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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冠华,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起任国家科委副主任,2001年2月—2007年4月任国家科学技术部部长。
徐冠华在国家科技事业领导岗位上工作了12年。这是中国科技改革和发展取得重要进展的12年。在主管全国科技工作期间,徐冠华领导、组织和推动了多项科技工作的新举措,中国科技沿着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道路,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
《规划纲要》:“未来15年的科技发展共识”
2006年初,《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发布,明确了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和总体部署,成为指导我国科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徐冠华直接组织参与了规划编制全过程。科技部是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挂靠单位,徐冠华担任办公室主任。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由来自各界的2000余名专家组成了20个战略研究专题研究组,有600家企业参加了规划工作,先后到124个地方和部门征求意见。科技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多次召开各方面专家座谈会,征求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意见。最终就发展战略问题,从“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指导方针、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到把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以及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放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位置等达成共识。
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研究,制定纲要的过程是社会各界就科技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并取得共识的过程。徐冠华说:“规划统一了科技界、教育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等对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认识。”因此,“规划成功的经验首先就在于它不是就科技论科技,不是科技界人士闭门造车,而是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充分讨论,取得共识。这些讨论又不是从项目开始,而是从战略开始,即从国家的重大需求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研究确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指导方针、重点领域,并制定改革和发展的战略。”
自主创新: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自主创新是贯穿《规划纲要》全篇的主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涉及科技以至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规划纲要”战略研讨前期,还是有很多不同意见:一些经济学家强调主要是发挥比较优势,依靠引进技术。科技界内部也是众说纷纭。
“这样的意见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有着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和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面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严峻挑战和对自主创新涵义的全面理解,大家在激烈的争论中最终统一了认识。”徐冠华说。
其实,徐冠华对自主创新的思考很早就开始了。1995年以来,他长期负责国家高新区的工作,几乎每个月他都要选择去几个高新区调研,每次回来都感觉充满信心,自称去“充电”。因为他目睹了高新区内一批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企业迅速成长,看到一个个高新技术的企业孵化基地和产业化基地迅速崛起,但他也看到一些高新区因走单纯招商引资的道路,濒临发展尽头的危险。
2001年,他提出了高新区“二次创业”的口号和实现“五个转变”的要求,核心是要实现从注重招商引资和优惠政策的外延式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转变。2002年,他提出调整以跟踪和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思路,大力加强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实现科技创新战略的转变。
“经过了这几年的发展,又经历了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在自主创新这个问题上大家有了更多、更新的共识。”现在,自主创新已深入人心,国家高新区已成为具有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技术创新基地,并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进程中的一面旗帜。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自主创新奠定制度基础”
《规划纲要》把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作为重要内容,提出了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徐冠华特别强调。然而,一开始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徐冠华坦言,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我是搞科学研究出身的,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一直做科学研究。那时候我们有一种认识,就是多出成果,多出论文,多获奖,就是为国家做贡献,很少也很难考虑市场对技术创新的要求。”
这种观念相当长时间内在科技界占统治地位。上个世纪80年代后,从应用研究院所转拨事业费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第一次使中国科技人员面向了市场。
“这是非常可贵的第一步,我高度认同当时的这项改革举措。”徐冠华说,“从1999年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向企业化转制改革开始,到2001年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的分类改革,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要求的研究开发新格局初步形成。这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又一重大部署。”
经过“十五”时期的发展,科研院所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转制院所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能力增强;公益类院所分类改革为国家集中财力加强公益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得到明显加强,大量科技人员进入市场创新创业,一大批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这些企业成为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
“为什么技术创新体系要以企业为主体?”徐冠华认为,“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它是技术、管理、金融、市场等各方面创新的有机结合。企业熟悉市场需求,有实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基础条件,可以为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保证,能够形成创新与产业化的良性循环。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有可能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迅速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真正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因此,抓住了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这个突破口,就抓住了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线。”
重大专项:“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载体”
国际经验也表明,重大战略产品和工程事关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一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有效带动相关学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提升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
政府如何选定重大专项?“科学决策、敢于决策、宽容失败。”这是徐冠华的答案。
事实证明,2001年7月,经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批准,科技部组织实施了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信息安全和电子政务、电子金融、电动汽车、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奶业发展、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等12个重大科技专项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提升了国家科技实力,而且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据统计,全国大部分省市、数十家产业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2万多名科技人员以及3000多家企业等参与了重大专项的实施。到“十五”结束时,已取得多项技术突破,申请国内外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近2000项,开发新产品、新材料1200多项,形成技术标准700多项,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各专项已培养出重大学科课题带头人1000多名,企业技术骨干1700多人,有近2000名博士和留学回国人员参加了重大专项,形成了一支由技术专家、企业家和市场中介人才组成的产业化队伍。更有意义的是,企业参与重大专项实施的比例接近50%,企业投入占总投入的1/2以上。重大专项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实施重大专项也是《规划纲要》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徐冠华认为,“重大专项是《规划纲要》中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核心任务,也是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规划纲要》确定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涉及信息、生物等战略产业领域,能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和国防技术。目前,大飞机、重大新药研制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已陆续启动实施。
此外,科技要引领未来,就必须对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科学、前沿技术研究给予稳定支持,进行超前部署。徐冠华强调:“这是《规划纲要》的又一亮点。”
“总体而言,除了加大投入、稳定支持外,在基础研究如何管理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更为重要。”徐冠华强调,把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的认识和管理严格区别开来,把市场性科技活动与公益性科技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是对科技管理规律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是科技管理思路的一个重大突破。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管理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的方式管理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同样也不能用管理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的方式来管理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
“在做了12年科技领导工作后,我更加注重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结合。”
在前不久刚举行的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徐冠华当选为理事长,继续为推动国家科技成果产业化事业分担解忧,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这是他强调最多的一句话,也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
徐冠华在国家科技事业领导岗位上工作了12年。这是中国科技改革和发展取得重要进展的12年。在主管全国科技工作期间,徐冠华领导、组织和推动了多项科技工作的新举措,中国科技沿着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道路,取得了许多重要进展。
《规划纲要》:“未来15年的科技发展共识”
2006年初,《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发布,明确了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战略目标和总体部署,成为指导我国科技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徐冠华直接组织参与了规划编制全过程。科技部是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挂靠单位,徐冠华担任办公室主任。在规划编制过程中,由来自各界的2000余名专家组成了20个战略研究专题研究组,有600家企业参加了规划工作,先后到124个地方和部门征求意见。科技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多次召开各方面专家座谈会,征求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意见。最终就发展战略问题,从“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指导方针、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到把能源、水资源和环境保护技术以及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放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位置等达成共识。
从历史上来看,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科技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研究,制定纲要的过程是社会各界就科技问题充分交换意见并取得共识的过程。徐冠华说:“规划统一了科技界、教育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等对未来15年科技发展的认识。”因此,“规划成功的经验首先就在于它不是就科技论科技,不是科技界人士闭门造车,而是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参与,充分讨论,取得共识。这些讨论又不是从项目开始,而是从战略开始,即从国家的重大需求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研究确定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指导方针、重点领域,并制定改革和发展的战略。”
自主创新: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
自主创新是贯穿《规划纲要》全篇的主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涉及科技以至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但是,在“规划纲要”战略研讨前期,还是有很多不同意见:一些经济学家强调主要是发挥比较优势,依靠引进技术。科技界内部也是众说纷纭。
“这样的意见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有着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和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面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严峻挑战和对自主创新涵义的全面理解,大家在激烈的争论中最终统一了认识。”徐冠华说。
其实,徐冠华对自主创新的思考很早就开始了。1995年以来,他长期负责国家高新区的工作,几乎每个月他都要选择去几个高新区调研,每次回来都感觉充满信心,自称去“充电”。因为他目睹了高新区内一批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企业迅速成长,看到一个个高新技术的企业孵化基地和产业化基地迅速崛起,但他也看到一些高新区因走单纯招商引资的道路,濒临发展尽头的危险。
2001年,他提出了高新区“二次创业”的口号和实现“五个转变”的要求,核心是要实现从注重招商引资和优惠政策的外延式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内涵式发展转变。2002年,他提出调整以跟踪和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思路,大力加强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实现科技创新战略的转变。
“经过了这几年的发展,又经历了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在自主创新这个问题上大家有了更多、更新的共识。”现在,自主创新已深入人心,国家高新区已成为具有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技术创新基地,并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进程中的一面旗帜。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自主创新奠定制度基础”
《规划纲要》把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作为重要内容,提出了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建设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徐冠华特别强调。然而,一开始人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徐冠华坦言,他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认识过程。“我是搞科学研究出身的,从参加工作开始就一直做科学研究。那时候我们有一种认识,就是多出成果,多出论文,多获奖,就是为国家做贡献,很少也很难考虑市场对技术创新的要求。”
这种观念相当长时间内在科技界占统治地位。上个世纪80年代后,从应用研究院所转拨事业费开始的科技体制改革,第一次使中国科技人员面向了市场。
“这是非常可贵的第一步,我高度认同当时的这项改革举措。”徐冠华说,“从1999年应用开发类科研院所向企业化转制改革开始,到2001年社会公益类科研院所的分类改革,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要求的研究开发新格局初步形成。这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又一重大部署。”
经过“十五”时期的发展,科研院所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转制院所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能力增强;公益类院所分类改革为国家集中财力加强公益研究工作创造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得到明显加强,大量科技人员进入市场创新创业,一大批科技型企业迅速崛起,这些企业成为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
“为什么技术创新体系要以企业为主体?”徐冠华认为,“技术创新首先是一个经济活动过程,它是技术、管理、金融、市场等各方面创新的有机结合。企业熟悉市场需求,有实现技术成果产业化的基础条件,可以为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资金保证,能够形成创新与产业化的良性循环。只有以企业为主体,才有可能坚持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迅速实现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真正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因此,抓住了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这个突破口,就抓住了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主线。”
重大专项:“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载体”
国际经验也表明,重大战略产品和工程事关国家长远和战略利益。一项重大战略产品计划的成功实施,不仅能够有效带动相关学科、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能够充分体现国家战略意志,提升国际地位,振奋民族精神。
政府如何选定重大专项?“科学决策、敢于决策、宽容失败。”这是徐冠华的答案。
事实证明,2001年7月,经国家科教领导小组批准,科技部组织实施了包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软件、信息安全和电子政务、电子金融、电动汽车、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奶业发展、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等12个重大科技专项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提升了国家科技实力,而且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据统计,全国大部分省市、数十家产业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2万多名科技人员以及3000多家企业等参与了重大专项的实施。到“十五”结束时,已取得多项技术突破,申请国内外专利和软件著作权近2000项,开发新产品、新材料1200多项,形成技术标准700多项,形成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各专项已培养出重大学科课题带头人1000多名,企业技术骨干1700多人,有近2000名博士和留学回国人员参加了重大专项,形成了一支由技术专家、企业家和市场中介人才组成的产业化队伍。更有意义的是,企业参与重大专项实施的比例接近50%,企业投入占总投入的1/2以上。重大专项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实施重大专项也是《规划纲要》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徐冠华认为,“重大专项是《规划纲要》中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核心任务,也是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规划纲要》确定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涉及信息、生物等战略产业领域,能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等重大紧迫问题以及军民两用技术和国防技术。目前,大飞机、重大新药研制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已陆续启动实施。
此外,科技要引领未来,就必须对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科学、前沿技术研究给予稳定支持,进行超前部署。徐冠华强调:“这是《规划纲要》的又一亮点。”
“总体而言,除了加大投入、稳定支持外,在基础研究如何管理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更为重要。”徐冠华强调,把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的认识和管理严格区别开来,把市场性科技活动与公益性科技活动严格区别开来,是对科技管理规律认识上的一次飞跃,是科技管理思路的一个重大突破。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管理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的方式管理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同样也不能用管理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的方式来管理面向市场的应用研究。
“在做了12年科技领导工作后,我更加注重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推动科技和经济的结合。”
在前不久刚举行的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徐冠华当选为理事长,继续为推动国家科技成果产业化事业分担解忧,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而推动科技与经济结合,这是他强调最多的一句话,也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