家庭收入现状来看，农村家庭无法承受额外高昂的教育支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年鉴数据，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达到35%的较高水平，韩国的水平为12%，美国为7%。考虑到我国基尼系数较高，收入不平等较为严重，可想而之此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将远高于城镇水平，即食物支出的比例占其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因此无闲余资金在孩子的课外家教等教育上进行投入。
另一方面，从城乡教育机会获得的概率看，我国农村儿童能真正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人仍是少数。根据统计局和Rozelle教授数据的推算，我国现在有4500万的城市儿童、8000万的穷苦农村儿童。倒推着看，首先高考是决定孩子命运的第一道分水岭，进入大学教育的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比例能一定程度上说明资源的偏向。自2000年以来，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已经上升至新生人数的60%，但是上985和211重点大学的比例不升反降，以北大为例，2000年至2010年间农村新生仅10%，到2013年依靠国家贫困地区每年30000人的重点大学照顾名额，北大农村新生比例升至14.2%，而20世纪80、90年代该比例为30%。根据Rozelle教授提取的高考数据看，贫困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本科）入学率为8%，而城市学生的比例达到70%。
收入不平等与城乡教育获得率差异容易导致教育阶级进一步固化，从而导致我国农村教育获得率难以提升，进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而无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果。
三、对解决人力资本困境的几点思考
基于以上分析，提高农村教育获得率是解决我国人力资本困境的关键因素。韩国是典型的以较高的高中教育获得率跨国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而且其教育制度、国家文化及其发展的起点与我国较为相似。早在1945年解放时韩国12岁以上总人口中有78%的人是文盲。20世纪60年代，随着他们推出“文教再建五年计划”及《岛屿、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即将义务教育范围拓宽、且向偏僻地区实行倾斜的政策，使得1963年适龄儿童的就学率高到91.2%，1971年进一步提高到97.6%。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韩国1970年发起了新村运动，韩国政府将工农业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并在进行农村旧貌改善的同时，韩国政府着手推动农村文化运动，使得在农村居民的收入2004年已接近城市居民的92.5%水平。
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其在职业教育上的设置及扶持政策，降低城乡收入不平等，破除可能产生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而引起的阶级固化的现象。
参考文献：
[1] Barro R J， Lee J W. Losers and Winners in Economic Growth[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3， 7（suppl 1）：267.
[2] Vinod H D， Kaushik S K.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J]. American Economist， 2007，：51（：1）：29-39.
[3] Sylvia S. Survey using incognito standardized patients shows poor quality care in China’s rural clinics[J]. Health Policy & Planning， 2014， 30（3）：322-33..
[4] 李刚.“中等收入陷阱” 与中国现实[J].中国经济问题，2012（5）：3-12.
[5] 孙立平.“中等收入陷阱” 还是“转型陷阱” ？ [J].开放时代，2012，3.
[6] 代法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理论，经验和对策[J].财经研究，2014，4（2）.
作者简介：
刘汇（1998—），女，汉族，籍贯：河南省，就读于河南省郑州七中，高中在读，研究方向：经济学 。
【关键词】收入不平等；教育结构；人力资本积累；中等收入陷阱
一、人力资本与中等收入陷阱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2011年经济增速跌破10%，并在2012年再次降为7.8%后，维持在7%～8%的水平，象征着我国近30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落下帷幕，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增速降缓带来的宏观上产能过剩、储蓄率过高、资本藏冬投资遇冷等问题，微观上钢企、煤企、轻工业中小企业等纷纷难以为继，频繁被曝出收购、倒闭等新闻，人们才真正的意识到我国真正到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2007年，联合国《东亚复兴： 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概念，指出上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进行跨越时可能遇到类似拉美国家近半百年来囿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长期在原点徘徊的困境。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什么会是制约我国向高收入国家进行跨越的障碍因素？在我看来，知识经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在于人才积累。人力、资本在著名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型（Solow growth model）中，就被列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关键要素，而后期的发展经济学模型都基于该经典模型进行讨论。在这个模型中，Solow将投资内生化考虑，考虑在储蓄率、人口增长率、技术进步率一定的情况下，资本、劳动（人力）是如何影响生产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增速，并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三大建议：鼓励技术创新；增强资本形成；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因此，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一直以来备受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这在发展中国家实现从低工资、要素驱动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高工资、技术驱动的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的过程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转型陷阱”，即破除教育、收入不平等，推进产业转型。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2）指出中国需警惕的是“转型陷阱”，即从产业转型过渡、社会阶级固化、体制因素等维度分析，指出中国破解的关键在于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破除收入、教育不平等造成的阶级固化。在对教育、人力资本和经济进步之间关系的研究上，国内外学者认为教育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的扩散作用。Hrishikesh&Surendra（2007）提出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核心观点是投资和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而技术进步的实质即是教育进步以及人力资本积累产生的。斯坦福教授Rozelle（2015）在中国近20余个城市开展REAP项目，通过调查西部儿童的饮食、健康及受教育情况，发现中国仍存在显著的教育分配不均等、农村儿童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远远低于城市儿童等问题。因此，教育结构的错位及均衡增长的缺失，容易导致人力资本的积累受挫，进而影响到经济体能否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本文基于以上研究，将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和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联动关系进行整体考虑，从教育、人力资本的角度切入，试图找出导致我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二、我国人力资本困境现状及背后原因探究
整体来看，我国人力资本陷入的困境是：单位人力成本快速提升，然而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无法满足未来产业转型的对人力资本的要求。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快速积累和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但当下情况正改变，劳动力价格正高速地提高，中国光靠低劳动力价格吸引投资的时代不复存在，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在发生变动。首先，劳动力的供给正在减少，尤其是城镇的劳动力供给缺口在2014年12月达到65万人水平，企业招工荒频频出现。其次，单位劳动力成本角度看，2000年至2012年间，单位劳动力成本以年平均增长率14.37%的速度上升，增长迅猛。最后，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与价格上涨抬高真实工资水平，2000年至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名义工资水平以年均13.7%的速度增长，是通货膨胀率增长速度的6倍水平，真实工资水平正在稳步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被迫推升。海外资本为了降低经营成本，正逐渐计划将中国设立的工厂向越南、老挝地区进行转移，如三星电子、苹果均发布公告称未来六年将在越南设立制造加工厂。可以想象，海外资本外逃、海外投资率降低将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需要面临的困境。
对比国际经验发现，韩国、新加坡面临上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转型的阶段亦出现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的问题，但是它们仍然能够成功进行转型。因此，探讨如何应对劳动力成本上涨，并顺应压力成功进行产业转型更具有意义。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个推演分析，劳动力成本上升后，撤出中国的海外投资主要是以低技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因此失业的就业人员往往是初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以我国2014年的劳动力人口（25-64岁）的受教育背景的分布看，仅拥有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力占比高达75%，比长期滞留于上中等收入水平的墨西哥（68.1%）、土耳其（68.79%）、哥斯达黎加（62.93%）和巴西（25.32%）还高，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5.6%，相比之下我国高出近50个百分点，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该项目的数据仅为19.55%，差距显著。学术上往往认为合格的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应该至少达到高中水平，因此，我国极高比例的劳动力处于不合格的状态，其知识、能力及相关技能储备难以达到现代化工业对多方面技能、知识的要求。
因此，提高人力资本的受教育水平是当今中国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收入不平等、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显著问题是桎梏我国教育发展的两大主要原因。 一方面，从收入不平等角度看，基尼系数过高更是横亘我国提高农村儿童教育水平上的难题。从国家与其他国家对比的层面看，2012年西南财经大学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问卷求得我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61，国际较为认可的数值也为0.5以上，显著高于台湾与韩国0.32的水平，亦高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阿根廷、巴西、智利等12个国家平均的0.49水平。然而，参考韩国转型经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是东亚国家快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从我国的农村家庭收入现状来看，农村家庭无法承受额外高昂的教育支出。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年鉴数据，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达到35%的较高水平，韩国的水平为12%，美国为7%。考虑到我国基尼系数较高，收入不平等较为严重，可想而之此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将远高于城镇水平，即食物支出的比例占其家庭收入的大部分，因此无闲余资金在孩子的课外家教等教育上进行投入。
另一方面，从城乡教育机会获得的概率看，我国农村儿童能真正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人仍是少数。根据统计局和Rozelle教授数据的推算，我国现在有4500万的城市儿童、8000万的穷苦农村儿童。倒推着看，首先高考是决定孩子命运的第一道分水岭，进入大学教育的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比例能一定程度上说明资源的偏向。自2000年以来，农村学生上大学的比例已经上升至新生人数的60%，但是上985和211重点大学的比例不升反降，以北大为例，2000年至2010年间农村新生仅10%，到2013年依靠国家贫困地区每年30000人的重点大学照顾名额，北大农村新生比例升至14.2%，而20世纪80、90年代该比例为30%。根据Rozelle教授提取的高考数据看，贫困农村学生的高等教育（本科）入学率为8%，而城市学生的比例达到70%。
收入不平等与城乡教育获得率差异容易导致教育阶级进一步固化，从而导致我国农村教育获得率难以提升，进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而无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结果。
三、对解决人力资本困境的几点思考
基于以上分析，提高农村教育获得率是解决我国人力资本困境的关键因素。韩国是典型的以较高的高中教育获得率跨国中等收入陷阱的典范，而且其教育制度、国家文化及其发展的起点与我国较为相似。早在1945年解放时韩国12岁以上总人口中有78%的人是文盲。20世纪60年代，随着他们推出“文教再建五年计划”及《岛屿、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即将义务教育范围拓宽、且向偏僻地区实行倾斜的政策，使得1963年适龄儿童的就学率高到91.2%，1971年进一步提高到97.6%。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韩国1970年发起了新村运动，韩国政府将工农业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并在进行农村旧貌改善的同时，韩国政府着手推动农村文化运动，使得在农村居民的收入2004年已接近城市居民的92.5%水平。
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其在职业教育上的设置及扶持政策，降低城乡收入不平等，破除可能产生的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而引起的阶级固化的现象。
参考文献：
[1] Barro R J， Lee J W. Losers and Winners in Economic Growth[J].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3， 7（suppl 1）：267.
[2] Vinod H D， Kaushik S K.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J]. American Economist， 2007，：51（：1）：29-39.
[3] Sylvia S. Survey using incognito standardized patients shows poor quality care in China’s rural clinics[J]. Health Policy & Planning， 2014， 30（3）：322-33..
[4] 李刚.“中等收入陷阱” 与中国现实[J].中国经济问题，2012（5）：3-12.
[5] 孙立平.“中等收入陷阱” 还是“转型陷阱” ？ [J].开放时代，2012，3.
[6] 代法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理论，经验和对策[J].财经研究，2014，4（2）.
作者简介：
刘汇（1998—），女，汉族，籍贯：河南省，就读于河南省郑州七中，高中在读，研究方向：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