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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1934年日本横滨的一所教会中学，老师叫他保罗，叫她苏珊娜。出了校门，同学们叫她小林加代，叫他大岛一兵。而他对她说：“最好，你还是叫我郑左兵，那是我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加代黑色的凤眼一低，浓浓的睫毛拂过，哈哈腰郑重地说：“哈依。”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结伴回家，左兵在前，加代在后。他高高瘦瘦的个子晃晃荡荡地走，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她虽然穿着学校的制服，依然是微微地弓着背，像那个时代典型的日本少女，踩着小碎步。要过那道桥的时候，他会站定，扶她一把，两人并肩走上十几步，然后下了桥，再一前一后地走。互相不说话，然而走得安然。
市场附近的那条街。街角，一株很大的八重樱。枝丫重重叠叠的，平日不惹眼，一开起花来，满树的绯红竟热闹出万种风情。走到树下，他站一站，等她赶上来，二人客客气气地说：“沙扬那拉。”然后他向右拐，进入一条青石板巷，回家。
她则继续往前走，二十几步远近就是她家的米店。女佣人迎上来接过她手中的书包，热情地向拉门里喊一声：“二小姐回来啦！”左兵家里迎接他的只有母亲。
左兵的父亲郑孝仁是在中国和日本两地经商的广东人。他在横滨开一间食杂店，专卖中国南货，生意很好，于是就在横滨买下了16岁的大岛由纪子作为外室。
虽然谈不上感情，但由纪子日本式的温柔顺从较广东老家的两房妻妾要让人舒心得多，所以两人生活一直很平和。郑孝仁每年在日本住四个月，自从由纪子生下小左兵就住五个月。他在，由纪子穿戴整齐殷勤服侍；他不在，由纪子卸下钗环勤俭度日。左兵四岁时，广东家中连着催请郑孝仁回去。这一回去就不知怎么不回来了。
日本的生意由管家代做。由纪子每月去账房领一小笔钱，仅够糊口。一年半载才收到信，信上没有称呼，只再三叮嘱好好照料左兵。到了左兵该上学的年纪，就收到账房转来的一个红包，包里有一叠钱，红纸上写：左兵的学费。
日月如流，转眼左兵17岁了，在教会中学里是一贯优秀的学生。因为是个中国人，还因为没有父亲，他没少受同学的欺侮，但是他不怕。他虽然瘦，然而经打，也会发疯似地还击，渐渐地也就有了名气。那一次，小林加代在校门口迎住他，说：“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好吗？我一个人走僻静的路，有些怕，拜托了。”其实加代一向是由家中女佣接送的。左兵当时一口就答应下来，觉得有个弱小的日本女孩子居然请求自己的保护，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那时候，加代是情窦初开的少女，而左兵仍是未谙世事的少年。
每天，清早，左兵走到巷口，远远地就会看见加代在樱树下等着，见了他，微微一笑弯一弯腰，就跟在他的后面走。日久成了习惯。左兵喜欢下雨天，下雨天加代穿木屐，噼噼啪啪地在身后响着，有板有眼有韵律。雨大了，加代还会半踮着脚，在侧后方举着伞，给他遮一下。左兵喜欢加代那种半羞半喜的样子，觉得女孩子真好玩。
那一年的圣诞节，学校组织晚祷，允许大家穿校服以外的正式服装。左兵一出巷子，眼前竟是一亮：樱树下的加代穿了一件白底织淡淡樱花的和服，红底织银的襁褓，又因为雨丝霏霏，还撑着一把红色油纸伞。左兵第一次意识到加代有多美，不知怎的就心慌意乱起来，有一种马上想逃掉的冲动。少年的心啊，真是理不清楚。
1936年底，市面上的流言已经很多，大批华人开始返国。在涌向码头的人潮中，左兵紧随着父亲的管家，觉得自己是一滴水。母亲哀恸地哭着，郑孝仁没有让她一起走，她抓着左兵的衣服，泣不成声。
将近中午船快开的时候，加代突然呜呜咽咽地出现在舱门前。她是临时知道消息的，费了一个上午的周折才找到这里。加代筋疲力尽，她扑跪在左兵面前，只会说一句话：“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一时间，左兵的心中一片茫然，好像雨中加代的木屐一下子踏在了腦子里，每一下都无限悲凄地重复着：“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一直到多年以后，左兵才意识到加代说出这句话要有何等的勇气，无望中的坚持，不奢望结果的表白，在最后的时刻不顾一切，清清楚楚地说：“我喜欢你啊。”日本在左兵的记忆中，便是两个女人，头发凌乱、哀痛欲绝地站在细雨中的码头上，她们互相扶持，呼喊，可是一切都是无声的，背景上，一树重重叠叠的樱花，静静地如雨落下……然后便是49个年头。左兵在中国流亡、读书、工作、娶妻、生子、丧父、解放、大跃进、当右派、平反、添孙、丧妻，和同时代的人们经历着差不多的悲欢，磕磕绊绊地，却也没什么值得过多抱怨。中日建交后，通过红十字会，他知道了母亲的下落：自1937年开始当看护，1946年死于疾病，简简单单，也没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倒是时常，他的记忆中会出现一种声音，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声音。他老了。
1985年他因一些产权问题回了一次日本。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去饭店看他，走时留给他一张名片和一个返老还童式的鬼脸——名片是加代的。于是他终于记起了萦回在脑际的原来是加代的声音，加代扑跪在船舱中央，泪流满面，无限凄绝，无限热烈：“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他拨了加代家的电话号码，凭着一种冲动，这种动已经多年不见了。岁月冲走了许多东西，但是最纯净的留了下来，那因为缺憾造就的纯净。
没有惊叫、眼泪、叹息、懊悔和掩饰，平平淡淡的，他约她出来喝茶，说：“我回来了，茶社见好么？”——好像他不过昨天才离开，而一切均可以从现在开始。
她说：“好的，但不必喝茶了吧，我实在不愿毁去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你在樱树下等我，我会从你身旁走过，请别认出我……”他答应了。他们——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在电话中平静地相约：“再见，来生再相认，来生吧。”
正是樱花庄严凋落的季节，横滨一株古老的八重樱下，站着一位老人。他穿着租来的黑色结婚礼服，手中一大抱如血的玫瑰，49朵，距那个铭心刻骨的时刻，已有49年。老人站在如雨飘落的樱花中，向每一个路过的老妇人分发他的红玫瑰，同时微笑着说“谢谢”。49朵，总有一朵是属于她的吧，不管她现在消瘦还是富态，不管她现在儿孙成行还是独自寂寞，不管她泪眼模糊还是笑意盈盈，此生此世，总会有一朵花是属于她的吧。老人遵守约定，不去辨认，只是专心致志地分发着他的花。有的老妇人坦然地接受了，客气地道谢；有的老妇人满怀疑虑，可还是接下了，匆匆走过。老人信心十足地向每一位老妇人递过红玫瑰，他知道她会从他身边走过，她会认出他，她会取走一朵迟到了半个世纪的花，而来生，他们会凭此相认，一定。（黄敏荐）
两个人一前一后地结伴回家，左兵在前，加代在后。他高高瘦瘦的个子晃晃荡荡地走，有一种桀骜不驯的气质。她虽然穿着学校的制服，依然是微微地弓着背，像那个时代典型的日本少女，踩着小碎步。要过那道桥的时候，他会站定，扶她一把，两人并肩走上十几步，然后下了桥，再一前一后地走。互相不说话，然而走得安然。
市场附近的那条街。街角，一株很大的八重樱。枝丫重重叠叠的，平日不惹眼，一开起花来，满树的绯红竟热闹出万种风情。走到树下，他站一站，等她赶上来，二人客客气气地说：“沙扬那拉。”然后他向右拐，进入一条青石板巷，回家。
她则继续往前走，二十几步远近就是她家的米店。女佣人迎上来接过她手中的书包，热情地向拉门里喊一声：“二小姐回来啦！”左兵家里迎接他的只有母亲。
左兵的父亲郑孝仁是在中国和日本两地经商的广东人。他在横滨开一间食杂店，专卖中国南货，生意很好，于是就在横滨买下了16岁的大岛由纪子作为外室。
虽然谈不上感情，但由纪子日本式的温柔顺从较广东老家的两房妻妾要让人舒心得多，所以两人生活一直很平和。郑孝仁每年在日本住四个月，自从由纪子生下小左兵就住五个月。他在，由纪子穿戴整齐殷勤服侍；他不在，由纪子卸下钗环勤俭度日。左兵四岁时，广东家中连着催请郑孝仁回去。这一回去就不知怎么不回来了。
日本的生意由管家代做。由纪子每月去账房领一小笔钱，仅够糊口。一年半载才收到信，信上没有称呼，只再三叮嘱好好照料左兵。到了左兵该上学的年纪，就收到账房转来的一个红包，包里有一叠钱，红纸上写：左兵的学费。
日月如流，转眼左兵17岁了，在教会中学里是一贯优秀的学生。因为是个中国人，还因为没有父亲，他没少受同学的欺侮，但是他不怕。他虽然瘦，然而经打，也会发疯似地还击，渐渐地也就有了名气。那一次，小林加代在校门口迎住他，说：“放学后我们一起走好吗？我一个人走僻静的路，有些怕，拜托了。”其实加代一向是由家中女佣接送的。左兵当时一口就答应下来，觉得有个弱小的日本女孩子居然请求自己的保护，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
那时候，加代是情窦初开的少女，而左兵仍是未谙世事的少年。
每天，清早，左兵走到巷口，远远地就会看见加代在樱树下等着，见了他，微微一笑弯一弯腰，就跟在他的后面走。日久成了习惯。左兵喜欢下雨天，下雨天加代穿木屐，噼噼啪啪地在身后响着，有板有眼有韵律。雨大了，加代还会半踮着脚，在侧后方举着伞，给他遮一下。左兵喜欢加代那种半羞半喜的样子，觉得女孩子真好玩。
那一年的圣诞节，学校组织晚祷，允许大家穿校服以外的正式服装。左兵一出巷子，眼前竟是一亮：樱树下的加代穿了一件白底织淡淡樱花的和服，红底织银的襁褓，又因为雨丝霏霏，还撑着一把红色油纸伞。左兵第一次意识到加代有多美，不知怎的就心慌意乱起来，有一种马上想逃掉的冲动。少年的心啊，真是理不清楚。
1936年底，市面上的流言已经很多，大批华人开始返国。在涌向码头的人潮中，左兵紧随着父亲的管家，觉得自己是一滴水。母亲哀恸地哭着，郑孝仁没有让她一起走，她抓着左兵的衣服，泣不成声。
将近中午船快开的时候，加代突然呜呜咽咽地出现在舱门前。她是临时知道消息的，费了一个上午的周折才找到这里。加代筋疲力尽，她扑跪在左兵面前，只会说一句话：“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一时间，左兵的心中一片茫然，好像雨中加代的木屐一下子踏在了腦子里，每一下都无限悲凄地重复着：“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一直到多年以后，左兵才意识到加代说出这句话要有何等的勇气，无望中的坚持，不奢望结果的表白，在最后的时刻不顾一切，清清楚楚地说：“我喜欢你啊。”日本在左兵的记忆中，便是两个女人，头发凌乱、哀痛欲绝地站在细雨中的码头上，她们互相扶持，呼喊，可是一切都是无声的，背景上，一树重重叠叠的樱花，静静地如雨落下……然后便是49个年头。左兵在中国流亡、读书、工作、娶妻、生子、丧父、解放、大跃进、当右派、平反、添孙、丧妻，和同时代的人们经历着差不多的悲欢，磕磕绊绊地，却也没什么值得过多抱怨。中日建交后，通过红十字会，他知道了母亲的下落：自1937年开始当看护，1946年死于疾病，简简单单，也没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倒是时常，他的记忆中会出现一种声音，但是想不起来是什么声音。他老了。
1985年他因一些产权问题回了一次日本。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去饭店看他，走时留给他一张名片和一个返老还童式的鬼脸——名片是加代的。于是他终于记起了萦回在脑际的原来是加代的声音，加代扑跪在船舱中央，泪流满面，无限凄绝，无限热烈：“可是，郑君，我喜欢你啊！”他拨了加代家的电话号码，凭着一种冲动，这种动已经多年不见了。岁月冲走了许多东西，但是最纯净的留了下来，那因为缺憾造就的纯净。
没有惊叫、眼泪、叹息、懊悔和掩饰，平平淡淡的，他约她出来喝茶，说：“我回来了，茶社见好么？”——好像他不过昨天才离开，而一切均可以从现在开始。
她说：“好的，但不必喝茶了吧，我实在不愿毁去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你在樱树下等我，我会从你身旁走过，请别认出我……”他答应了。他们——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在电话中平静地相约：“再见，来生再相认，来生吧。”
正是樱花庄严凋落的季节，横滨一株古老的八重樱下，站着一位老人。他穿着租来的黑色结婚礼服，手中一大抱如血的玫瑰，49朵，距那个铭心刻骨的时刻，已有49年。老人站在如雨飘落的樱花中，向每一个路过的老妇人分发他的红玫瑰，同时微笑着说“谢谢”。49朵，总有一朵是属于她的吧，不管她现在消瘦还是富态，不管她现在儿孙成行还是独自寂寞，不管她泪眼模糊还是笑意盈盈，此生此世，总会有一朵花是属于她的吧。老人遵守约定，不去辨认，只是专心致志地分发着他的花。有的老妇人坦然地接受了，客气地道谢；有的老妇人满怀疑虑，可还是接下了，匆匆走过。老人信心十足地向每一位老妇人递过红玫瑰，他知道她会从他身边走过，她会认出他，她会取走一朵迟到了半个世纪的花，而来生，他们会凭此相认，一定。（黄敏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