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法属北非（马格里布）包括今天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三国。这一地区在三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数次巨变或冲击。二战之前，美国仅仅把北非看做是美法关系中的一个因素，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北非政策。战后随着北非战略重要性的日益增强，美国才开始认真考虑从战略高度制定对北非的政策。
二战后，法属北非对美国的重要性曾一度是间接的，因为在美国看来，苏联在北非并没有重要的利益。因此苏联不倾向于介入法国对北非的控制[1] （pp.59～60）。北非与法国隔海相望，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如果苏联在未来战争中占领了欧洲大陆，那么北非将又一次发挥二战时的作用，即盟国的反攻基地。除此之外，法属北非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对法国的战略、军事和政治意义，而并不在于对美国的意义。
从战略上讲，北非关系到法国本土的安全。法国在北非各国都拥有海军和空军基地，这既保证了法国控制重要的地中海通道的能力，又让法国能够抵挡直接来自海上或北非本土的攻击。从军事上讲，战后北非充当了法国预备役军人的主要来源地[2] （p.57）。战后初期由于人口一直增长缓慢，法国长期处于军队后备人员不足的状态，不得不依靠北非为其提供后备军。1952年1月，法国军队共有70万人，其中15%来自北非，而来自北非的职业军人所占的比例就更多了。但是战时北非籍军队并不驻扎在法国本土，而是派遣到海外属地，主要是印度支那和北非当地服役。1952年法国驻北非军队约40%是北非籍，共有约5.1万人；另有4万北非籍军人在印度支那服役[3] （CK3100406961）。在印度支那战场上，北非籍军人对法国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为印度支那战争中士官的减员率是非常高的，而北非是常规军，特别是士官的重要来源地。从政治上讲，法国看重北非的原因有二：一是保住北非就能让法国有底气宣布自己是地中海大国和世界大国，而失去北非就意味着海外领地对法国的离心力的增强和法兰西联盟的崩溃；二是这一地区有超过150万的欧洲裔人，其中法国人超过了100万[3] （CK3100406961），法国政府当然对他们负有保护责任。
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对缔约任何一方的攻击均被视为对缔约全体的攻击”，而第六条则详细规定了“缔约任何一方”的内涵，即“任意缔约国的领土、法属阿尔及利亚、欧洲任何缔约国的占领军队、所有缔约国在北回归线以北的北大西洋地区的所有附属岛屿以及上述区域内任何缔约国的船舶或飞机”[4] （p.193）。这样，阿尔及利亚就被纳入了北约的战略防御圈。1950年，美国同法国达成协议，在摩洛哥修建四个战略空军指挥基地、一个军港和一个海军航空站[5] （pp.1764～1770），这时北非才对美国具有更加重要和直接的战略意义[6] （p.195） [7] （p.12）。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前，北非基地的安全问题一直是美国对北非所进行的战略思考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北非的美军基地把法国和北非各自对美国的战略意义结合了起来，导致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一直认为保持法国在北非的地位是确保北非安全的最好方式，从而给“中间道路”奠定了“偏右”的基础。然而，面对北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美国又无法视而不见，因此“偏右”的发展也必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1949年，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为西方阵营的成员之一。在美国看来，法国在西方阵营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美法同盟确立之后，美国对法国这个百废待兴的“小兄弟”慷慨解囊，竭尽拉拢扶持之能事。从1948年到1952年，法国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了26.29亿美元的援助，占马歇尔计划援助款总额的20.2%，相当于意大利和西德获得援助的总和。1952年马歇尔计划中止后，法国为了应付印度支那战争的巨额开支，继续从美国获得援助。1950年6月至1954年5月，美国为印度支那战争提供了约36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相当于法国进行印度支那战争的全部费用的80%。同期，法国以“海外订货”的形式从美国获得的变相援助达9.43亿美元，相当于所有西欧盟国获得的订货总数的一半[8] （p.37）。
尽管如此，美法同盟绝非铁板一块，美国与法国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甚至相互猜忌。首先是美国对战后法国政局的不稳定和行政效率低下十分担忧。美国的这种担忧，从第四共和国成立之初一直存在到1958年第四共和国崩溃。根据1946年10月27日公布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第四共和国实行“议会内阁制”。议会（Parlement）分为“国民议会”（Assembleé）和“共和院”（Conseil de la République）两部分，立法权属于国民议会，政府（内阁）的权力也来源于国民议会，国民议会对政府实行监督，有权对内阁的纲领与政策表示赞成或否定。最重要的是，当国民议会投票表决对内阁表示不信任时，内阁便应辞职，因此事实上国民议会决定政府的存亡[9] （p.108）。
其次是法国谋求在大西洋联盟内部获得与美英平起平坐的地位的努力，与美国设想的西方阵营的运作方式之间的矛盾。早在1950年4月16日，法国总理皮杜尔就在里昂发表过演说，要求在大西洋联盟内部建立一个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组成的“大西洋最高和平理事会”[10] （p.17）。虽未指明，但很明显“少数几个国家”指的就是美英法三大国。1950年5月，三国在伦敦举行外长会议，法国正式提出了这一建议。与法国的建议相比，美国更倾向于三国建立一种非正式的会晤机制，同时加强大西洋理事会全体成员国集体协商机制的作用[11] （pp.59～60）。因此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英国外相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都劝说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放弃成立“三驾马车”的想法，而实行三国首脑定期会晤，辅之以一国外长与其他两国驻本国大使之间进行协商的机制[11] （pp.1033～1040）。这是法国首次提出“三国理事会”建议而遭拒。此后，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法国历届政府曾多次向美国提出类似的建议，但均未获得美国的认可[11] （pp.135，223）。法国的这一想法一直延续到戴高乐第二次上台和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后。 最让美国感到“头疼”的是战后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与美国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和对战后世界殖民地问题的规划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好地维持殖民统治，战时和战后法国历届政府对殖民地的统治策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绝大多数改革属于“换汤不换药”，法国从根本上依然试图按照旧的统治方式维持法兰西殖民帝国，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法属北非尤其如此。
而在美国看来，在北非问题上，法国若能以退为进让法属北非实现自治，将对西方阵营大有好处，首先，北非的自治会起到增强法国力量的作用，因为从长远来看，摩洛哥和突尼斯的自治和法国与之保持友好关系，可以使法国继续从这两个国家获得原材料[12] （pp.691～698）。其次，欧洲一体化也会因此而得益。欧洲统一思想的“传道者”之一查尔斯·H.博恩斯蒂尔（Charles H. Bonesteel）曾认为对北非潜在的财富进行开发，能有助于形成欧洲的联合与欧洲大陆复兴的基础[13] （p.45）。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法国可以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下继续从实质上控制北非。
因此，美国在北非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消极的中间偏右”的姿态：“偏右”体现在要求法国改变殖民统治方式或实施改革的前提下，从精神上支持法国继续拥有或控制北非殖民地，而“消极”则体现在美国没有像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时期那样，用给法国提供大量的物质援助的方式积极介入北非事务。
1954年10月5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Council）起草了一份名为《美国对法属北非（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政策》的文件，即NSC 5436号文件[3] （3100458630）。10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217次会议，对NSC 5436号文件进行修改，最终形成了NSC 5436/1号文件。这份文件标志着美国对法属北非的系统性政策的从无到有。作为战后第一个美国对法属北非的政策的纲领，NSC 5436号文件存在着以下特征：
首先，基本把握住了当时法属北非的总体局势对西方阵营的战略全局之间的关系。这表现在文件对在三个基本问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看法：一是北非局势的恶化对西方阵营的真正威胁究竟是什么？文件认为威胁“并非来源于苏联对其发动直接的军事袭击的可能性”，而在于“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与法国的立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不稳定状态，以及该地区的政治发展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穆斯林世界产生的影响”。二是产生这种威胁的根源是什么？文件认为根源是“历届法国政府以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民族主义者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通过妥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争端”。三是美国对北非的战略目标的重点应该是什么？文件将之确定为美国在北非的军事利益、即摩洛哥的军事基地的安全和维护。
其次，对法属北非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前景和发展方向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这也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措辞来看，文件考虑到了北非民族主义运动对北非局势产生的不利影响，指出“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摩洛哥和突尼斯获得独立，它们会愿意同西方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但我们无法保证它们会长期坚持这种政策”。但文件并没有把这种不利影响的产生仅仅归结为民族主义运动本身的性质和发展，而是充分考虑到了法国处理民族主义运动的方式和理念与这种不利影响之间的联系。二是文件认为影响法属北非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进行方式的因素有很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民族主义者们的目标得以实现的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对法国来说突尼斯在政治上比摩洛哥更为重要一些），这不仅取决于两国不同的特点，还决定于国际局势的发展，包括法国对自己在欧洲的责任所持的看法和印度支那失败之后法国对其海外领地的态度”。因此，只要这些影响因素都能朝着美国所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北非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可怕。三是没有对法属北非各国的独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给予足够的关注。“自治”是当时美国决策层考虑的最多的一种结果，而如前所述，“独立”只不过是最坏的打算。
第三，没有对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做出正确的估计。文件只用了小段文字简单提到了阿尔及利亚，而且这段文字并不在整个文件的显要位置。文件承认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对西方阵营的战略全局是有威胁的，因为“突尼斯和摩洛哥局势形成的压力，可能会把阿尔及利亚目前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民族主义者们联合成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同盟，在这个同盟中，即使是保守派穆斯林也会参加进来而占据一席之地。这将给法国和美国带来严重的麻烦”。但文件同时认为这种威胁只是“潜在的”，而且目前“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并没有对法国的统治和美法在该地的战略利益形成紧迫的威胁”。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美国对北非政策的基调，是既不想“得罪”法国，又想避免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落入苏联之手，还想保持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三个战略目标对美国来说是同等重要的，美国哪一个都不想放弃。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导致了在北非问题上美国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患得患失的心理状态。在面对“到底是否应当继续支持法国的北非政策”的问题时，美国始终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消极的中间偏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必然产物。
【作者简介】房建国，男，1981年生，山东青岛人，闽江学院历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冷战国际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参考文献：
[1]Yahia H. Zoubir.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Decolonization of the Maghreb， 945-62 [J].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5， （No.1）.
[2]C. Grove Haines. Africa Today [M].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3]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Z].Detroit， Mich.： The Gale Group， Inc.， 2008.
[4]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际条约集（1948—1949）[Z].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5]Department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V[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6]William Hubert Lewis. French-Speaking Africa：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M].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 1965.
[7]Irwin M. Wall.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gerian War [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8]张锡昌，周剑卿. 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9]Jean-Pierre Rioux. The Forth Republic， 1944-1958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Michael M Harrison. The Reluctant Ally： France and Atlantic Security [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11]Department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III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12]Department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V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13]Matthew Connelly. Diplomatic Revolution： Alger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二战后，法属北非对美国的重要性曾一度是间接的，因为在美国看来，苏联在北非并没有重要的利益。因此苏联不倾向于介入法国对北非的控制[1] （pp.59～60）。北非与法国隔海相望，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如果苏联在未来战争中占领了欧洲大陆，那么北非将又一次发挥二战时的作用，即盟国的反攻基地。除此之外，法属北非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对法国的战略、军事和政治意义，而并不在于对美国的意义。
从战略上讲，北非关系到法国本土的安全。法国在北非各国都拥有海军和空军基地，这既保证了法国控制重要的地中海通道的能力，又让法国能够抵挡直接来自海上或北非本土的攻击。从军事上讲，战后北非充当了法国预备役军人的主要来源地[2] （p.57）。战后初期由于人口一直增长缓慢，法国长期处于军队后备人员不足的状态，不得不依靠北非为其提供后备军。1952年1月，法国军队共有70万人，其中15%来自北非，而来自北非的职业军人所占的比例就更多了。但是战时北非籍军队并不驻扎在法国本土，而是派遣到海外属地，主要是印度支那和北非当地服役。1952年法国驻北非军队约40%是北非籍，共有约5.1万人；另有4万北非籍军人在印度支那服役[3] （CK3100406961）。在印度支那战场上，北非籍军人对法国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为印度支那战争中士官的减员率是非常高的，而北非是常规军，特别是士官的重要来源地。从政治上讲，法国看重北非的原因有二：一是保住北非就能让法国有底气宣布自己是地中海大国和世界大国，而失去北非就意味着海外领地对法国的离心力的增强和法兰西联盟的崩溃；二是这一地区有超过150万的欧洲裔人，其中法国人超过了100万[3] （CK3100406961），法国政府当然对他们负有保护责任。
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规定，“对缔约任何一方的攻击均被视为对缔约全体的攻击”，而第六条则详细规定了“缔约任何一方”的内涵，即“任意缔约国的领土、法属阿尔及利亚、欧洲任何缔约国的占领军队、所有缔约国在北回归线以北的北大西洋地区的所有附属岛屿以及上述区域内任何缔约国的船舶或飞机”[4] （p.193）。这样，阿尔及利亚就被纳入了北约的战略防御圈。1950年，美国同法国达成协议，在摩洛哥修建四个战略空军指挥基地、一个军港和一个海军航空站[5] （pp.1764～1770），这时北非才对美国具有更加重要和直接的战略意义[6] （p.195） [7] （p.12）。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前，北非基地的安全问题一直是美国对北非所进行的战略思考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北非的美军基地把法国和北非各自对美国的战略意义结合了起来，导致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一直认为保持法国在北非的地位是确保北非安全的最好方式，从而给“中间道路”奠定了“偏右”的基础。然而，面对北非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美国又无法视而不见，因此“偏右”的发展也必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1949年，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成为西方阵营的成员之一。在美国看来，法国在西方阵营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美法同盟确立之后，美国对法国这个百废待兴的“小兄弟”慷慨解囊，竭尽拉拢扶持之能事。从1948年到1952年，法国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了26.29亿美元的援助，占马歇尔计划援助款总额的20.2%，相当于意大利和西德获得援助的总和。1952年马歇尔计划中止后，法国为了应付印度支那战争的巨额开支，继续从美国获得援助。1950年6月至1954年5月，美国为印度支那战争提供了约36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援助，相当于法国进行印度支那战争的全部费用的80%。同期，法国以“海外订货”的形式从美国获得的变相援助达9.43亿美元，相当于所有西欧盟国获得的订货总数的一半[8] （p.37）。
尽管如此，美法同盟绝非铁板一块，美国与法国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着分歧甚至相互猜忌。首先是美国对战后法国政局的不稳定和行政效率低下十分担忧。美国的这种担忧，从第四共和国成立之初一直存在到1958年第四共和国崩溃。根据1946年10月27日公布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第四共和国实行“议会内阁制”。议会（Parlement）分为“国民议会”（Assembleé）和“共和院”（Conseil de la République）两部分，立法权属于国民议会，政府（内阁）的权力也来源于国民议会，国民议会对政府实行监督，有权对内阁的纲领与政策表示赞成或否定。最重要的是，当国民议会投票表决对内阁表示不信任时，内阁便应辞职，因此事实上国民议会决定政府的存亡[9] （p.108）。
其次是法国谋求在大西洋联盟内部获得与美英平起平坐的地位的努力，与美国设想的西方阵营的运作方式之间的矛盾。早在1950年4月16日，法国总理皮杜尔就在里昂发表过演说，要求在大西洋联盟内部建立一个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组成的“大西洋最高和平理事会”[10] （p.17）。虽未指明，但很明显“少数几个国家”指的就是美英法三大国。1950年5月，三国在伦敦举行外长会议，法国正式提出了这一建议。与法国的建议相比，美国更倾向于三国建立一种非正式的会晤机制，同时加强大西洋理事会全体成员国集体协商机制的作用[11] （pp.59～60）。因此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和英国外相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都劝说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放弃成立“三驾马车”的想法，而实行三国首脑定期会晤，辅之以一国外长与其他两国驻本国大使之间进行协商的机制[11] （pp.1033～1040）。这是法国首次提出“三国理事会”建议而遭拒。此后，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法国历届政府曾多次向美国提出类似的建议，但均未获得美国的认可[11] （pp.135，223）。法国的这一想法一直延续到戴高乐第二次上台和第五共和国建立之后。 最让美国感到“头疼”的是战后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与美国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和对战后世界殖民地问题的规划之间的矛盾。为了更好地维持殖民统治，战时和战后法国历届政府对殖民地的统治策略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绝大多数改革属于“换汤不换药”，法国从根本上依然试图按照旧的统治方式维持法兰西殖民帝国，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法属北非尤其如此。
而在美国看来，在北非问题上，法国若能以退为进让法属北非实现自治，将对西方阵营大有好处，首先，北非的自治会起到增强法国力量的作用，因为从长远来看，摩洛哥和突尼斯的自治和法国与之保持友好关系，可以使法国继续从这两个国家获得原材料[12] （pp.691～698）。其次，欧洲一体化也会因此而得益。欧洲统一思想的“传道者”之一查尔斯·H.博恩斯蒂尔（Charles H. Bonesteel）曾认为对北非潜在的财富进行开发，能有助于形成欧洲的联合与欧洲大陆复兴的基础[13] （p.45）。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法国可以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下继续从实质上控制北非。
因此，美国在北非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消极的中间偏右”的姿态：“偏右”体现在要求法国改变殖民统治方式或实施改革的前提下，从精神上支持法国继续拥有或控制北非殖民地，而“消极”则体现在美国没有像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时期那样，用给法国提供大量的物质援助的方式积极介入北非事务。
1954年10月5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Policy Planning Staff/Council）起草了一份名为《美国对法属北非（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政策》的文件，即NSC 5436号文件[3] （3100458630）。10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217次会议，对NSC 5436号文件进行修改，最终形成了NSC 5436/1号文件。这份文件标志着美国对法属北非的系统性政策的从无到有。作为战后第一个美国对法属北非的政策的纲领，NSC 5436号文件存在着以下特征：
首先，基本把握住了当时法属北非的总体局势对西方阵营的战略全局之间的关系。这表现在文件对在三个基本问题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看法：一是北非局势的恶化对西方阵营的真正威胁究竟是什么？文件认为威胁“并非来源于苏联对其发动直接的军事袭击的可能性”，而在于“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与法国的立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不稳定状态，以及该地区的政治发展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对穆斯林世界产生的影响”。二是产生这种威胁的根源是什么？文件认为根源是“历届法国政府以及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民族主义者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通过妥协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利益争端”。三是美国对北非的战略目标的重点应该是什么？文件将之确定为美国在北非的军事利益、即摩洛哥的军事基地的安全和维护。
其次，对法属北非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前景和发展方向持较为乐观的态度。这也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措辞来看，文件考虑到了北非民族主义运动对北非局势产生的不利影响，指出“尽管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摩洛哥和突尼斯获得独立，它们会愿意同西方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但我们无法保证它们会长期坚持这种政策”。但文件并没有把这种不利影响的产生仅仅归结为民族主义运动本身的性质和发展，而是充分考虑到了法国处理民族主义运动的方式和理念与这种不利影响之间的联系。二是文件认为影响法属北非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进行方式的因素有很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民族主义者们的目标得以实现的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对法国来说突尼斯在政治上比摩洛哥更为重要一些），这不仅取决于两国不同的特点，还决定于国际局势的发展，包括法国对自己在欧洲的责任所持的看法和印度支那失败之后法国对其海外领地的态度”。因此，只要这些影响因素都能朝着美国所希望看到的方向发展，北非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可怕。三是没有对法属北非各国的独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给予足够的关注。“自治”是当时美国决策层考虑的最多的一种结果，而如前所述，“独立”只不过是最坏的打算。
第三，没有对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做出正确的估计。文件只用了小段文字简单提到了阿尔及利亚，而且这段文字并不在整个文件的显要位置。文件承认阿尔及利亚的局势对西方阵营的战略全局是有威胁的，因为“突尼斯和摩洛哥局势形成的压力，可能会把阿尔及利亚目前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民族主义者们联合成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同盟，在这个同盟中，即使是保守派穆斯林也会参加进来而占据一席之地。这将给法国和美国带来严重的麻烦”。但文件同时认为这种威胁只是“潜在的”，而且目前“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并没有对法国的统治和美法在该地的战略利益形成紧迫的威胁”。
综上所述，战后初期美国对北非政策的基调，是既不想“得罪”法国，又想避免北非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落入苏联之手，还想保持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三个战略目标对美国来说是同等重要的，美国哪一个都不想放弃。这是典型的“冷战思维”，导致了在北非问题上美国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患得患失的心理状态。在面对“到底是否应当继续支持法国的北非政策”的问题时，美国始终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消极的中间偏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必然产物。
【作者简介】房建国，男，1981年生，山东青岛人，闽江学院历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史、冷战国际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参考文献：
[1]Yahia H. Zoubir. The United States， the Soviet Union and Decolonization of the Maghreb， 945-62 [J].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5， （No.1）.
[2]C. Grove Haines. Africa Today [M].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55. [3]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 [Z].Detroit， Mich.： The Gale Group， Inc.， 2008.
[4]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际条约集（1948—1949）[Z].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5]Department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V[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8.
[6]William Hubert Lewis. French-Speaking Africa：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M].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 1965.
[7]Irwin M. Wall.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lgerian War [M].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8]张锡昌，周剑卿. 战后法国外交史：1944—1992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9]Jean-Pierre Rioux. The Forth Republic， 1944-1958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0]Michael M Harrison. The Reluctant Ally： France and Atlantic Security [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11]Department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 III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12]Department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 V [Z].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13]Matthew Connelly. Diplomatic Revolution： Algeria’s Fight for Independe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st-Cold War Era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