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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辑佚是传统治学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方法，若从宋代王应麟辑《诗考》算起，辑佚学已有700余年的历史，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与完善，辑佚至清代达到鼎盛，其大家辈出，为后代学人提供了无数极有价值的文献和资料。辑佚的兴起盛行与当时的文化背景、思想潮流有重大关系，并且极大程度的推动了清代考据学的完善与繁荣。本文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清代辑佚兴起的思想渊源：经学的兴盛、统治者“稽古右文”的思想政策以及清儒“坠典遗文，世资灌溉”的思想。本文通过对清代辑佚兴盛原因的探讨与整理，进一步加强了文献学领域的理论探索。
关键词：清代；辑佚；思想渊源
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7）01-0024-02
辑佚这项学术活动在中国古代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人们从历代的书籍和材料中搜集亡佚的资料，将其重新整理辑录在一起，力求再现书籍的原貌。辑佚的起源很早，早在先秦时，辑佚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提到：“捃摭《春秋》之文以着书，不可胜纪”。当时的人们往往从《春秋》中搜集资料，编书著述。此后的历朝历代，由于多种原因，大量的文献失散亡佚，激发了人们搜亡辑佚的决心。因此，从古至今，辑佚一直处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然而一直到清代，辑佚才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清代辑佚兴起的思想渊源：经学的兴盛、统治者“稽古右文”的思想政策以及清儒“坠典遗文，世资灌溉”的思想。在分析思想渊源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清初辑佚兴起的历史背景。
1 辑佚兴起的历史背景
究竟当时有哪些现实因素推动了辑佚的兴起？在分析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前朝的历史背景。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明代江河日下的学术风气，导致辑佚文献出现了严重的弊病，这样一个“烂摊子”，被甩给了清代的学者，逼迫其矫正前朝风气，抢救历代亡佚文献。
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明代部分学者开始辑佚一些消遣类的小说和杂记，来取悦这部分市民阶层。但是辑佚方法不够严谨，因功利性较强，多招致非议，被后人斥为伪书。顾炎武有云：“万历年间，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开始。”明人不但修改字词，篡改句子，有时候甚至要随意修改书名与作者。例如，在《苕溪渔隐丛话》序中表明《诗话总龟》的作者是“舒城阮阅”，但是明月窗道人刊本则改为“阮一阅”，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屡见不鲜。明朝灭亡后，学者开始反思明人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清初考据学者有感于此，认为“明代士人不知学，兢务虚声，横议朝政，浸以亡国。” 因此，从清初开始，学术界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弥补明代在学术上的缺失。
2 辑佚兴起的思想渊源
2.1清初经学的兴盛，理学的衰落
喻春龙的《清代辑佚研究》中提到：“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倡导’经世致用’之说，指学问必须能治国安民，有益于国计民生，取得实际的功效。”这一思想也影响了清儒的辑佚，他们强调辑佚内容应该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因此刘献廷校辑《水经注》时，专门提到历史上“自五胡云扰以迄金元，沦与夷狄者千有余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远虑，相习成风，不知水利为何事”；“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他的这番话说明兴修水利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而王谟在辑佚《汉唐地理书钞》时也提到，“地理书钞者，钞录隋唐二《志》所载汉魏以来传记、图经，以略存陆，任二家书钞体例，而资直省州县志书采辑也”。這也表达他为地方修志而辑佚的目的。
其次，清初学者惠栋所提倡的“尊古崇汉”的理念。清初学者之所以要提倡“汉学”，其目的是摆脱宋明以来空疏学风。这里所说的“汉学”，不仅仅是恢复汉代经学，而是更进一步，将汉儒的古训，作为探求孔子微言大义的门径。清儒希望能承袭汉代经学，由辨伪、校勘、辑佚等方法入手，从事治经工作。“古训不可改，经师不可废”，这决定惠栋在治学时侧重搜集与研究汉人的经说。惠栋的辑佚代表作有《周易述》《九经古义》《易汉学》，这些著作的内容都侧重于对汉儒旧说的钩沉补辑。除了惠栋以外，还有一位颇受“尊古崇汉”思想影响的辑佚专家王鸣盛。“幼从长洲沈德潜受诗，后又从惠栋问经义，遂通汉学”。他认为“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主张“经文艰奥难通，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喻春龙在《清代辑佚研究》中提到：“王鸣盛认为《尚书注》虽多，但是只有郑玄师祖孔学，独得其真，所以他从群书中搜罗《郑注》。”《尚书后案》为王鸣盛治经之代表作，其宗旨在于发挥汉代郑玄一家之学。
此外，封建统治者思想的转变也暗示了经学的兴起，理学的衰落。康熙有云：“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 “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 “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乾隆也曾说过“夫政事与学问非二途，稽古与通今乃一致。”康熙和乾隆均认为理学的内容偏向理论，终日讲理学的人甚至言行不一。帝王要治理国家，要安抚人心，一定要贯彻经学的理论。统治者思想的转变，直接促使清初学者在历朝历代的文献中搜寻有关汉学的资料，完成对汉学的辑佚工作。
2.2 清初“稽古右文”的思想政策
清初“稽古右文”的思想政策主要指的是：“大兴文字狱，钳制人们思想言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粱谋”，人们读书撰文，因为文字狱的威慑，不敢独立思考，也不敢评论现实。于是，长久以来多数人将精力转至经史考证，出现“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盛况。同时，康乾年间，统治者比较注重发展文教事业，大力推崇传统儒学。清廷在各地开办书院，借此提倡天下士子读书养气，此外，还组织学者编纂图书，发起大规模的历史文献整理活动，清儒修订《四库全书》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2.3 清朝学者“坠典遗文，世资灌溉”的思想
已经亡佚的典籍文章，需要世世代代的人搜集补全。部分清儒的辑佚行为多出自内在的责任心，受到统治者稽古右文政策的影响较少。陈运溶的辑佚着眼于故乡湖南的古佚书。他的辑佚代表作为《湘城遗事记》。他抢救性地辑录湖湘方志、地理佚书、名人遗事。黄奭耗尽平生之力辑佚古代亡佚的书籍，累计有三四百种之数。“今传本民国二十三年刊本《黄氏逸书考》收书最多，凡291种”。这些清儒辑佚的出发点主要是抢救辑录古代亡佚的文献，丰富内在学识，其功利性较弱。
清代是辑佚发展的鼎盛时期。辑佚学是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基于辑佚学发展的盛况，，为何“当时的考据学者，基本上没有一人不从事辑佚。”清代辑佚兴起的思想渊源，主要在于经学的兴盛，理学的衰落；清朝统治者“稽古右文”的思想政策；清朝学者“坠典遗文，世资灌溉”的思想。
参考文献
[1]喻春龙.清代辑佚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2]赵尔巺.《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3]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4]王謨.《汉唐地理书钞·序》[M].中华书局，1961版.
[5]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
[6]郑天挺.《清史》上编[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喻春龙.《清代辑佚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关键词：清代；辑佚；思想渊源
中图分类号：G25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7）01-0024-02
辑佚这项学术活动在中国古代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人们从历代的书籍和材料中搜集亡佚的资料，将其重新整理辑录在一起，力求再现书籍的原貌。辑佚的起源很早，早在先秦时，辑佚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提到：“捃摭《春秋》之文以着书，不可胜纪”。当时的人们往往从《春秋》中搜集资料，编书著述。此后的历朝历代，由于多种原因，大量的文献失散亡佚，激发了人们搜亡辑佚的决心。因此，从古至今，辑佚一直处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然而一直到清代，辑佚才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清代辑佚兴起的思想渊源：经学的兴盛、统治者“稽古右文”的思想政策以及清儒“坠典遗文，世资灌溉”的思想。在分析思想渊源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清初辑佚兴起的历史背景。
1 辑佚兴起的历史背景
究竟当时有哪些现实因素推动了辑佚的兴起？在分析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看前朝的历史背景。某种程度上而言，正是明代江河日下的学术风气，导致辑佚文献出现了严重的弊病，这样一个“烂摊子”，被甩给了清代的学者，逼迫其矫正前朝风气，抢救历代亡佚文献。
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明代部分学者开始辑佚一些消遣类的小说和杂记，来取悦这部分市民阶层。但是辑佚方法不够严谨，因功利性较强，多招致非议，被后人斥为伪书。顾炎武有云：“万历年间，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开始。”明人不但修改字词，篡改句子，有时候甚至要随意修改书名与作者。例如，在《苕溪渔隐丛话》序中表明《诗话总龟》的作者是“舒城阮阅”，但是明月窗道人刊本则改为“阮一阅”，诸如此类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屡见不鲜。明朝灭亡后，学者开始反思明人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清初考据学者有感于此，认为“明代士人不知学，兢务虚声，横议朝政，浸以亡国。” 因此，从清初开始，学术界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弥补明代在学术上的缺失。
2 辑佚兴起的思想渊源
2.1清初经学的兴盛，理学的衰落
喻春龙的《清代辑佚研究》中提到：“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倡导’经世致用’之说，指学问必须能治国安民，有益于国计民生，取得实际的功效。”这一思想也影响了清儒的辑佚，他们强调辑佚内容应该与现实需要相结合。因此刘献廷校辑《水经注》时，专门提到历史上“自五胡云扰以迄金元，沦与夷狄者千有余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远虑，相习成风，不知水利为何事”；“水利兴而后天下可平，外患可息，而教化可兴矣”。他的这番话说明兴修水利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而王谟在辑佚《汉唐地理书钞》时也提到，“地理书钞者，钞录隋唐二《志》所载汉魏以来传记、图经，以略存陆，任二家书钞体例，而资直省州县志书采辑也”。這也表达他为地方修志而辑佚的目的。
其次，清初学者惠栋所提倡的“尊古崇汉”的理念。清初学者之所以要提倡“汉学”，其目的是摆脱宋明以来空疏学风。这里所说的“汉学”，不仅仅是恢复汉代经学，而是更进一步，将汉儒的古训，作为探求孔子微言大义的门径。清儒希望能承袭汉代经学，由辨伪、校勘、辑佚等方法入手，从事治经工作。“古训不可改，经师不可废”，这决定惠栋在治学时侧重搜集与研究汉人的经说。惠栋的辑佚代表作有《周易述》《九经古义》《易汉学》，这些著作的内容都侧重于对汉儒旧说的钩沉补辑。除了惠栋以外，还有一位颇受“尊古崇汉”思想影响的辑佚专家王鸣盛。“幼从长洲沈德潜受诗，后又从惠栋问经义，遂通汉学”。他认为“知训诂必以汉儒为宗”，主张“经文艰奥难通，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喻春龙在《清代辑佚研究》中提到：“王鸣盛认为《尚书注》虽多，但是只有郑玄师祖孔学，独得其真，所以他从群书中搜罗《郑注》。”《尚书后案》为王鸣盛治经之代表作，其宗旨在于发挥汉代郑玄一家之学。
此外，封建统治者思想的转变也暗示了经学的兴起，理学的衰落。康熙有云：“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 “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 “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乾隆也曾说过“夫政事与学问非二途，稽古与通今乃一致。”康熙和乾隆均认为理学的内容偏向理论，终日讲理学的人甚至言行不一。帝王要治理国家，要安抚人心，一定要贯彻经学的理论。统治者思想的转变，直接促使清初学者在历朝历代的文献中搜寻有关汉学的资料，完成对汉学的辑佚工作。
2.2 清初“稽古右文”的思想政策
清初“稽古右文”的思想政策主要指的是：“大兴文字狱，钳制人们思想言论。”“避席畏闻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粱谋”，人们读书撰文，因为文字狱的威慑，不敢独立思考，也不敢评论现实。于是，长久以来多数人将精力转至经史考证，出现“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盛况。同时，康乾年间，统治者比较注重发展文教事业，大力推崇传统儒学。清廷在各地开办书院，借此提倡天下士子读书养气，此外，还组织学者编纂图书，发起大规模的历史文献整理活动，清儒修订《四库全书》便是其中典型一例。
2.3 清朝学者“坠典遗文，世资灌溉”的思想
已经亡佚的典籍文章，需要世世代代的人搜集补全。部分清儒的辑佚行为多出自内在的责任心，受到统治者稽古右文政策的影响较少。陈运溶的辑佚着眼于故乡湖南的古佚书。他的辑佚代表作为《湘城遗事记》。他抢救性地辑录湖湘方志、地理佚书、名人遗事。黄奭耗尽平生之力辑佚古代亡佚的书籍，累计有三四百种之数。“今传本民国二十三年刊本《黄氏逸书考》收书最多，凡291种”。这些清儒辑佚的出发点主要是抢救辑录古代亡佚的文献，丰富内在学识，其功利性较弱。
清代是辑佚发展的鼎盛时期。辑佚学是考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基于辑佚学发展的盛况，，为何“当时的考据学者，基本上没有一人不从事辑佚。”清代辑佚兴起的思想渊源，主要在于经学的兴盛，理学的衰落；清朝统治者“稽古右文”的思想政策；清朝学者“坠典遗文，世资灌溉”的思想。
参考文献
[1]喻春龙.清代辑佚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9页.
[2]赵尔巺.《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儒林二》[M].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
[3]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4]王謨.《汉唐地理书钞·序》[M].中华书局，1961版.
[5]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
[6]郑天挺.《清史》上编[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7]喻春龙.《清代辑佚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